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团队讲述出版幕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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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img]http://img9.itiexue.net/1377/13779705.jpg[/img] 环球人物201125期封面 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和编辑讲述出版幕后故事   朱镕基:一定要让老百姓买得起这本书 2011年9月10日,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北京秋雨萧萧,寒意袭人。从单位出来,繁华的路段,我们两位记者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拦到一辆出租车。一听去朝阳门,2.5公里的路,司机师傅有些闷闷不乐。然而走了一段,听到我们讨论的话题,师傅顿时来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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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201125期封面

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和编辑讲述出版幕后故事


朱镕基:一定要让老百姓买得起这本书


2011年9月10日,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北京秋雨萧萧,寒意袭人。从单位出来,繁华的路段,我们两位记者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拦到一辆出租车。一听去朝阳门,2.5公里的路,司机师傅有些闷闷不乐。然而走了一段,听到我们讨论的话题,师傅顿时来了精神:“你们是去采访朱镕基出新书这事的?能替我问个问题吗?他明年还会出书吗?再出,我还买。值呀!他写的都是大实话,不来虚的,那些宏观经济形势的大道理,他一说,我就懂了,还特过瘾。”


我们心里一暖,深感此次采访非常有意义。“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朱镕基讲话实录》上市两天,销售火爆,这只是笼统的陈述;未来的销售总量,也只是抽象的统计数字;而随处碰到的老百姓,提到“朱镕基”3个字时脸上迸出的光彩,是对这套书最形象、最生动的注释。


从1500万字里挑出120万字


“我们有个由五六个人组成的整理该书的领导班子,忙碌了8年时间。作为讲话实录,也是逐渐形成的。”在9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如此介绍。8年,掐指算来,从2003年朱镕基退休起,这套书稿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就已经展开了。


根据1990年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有此资格的出版单位仅限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出版社。黄书元介绍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书基本上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仅是近几年,就有《江泽民文选》、《xxx传》等书在该社出版。朱镕基的著作,也没有例外。


人民出版社经过慎重考虑,在2005年前后,指定副社长任超牵头,统筹负责朱镕基著作的出版工作。任超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第一天“到岗”的日子,他竟然没记住,当时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安排这套书的出版步骤,如何组织、调配人手。


书一出版,任超就累倒了。记者联系采访时,他还在病中。他告诉记者:“总体上说,这套书的问世经历了这几个阶段:最初是资料整理阶段,中间是编辑阶段,随后还有装帧设计阶段、校对阶段、审阅阶段,等等。”其中,前期的资料整理,是历时最久、任务最繁重的。直到2010年,才转入文字编辑工作。


“这五六年,我们社里前前后后至少有上百位同志,全身心投入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工作。”2名编辑参与前期资料整理和编辑,12名责任编辑参与后期书稿编辑,1名设计人员全程跟进装帧工作,校对、编审、出版和发行等方面的人员更多。


选择什么样的人参与朱镕基著作的印刷,是很有讲究的。他说,“既要政治可靠,经验丰富,编辑水平过硬,又必须有热情,甚至得有体力,才能承担得起这项长期的、宏大的工作。所以不能光选老同志,得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参与进来。”除此之外,专业背景也要搭配。学政治的、学历史的、学中文的、学经济的、学法律的……挑人的过程,几乎把社里中青年编辑的毕业院校和所学专业,从头到尾筛了一遍。


女编辑鲁静就是这样被选中的。她是历史学博士,在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室等多个部门工作了十多年。2007年11月,她被借调到“朱办”(朱镕基同志办公室的简称),参与第一阶段编辑工作。任超介绍她“这几年一直在该书编辑组负责”。


翻开《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说明》里介绍了参与编辑工作和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成员。除鲁静和另外一名编辑外,其他人均在经济学领域有不同建树。他们的工作是高度细致严谨的——既然是“讲话实录”,所有资料都来自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信件、批语。用黄书元社长的话说,“这几本书是讲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所以,搜集和整理的对象,主要是朱镕基出席重要会议和到地方、部门考察调研的会议视频、讲话录音、现场速记等。一遍遍看录像,一遍遍听录音,把他说过的话一字不漏地整理下来,仅此一项工作,就可以用“海量”来形容。全部形成文字后,总字数多达1500多万字。


鲁静告诉记者:“在这1500多万字里挑选文章,如何取舍,是这4年中最棘手、最难解决的事。因为每篇讲话都体现了实字和真字。”朱镕基给工作人员确定了一个挑选原则:凡是重复的、已公开发表的、别人代笔起草的,一律不收。据此,鲁静等人开始了漫长的整理过程。“背后的辛苦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加班加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为了核对一个人名、地名或者一个数字,经常要到处查资料、询问当事人或有关部门,花费几天甚至一周的时间。”


不仅是编辑们看,当时年近八旬的朱镕基自己也非常认真地看。如今,回顾这段浩大的资料整理过程,鲁静觉得,能亲身参与其中,将朱镕基总理思想最精髓的部分呈献给广大读者,这是终身的荣耀。


生命中最有激情的一年


2010年,按照朱镕基的“原则”挑选出来的初稿,共计120多万字,送到了人民出版社12名责任编辑的案头。12个人分成了4组,每3人负责其中一卷。如何分组也是精心考虑过的:3人必须老中青结合,其中必须有一人是学经济的。


学政治学的责任编辑阮宏波是最年轻的一个,出生于1980年。他被分到第三卷编辑组。起初,组里3人一碰头,发现没有真正懂经济的,赶紧跟社里报告,换了一个学经济的过来。“为什么一定要有学经济的呢?一拿到书稿就发现了,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经济。朱镕基被国外媒体称为‘经济沙皇’,不是没道理的,他的的确确是个行家。虽然他讲话深入浅出、简洁明了,但分税制、国有银行改革、国企改革等,都涉及许多专业知识。”


老中青三代人的结合,则从另一个方面保证了编辑质量。“‘朱办’对我们的工作是放手和信任的。责任编辑从文字、标点,到内容、篇章都可以提意见,但一定得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同一句话,老编辑看了觉得有问题,我们年轻人看了觉得没问题;或者,大家都对某个地方有疑问,但每个人的理由不一样。这时候,不同年龄段、不同经验的3个人,在一起争论就很重要。最终,会争出一个统一的意见,反映给朱总理那边。”


按规定,图书的出版一般执行“三审三校制”。但《朱镕基讲话实录》在短短大半年里,就经历了十几轮编辑、二十几轮校对。人民出版社对编辑和校对的要求,只有最简单又最难的三个字:零差错。为此,第一轮,每组看自己负责的那一卷;第二轮到第四轮,为避免阅读疲劳,轮流看其他组的三卷;第五轮,再回到自己组的那一卷……直到最后几轮,“停下,站到自己的责任田上,牢牢把住,你们就是负责这一卷了,一个字都不许有差错”。有了这种“魔鬼式”的编校过程,今天,阮宏波已能坦然而自信地说:“我肯定,这套书做到了零差错。”


对书的编排方式,在常用的“时间式”和“专题式”两种方案里,最终选择了“时间式”。即从1991年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到2003年总理任期结束,12年的讲话,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这样编排的最大好处,是能够清晰地看出朱镕基对中国经济全局的思考,也能看出他经济政策发展的全过程。如果拆分成银行、税收、国企等若干个专题,就会割裂了。”


书名是朱镕基自己定的。“现在领导人的著作,很少再用‘某某文集’这类书名了,从上一本《朱镕基答记者问》到现在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可以看出总理对书名的要求,还是简洁明了。”阮宏波说。


今年年初,全书基本定稿,出了一批征求意见的样书,送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相关领导审阅。“不少部委吃了一惊:这个朱总理会议上的讲话,怎么和我们部里存档的讲稿完全不同?一查,部委存档的是书面讲稿,但朱总理来了后,书面稿请大家自己看,他脱稿,就某个问题,即席讲话。”


如此大篇幅的即席讲话,真实再现了当年的场景,很多都充满朱镕基特有的“火药味”,或是充满了“解密高层会议”的味道。对这些,朱镕基都没有避讳。书送到当年曾挨批挨骂的部委、省市或企业那儿,结果没有一个提出要修饰、要抹去的。有的部委和省市一字不改,有的部委和省市还主动提供当时的照片和其他材料。


回顾这一年的编辑工作,阮宏波用了一个词——激情。“这是我生命中最有激情的一年。这激情来自于朱镕基性格的感染。文如其人,书如其人,编这本书,是在靠近他的真话和真心,感受他的激情和深情。这激情也来自于巨大的知识收获。首先是学到了大量经济政策和经济知识,然后是看到他处理高层事务和个人事务的智慧。”至今,阮宏波依然常常读自己任责任编辑的第三卷,书上贴满了标签和便条,书下面还压着一个本子,密密麻麻写满了读书笔记。


朱镕基亲自修改封面和结尾


对比年初征求意见的样书和现在正式上市的书,有两处明显的不同,一是封面,二是结束篇。这两点,正是根据朱镕基本人提出的意见而改的。任超告诉记者:“4月份朱总理带到清华大学去的书,封面还是白色的,用的照片是一张他表情比较严肃的。后来,朱总理在我们装帧设计人员提供的十几个封面中,选择了现在这个,红色的,微笑的。”


至于结束篇,编辑团队原先的构思,是以朱镕基2003年1月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的讲话《值得纪念的五年》作为结尾。“不但时间恰好合适,内容也水到渠成,完全可以收得住这套书”。但是,朱镕基决定末尾增加一篇他2003年2月在北京市看望一线公交职工时的讲话《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所有的修改完成后,2011年8月29日,人民出版社静悄悄地发了一条征订通知。当时,除了各地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外,几乎没有人留意到这条通知。10天后,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新闻发布会举行,除了出版方和学者,再没什么“大人物”出席。任超说:“朱总理对发布会的要求,就是不愿意有官员参加。他更关心全国各地同步上市,不希望北京上市了,较远省市或农村却买不到,那有失公平。所以,这次有些地方,书是空运过去的,确保同步上市。”


然而,再怎样低调,再怎样静悄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上市,还是举国轰动。这一幕和2009年《朱镕基答记者问》问世时的情况非常相似。那次,征订通知发出后,起初各地书店报来的数字并不多,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几经考虑,觉得可以“搏一搏”,首印数便在市场报数的基础上扩大了两倍。结果,上市两天,蜂拥而来的订单比首印数还多出两倍。“我打个比方说,开始各地只要10多万册,我冒冒险,首印数放到25万册。然后,短短48个小时里,市场爆发出来的需求量竟然是70万册。还好当时多多少少是有心理准备的,在纸张、印厂等方面都留了一手。不然48小时内,我们怎么来得及加印?”迄今为止,《朱镕基答记者问》的销量已达到100多万册,有的媒体估计已经超过150万册。任超强调说:“最难得的是,这100多万册,基本没有团购的。一本59块钱的政治类图书,靠老百姓一本一本地去书店买,卖到了100多万册,这在图书市场上是非常罕见的,也是远远超出我们预计的。”


有了《朱镕基答记者问》在前,今年对《朱镕基讲话实录》的销量是否有了更乐观的估计?对这个问题,任超沉思了很久:“这两本书,我们并没有刻意规划谁先出,谁后出,只是根据书稿本身的成稿速度来推出。客观上,《朱镕基答记者问》的成功,确实为后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朱镕基讲话实录》,我只能推测,它会接近或超过《朱镕基答记者问》的销量,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书上市了,心愿了了,忙了6年的任超“想好好休息一下”。和记者谈了一会儿,就体力有点不支。这个中秋节,他哪儿也没去,一是好好养病,二是还要盯着书的销售情况,好随时调整。“当时《朱镕基答记者问》是单册,而现在《朱镕基讲话实录》是四卷,大规模加印时,难度更大,4本书的封面色彩、裁切都要一致,这就是很大的工作量。现在中秋假期,我们几个库房、几个印厂都没有休息,正在加班加点,往全国各地调货、发货。”


说到这里,任超想起了另一件重要的事。“这4本书看上去比上本单册贵。《朱镕基答记者问》定价是59元,《朱镕基讲话实录》平装版是49元一卷,精装版是82元一卷,全套价格分别是196元和328元。但实际上,以平装版为例,为保证首次披露的272幅珍贵照片和30件总理手书影印件的质量,采用了双色印刷,平均每个印张的成本在2元左右,应该是标价60元才能挣钱。我们49元的定价算下来,每个印张1.5元,或许不会亏本,最多只有微利。我记得,上一本书,朱总理再三提的意见是,‘封面上的答记者问四个字要比我的名字大’。这一套书,朱总理再三提的意见是,‘一定要让老百姓买得起’。这句话,我们牢记在心。”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阮宏波说的那种“激情”。温和的鲁静、年轻的阮宏波、儒雅的任超,他们性情迥异,但谈到朱镕基这套书,他们几个人都散发出共同的光彩。也许,阮宏波的一段话,是对这种“激情”的最好诠释:“别的书,经常编完了就不想再看。朱镕基这本书,编的时候看了十几遍,可现在拿到书还想看。我的儿子才两岁,等他大一点,我一定要告诉他,去看《朱镕基讲话实录》。不是因为我参与编辑了,而是因为它值得!”


环球人物杂志《朱镕基真话实录》组稿:


朱镕基:解决百姓住房不是盖高楼大厦


朱镕基:我行得正坐得稳敢于揭发你的歪风邪气


朱镕基:物价大幅上涨使整个宏观经济绷得很紧


朱镕基新书再现“铁腕宰相”风采



本文内容于 2011/10/3 19:06:51 被t233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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