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内需问题必须要解决土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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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正面临能否可持续发展等结构性问题,这背后的体制原因是什么?高房价背后的高地价问题如何破解?昨日,财新《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做客岭南大讲坛,他认为土地问题是决定内需、收入分配、社会稳定等经济结构问题的重要因素,以法治为方向的体制改革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考核地方官员新标准难制定   到底中国的体制是什么?许成钢将其概括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简称“分权式威权制”。其特点:第一是中央对政治、人事权的高度集权;第二是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正面临能否可持续发展等结构性问题,这背后的体制原因是什么?高房价背后的高地价问题如何破解?昨日,财新《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做客岭南大讲坛,他认为土地问题是决定内需、收入分配、社会稳定等经济结构问题的重要因素,以法治为方向的体制改革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考核地方官员新标准难制定


到底中国的体制是什么?许成钢将其概括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简称“分权式威权制”。其特点:第一是中央对政治、人事权的高度集权;第二是行政、资源、经济的大规模分权。他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都是从这个制度来的。


“发动地方政府参与推动经济增长,在中国的解决办法就是比赛G D P增速。因为地方领导是任命的,谁赛得好谁就得到提升。”许成钢认为,当中国非常穷的时候,竞争G D P增速与大家的共识一致,但是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这时如果仍采用竞争G D P增速的办法,就会产生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比如大量的财富被企业、被政府拿走,贫富不均,环境保护等问题。


那么是否能设计一个综合指标来包含所有重要目标,例如绿色G D P来作为地方竞争的指标?许成钢认为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指标相互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不同指标执行起来难易有别,地方政府极其容易扭曲目标。此外,中国缺乏独立的数据收集和审计机构,地方政府可以对指标轻易做手脚。


土地财政扭曲地方激励机制


目前中国体制造成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土地财政。许成钢指出,中央将全国财政收入的大头拿到手中,但同时公共服务、公共支出是各级地方政府做的,于是地方政府就要解决财政收入问题,这就大幅度地刺激甚至是迫使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解决地方财政。


虽然中央通过转移支付也将收走的财政收入返还地方政府,但许成钢认为这其实造成了严重的激励机制问题,有些地方政府会将发展经济以增加税收的动机扭曲为到中央游说获得中央返税的动机,即所谓的“跑部钱进”问题。


许成钢指出,最近十年来,大多数比较发达地区的G D P,实际上都是和土地财政密切相关,大部分地方以低补偿价来征收土地,以高价在市场上出售或者拍卖土地,一低一高,政府在这当中获得巨额收入。而失去土地的民众怨声载道,容易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


此外,土地价格高企也造成了中国的高房 价问题。许成钢指出,地方政府由于要靠卖地获得收入,而地方政府又是当地土地资源的垄断者,任何垄断者一定会限制供给,目的是将价抬上去,从中得益。


单一指标控房 价可能搞垮经济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的困境,民众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长期低于G D P的增速。许成钢认为,解决中国的内需问题,必须要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


许成钢强调,如果以单项的社会经济指标来取代G D P会产生非常糟糕的结果。比如最近中央说地方政府必须保证将房 价降下来,许成钢对此表示担忧,如果真以房 价为单一指标来衡量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服从压力完成指标,可能会以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最终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最极端例子就是各地像“大跃进”期间完成粮食产量和钢产量那样完成房 价目标。


“将房 价搞下去这件事不难,将经济搞垮,房 价一定下去。”许成钢指出,如果经济垮了,这个时候人们会失业,最后就变成了连锁反应。


对于有观点认为中央应收回土地出让权,许成钢对此表示明确反对,因为这是返回到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上去,中央政府是不可能知道地方土地的具体用地需求,如果将土地这种国民经济基本资源收归中央,将造成重大倒退。


许成钢认为,解决中国的体制和经济结构问题,关键是要逐渐建立完善法治。“各级领导需要的不只是对上级负责,各级领导需要对民众负责,各地领导必须要服从法律,要逐渐将这个体制变成以法律为基础的治理机制,以此代替行政机制。民众的基本权益得到了保护,社会也就稳定了,内需也就上去了。”许成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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