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41期 作者:徐琳玲 吴鸣 原题为:冯玉祥百变军阀

没有一个民国时代的军阀像冯玉祥的名头这么多:基督将军,布衣将军,反戈将军,模范军阀,这些繁杂的称号后面,是冯玉祥的多变,利益与理念,是考察冯玉祥多变的两个指标

综观冯玉祥一生,他曾多次背叛上司:一九二三年卷入驱逐黎元洪的活动,次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又发动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后来又推翻段祺瑞;中原大战期间,他与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等人不间断地合纵连横、勾心斗角、敌友无常;在思想观点上,皈依***、亲近过苏联到后来的三民主义,这使得一些人认为他反复无常、翻云覆雨。

国民军系将领徐永昌曾批评冯玉祥历来是“论变不论常”,“显得多少有点时髦肤浅”。而冯氏的追随者们认为,这正是他思想进步的表现,“是主张正义,不得不尔;是顺应潮流,跟着时代前行。”

保定城很多地方都在拆迁,但是西康各庄好像被人遗忘了。

听村里老人说;原来这叫大康各庄,马路东边还有个小康各庄,后来这里叫西康各庄了,路那边也就变成东康各庄了。沿街一排的小门面,卖驴肉火烧的、修车的、卖杂货的,还开着几家旅馆。

冯玉祥的大部分童年和少年时光在这里度过。1948年土改,村里还给冯家分了三间房和几亩地。后来,“土地证不知给谁卖了”。

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一听说冯玉祥,老人家们都来了精神,七嘴八舌地讲起他们所知道的。

80年代,村里小学立起了冯玉祥的雕像,据退休老校长李志强说那是“全国最好的冯玉祥的雕像”。他曾给邓小平写过信,想在康各庄办学校,建历史博物馆,信是冯玉祥次女冯弗伐转交的,因为经费问题不了了之。

冯弗伐和家人回过一次村。在老村支书家里吃了饭。

李志强的父亲曾在冯玉祥办的民生小学读过书。这些年,他和冯家一直保持着联系,看到媒体报道冯玉祥有失实的地方,他还找过对方。

冯弗伐去世前,李志强收到治丧委员会给他的信,通知他代表康各庄去参加她的追悼会。

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开始大规模地编练新式陆军。保定成为当时全国的陆军训练中心。东关外,兵营林立,军旅阵阵,口号声、脚步声、军号声响彻云天。

这些新气象扰动着一个20岁淮军副教习的心。淮军弥漫着的颓废陈腐之气,让冯玉祥十分沮丧,他得到了几本袁世凯写的练兵小册子,大为赞叹。在同伴带动下,该年4月,冯玉祥转投袁世凯门下,成为武卫右军第三营左队左哨六棚的一名正兵。

凭借着才干、勤奋和不可遏制的进取心,这个大块头的年轻人很快脱颖而出。他接连晋升,从副目、正目、哨长一直到队官,并在所有的考试里名列第一。他成了军官争抢的人才和同伴们妒忌的对象,他们给冯取了一个绰号——“外国点心”。

光绪三十年,冯玉祥所在的武卫右军改编为北洋“第六镇”,归段祺瑞统制。标统陆建章一眼看出这个年轻人的远大前程,他把内侄女许配于冯,着力栽培他为自己的亲信。

凭借着精锐的“北洋六镇”,袁世凯顺利摘得辛亥革命的果子——中华民国大总统。陆建章任命冯玉祥为营长,令他招募、训练新兵,这是冯玉祥一生创建自己军队的开始。

1914年,袁世凯称帝,冯玉祥的部队被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他在7年间培养起一支绝对效忠于他的骨干力量。4年后,当段祺瑞试图免去冯玉祥旅长一职,官兵闻讯大哗,几乎酿成一场兵变。段祺瑞只得请出陆建章来收拾僵局,不久,冯重新获得对他部队的指挥权。

民国初年的政治纷乱,使得冯玉祥和他的军队走南闯北,一次一次地经受磨砺,并不断地壮大。在北洋系的大小军阀中,他开始声名鹊起。

“忽是革命,忽不是革命”——从“北洋军阀”到“革命军人”

宇翔园里松柏参天,一座座京式老建筑安静矗立,落叶声沙沙,熟透了的柿子掉了一地。很难想象,京郊南苑机场有这么一处古意盎然的所在。

大门口挂的一块铜牌写着“南苑兵营司令部旧址”。门卫挡住了记者,说必须事先预约才能进入参观。

这里是袁世凯北洋陆军第六镇司令部驻地。1922年到1924年间,被架空为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在这里度过了韬光养晦的两年。他苦心训练军队,结交中外要人,同时也卷入错综复杂的中央权力斗争。他将以一个重要角色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1922年,督军河南仅5个月的冯玉祥接到北洋政府的免职令,命他回京任陆军检阅使的虚职。他把自己的全部兵力搬回京郊。相比8年前离京赴川,他的人马已从五六千人扩充到共二万之众。

此时的冯玉祥已是一个闻名全国的人物了。他在常德、河南任上卓越的改革政绩,尤其是他的军队所实践的“真爱民、不扰民”,赢得了华北民众普遍的好感。当年,英文《每周评论》杂志评选“12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冯玉祥名列第二,仅次于孙中山。

调冯玉祥入京是吴佩孚的主意。冯吴素来不和,两人关系在冯督豫时恶化:一是因为冯枪杀了吴佩孚的亲信鲍德全;一是因为他在河南任上没收了赵倜财产,全部充了公,并抵制了吴佩孚要钱;最重要的,“以其练兵之长才及全军之战斗力强与内容充实,久为吴眼中之刺”。吴佩孚还想以保举他当“库仑都护使”为名,将冯玉祥逐出京城。

此时执掌北洋政权的直系集团已分裂成津、保(曹锟)洛(吴佩孚)三派。回京之前,冯玉祥先去保定见曹锟,一见面就跪在地上号啕大哭。曹慌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冯说:“吴玉帅对我毫不体谅,使我动辄得咎,啼笑皆非”。直到曹向他再三保证后,冯玉祥才平静离开。

1923年,曹锟操纵总统大选,以每张选票五千大洋的价格收买参众两院议员。作为曹派人物,冯玉祥没有直接参与贿选操作,但是以“索饷”、辞职等等举动,逼得黎元洪出走、张绍曾内阁总辞职。

这为冯玉祥招致社会各界广泛的责难。全国各地均通电否认曹为“候选总统”。安徽旅宁学生团体致电冯玉祥说,“惟年来闻公政绩,未尝不引为军阀中之优秀者,满冀公始终自爱……不意此次曹欲攫取领袖逼走元首,都门鼎沸,举国震动,中外报纸,皆指公为曹氏之功臣,新华门逼宫一剧,在全国已尽知,不愧为曹氏一走狗……军人之模范,更如是乎?呜呼,公其休矣。”一些地方的基督徒指责他的所为违背了宪法,并告诫他要安分守己。

舆论强烈地刺激着冯玉祥。他一向视声誉为性命。如今,他必须要在世人面前与曹锟划清界限,挽回自己的社会形象。

1924年2月,冯玉祥续娶李德全。在他们的婚礼上来了一位特殊来宾——张作霖的亲信副官马炳南,他带了一份厚重的贺礼——一批军火和150万的军饷。马炳南后来透露,他们与冯就联合倒直进行了实质性会谈。

9月,张作霖趁江浙战起,率大军17万入关,吴佩孚统率25万大军迎战。两军在热河、山海关等处交锋,均用海军、空军参战。当时,冯部被调遣在喜峰口一带与张作霖作战。

幕僚石仁麟记录了兵变的全过程。“冯仅少数轻装前进。每到一地(冯)即以电报报告其行踪,取信曹、吴。并借口修路,把炮兵火力潜伏在沿路两旁的城镇,不露神色,待吴佩孚嫡系部队第三师开赴山海关前线后,立即班师回京,由孙部策应入城,包围总统府。胡部得讯亦由前线反戈,会师一处,驱曹倒吴,宣告主和,拥段。”

23日清晨,北京市民一打开门,发现街头有大量佩带“誓死救国,真爱民、不扰民”白色臂章的冯军站岗,才知道京城内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11月2日,曹锟被迫向参众两院通告辞职,贿选政府被完全推翻。

回京后,冯玉祥和胡景翼、孙岳等人聚集北苑召开善后会议,组成国民系。冯玉祥情意恳切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并让教友马伯援带着自己的亲笔信赴广东面见孙氏,他在信中说,“先生党国伟人,革命先进,务希即日北上,指导一切。”

这让孙中山欣喜万分,频频回电劝勉冯玉祥,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两日后乘永丰舰离粤北上。

冯玉祥显然对如何“善后”思想混乱。他在邀孙北上的同时,也邀请了段祺瑞出山。冯曾对张绍曾说:“一方面,我派人南下欢迎孙中山北来,做我们的导师,支持和平会议,组织政府,实行孙中山《建国大纲》里所写的那些政策”,“我还想让你当总理,叫老段主军,你主政,中山先生做总统,我们这些人都听从指挥。把中国治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

在天津日租界,冯玉祥、张作霖等和段祺瑞进行了一次三方会谈。出于各方压力和利益考虑,冯玉祥选择放弃孙氏,和张作霖联合拥段祺瑞上台。

11月14日,段祺瑞宣誓就任临时执政,并颁布《临时政府组织条列》。

很快,张作霖违反与冯玉祥的秘密协定,派重兵进入山海关,对冯部国民军形成强大的威胁。11月24日,冯玉祥宣称下野,避居北京西郊天台山,并邀吴佩孚和他一起出洋,来证明自己发动政变并无私欲,如今功成身退。

12月4日,孙中山到达天津,冯玉祥派部下去迎接。12月31日,孙到达北京,冯玉祥已奔赴张家口,就任段祺瑞执政府委任的“西北边防督办”。

孙中山抵京后病情恶化,住进协和医院。冯玉祥把孙的安全职责交给心腹——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他先后住离京、津不远的天台山、张家口,但始终没去见孙中山,仅派夫人李德全前往探视。

冯玉祥的苏联军事顾问维马普里马科夫在其日记里写道:

冯玉祥把日本的朋友、张作霖的仆从段祺瑞留在总统的宝座上,使自己失去了政府的支持,处于荒谬的政治地位:虽说他是京城的实际主宰者,可是那里却有个随意逮捕国民党员、镇压街头游行示威的敌对的总统及警卫旅。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提供了共同犯罪的条件。

领导人物在政治上的动摇,使国民军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使它在众多敌人面前陷于孤立。

政治上陷入孤立的冯玉祥开始急切地寻求外国援助。从1924年开始,他所表现出来的改革意向和革命言辞,也引起苏联的关注,认为他会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整个1925年,冯玉祥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了武器、金钱、顾问和军事教官。他开始研读孙中山思想,赞赏其民族主义的观点,并分发300本孙的《民族主义》给部下。

然而,在一封苏联顾问写给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信中,对于“冯玉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是军阀,还是革命者?”这一判断上,他们感到极为困惑。

1925年底,国奉两系战争最终爆发,国民军战败。冯玉祥通电下野后,带着妻儿取道蒙古访问苏联。他一边考察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体制,一边和国内遭受重大失败的部队保持联系。

综观冯玉祥一生,他曾多次背叛上司:1923年卷入驱逐黎元洪的活动,次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又发动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后来又推翻段祺瑞;在思想观点上,皈依***、亲近过苏联到后来的三民主义。这使得一些人认为他反复无常、翻云覆雨。

国民军系将领徐永昌曾批评冯玉祥历来是“论变不论常”,“显得多少有点时髦肤浅”。而冯氏的追随者们认为,这正是他思想进步的表现,“是主张正义,不得不尔;是顺应潮流,跟着时代前行。”

冯玉祥自己常常引用陶渊明的话“觉今是而昨非”。他自比春秋末期卫国大夫蘧瑗,说“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他确实区别于一般的军阀,好学不倦、总希望跟上时代潮流。对于只受过一年零三个月正规教育的半文盲男子来说,他读书之多是惊人的。美国学者薛立敦曾评价说,“他可能是比其同时代的军阀更易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人。然而,教育上的缺陷让他总是落后一拍。”

这可能是20世纪初中国的普遍思想状况。即使是知识精英们也依然徘徊在众多思想和主义之间。因为冯玉祥的地位和所掌握的军队,他的“反复无常”,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时局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溘然病逝。这位在位仅41天的临时大总统和他的“三民主义”,幻化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此后,任何谋求政治权力的人,都开始宣称自己是孙氏思想的信奉者与继承者。

这一年,冯玉祥开始听说一个名字——蒋介石,一个野心勃勃、坚定追求权力的军人。

在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冯玉祥在徐谦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两周后他派使者赴粤办理正式的入党手续。6月30日,蒋介石电邀冯玉祥南下共商大计。冯回致密函,称“毅然加入国民党,与诸同志联合战线奋斗”。

1926年8月,国民军在直奉晋军阀联合进攻中溃败。冯玉祥带着450万卢布苏联援助紧急起程。9月16日,他赶到绥远五原县,出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站在土台上,冯玉祥慷慨激昂地发表著名的《五原宣言》,追述了自己的戎马生涯,历数功过,说自己“过去没有明白革命的旗帜,”“这次要赤裸裸地说出来,使国人知道,我做的忽是革命,忽而不是革命,其缘故是什么回事”。他第一次公开了自己国民党身份,表示从此完全接受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做一个革命的三民主义者。

从此,这位北洋军阀集团的实力派人物,正式成为“革命阵营的一员”。

“把兄弟”间的恩恩怨怨

卖熟玉米、茶叶蛋的小贩在站台吆喝着,污黄的纱布上冒着腾腾热气。候车室的检票口,几个中年女人嗑着瓜子,懒洋洋地晒着午后的秋阳。陇海线上的火车来来往往,很少有乘客会留意这个靠近徐州的皖北小车站——黄口。

1927年,蒋介石乘专车从徐州东来,冯玉祥乘专车从兰考西来,两人在这里第一次会面。在军乐声中,两人商定从此携手“为三民主义奋斗”。

“五尺多高,很瘦的身材,两个眼睛凹进去,说起来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20年后,冯玉祥在大洋彼岸回忆了对蒋介石的“第一印象”。

1927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分裂成武**南京两派,再加上占据北方的张作霖,出现了3个政权对峙的局面。统辖豫陕甘三省,控制着陇海、京汉铁路交叉口的国民党员冯玉祥,一下子成为蒋介石、汪精卫都极力争取的对象。

对于双方的拉拢,冯玉祥采取了两面手法,一边派刘骥为驻武汉代表,一边派熊斌为驻南京代表。当宁汉两方都委任他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时,他均不就职,仍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自居。

蒋介石最终用“雪中送炭”打动了冯的心。坐拥重兵的冯玉祥也有烦恼——西北穷苦,40万大军的军需供应始终是个难题。他的秘书高亚兴回忆,黄口会面后蒋“马上就拨给他几十万块钱,以济燃眉,并允以设法接济”。在约冯会谈时,汪精卫曾对张国焘说:“我真不大敢相信冯玉祥会支持我们。恐怕在他看来,我们武汉已经是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了。”

在宁汉之间,冯玉祥做了选择,虽然婉拒蒋要他“向武汉进兵”的提议,在“清党”和联合北伐上都决定和蒋结盟。宁汉合流后,蒋介石被迫下野,南京群龙无首,冯玉祥为张宗昌奉鲁联军进犯所苦。于是,他再三呼吁迎蒋复职,并约阎锡山一起拥蒋出山,还派出部下张之江等东渡日本迎蒋回国,电文说“介公一身紧系党国安危,无论如何艰辛,无论如何谤毁,必须努力完成革命工作。”

冯玉祥后来痛陈蒋介石之“忘恩负义”,此为一出。

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成婚。冯玉祥派夫人李德全和秘书长何其巩前往祝贺。

第二年冯玉祥大败张宗昌,蒋介石再次专程从南京到河南与冯相会。在郑州,两人交换兰谱,作了盟兄弟。蒋送冯的帖子上写着“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冯回赠“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

参谋长石仁麟回忆,在河南省府礼堂拍照纪念结义时,冯蒋二人为谁居左而礼让不休,冯说蒋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说冯年长为兄。最后,拍两张照片,两人分别居左,“以表示既讲公谊又讲私情。”

从此,蒋给冯来电必称“焕章大哥”,冯去电必称“介石我弟”,煞是亲密。郑州会谈时,两人商定了北伐大计,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挥师北上。

为使冯玉祥更加卖力,蒋介石向冯玉祥许下诺言:如攻克平津,即以冯部将领鹿钟麟担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韩复渠任河北省政府主席。这让一直没有好地盘的冯玉祥非常高兴,驱军疾进,在山东境内遭遇了直系悍将孙传芳的部队,苦苦相持后才攻下。

5月30日,蒋介石背着冯李二人,与阎锡山秘密会面。据说,当阎极力劝说蒋把平津分给他,蒋还非常犹豫。阎说:你看看谁没有吃过他的亏。蒋听闻此言,立刻下了决心

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和驱逐末代皇帝出宫时,曾向北京富豪大户摊派捐款。当北平绅商听说冯卷土重来,无不戒惧。公推王士珍为首组织治安维持会,欢迎阎而反对冯。此外,冯玉祥与苏联的关系,也让北京上层外交使团对他心生芥蒂。

蒋介石于是以民意为由,让阎锡山任平津卫戍总司令,商震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按北伐收复平津战役的功劳,冯部出力最多,阎部出力较少。这让冯玉祥大为光火。之后称病,不参加北平举行的善后会议。

“蒋介石食言,主要是因为恐惧当时第二集团军的兵力最强大。”冯玉祥的小儿媳、冯史研究专家余华心说;“当时,四大集团军都想扩大势力范围。”

冯在李宗仁“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调停劝说之下,才动身北上。蒋介石自知亏待了冯,为安抚他的情绪,任命冯的部将孙良诚为山东省主席、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市长。

磕磕碰碰的编遣会议终于在南京召开。身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的冯玉祥提出了“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的方案,主张各集团军部队混合来编,军权归中央统一掌握,各军总司令均到中央供职。所以,“把自己的实力全都摆在了桌面上,连有多少门炮、机关枪都说了。”

幕僚石仁麟认为冯玉祥的想法是“太天真”,自认为四大集团军中他与蒋关系拉得最紧,想联合蒋控制一切,“没想到蒋对他早有戒心,绝对不愿冯的力量能和他分庭抗礼。”

最后,阎锡山看穿这一着,提出四大集团军各编11个师,另设立一个中央编遣区,也编11个师,归蒋介石掌握,这样,“拆散了冯蒋合作关系,最大程度地便宜了自己,也讨好了桂系”,这个方案得到蒋、阎、李的认可,顺利通过。按这个方案,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最强大,首当其冲地成为“削藩”的对象。

编遣不成,桂系首先发难,蒋桂战争爆发。冯玉祥按兵不动,一面应付老蒋,表示服从中央。蒋为防止他两面讨好,公开发表了冯给他的电报。冯又向李宗仁表示,此举只是为了麻痹老蒋。同时密令韩复渠紧急行军,抢夺两广地盘。韩问布告内容是写“讨桂”还是“讨蒋”,冯说,“哪方都不写。你仔细观察,若桂系胜了,就填上蒋逆,若蒋胜了,就填上李、白逆。”

冯玉祥脚踏两条船,结果两头都不讨好。打败桂系后,蒋介石拉拢冯已没有必要,于是命令部下抢在冯部到达48小时之前占领了武汉三镇、并通电山东省主席孙良诚,不得在日军撤出后接收济南,随后在山东聚集重兵,活生生从冯玉祥手里抢了地盘。

困于西北的冯玉祥一直渴望拥有港口和铁路,部下孙良诚虽然担任山东省主席,因为青岛和胶州铁路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始终未能完全如愿。蒋桂开战时,为稳住冯玉祥,蒋介石派邵力子赴豫会谈,除许诺200万,还答应让他完全控制山东全境。

如果不是山东被夺,这对把兄弟之间还不至于兵戈相见。就在冯蒋破裂前3个月,参谋长吴锡褀接到冯玉祥电报,命令他和时任河南代主席邓哲熙在郑州为蒋介石树立铜像。吴、邓都觉得极为不妥,“一方面感到给活人立铜像还没见过,另一方面想到中国这些年来,许多头面人物常常今天你兄我弟地亲亲热热,保不定明天就会你匪我贼干起来。”

吴锡褀硬着头皮到南京禀报,冯玉祥听后哈哈大笑:“你回去对石参谋和邓厅长说,吃喝嫖赌赵匡胤,黄袍一加身,就是大宋的几百年太平天下,人民百姓都受益,我看蒋总司令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人物,你告诉石大先生和邓等,别在那里一吊钱压在大杠上想三想四了。”

山东事件,让“把兄弟”公开决裂。一边厢,冯部将领刘郁芬、孙良诚等28人联名通电“护党救国”,要求蒋下野,并拥冯为“护党救国西北路总司令”。另一厢,南京方面宣布开除冯的党籍和一切官职,着令缉拿军办。

正当这个关口,不愿听命西撤、放弃地盘的韩复渠突然离冯而去。他说服石友三和马鸿逵等几位高级将领一起投靠了蒋介石。三人带走十余万精兵,约占冯玉祥的三分之一。不久,杨虎城也脱离而去。

韩、石背叛的消息传到华阴,正在和幕僚商议军事的冯玉祥如同晴天霹雳,他顿时脸色苍白,精神颓然。之后日夜哭泣,咒骂自己,自掌嘴巴。这是冯玉祥练兵以来第一次遭遇重大危机,团结破裂,军心动摇,全军对他个人的忠诚度也受到了严重挑战。

“如果他当时把自己的全盘战略计划说出来,而不是像对小孩子一样地训斥他们。结果是怎样,都很难说。”余华心惋惜说。冯的一名老部下坚持认为,如无此兵变,“冯必能胜。”

1929年5月27日,冯玉祥通电下野,讨蒋一事暂告中断。

多年之后,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他印象中的蒋、阎、冯三人:“蒋为人严肃,杀气很重,看上去有些劲儿劲儿的”;阎锡山“则是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其人喜愠不形于色”;“冯玉祥外表既不严肃,也不深沉,属于兴之所至型的”,不过,按李的评价,“也是一老谋深算的政客”。

阎是仇人”

1929年5月底,一直保持中立态度的阎锡山忽然对出洋游历也来了“兴趣”,电冯称愿与之结伴出洋。

冯和阎之间是有梁子的。早在北伐前,阎锡山曾参与直奉的“讨赤联军”,攻打过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时,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打到靠近保定,遭遇奉系精锐王牌部队的猛烈攻击,曾向冯玉祥求援,冯以无兵可调拒绝了。李宗仁回忆:“冯并非无兵可调,只是报复阎当年在南口战役时趁人之危收编了不少冯部兵力。”

1929年的《字林西报》展示过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电报喜剧”:两人电报往返,大谈出国漫游的乐趣。阎称此后两人将“形影相随,逍遥海国,其乐何极”,冯则唱和之:这是他向往已久的,他正在作行前准备,阎若先启程,望在柏林等他云云。

在阎的邀请下,冯玉祥兴冲冲地奔赴山西共商反蒋大计。在晋祠,阎锡山一边盛情款待冯玉祥,隔三差五携公子、夫人前去拜访,商谈反蒋策略。另一边到北平“检查身体”,与蒋介石密谈,讨价还价。

3个月后,当冯玉祥移至五台山下的建安村时,被阎锡山软禁起来。住所周围重兵把守,村外有铁丝网阻拦,通往外界的公路挖有壕沟。冯得知上当受骗后,非常愤慨,要求见阎不成,几次强行出村,均被看守他的卫兵集体下跪“劝回”。

参谋长吴锡褀路过太原,去看探望被软禁的冯玉祥,正碰上冯在上课。老先生比今喻古、煽风点火,引得冯玉祥大骂蒋介石不止。这让吴锡褀非常忧虑:当时西北军贫困交加,鹿钟麟等冯部将领正设法和蒋介石拉关系,“一来可以骗点救济,二来联蒋对阎,好让阎无法居冯为奇货,以解救冯的被困”。“谁想到款还未领齐,领运的东西也未过郑州,冯又受了阎的欺骗”——在阎的怂恿下,冯军已首先起兵,因为没有支援,很快战败。

阎锡山以爽约和背叛,换得了全国军职的第二把交椅——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

蒋介石接连“削藩”的胜利,让阎锡山觉察到自己势同骑虎。2月27日,阎锡山亲自到建安村赔礼道歉,两人抱头痛哭,冰释前嫌,彼此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

3月8日,被软禁8个月之久的冯玉祥重获自由。一身粗布棉袍的冯玉祥和一身长袍马褂的阎锡山携手而出。冯玉祥随后抵达潼关,和部下将领开会,布置联阎反蒋的作战计划。

许多部下都反对联阎,认为其阴险狡诈,反复无常,不可与之共事。之前,鹿钟麟曾对何应钦的代表说:“蒋介石是敌人,阎老西是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

冯玉祥对阎也心痛恶之,但他认为应该先联阎反蒋,再回来收拾阎锡山。在会议上,他对高级将领们说:“蒋介石是我们的第一个敌人,我们现在必须先联合阎打倒蒋,等蒋打倒以后,阎锡山是容易对付的。”

1930年4月,原二、三、四集团军组成反蒋联盟,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在河南、山东、湖南等各省全面铺开。

7、8月战事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9月18日,原本中立的张学良忽然打破沉默,通电拥护南京政府,呼吁各方“即日罢兵,以纾国难”,派20万大军入关占领北平、天津。

局势迅速向有利于蒋军方向转化。阎锡山见大势已去,立刻通电下野,赶在奉军到来之前就把部队退回山西老巢。困在平汉、陇海战场上的冯军又一次孤立无援,无路可退。

“蒋介石给西北军高级将领送现洋,给委任状,只要投过来就给官给钱,把冯玉祥立刻搞垮了。”西北军老兵李九思回忆。孙连仲、吉鸿昌等冯部将领们纷纷投蒋,李九思跟着张自忠过黄河,在平津归了张学良。“发八成饷,发中国票、交通票,可以兑现,还可以领衣服,待遇好多了。不归张学良,冻也得把我们冻死。”

当时,天津的一家英文报纸登了3幅漫画:蒋介石一手握着洋钱,一手提着机关枪;阎锡山一手提着杆秤,一手拿着算盘;冯玉祥一手拿着窝窝,一手拿着大刀。“这是对中原大战三方实力最入木三分的描画。”

战后,阎锡山从太原逃往大连,遥控他山西的军队,等待东山再起。1931年,他又被蒋介石委任为太原绥靖主任。已失陕、甘根据地的冯军被蒋介石全部改编,化整为零,彻底瓦解了冯玉祥的军队。

蒋介石先后打败了桂、冯、阎三大军事集团,唯独冯玉祥的结局是土崩瓦解、耐人寻味。

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敬忠认为:冯玉祥的失败是必然的,“中国现代的军阀,是军队、地盘和权势的集合体。由此来说,冯玉祥是一个不合格的军阀,他着眼于权势之争,但在地盘和军队上出了问题。”

中原大战前,冯玉祥派人去兰州见青海省主席孙连仲,要他的部队立刻出潼关,把青海交给本地人管理,“打下南京,然后改组中央政府”云云。当时,孙连仲就提出异议,“假如打不过去,后方安定,还可以退回来,如果像这样的折腾,结果把所有的部队都折腾散了。”

“我父亲曾经总结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冯先生都输得一败涂地。”余华心说。冯玉祥兵败后,一名部下奔赴天津,向冯夫人报告:“先生失败了!”当时正在待产的李德全一听如有五雷轰顶,顿时脚都软了,难产。余华心的丈夫冯洪达就在这个时候出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投入兵力110多万,波及二十多个省,官兵伤亡30万余人,耗资巨大,给中原百姓的生命与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是民国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内战。

1930年年底,山西汾阳县30里外的峪道河村来了一大群穿着灰布军装、打着裹腿的人,他们风尘仆仆,面色凝重。这是冯玉祥带着他的卫队和开封军官学校员生官兵千余人。不久,李德全也带着子女赶来团聚。

在***堂和房舍间,冯玉祥每天植树、种地、读书、写字、画画、练拳,消磨着心中的苦闷。表面上看,他已经远离了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则,他一边读书,一边反思自己的失败。同时,派出使者与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方反蒋势力进行联络。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移居泰山脚下,过了一段山居读书生活。

东三省沦陷后,蒋介石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民众热望冯玉祥再起东山,挥师北上,领导抗日救国。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兵力迅速扩大到10万,一度收复、接管察省全境。这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惊恐。在日蒋联合进攻下,冯被迫通电全国,辞去总司令职务。几个月后,抗日同盟军战败。

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选择全力拥护蒋介石,到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然而,蒋始终对他怀有戒心,冯也始终无公事可办,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冯玉提出出国考察。蒋介石给了他“水利特使”的名头,并给他办了退伍手续。

“他为这个事很伤心,他可是个终身的职业军人啊。”余华心认为,这是冯玉祥后来始终不肯原谅蒋介石、反蒋到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精神书”和用教派

军队,就是军阀的命根子。

早在北洋时代,冯玉祥的部队就以“模范旅”闻名中外。到北伐时,他已建立起一支当时最强大、最骁勇善战、对他极为忠诚的军队,成为蒋介石一统江山最大的威胁。

每招收新兵,冯玉祥都要亲自查看,只要右手食指有茧子的,他都不要——那是兵油子、混营子。他喜欢招质朴、精壮的农民、学生。新兵入伍后,选拔较有文化的组成模范连,加以训练,他亲自抓领导工作。

冯玉祥把自己的军队看作一个大家庭,而他则是“家长”,一手以恩感人,一手以威服人。他经常跑到军营里与士兵同吃同住,与士兵促膝谈心,婚姻、家庭、兴趣、理想、学习、工作,他都关怀备至。当他已是团长时,他还能记住部中约一千四百人的姓名。

如何“以威服人”呢?冯玉祥的方式是打军棍。只要是没认真执行他的指令和命令的,就有被打的可能。不少人在挨了军棍之后不久就升了官。冯的军队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打是情,骂是爱,周喻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军校出身的军官就受不了这种“考验”。冯曾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一打就漫天飞”。所以,凡陆军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绝对不让他们掌握兵权。

在恩威并施下,部下们对冯玉祥无不感戴悦服,死心塌地跟随。任冯军政治部主任的简又文见证了他的超人魅力:“人人对于他都起了一种神秘的信仰,其人格之摄力和感力竟能达到最下层的兵士,以至全军数十万人能团结一体,群奉冯为头脑及中心。”

1926年,当冯从苏联赶回,已经溃不成军、四分五散的国民军“失败情绪一扫而光,精神又重新振奋起来,上下都充满希望”;只需他一句,千头万绪重新编排。分散在绥远和甘肃的士兵纷纷携枪归队,已依附阎锡山的韩复渠、石友三、张自忠等将领也自动归来。

美国学者薛立敦将冯的风范和拿破仑相比较,说他们都是天生的演员。“他是个天生的演说家,情绪激昂,有声有色、扣人心弦。即使是老于世故的人,听到冯的演讲,也很难不被其毫不夸张、极有说服力而又激励人心的论述所打动。”

冯玉祥非常在意对部下的精神统领。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他开始接受苏联援助。作为回报,他同意在其部队进行国民党的政治教育。但是,苏联顾问们发现,只要一威胁到他对军队的严密控制时,冯的固执令人失望,“冯在军中对政治工作严加限制,只是在需要符合他的政治利益才许可”,“总之,我们的希望犹如肥皂泡灭亡。”

讽刺的是,这支民国最强大、最忠诚的大军在最后一刻土崩瓦解。

从北洋时代到南京政府,冯军始终为缺饷少械困扰。1921年,冯在日记中写道,“自移驻信阳以来,饷项奇缺,目兵仅用盐水下饭。到处呼吁,从无怜而助之者,可怜可叹。昨夜梦中为筹饷事,不觉涕哭,醒来泪痕沾枕。”当时,一直拿不到政府的拨饷,他一不做二不休,截留了归北洋政府的10万元铁路收入款,以解燃眉。

虽然身居高位,冯玉祥生活非常俭朴,坚持与士兵同吃同住,一年四季灰布军装、打裹脚,吃窝窝、小米饭。只是,他以身作则的清教徒生活准则,压制不住手下军官对物质生活的向往,他们渴望拥有自己的地盘、过更好的生活,娶漂亮的姨太太。

这些都不是冯玉祥的精神鼓励所能给予他们的。

到后期,冯治军虽严,仍然阻挡不住内部的“腐化”风气。郑州国民大队长王长春因为贪污被枪毙,陕西兵工厂督办沈家新(音)强娶女学生,也被冯枪毙。至于高级将领娶姨太太的、吸食鸦片的,屡屡重罚,仍然屡禁不止。

“西北军太苦了,也苦太久了,官兵想过上稍微好一点的日子。这是人之常情。”余华心对此很理解,童年里父亲跟随西北军南征北战的记忆依然清晰。她对部队派给她的司机小杨说:“你不知道你们现在当兵是多幸福。”

待到中原战争开战,一片厌战的情绪。80年代初,余华心曾走访冯当年的部下,“有将领对冯先生说,老总啊,别打了,这仗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封建家长式的管束、享乐生活的受制、地盘欲望的被阻,使得高级军官们对冯玉祥渐生离心。蒋介石看透了这一点,把收买冯的高级将领作为一项重要措施。中原大战中,他的高级将领大多被蒋的洋钱、高官所拉拢和收买。

收场

1948年7月,冯玉祥带着家人一行八人登上苏联轮船胜利号,取道苏联回国。在黑海上,船舱内忽然起火,18岁的洪达冲进浓烟,救出母亲李德全,等摸到父亲的身体,已发现没有呼吸。

9月5日,苏联新闻界对外宣布:冯玉祥和小女儿晓达因船失火遇难。官方正式报告:是日,船上放电影,胶片着火,影响及冯,遂因心脏病发或窒息而死。

“他之前已经有预感了。”余华心伤感地说。在回国前,冯玉祥在一本黑色硬壳笔记本上用毛笔写了遗嘱。当晚,他在日记写下:“我的遗嘱写好了,不怕任何时间皆可以死的。”

34年后的夏天,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和夫人到青岛疗养,约冯洪达夫妇见面。

“他告诉我们说,黑海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有一个调查报告,结论是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引起的。”令洪达夫妇诧异的是,他们俩是家里第一个被告知的。“我婆婆去世前都被蒙在鼓里,可能是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考虑吧。”

究竟是谁下的手呢?余华心说,“我觉得这都不好说。”

一年前,余华心去太原旅游,顺道去看了一下阎锡山宅子。“一走进去,黑黝黝的,又小又暗。”

“很感慨啊。你看一个人怎么谋划百年基业,把房子造得这么坚固、晚上睡觉总是换地方,还修了一条只容得他身高的地道。想得出修一条小铁轨,让山西外的铁路通不进来,算盘打得这么精。机关算尽,到头来还是黄粱一梦。”

1949年,在陈立夫“奉命”陪同下,阎锡山带着几十箱金条上了飞机。一年后,他辞去“行政院长”一职,搬往台北市郊阳明山边的菁山居住。在菁山,他让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建了一个窑洞。从此,他住在这个特制的窑洞里,一心读书著作,闭门不出。1960年在台北去世。

白崇禧也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1966年在寓所离奇死亡,死后身体发绿,口吐白沫。他的儿子、著名作家白先勇在《游园惊梦》、《台北人》等一系列小说里描绘了一群客旅孤岛、忘不了过去的“台北异乡人”。

李宗仁去了美国。1965年7月,携夫人经瑞士、中东回到大陆,在北京机场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真等中共领导的欢迎。1969年1月在北京逝世。文革开始后,他曾对夫人胡友松说:“回来还是要回来的,但回来得不是时候。”

我们谈到了对蒋介石的评价。记者问她如何看待这位冯家和中共的共同敌人。“其实,他也没宣传的这么坏,也有他的人格魅力。不打麻将、不抽烟不喝酒,克己的一个人。”

她停顿了片刻:“他是唯一善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