西路军·天山风云 第一部分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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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期间与盛世才谈判,主要是陈云和滕代远同志一道去的。有时陈云同志一个人去,有时是与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去的。


1937年8月下旬,共产国际来电要我到莫斯科。我到达莫斯科时,王明、康生已经离开莫斯科回国了。此时的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王稼祥。他告诉我,共产国际想积极援助我们,将原先运到边境上给西路军的一批武器,准备经外蒙运到延安去,让延安派人接收,并要我参与这一工作。他又说现在已经晚了,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再这样办就会影响国内的统一战线,所以党中央主动提出此时不便接受这批武器。于是,10月底我便与许光达、高自立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新疆住在南梁招待所。这时陈云同志已经回延安了,由邓发同志接替工作。


记得我第一次随陈云同志从莫斯科回国时,中央与共产国际还没有直接电报往来。我1937年11月初第二次从莫斯科回国时,捎回一批电讯器材,能建一台较大的发报机和电台联络讯号。后又带给我密码,以便到延安后,能与共产国际取得直接联系。1938年1月,我们50多人,全副武装,乘坐苏联援助国民党抗战物资的汽车直到兰州八办,而后乘汽车经西安回到延安。延安与共产国际的直接电讯联系是1938年三、四月间才建立起来的。当时我是军委三局二科科长兼无线电工厂厂长,邱均品是电台台长。为了祝贺直接电讯联系的成功,中央还给我和邱均品写了封表扬的贺信。1939年8月至1943年,中央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是通过专门设立的一个系统,当时由我负责专管这个电台和电报翻译。每次来电后先是交康生,后来由任弼时同志转中央。


林超——


我是工人出身,14岁就离开中国到海参崴远东造船厂做工。1930年我在船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船厂是5级工,每月140卢布,本身消费30卢布,剩下的钱都买了公债。我家庭是贫农,有母亲,但我没有捎钱给她。当时想法就是,只有帮助了苏联,各国革命才能搞起来。领导看我和别人不一般,1933年送我去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办公室主任是吴玉章。第三国际负责东方部的是米夫。学习内容很多,中文、俄文、东方史、西方史、革命史、政治经济、数理化、军事等。我因为没有上过学,很吃力,经常头痛,所以不愿学习了,要求回国。我往第三国际跑了三趟。1935年第三国际告诉我,批准你回国了,分配到新疆,具体工作和李立三接洽。1935年春,我搞了华侨的假护照,坐火车到巴哈顿,李立三就住在那里。李立三交代我的任务是以秘密工作形式了解西路军的消息,然后给我具体地讲了政治形势及技术方面的要求。


1935年5月,我到迪化。我买了房子后,在靠南门三角地的新安街开了个小杂货铺,和我发生单线联系的一个是汽车队里名叫亚科夫的汉族司机,一个是在机场里做地勤工作的。他们和我是东方大学的同学,都是中共党员。所需要的情报都是由刘长胜用密码写给我,寄来或者亚科夫跑哈密时带回来。刘长胜是边疆一带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化名王祥宝,住在伯力,常去海参崴,他当时在甘肃一带。我晚上将情报加工密写好,直接经过信箱寄给李立三,或者有汽车时带去。信皮写的是巴哈顿一个女人的名字,李立三就住在她那里。情报内容是西路军的活动情况,走到哪里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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