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变革“非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确立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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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现阶段的外交政策,以“不干涉主义”为基本原则。而“不干涉主义”的核心,则是“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就是不将本国的政治制度、行政范式和执政理念移植到他国。应该承认,我国执行这一外交政策的时间并不长,大约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中断与阿尔巴尼亚执政当局的“经贸议定”协约为标志。在此之前,上溯至建国伊始,我国的外交领域一直贯彻着所谓“意识形态选边”和“执政党分类”的方针,也就是将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是否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作为制订双边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大约在日内瓦会议前后初步确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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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阶段的外交政策,以“不干涉主义”为基本原则。而“不干涉主义”的核心,则是“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就是不将本国的政治制度、行政范式和执政理念移植到他国。应该承认,我国执行这一外交政策的时间并不长,大约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中断与阿尔巴尼亚执政当局的“经贸议定”协约为标志。在此之前,上溯至建国伊始,我国的外交领域一直贯彻着所谓“意识形态选边”和“执政党分类”的方针,也就是将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是否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作为制订双边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大约在日内瓦会议前后初步确立,在中印边境冲突后得到完善,于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前期达到巅峰。当代外交理论界,一般对这段时期基于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持“三七分”的观点。在承认这一政策“团结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意识形态偏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扩大了中国在国际共产运动中的影响力”的同时,重点批判其“坚持以意识形态作为判别标准,破坏了外交领域的统一战线”、“恶化了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执政当局的外交关系,造成国际处境异常孤立”,并“到后期政策逐渐僵化、教条,完全违背‘原则坚定,战略灵活’的外交法则”。这一评价,被新一届执政当局所采纳,并成为70年代末期全面调整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

应当承认,上述“三七分”的评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比较客观与中肯的。在冷战时期,特别是中、苏两国分化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之后,面对苏联对东欧集团内部提出“有限主权论”、对外提出“全面干预”新思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以印度、前南斯拉夫为首的国际不结盟运动国家提出“外交非政治化”理论。具体而言,即减少意识形态在国与国交往中的重要性,不干涉各国的政治制度和行政方式,不向他国输出政治制度和行政理念等。虽然美国、英等西方主要大国从未认真恪守这一理论,但鉴于苏联不断增长的政治军事实力和战略扩张企图,更由于本国自越战以来严重的战略收缩,不得不以“非政治化”做为抗衡的筹码。这一时期,不满于苏联国际扩张和意识形态输出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认同“非政治化”的外交倾向,并以此作为树立双边关系的基础。这一时期,中国囿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方面需要抵制来自苏联巨大的军事、外交威胁;另一方面,却继续坚持“意识形态化”外交准则,从而形成了既对抗超级大国,又与普通发展中国家疏远的外交孤立局面。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随着中越自卫反击战后面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大调整和对美战略关系转变而告终。

中国放弃“意识形态化”外交政策,符合一定历史阶段的战略需要。其主要成果,一是融入战后确立的东北亚地区格局;二是与东南亚各国确立和平发展的双边关系;三是实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突破;四是摆脱了与第三世界国家“大规模经济援助”和“超经济交往”的畸形双边关系;五是有效阻止了苏联对华干预企图;六是正式接受并利用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核心理念的世界经济秩序。可以说,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是中国“非意识形态化”外交政策的黄金时期。

这一黄金时期,随着苏联解体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而结束。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第一时间转变了“非意识形态化”外交政策,制订出集“宣传人权、民主理念”、“推广自由经济制度”和“颠覆独裁政权”于一体的“新思维”外交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重拾意识形态化外交;其直接目的,是防治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复兴、防治以苏联为蓝本的反西方超级大国出现;其最终目标是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推行以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为模板的全球一体化,从而永久维持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地位。

从现实国家关系看,美国及其西方主要盟友实行的“新思维”外交政策,是极其成功的。经过二十余年的积极推进,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越南、古巴等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了“民主政治”、“普世人权”和“有限自由经济”理论,并已经加入或寻求加入由西方大国制订主要规则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无论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东盟非盟等区域性国际组织来看,还是从各发展中国家的宪政实施、政体塑造来看,遵循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经典建构、模仿西方发到国家的经济运作方式、甚至照搬其行政管理体制和司法模式,已成为无可否认的普遍现象。最能体现“新思维”战略成功的是,即便如前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前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前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北部苏丹巴希尔政权等极端反美反西方政权,也不得不跟随时代潮流,祭出“保护人权”、“完善政治民主”和“发展私营经济”的底牌。由此可见,至少在道义层面,“新思维”理论所包含的政治、经济纲领,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国际共识,并深入各国公民内心。这自然成为美国及其主要盟友无比珍贵的外交财富。

中国在这次国际范围内的外交思维转变中,基本处于被动守势。一方面,“非意识形态化”外交理念,依然占据核心地位。对外关系以政治协调、经济互补、文化交流、司法接触为主要内容,通过强化经贸联系,扩大区域合作,寻求改善、协调双边关系,维持基本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在坚决抵制国际间交往“新思维”的同时,有限度的回应国际舆论对人权、民主等方面的关注,并尝试在“新思维”框架内进行外交活动。由此,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之间暴露出明显矛盾,进而影响到外交工作的主动性和成效性。

究其原因,中国对自身行政体制与执政理念的极度不自信,与西方发达国家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度自信,形成表异而实同的合力,压制着中国外交理念的转变。对比冷战时期,当时的社会主义集团,对自身奉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怀有强大的自信心和极度自豪感,并坚信在国际间制度竞赛中,本集团一方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因此,在对外关系中,竭力推行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普世化,将外交当作国际间竞争的重要武器。细究其运作形态,与当代西方发到国家推行的外交“新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妙。

事实告诉我们,在当前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中,外交领域只有主动出击,掌握国际话语权,才能创造有利于本国的双边关系,并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中,捍卫自身权益。被动的应对和渐变,只能伤害外交全局的整体性、整合性。现阶段,我国外交化被动为主动的唯一途径,就是重拾意识形态外交,并对其进行符合历史潮流的策略性改造:

其一,区别于上世纪70年代前的“意识形态选边”和“执政党分类”外交政策,新时期“意识形态外交”将以推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念为主要内容,无论交往对象是何种政治体制,执政当局秉承何种意识形态,我们无需画地为牢,而需要以策略性、战略性地方式,推行政治理念;

其二,区别于单纯的“政治接触”,新时期“意识形态外交”更多的着眼点将落在推广中国式混合经济制度,分享中国解决贫困问题、控制人口无序膨胀、稳定社会、发展传统文化的成功经验,以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为榜样,吸引他国描摹、仿效;

其三,区别与“输出革命”的简单模式,新时期“意识形态外交”重点强调中国和平的外交传统,赋予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暴力、反对战争”的和平形象,力图有别于西方发到国家鲜明的炮舰主义传统。

经过建国后三十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与巩固、基础工业的建立与完善,又经过改革三十年的特色理论创新和宏观经济增长,我国无论在政治领域的制度建设上,还是经济领域的战略调整上,都展现出远超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正确性、稳定性与连续性。我们所一贯奉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演绎,都是可以与西方语境中“人权、民主、自由”相抗衡的理论标识。而我们以落后的经济基础、破败的行政管理制度为起点的发展经验,更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自信的向他国进行意识形态推广,用自身的理论符号替代长久以来被西方发达国家用作道德武器的所谓“人权对话”、“民主实践”等。这应是我们新时期外交的起点,更是中国崛起的必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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