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河西浴血:红军战史最惨烈的失败 第七章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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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西路军军政府委员会复电军委主席团明确表示:“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

徐、陈刚开始秘密调动兵力,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当天,即25日晚24时,周恩来电告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

27日,军委主席团电告徐、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512页)

西安事变是当时的大局,是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西路军配合西安事变,顾全大局,无可争议。西路军的行动,是中共中央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中共中央并不愿放弃打通苏联的计划,想叫西路军东返,只不过是河东形势吃紧关口的一项应急考虑,形势缓和下来,自然又令西路军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回忆当时情形:“像突然吹来春风似的,同志们心花怒放了——西安事变发生了,蒋介石被扣了。全军上下,莫不欢欣鼓舞,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过了几天,西路军总部指示:准备东进。广大指战员更加兴奋,大家都希望到陕北与一、二方面军老大哥会合。步兵带好了东西,聚集在街上和广场上纵情歌唱,骑兵和运输队也都将鞍驮扎结停当,把牲口牵到外边等候出发命令。但是,晚上9点钟,总部忽然又来了相反的通知:撤销东进命令,部队回原防地休息。”

12月底,西路军根据中央军委电令,再次西进。

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永凉根据地的任务才告结束。西路军鏖战永凉,肩负的是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的千钧重担。西路军坚守永凉时近两月,冒白刃,餐风雪,疲兵屡战,元气大伤,兵力降至15万人。

“二马”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当即以“文”电告知马步芳:“西宁新二军马军长口密:(一)今晨九时西安东北军叛变,委座被围,行踪未明;(二)该部迅速集结待命,严加警戒防止奸宄,并设法与附近友军取得联络为要。何应钦文酉镇印。”当晚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也发出了中央社紧急电讯。

马步芳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张学良、杨虎城手握兵符,号令西北。东北军的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驻防兰州,又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大权在握,咄咄逼人。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了遏制于学忠势力的发展,曾经怂恿马步芳仍旧把持河西及临夏一带地区的地方行政权,以致于学忠对这些地区下达的政令,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这样就加深了张学良对马步芳的疑忌。西安事变发生后,马步芳恃为泰山的朱绍良在西安被扣,又传来了于学忠部在兰州与中央军发生武装冲突的消息,一时风雨满楼,险象环生。马步芳深恐于学忠对他乘机报复,日夜惴惴不安。特别令马步芳进退维谷的是,马部与红军西路军正在生死搏杀,如果于学忠等部此时挥戈西进,与西路军联成一气,自己势必腹背受敌。

西安事变当晚10时许,马步芳在新编第二军司令部紧急召见《青海日报》主编陈秉渊,严肃地指出:西安事变消息不得在《青海日报》上披露,以免军心民心动摇。陈辞出后急赴报社,将业已排就的中央社电讯全文撤掉,改发其他消息。为了尽可能弥补版面出现的空白,还补排了一个特大的木刻“!”。《青海民国日报》也得到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马绍武的电话通知,封锁了这一重大新闻。青海群众被蒙在鼓里,市面安静,一如往昔。

当天午夜,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执行委员张民权夫妇,由兰州化装逃至西宁,传来消息:兰州东北军已开始军事行动,解除了朱绍良所属部队的武装,扣押了蒋系高级官员,并枪杀了曾任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办事处处长、时任西北绥靖公署参议杨继高和绥署军需处处长处王式辉等人。兰州局面,一片混乱。张民权还说,东北军已与河西红军接头,前途堪虞。

马步芳以事态骤趋严重,唯恐河西军事发生突变,无以自全。立即密电前方总指挥马元海,告以西安事变消息,除转告马彪、马朴知悉外,严守秘密,慎勿外传。并令严守防地,加强对所属官兵的监督。

马步芳还急电岷县鲁嵩令师长、凉州杨得亮旅长及胡宗南等,要求“随时联络,以防不虞”。

马步芳对于河西战事可能发生的变局,远远超过了对蒋介石生死安危的考虑。可是各方“声讨”张、杨的通电,犹如雪片飞来,马步芳在几经徘徊之后,见形势日益明朗才于15日通电响应。遂由姚钧草拟“删”电,即将拍发时,又接受了马绍武、陈显荣的建议,为表白自己对蒋的竭诚拥护,竟将15日签发的电文日期,提前两天,改为13日发出的“元亥”电。电文中向南京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表明:“顷据广播电台电讯,惊悉西安发生事变,张杨劫持委座等语,消息传来,全青震惊。除严令所部一面加紧剿灭河西赤匪,一面防止兰州叛军之扩大,保境安民,敬候佳音外,敬恳详示确情,以便遵循。青海虽处四面敌匪之艰苦环境,芳等只知为党国尽忠,为委座效力,之外,他无所顾。合并呈明,敬请钧鉴。”

在此之前,马步芳和李天民、马绍武、郭学礼、李晓钟、马步青、李乃棻、谭克敏、魏敷泽、杨希尧、魏敷滋、姚钧等12人于14日以“寒”电致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表示“誓以血忱、在中央统一指挥之下,誓死杀贼,以定人心而奠国基”。15日,马步芳和上述诸人又以代主席、骑兵第五师师长、省党部特派员、省政府委员身份向张学良发出“删”电:“……倘因意见分歧,致坏和平统一之局,实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况全国舆论对公此举均为痛惜,万一残杀之祸见于今日,予敌人以进攻之机会,则国家前途宁堪设想。为今之计,应即幡然悔悟,护送委座入京主持大局。”

上述各电发出后,先后得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军政部何应钦等人的复电。

张学良复电说明:“蒋夫人及子文、铭三、雨农三兄来陕,迭与商谈,已有解决办法,日内即可揭开。目前前方军事已令停止待命,政局前途,大见转机。嗣此集全国力量以御外侮,未始非复兴之机也。”马步芳却迫不及待地又于15日和前述诸人发出请缨讨伐张、杨的通电。

直至此时,马步芳才令《青海日报》刊发有关电讯,公布西安事变消息。

马步芳自知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又不甘心依附张学良和杨虎城,遂全力控制河西军事,以随机应变,力求维持自己割据一方的独霸局面。他一面电令马元海加紧对西路军“围剿”,一面电令属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委派的河西所有专员、县长、局长及部长、科长,以及凡与东北军有明显关系者,一律以“清共”名义捕杀。

于学忠所派酒泉保安副司令徐启文等四人,被杀害于酒泉城东北角城墙上,弃尸城壕。临泽县长樊万龄、张掖县公安局长范时中等遭捕杀。临夏区行政督察专员、于学忠部王玉科被迫秘密离去。马步芳还欲逮捕张学良派驻西宁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驻青代表魏敷濂,因其是幕僚魏敷泽的四胞弟,令其夤夜离青返陕。西宁新闻检查所代主任刘天鸣,原系张学良所派,亦因风云突变被迫匆忙离青。

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何应钦当日即以“有”电告知马步芳。马步芳于26日以“宥”电复何应钦,以“全省悬旗三日”来表示对国民政府“欢跃欲狂”之情。28日又以“俭”电致蒋介石表示:“惟杀贼致果,或可以竭忠诚。”

1937年1月17日,西路军曾致函马元海,以西安事变既已和平解决,河西军事亦应罢手言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马步芳以为“此股匪消灭与否关系大局者至大且巨,是以严词拒绝,不为软化,诚恐有影响剿匪整个计划,仍行继续进攻,以期聚歼。”2月1日,西路军再次致函马元海:本党已与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去电谓“西安问题和平解决,全国庆幸,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派代表与贵军商洽一切。”而马步芳则认为西路军已山穷水尽,此属缓兵之计,再次拒绝接受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继续严令马元海所部围剿西路军。

西安事变,马步青也很受震惊。他认为如果蒋介石生命有了问题,自己的处境即感狼狈;如果响应张、杨主张,河西走廊眼看要受红军威胁。马步青踌躇难决,电示青海马步芳商量办法。马步芳复电主张营救蒋介石,反对张、杨八项主张。马步青随即复电张、杨表明态度。

何应钦在南京以中央名义致电马步青,命令将武威所属各县的行政机关和税收机关等完全归由驻军控制,并嘱星夜派员接管。马接电后当即派军佐人员和亲信家族等,分别到各县接替,勒令原任的专员、县长、局长回兰。武威专员李学谟与武威县长杨玉清,虽系于学忠所派,但由于与马步青的关系较好,因此未受虐待,由马派汽车送回兰州。

“二马”乘此机会,派遣了不少专员、县长、局长等作为亲信。蒋介石被释回到南京。新任甘肃省主席贺耀祖到兰,贺对“二马”所派人员,不论专员、县长或局长,只是以省府名义予以追认,分别加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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