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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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与洋人对自己的祖先当过海盗这件事,态度截然不同。



北欧人的祖宗是当年驰名海上的江洋大盗,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瑞典、丹麦的博物馆中,都客观展示出自己祖先当年当海盗的雄姿,挪威甚至还有海盗博物馆。这些国家的人有时会说到自己的先人是海盗,说这话时,没有一点不好意思,反而还有几分得意与自豪。



国人就不同了。与朋友闲聊,我讲到商帮与海盗的关系,总有年长的朋友告诫我,在公开场合讲商帮时,一定要避开这一点。有一次我在福建讲闽商是亦盗亦商,下来就有几个年轻人责难我。在徽州,王直的墓都被愤青破坏了,更不能把他包括在徽州人引以为豪的徽商之中。甚至主流媒体亦持这种态度。陆地上造反抢劫的盗贼,古时称为绿林好汉,今天叫作农民起义。但若跑到海上,古今都称为海盗。在正统的中国史里,对国人当海盗一事,一直隐而不传。


徽商在中国十大商帮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号称第二商帮(仅次于晋商)。平时我们提到徽商,都说他们的四大产业是木材、茶叶、盐业和典当业,其中以盐业为主。其实,徽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产业,这就是对外贸易。政府允许对外贸易时,这是一个正经的行业;政府不允许时,就变成了走私。政府用武力镇压走私活动,走私的商人奋起反抗,就被称为盗。明代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于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徽商就成了海盗。这些海盗中,最著名的是王直集团。中国人不忌恨陆上的盗,而忌恨海上的盗,所以谈起徽商,是从来不把王直及其外贸活动包括在内的。



王直是徽州歙县人,又名汪直,因为自知做海盗会连累家族,故而改名王直。他在与日本的贸易中致富,并加入了以许栋为首的海盗集团。当年浙江沿海的双屿岛成了对外贸易中心,其地位有如今天的上海。明政府用武力消灭了许栋以后,王直率部下数千人在日本长崎的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势力之大,到了自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的地步。他们向明政府叫板,公开从事走私活动——当然,从商与为盗是兼而有之的。在他们的指挥下,日本浪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抢掠,被称为“倭寇”。然而,王直的本意是从商而不是为寇,所以,他有意受招安,当一个本分的商人。他的徽州绩溪同乡胡宗宪对他实施了招安,但在他受招安以后,朝廷又背信弃义地杀了他。这不仅没有消除倭寇,反而使之蔓延开来,为祸更烈。高阳的历史小说《徐老虎与白寡妇》正是以这一段历史为背景的。



与海盗关系更密切的,是闽商,因为闽商的主体就是以郑芝龙为首的海盗集团,闽商的基本特征是亦盗亦商。



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南安石井乡人,十七岁左右的时候投奔在澳门经商的舅舅黄程,来往于澳门、日本、吕宋等地。他不仅因此开拓了眼界,而且学会了葡萄牙、荷兰等国的语言,经商时兼做翻译。不久,有机会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为舅舅押送货物到日本平户,遂认识了在平户经商的李旦,并加入了李旦的海盗集团。郑芝龙在平户与日本女子田川氏结婚,生下儿子郑成功。这时,李旦集团分成了三支:以李旦为首的日本大本营,以另一头目颜思齐为首的台湾集团,以及以许心素为首的福建本土集团。



1625年,李旦去世后,其子李国继续主持日本事务。不久颜思齐去世,郑芝龙掌控了台湾分支,进而消灭了许心素集团,在福建安平(晋江安海镇)建立了大本营。1628年,郑芝龙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并利用官军的势力消灭了李魁奇、杨六杨七兄弟、诸彩老、钟斌等海盗集团,军队达万余人,战舰有千余艘。他们建立了以仁义礼智信为名的五大流通体系,管辖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又建立了以金木水火土为名的五支船队,航行于东西各洋。他们颁发实为保险单的“令旗”,每年收入高达四百万两黄金,还垄断了对台贸易,控制了定价权,威胁到荷兰人的利益。1633年,荷兰人偷袭厦门,向郑芝龙进攻,并得到了郑芝龙的对头刘香海盗集团的帮助。郑芝龙靠官兵的支持击败荷兰人,并消灭了刘香集团。自此,郑芝龙垄断了东西两洋的海上贸易。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闽商的主体。郑芝龙集团还为明政府守卫南疆,被称为“南海长城”。



满清入关后,郑芝龙不顾其弟郑芝凤和其子郑成功的反对降清,后被骗入北京软禁,清军占领郑芝龙的大本营安平后,杀害了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1661年,郑芝龙被清廷斩首。郑成功在福建、广东一带抗清,并仍保持了海上的垄断势力。1662年,郑成功战胜荷兰人,收复了台湾。当年,郑成功去世,郑成功之子郑经占领台湾,企图实行台独。1683年,康熙派郑家降将施琅攻占台湾,实现了“金瓯一统”。清政府继续实行海禁政策,郑芝龙集团退出了历史舞台。当然。闽商并没有就此终结,不仅闽西北的商业高度发达,而且后来福建人继续从事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并向这些地区移民,其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商人。追溯他们的起源,还要感谢亦盗亦商的郑芝龙集团。



东南沿海另一个重要商帮是粤商。我们一般把以十三行为中心的广州帮作为粤商的代表。其实粤商还包括潮汕商帮和客家商帮。但粤商中的任何一个商帮都是由海盗发展而来的。沿海各省的百姓都以海为生,捕鱼或海上贸易成为他们主要的谋生方式。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后,他们就不得不做海盗了。明代时著名的海盗,潮州澄海的林道乾和饶平的林凤,就是粤商的先辈。他们都是亦盗亦商,公然与明政府对抗的。林道乾曾在今日泰国的北大年港、当年独立的小邦大泥国(渤泥国)建立定居点,但被明政府联合暹罗、柬埔寨和澳门的葡萄牙人所消灭。林凤本来有望占领马尼拉,但由于得不到国内支持而被西班牙人消灭。



为什么洋人的海盗在强国富民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今被认为是英雄,而我们的海盗当年一点也不比洋人的差,却不仅没有起到任何强国富民的作用,反倒当时死无葬身之地,今日我们仍羞于提起?



是我们的海盗太与政府对抗了吗?并不是。因为中国几乎所有的海盗都是逼上梁山,而且上山后所惦记的还是招安,想要当一个听话的商人。从王直到郑成功,从林道乾到林凤,都有受招安的历史。他们的受招安也是诚心的,再次为盗,还是政府不信任给逼出来的。



是我们的政府不想扩张吗?也不是。那个时候的世界处在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的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哪个国家不想侵略别人,扩充自己的版图?如今的大国,哪一个不是吞并其他小国而形成的?纵观历史上的中国,强大的时期也要外出侵略、兼并,只有弱小时才以求和为主。那个时代,扩张是人性在国家层次上的表现,也无可厚非。



是中国的航海技术太落后吗?更不是。中国人早就发明了指南针,起码在明代之前,中国的造船技术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郑和能远航到东非沿岸,靠的正是先进的航海技术。



是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吗?是中国人缺乏航海的传统吗?是中国的内陆足够广阔,无需海外扩张吗?……这些都不是。中国的政府没有进行海外扩张,更没有利用海盗去通过海外掠夺实现强国富民,仅仅是因为中国人的黄土地文化。黑格尔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印度、巴比伦……占有耕地的人民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现在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发展到何种程度——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是由其他民族把它们寻找和研究出来。”黑格尔的结论是:“西方文明是蓝色的海洋文化而东方文明是土黄色的内陆文化。”



曾经有种广受争议的说法,把中国文化概括为与蔚蓝色文化相对的土黄色文化,并指出,中国的未来要走向蔚蓝色文化。今天看来,这种说法尽管难免有激进偏颇之处,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但也不能不看到,传统文化的死穴是保守与封闭,是对外来文化的排斥。认识不到这一点,中国就无法全面现代化。今天的种种进步,不正是与世界接轨的结果吗?市场经济,人权与自由,科学与民主,这些都不是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内容,这些年来我们学习了,接受了,不就进步了吗?



从商帮的历史来看,我们有前资本主义社会最发达的商业,明清时有在今天仍有影响的商帮。这些曾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这些萌芽没有成长为参天的资本主义大树,甚至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后就迅速凋零了,其原因还不是这块保守的土黄色大地吗?在文化上,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固守自己那一套不合时宜的文化,拒绝学习外来文化,不接受全世界都承认的东西,哪能保持并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只有以普遍价值为指导,自己的特色才会有声有色,永葆青春。今天我们研究商帮时应该思考的是,土黄色文化如何影响商帮,又如何消灭商帮。



土黄色文化往往自闭,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的制度作为最好的制度,认为其他国家与民族都是尚未开化的蛮夷。这种文化正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想在蔚蓝色文化之外,从自己的土黄色文化中寻找现代化之路,却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方向不对,找的路子也是歪路、邪路,最后仍然是远离现代文明。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如此曲折,百余年而没有进步,还在于拒绝蔚蓝色文化的方向不对。



仔细想来,保守的土黄色文化也并不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儒家文化产生于春秋,到汉代成为官方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但直到明代之前,还不是那么保守,那么固步自封。汉唐两代的强盛,正来自于开放。尽管当时的条件下,主要是陆地的开放,但已为中国吸收了从物质到精神诸多丰富的因素。宋元两代,除了陆地上的文化交流外,又有了海上交流的内容。尽管那时蔚蓝色文化还没有形成,更多是中国文化的出口,但对外来文化决不排斥。宋代的理学已经曲解了孔子的儒学,但还没有从思想变为实践,无论统治者还是人民,都只把它作为一种学说而已。



变化的关键是在明代之后。明初的海禁放大了传统文化中的不利因素,保守、狂妄成为主旋律。从那时起,我们就无缘与蔚蓝色文化交流,偌大的中国成为与世隔绝之地。到了清代,这种特点更为明显也更为固执。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国人并不是向外部学习,而是更为强烈地抵制外来文化。即使要学习,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西方的技术来维护本位文明,而不是吸收蔚蓝色文化。直到今天,这种意识形态仍不时浮出,仍以这种心态来看世界。



明清以来对蔚蓝色文化的模式、对海上争霸重要性的毫无认识,决定了这两代政府要实行严厉的海禁,也决定了民间对海盗的错误认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放弃了原有的海上领先地位,根本不可能扶植或支持海盗集团去扩张,也不可能利用海上贸易来强国富民。从明代镇压海盗集团到清代乾隆拒绝对外贸易,再到慈禧利用义和团排外。这是一条以土黄色文化对抗蔚蓝色文化之路,也是一条失败之路。近代中国不断挨打,屡遭失败,正是这条路的必然结果。洋务运动和许多图强改革的失败,正在于不想放弃土黄色文化,甚至企图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挽救土黄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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