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院是个非常古老的行业。这第一个妓院的“总设计师”头衔,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宰相管仲头上。他挖空心思搞起了“国有色情企业”,利用妓女赚钱为国家创收。就因为这位名相这一大发明,后人嘲笑他的班子是吃“软饭”的。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官办妓院的妓女来自内外两条“供货渠道”:对外战争不断,俘虏的家属杀男不杀女,留下来就是为了给妓院补缺;对内处死犯人后他们的妻女也是该杀不杀,搞“刀下留人”的目的就是“开发利用”,用她们去扩充公家卖淫队伍。


同样的“色情丑闻”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多少年以后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也在这方面有了“新举措”,他开创了酒馆和妓馆“合营”的新途径,把妓女和酒捆在一起“销售”,让妓女既卖酒又卖身,把国家对酒的专卖业搞得“有声有色”。


进入明清两代以后,各种与此有关的史料记载又多又详实,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同样也是中国色情业的中心,给一些人的“方便”创造了条件。这些为达官显贵和文人雅士打造的“风流场所”多分布在内城,官宅和妓院的数量总是成正比的,达官贵人多,要求“方便”的就多,使得妓院和妓女数量猛增。皇帝可以“阅尽人间春色”,官员争相纳妾还嫌“编制”不够,于是就忙完“家里”忙“家外”,真可谓是上行下效,“跟朝廷保持一致”了。


那时的妓女往往是扶着栏杆卖唱招徕生意,“勾栏”这个词儿就成了妓院的别称,它形象地展示了一幅活生生的“妓女敬业图”。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勾栏”事业进一步规模化和商业化,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的商业繁华区,就像今天的酒吧一条街那样,妓院也开始扎堆,这一带是戏园子、茶馆、酒楼的集中地,吃喝玩嫖互相渗透,形成了“服务一条龙”。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当时的北京光“八大胡同”注册登记的妓院就达100多家,有名有姓的“专业妓女”就有700多人,而“送货上门”的“野鸡”和“暗娼”还不在统计数字以内。当时的色情业已经成了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妇女走投无路了就在这里“自投罗网”,为了活命只好拿自己的身子去换饭吃。


老北京的妓女根据地方特点也有“流派”之分,她们中分成了“南班”与“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的妓女档次较高,“色艺双全”,我们所熟悉的赛金花、小凤仙就是“南班”的佼佼者。不少高级妓女是达官贵人的“编外姨太太”,同样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因为靠近权力的“近水楼台”,也常利用“枕边风”办很多事情,包括买官卖官之类的风险事情,她们也敢充当“中间人”,并收取“好处费”。


这一等妓院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清吟小班”。顾名思义,“清吟”就是饮茶、下棋、说戏,给皮肉生意披上了一层美丽的文化外衣。出入“清吟小班”的嫖客多为有权势的人,当然也有些是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妓女题材的小说和戏剧曾经兴盛一时,也是作者在这里“体验生活”的结果。那时的妓院从名字上就可以分出个高下来,一、二等妓院名字听起来也雅,叫“院”叫“馆”或者叫“阁”,这里的妓女出手非常阔绰,有的呼奴唤婢,有的挥金如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官者当然就富了。三、四等妓院的字号也寒碜,叫“室”叫“班”叫“楼”叫“店”,也叫“下处”,这里的妓女多是受穷受气的主儿。


社会上对妇女最恶毒的咒骂莫过于“婊子”了,奇怪的是许多历史戏却争相歌颂“婊子”。杜十娘、柳如是、赛金花、小凤仙等美女都曾经是“婊子”,这些有品位有气节的妇女一个个都是“出污泥而不染”,似乎妓院不是“污泥溏”而是“大课堂”了,它为我们培养出许多“巾帼英雄”,成为民族的骄傲和学习的榜样。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些文人所写的那样,“高级妓女”不能代表妓女。实际上,妓院老板把妓院当成了“聚宝盆”,妓女的眼泪变成了他们财富的源泉。他们在这里毁了无数妇女,也腐蚀了许多有为的男人,还为社会添了可怕的梅毒和花柳病,妓馆和烟馆“双‘馆’齐下”,把当时的社会搞得乌烟瘴气。这妓院本身就是一座垃圾场,许多妓女在这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待青春过后人老色衰,就被赶出院门,开始了更悲惨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