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员打个盹功夫:毛泽东“招安”国民党县长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后,随着中日战线的扩大,日军在华兵力不敷。毛泽东《论持久战》预言的战略相持阶段来临。蒋介石见前线渐渐稳定,而八路军的敌后抗战轰轰烈烈,又由“忧国”转为“忧共”,撇下民族大敌于一边,集中精力对付中共。1939年1月,国民党在陪都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蒋介石亲自拟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会后,国民党军政人员急不可耐地发起反共高潮,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接二连三地挑起摩擦,使得国共双方的争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此时,根据国共当初签订的协议,陕甘宁边区政府已于1937年9月成立,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下辖23个县。首府延安是党中央的所在地。谁知国民党延安县政府和党部却一直滞留在城内不走,硬弄成一地两个县政府。并且,他们还专门派特务收集延安的情报,屡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军民对这个县政府和县党部恨之入骨,好几次轰他们走,可他们仍死皮赖脸拖着, 就不走人。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后,他们更是蠢蠢欲动。

一天晚上,毛泽东和时任西北青工委员会主任冯文彬等人商谈工作。翟作军给他们端茶送水时,听到他们向毛泽东汇报说:“延安地区的军民团结搞得很好,特别是对青年的教育,很有成绩。国民党几次派特务来边区想搞破坏,结果,不是一进门就被识破,就是被我们放长线,钓了大鱼,一个都没跑脱。边区的人民拥护我们,特务来到边区,就成了瞎子、聋子,钻到哪里,都弄不到情报,还现出了原形……”

大家谈的问题很多,也很热闹。毛泽东和他们笑声不断。翟作军见他工作了一天,好几次劝他休息。毛泽东都笑着说:“好,把问题谈完了就休息。”

可他们一直谈到次日凌晨4点多钟,还是那么兴致勃勃,好像有说不尽的话。翟作军守在窑洞门口,在洞外的土墩上坐着,谁知因为太疲倦,坐下不久竟然睡着了。

当他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时,天已大亮,急忙走进窑洞,一看:毛主席不见了,冯文彬等人都走了!他急忙转身到警卫班住房,其他几人也不见了,这一下,着了慌,拔腿就往外跑。

然而,他在城里跑了一大圈,找遍了中央秘书处、组织部、边区政府机关,都说没见到毛泽东等人,也打听不到他们的去处。翟作军心急如火,心沉重极了:“主席现在哪里呢?”再无什么地方可以去找了,他六神无主,东张西望,拖着双腿,一直走到国民党安在延安城那个县政府门口,猛然看见毛泽东从里面走出来,并且还同国民党罗县长边走边谈话。

翟作军又惊又喜,终于长长松了一口气。

原来毛泽东和冯文彬等人谈话后,立即决定亲自去找国民党县长谈话,警告他们不要乱动。说走就走。毛泽东立即带着警卫员出发。大家见翟作军困得睡着了,不忍心叫他,没叫他就急匆匆跟着毛泽东走了。

此刻,几个警卫员见翟作军这副样子,安慰他说:“你着急了吧?”

翟作军点点头,表示自责。

谁知他抬头看到罗县长后,心里就来了气:这种人对毛主席能安好心吗?想着就恨不得上去揍他一顿,可又见毛泽东同他谈得友好。罗县长对毛泽东也是点头哈腰,说着表示敬佩的话。

最后,毛泽东停下脚步,说:“罗县长,有句古语说得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民族兴亡,匹夫有责!务请三思。”

“诚然,诚然。”罗县长点头回答。

稍停,毛泽东笑着说:“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嘛!即使成不了朋友,也不至于变成仇人吧!”

罗县长躬着身子说:“主席言之极是,兄弟我高攀了。鄙人一定言必信,行必果。”

毛泽东与罗县长分手后,往住处回去。翟作军和其他人跟在后面,心里却很纳闷:主席咋还亲自到国民党县政府来找罗县长交朋友呢?!想着想着,于是忍不住向前问道:“主席,像罗县长这样的人,本性难改。他是国民党顽固派安在我们边区的一个钉子,干脆把他抓起来行不行?”

毛泽东笑了笑,没直接回答,反而问他说:“你们再想想,对罗县长,我们该怎么办?”

几个警卫员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了,但最后的结论是:把他抓起来,最好是立即枪毙,免得他再带着特务多事。然后,众人望着毛泽东,等他表态,是抓还是不抓。毛泽东却对他们讲起故事来了,说:“在一个家里,有弟兄两个,一天发生了争吵,差一点打起来了。恰好这时,进来一个小偷偷东西。你们说,这兄弟俩是看着小偷不管,继续吵下去呢,还是两人一起去抓小偷?”

“当然是去抓小偷。”众人说,“这个道理还不明白嘛!”

“这就对了。”毛泽东肯定了他们回答。

几个战士一时并没明白毛泽东说这个故事的意思。毛泽东接着说:“这兄弟俩一道去对付小偷,保护家里的财产,是维护全家共同的利益,目标是一致的。”随即话题一转,“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有一个是去当亡国奴还是不当亡国奴的问题。所以,在抗日问题上,我们和国民党就像这两个兄弟一样,要讲团结,讲统一战线,共同来反对侵略者。这个道理,你们说对不对?”

战士们终于明白,此话的意思正是毛泽东刚才对罗县长说的那句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毛泽东边走边教导大家说:“实行国共合作,不容易呀!要有诚心、诚意,还要有耐心。我们呢,要用一切办法去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和揭露亲日的投降派。一只公鸡四两力嘛!多一分力量,抗战就多一分胜利。”

自毛泽东与罗县长谈话后,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的这一班人马果然老实多了,再也不敢在延安为所欲为,简直成了一个空架子,什么县长、科长和办事员成天缩在屋子里,不敢出门。这样的“工作效率”,马上引起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不满。国民党中央见陕西省党部好久没报告搜集的边区情报,不住地频频催问。后来,省党部主任拍着桌子发火了:“既然收集不了情报,就别占着这个茅坑不拉屎!”下令国民党延安县党部和县政府一起撤走。

于是,在边区军民的一片讥笑声中,罗县长和特务们夹起尾巴,耷拉着脑袋溜回了西安。

谁知没过多久,在国民党军对延安进行大封锁的时候,罗县长竟然独自从西安急急赶回延安来了。他一进城就往边区政府奔去,找到林伯渠主席,急切地说:“林主席,我要投奔延安。”

“怎么,你也要投奔我们?”林伯渠有些惊讶。

“是的!西安乌烟瘴气,实在没办法待下去了!”罗县长说。

“为什么?”

“这帮子人不抗日,只知道钩心斗角,争权夺权。”罗县长说,“还是边区军民有抗战热情。毛主席亲自对我进行了教育,我也有中华民族的自尊与爱国的良心,我不愿继续为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卖命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林伯渠问道。

“我要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结果,罗县长还真的如愿以偿,进入抗大学习,从此走上了真正抗日的道路。

获知这个消息后,警卫班的战士对毛泽东更加佩服了。翟作军说:“哎呀,我一顿瞌睡,没想到主席就收了国民党一名县长!”

“嗨,当初我们还要把他抓起来枪毙,那岂不就少了一份抗日力量?”邵清元有些后悔地说。

“他要求抗日不说,还参加了八路军。昨日我去林老那里,听说他还写了申请,要求入党呢!”王能坤说。

翟作军万分疑惑,忍不住地问道:“主席是用什么法术,一次谈话就‘招安’了这个反共分子?”

“这不叫‘招安’,应该叫‘智降’。主席智降了罗县长!”平时喜欢听讲古书的王能坤立即更正说,“至于什么法术,我看没有法术,应该是一种智慧。”

“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呢?”翟作军急切地问道。

“我文化太低,哪里知道!”王能坤搔着头回答。

大家议论纷纷,没有答案,最后找到林老请教。林伯渠笑嘻嘻地说:“这是主席的人格魅力让罗县长懂得了什么是民族大义。至于你们问是说‘招安’好,还是‘智降’好,我看,还是‘点拨’这个词比较贴切,主席点拨,启智了罗县长的民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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