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将告诫溥仪:关东军司令官等于陛下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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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作者:爱新觉罗·溥仪 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一九三二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联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来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佐,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起先,他的身分只有关东军高参,从一九三四年起又增添了一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的官衔,这个官职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合适,我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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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爱新觉罗·溥仪


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一九三二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联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来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佐,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起先,他的身分只有关东军高参,从一九三四年起又增添了一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的官衔,这个官职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合适,我始终也没有认真去查问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义无论是什么,都不会说明吉冈的实际职能的。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不过,这职务一连干了十几年,也必须有他的本事。


有的书上说,吉冈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他当了关东军参谋,正好这时关东军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军之间的“联络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觉得他最为合适,因此当选。事实上,我在天津时有一段时间,经常听他给我讲时事,谈不上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先当了关东军参谋才恰逢其时的。如果说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满成立之后,溥杰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吉冈正好在这学校当战史教官。几乎每个星期日,吉冈必将溥杰请到他家做客,殷勤招待,培养了“友情”。不久,溥杰就听吉冈透露出关东军有请他到我这里任职的意思。那时他曾表示,如果他不作为关东军的高级参谋而来到满洲,他就不想干,因为忠岛比多吉(任“执政府”的咨议)和石丸志都磨都由于没在关东军里扎下根,所以全没站住脚。


后来,他果然以关东军高参的身分来到我这里充当“联络人”来了。他在未上任之前,先请溥杰到他家去做客,请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诉我,并且说希望我能预先为他预备好一间办公的屋子。我接到溥杰的信,因为早知道他对溥杰的殷勤照顾,“九·一八”事变前他叫溥杰透消息给我的事当然我更不会忘记,我觉得吉冈对我不坏,于是欣然照办,在他还没到长春之前,就给他把屋子预备好了。这件完全多余的举动,过了许久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给关东军看的。他在关东军眼里既有和我的不平凡的关系,在我的眼里以及其他“日满官吏”眼里又有关东军高参这张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冈很喜欢画几笔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请郑孝胥题了一首诗,又请我题了几个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带到日本,送给了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不久,这幅画在日本报纸上刊登了出来,并称誉吉冈为“采笔军人”。吉冈的艺术声名是否就从这次出现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指望这幅画带给他的,并不是什么“采笔军人”的称号,却是比这称号更有价值的,位于日“满”皇室之间的身价。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日本皇太后和我有了经常的往来,不断互相馈赠些小礼物,“联络人”就是这位吉冈。从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东京与长春的往来就更加频繁了。


他大约每年都要往返东京几次,每次临走之前,总要叫我做点点心之类的食品,由他带去送给日本皇太后,回来时还带回日本皇太后的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点心。那位老太太和我都闲着没事,我们又都有现成的做点心的师傅,彼此送来送去也都不费什么事。不过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冈每次带回来的点心,我总是叫别人先吃,我才敢吃。

当然,吉冈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满”皇室之间,这决不是他的擅自专断,但每次往返的内容,我相信主要是由于他的独创设计。比如有一次,他看见了我的四用联合收音机,忽然像发现了奇迹似的问我:


“这个机器也能Record(录音)?”


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程度和我也差不多,我们平时就中国话夹着英文,同时又用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楚。


“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


“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说说吧!嗯——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我照他说的日本音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地拿了起来。


“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贡给天皇陛下!”


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一挑一挑的。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觉着越不受用。和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


一九三四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皇太后给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冈的话是我最顺耳的时候。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他那时对溥杰说:“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说不能以手足相论,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


但是到一九三六年前后,他的话有了变化。这时他每天必到,我接见外国人时有他在旁“侍立”,他认为我该对什么人讲些什么话,也由他预先写好,由我照本宣科,每年一次“军管区司令”会议或“省长”会议,那是必定要叫我讲一次话,以示“鼓励”的。在他写好的台词上,免不了的是这类“协和语”:“努力日满亲善,作皇军的一翼”,“一心一德,达成大东亚圣战”,“断乎支援亲邦圣战”,等等。我可以见什么人、不可以见什么人,都由他决定。关于我祭祀祖先的事,关于各处陵寝的管理,田庄收入的处理,北京家族谁能来看我,他一概都要管。外边寄给我的信件,一律要先经过他看,起先,我还能看到外面寄来的信,帝制以后,一封也没有了。他这时最常说的话就是:


“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嗯!父亲的意思是要听的!哈!”


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在关东军和吉冈面前的辈分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


“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我是拿你当做自己的子侄看待的!嗯!”


有的书上说,吉冈和我的关系极亲密,这话也许是根据我对他的言听计从,向来不敢违犯一句说的。这也是实情,原因就是我就怕关东军怀疑我,而关东军是靠吉冈来了解我的。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对我的监视特别加紧,如限制关内亲戚来长春,检扣我的信件,等等,原因是防止我和北京天津的王公旧臣们联结起来,共谋在关内复辟,这是不符合他们分而治之的方针的。其实,这时我已经不敢存这个幻想了。


吉冈后来每天进“宫”极为频繁,也并没什么非谈不可的事必须见我。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疑心,他是成心想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查看我在干什么的。


我应付他的办法,就是只要一听说他到,我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免他起疑心。甚至他来时正赶上我在吃饭,我也立刻放下饭碗去见他。对于他,我算做到了“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程度。


后来,我每次和他见过面之后,总是提心吊胆,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当他一走,我必拿出铜钱来算一次卦,算算这次见面给我带来的是吉是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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