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时期为何中朝战俘十倍于联合国军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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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11年09月24日 09:5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双石 核心提示:当时,朝鲜南部有人口1600万人,而北部仅有人口900万人,就兵员资源来说,南方远比北方雄厚,所以北方特别重视消化俘虏兵。战争打响后,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先后俘获过8万多韩军官兵。这些韩军官兵,很快就被“消化”在朝鲜人民军的队伍中。 [img]http://img1.itiexue.net/1373/13739149.jpg[/img] 本文摘自:《开国第一战》,作者:双石,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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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9月24日 09:5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双石

核心提示:当时,朝鲜南部有人口1600万人,而北部仅有人口900万人,就兵员资源来说,南方远比北方雄厚,所以北方特别重视消化俘虏兵。战争打响后,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先后俘获过8万多韩军官兵。这些韩军官兵,很快就被“消化”在朝鲜人民军的队伍中。

朝鲜战争时期为何中朝战俘十倍于联合国军战俘?


本文摘自:《开国第一战》,作者:双石,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11月间,第五十军先后进行了4次渡海作战,先后攻占了椴岛、艾岛、炭岛、大和岛、小和岛、大加次岛、小加次岛、牛里岛、云雾岛等10余个岛屿,共歼韩军特务部队570余人。


与此同时,朝鲜人民军海防部队第二十六旅、第二十三旅亦相继攻占了大同江口之避岛、青羊岛及瓮津半岛附近之龙湖岛、昌鳞岛、巡威岛、褚岛、六岛等岛屿,消灭韩军特务部队200余人。


至此,“联合国军”深入在朝鲜西北部各海岛的情报基地全部被中朝军队清除。


这下谈判桌上也顺畅了。


11月17日,板门店谈判的“联合国军”代表被迫接受以现有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方案,但加上了“如30天停战协定未能签字,则由双方确定彼时的接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


其实这也是“联合国军”弄巧成拙。


之所以提出这一条,是美国人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子没放下来,还是过分迷信自己的军力,总以为依靠己方的陆海空立体的军事力量,战线只会逐步北移。


殊不知情况的发展却全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战场上的攻防变化,完全是与“联合国军”方面愿望相反的方向在发展,实际接触线也一直在缓慢南移,直到停战协定正式签订为止。其间曾作过3次校订,而每一次校订,中朝军队阵地都在向南推进。


22日,停战谈判小组委员会就“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达成协议。


27日,双方统帅部正式批准该协议,结束了停战谈判这项议程。


谈判恢复并取得进展后,停战协定的签署似乎也为期不远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和下一步方针的估计也一度趋于乐观,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增长,中朝方宜采取灵活策略,不表现急于求和,争取年内达成协议,但也准备再打他半年到一年。


“和固有利,拖也不怕”。

这时中朝军队也很有底,夏秋防御作战的检验已经证明中朝军队完全可以守住现有阵地,停战谈判又已恢复并取得进展,和平希望增大,所以中央军委又作出减少在朝部队20多万,并在国内大规模裁减军队的决定。


董其武将军的第二十三兵团亦于12月奉调回国。


他们在朝鲜只呆了3个月。


第二十三兵团是1949年9月在董其武将军率领下在绥远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一一一军和新编第七师等部改编的,下辖第三十六军和第三十七军。


其实这支部队士气很高,虽然是起义部队,但大家都想在战场上去证明自己,纷纷写血书想到第一线参战。


可惜正遇上朝鲜战场形势相对稳定,志愿军为配合国内经济建设,正精兵简政,所以他们只好回国改编成建筑工程部所属的工程建筑部队。


和平当然是好事,但对于一支部队来说,却失去了许多机遇。


董其武将军至死都为此遗憾。


第三十六章捞取稻草乔伊蛮横扣战俘巩固阵地陈赓点拨筑坑道


夫地形者,


兵之助也。


料敌制胜,


计险隘远近,


上将之道也。


——《孙子·地形》


30天过去了,停战谈判没有签字。


这个事实意味着现有接触线就不是法定的军事分界线,在停战谈判签字以前,哪一方有力量有手段,哪一方就可以改变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移动。


其实说白了,就是双方还可以继续用打来解决问题。


没有谈定的,还可以打定。


仍然是谈归谈,打归打!


磕磕绊绊的谈判最后僵在战俘问题上。


“……谈判是美国在国内国际压力之下恢复的,而谈判的恢复,转过来又增加了国际国内要求把战争停下来的压力,这就是形势发展的辩证法。因此可以认为现在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增长了。这就是我们的毛主席和金首相的估计。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


11月中旬,李克农这样向中朝方谈判代表团传达中央指示。


那会儿参加谈判的人们都对此将信将疑。


事实证明,年内达成协议的估计确实过于乐观了一点。


第二项议程好不容易达成协议,第三项议程又卡住了。

第三项议程是:


“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职司。”


中朝方面早有准备,首先提出了五项原则建议:


一、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正规与非正规部队武装人员,应自停战协议签字之日起,停止一切敌对行为。


二、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3天内,自非军事区撤出。


三、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5天内,以军事分界线为界自双方的后方和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如逾期不撤,又无任何延期撤走理由,则对方为维持治安,对于此类武装人员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四、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均不得进入非军事区,亦不得对该地区进行任何武装行动。


五、双方各指定同等数目的委员,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具体安排和监督停战协议的实施。


饶有趣味的是,这次停战谈判很像抗战胜利后的国共谈判。那时候,国民党请共产党谈判请得分外诚恳,蒋介石一电二电连三电,那姿态谁看了谁都觉得国民党那份和平愿望真是皇天可鉴,共产党要是辜负了委员长这番美意那是混账透顶也是傻瓜透顶。


可共产党真的来谈了,蒋介石们又傻眼了。


国民党方面全无和平的具体打算和具体方案,一切都要共产党方面先拿出提案。而每当共产党方面一拿出提案,国民党方面就要东拉西扯王顾左右而言他拖来拖去晃荡时间,直到共产党再拿出第二个提案……


这种过程,很为共产党培养锻炼了一批提案高手。


这次停战谈判也是这样,提案大都是中朝方先提出,然后“联合国军”代表们挑刺找茬说长道短,中朝方则再拿出提案……。


李克农们在拿出首案的时候,预案已在手中,随时准备打出去。


其实谈判水平往往在这里分高下。


措手不及的往往是那些对对方预案毫无准备的一方。


这次也一样。


中朝方五项建议一打出来,联合国方面就开始节外生枝。


乔伊们一反谈判开始时“撤退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不应该在军事停战中讨论政治问题”的立场,而要讨论停战期间“不增加军事力量”这样广泛的势必涉及双方内政的政治性问题了。


这倒也没什么,军事和政治本来就是牙齿和舌头的关系。不是政治问题两边也不会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打得血肉模糊不可开交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军人们要不是这么随心所欲也不会那么到处给自己找麻烦到处讨人嫌了。


关键是他们提出在停战后还要到中朝军队后方去进行空中和地面的所谓“自由视察”。


这不是扯淡吗?


“驳回去!这种无理要求坚决给他驳回去!”

对方的这种态度早在幕后指导谈判的李克农的意料之中:


“打仗之前我们不会同意,停了战了难道我们还允许敌人到我们后方视察?主权是一个国家的生命,这个问题上可能又要僵住,我们准备提出在双方的后方一两个口岸由中立国进行视察的解决方案。”


这个用来打破僵局的预案早就准备好了。


12月3日,中朝方面在原有修订5项原则建议的基础上,又提出了7条建议,其中前4条一字未动。第五条略作修改,又增加了第六、第七条:


六、双方各指定同等数目的委员,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具体安排和监督除本项第六条所规定的监察范围外的全部停战协议的实施。


七、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双方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


八、为监督第六条规定的严格实施,双方同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察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的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视察结果的报告。


果不其然,这张牌一打出去。对方立刻就傻了眼。


“直接视察中朝方后方”肯定是不可能的了,人家那建议已经说啦,“中立国家代表成立监察机构”。


而且这一条绝对冠冕堂皇,谁也无法提出反驳。


至于“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那明摆着是给“联合国军”上套子。谁都知道,现代化程度很高的“联合国军”对补给的要求相应要大得多。而且,实行记点制度的“联合国军”的兵员轮换也要频繁得多。


这一条倘要实行起来,“联合国军”那士气绝对要大打折扣。


可这一条乔伊们一时也想不出道道来反驳。


想不出来就拖。


一拖就拖了9天。


12月12日,大概是华盛顿智囊们传授了机宜,“联合国军”代表终于拿出一个对案。


中立国视察后方口岸一条,没法反驳,只好原则同意。


但却提出大规模轮换部队和补充武器弹药,而且又生出了一个飞机场问题,提出要“禁止朝鲜境内飞机场和航空设备的恢复、扩充与修建”。


这后一条提得很有水平。


对于“联合国军”方面来说,不存在所谓“恢复、扩充与修建”机场和航空设备问题,因为中朝方面的空中力量完全不能威胁到“联合国军”的机场和航空设备,所谓禁止双方,实际上是禁止中朝方一方。


由此也可见美国人对于中朝方面日益强大的空中力量的畏惧。


很明显,如果中朝方空军进入朝鲜北部机场,将直接威胁到在朝鲜南部的“联合国军”后方,从而使其处境变得非常尴尬,甚至直接关系到“联合国军”能不能在朝鲜呆下去的问题。


不过这也在中朝方代表们的意料之中。

12月14日,照顾到美方的记点轮换制度,中朝方再次对原提案作出修订,在第六条后补充了“但双方的任何一方如需要对其在朝鲜的军事人员进行轮换时,应向军事停战委员会提出请求,获得批准。此项轮换的人数,每月不得超过5000人,并应经过中立国监察机构的实地监督,在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


可双方仍然在机场问题上相持不下。


中朝军队代表说:我方不能同意你方限制机场设备的建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绝不让步的是我方内政不受干涉,至于我方进行或者不进行这一种或那一种设备,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联合国军”代表表现极为蛮横:


“这种干涉现在我们就以我们的军事力量进行着。你们还是忘掉主权、内政这种支离破碎的字眼吧!现在我们正在干涉着你们的内政,你修飞机场,修好了,我给你炸掉,你再修,我再炸!”


“联合国军”代表霍治很是趾高气扬。


儒将解方气极,一拍桌子站起来:


“你们使用军事力量不能得到的东西,却企图用谈判的办法得到,我坦白地告诉你们,你们永远不会得到你们使用军事力量所得不到的东西!”


……


12月27日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就这么在吵吵嚷嚷中给“浪费”掉了。


后来才知道,这些胡说八道的版权属于华盛顿。


话说回来,谁叫人家家伙硬呢?


第三项议程还没议消停,第四项议程也僵住了。


第四项议程也是最后一个有实质性内容的议程。


本来这个问题是最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


1929年缔结、1949年又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一一八条明文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


第七条也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权利一部或全部。”


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在这个条约上签字的国家有61个,美国是其中之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还不是签字国,中国政府是在1952年7月13日才宣布承认这一公约的。


有鉴于此,中朝代表团也认为这不应该有什么大问题。


连毛泽东也认为有多少换多少,不难达成协议。


谈判老手李克农对大家说:


“我们主张收容多少换多少,他们才是真正不幸的人。交换俘虏,既有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估计不难达成协议……”


全没想到,这个问题竟成为谈判中最难达成协议的议程。


一吵吵了近两年。


倒是“外交才子”乔冠华对这种乐观估计有所保留。

进入这一议题谈判之前,中朝代表们已经知道,中朝方战俘营中对方战俘的数量,远不如对方战俘营中中朝方战俘的数量多。“联合国军”极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胡搅蛮缠。


“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当然捏造总捏不圆,他所指的什么第八十一师第二十一团,我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而且美国国防部也说汉莱的声明没有事实根据。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们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一百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作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


乔冠华真不愧是一位目光敏锐的外交人才,一切都被他言中。


果不其然,刚一谈判,美国军政首脑就在打战俘的主意。


1951年7月5日,停战谈判前夕,陆军心理战首脑罗伯特·麦克卢尔准将最先在致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上将的备忘录中提出一个损招:将那些原是国民党军和那些害怕因投降而受共产党惩罚的中国战俘送到台湾。因为台湾在法律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计策可以保证美国至少在法律意义上遵守日内瓦公约的。麦克卢尔甚至露骨地说,“一些中国战俘会愿意被秘密地送往大陆登陆,然后回到自己家园或游击队占领区去。”


这已经是露骨地在暗示可以用战俘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了。


而且这个建议本身就是对《日内瓦战俘公约》的蔑视。


笔者认为,麦克卢尔这个建议是对美式人权的最好诠释。


李奇微则主张“一对一交换”,因为他认为“联合国军”在收容战俘的数量上拥有优势。


总统杜鲁门后来也渗和进来,坚决反对全部遣返。


这个立场于11月作为美国官方立场传达给了李奇微。


12月11日,第四项议程的小组会开始讨论战俘问题。


第四项议程小组委员会由朝鲜人民军代表李相朝少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柴成文、“联合国军”代表鲁思文·利比海军少将和乔治·希克曼陆军上校组成。


根据《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有关条款,中朝方代表提出了停战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


不料“联合国军”代表拒绝表明态度,要求先交换战俘名单。


12月12日,中朝代表正式提出5点建议:


一、确定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


二、商定在停战协议签字后最短可能的期间内,双方分批释放及遣送完毕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并确定重伤、病战俘应先在第一批内释放及遣送的原则。


三、建议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定在开城板门店。


四、建议在停战委员会下,双方各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遣俘委员会,遵照上述协议负责处理战俘的交接事宜。


五、上述各项一经双方同意确定后,即行交换现有的全部战俘名单。


按理这不存在什么问题。


可“联合国军”方面始终避免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作出反应,又提出了两个纯属枝节的问题,一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人到双方战俘营访问,二是首先交换战俘名单。

“英语中有一句谚语:‘不买装在口袋里的猪’。不首先交换战俘资料,我方不能而且不愿做出任何轻率举动。”


在“联合国军”代表利比海军少将心目中,这就是一次人口买卖。


好吧,那就先交换名单。


拿到名单,双方都大吃一惊。


“联合国军”当时收容的中朝战俘约有132474人,其中中国军队战俘20720人,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111774人,交来的名单中只有英语拼写的姓名和战俘番号,中国人没有汉字姓名,朝鲜人没有朝文姓名,也没有部队编号、职务、衔级等,根本无法查对。


而且人数也对不上。


中朝军队当时收容的战俘为11559人,其中:


“联合国军”官兵4417人;


韩军官兵7142人。


而“联合国军”战俘中,又有美军官兵3198人,英军官兵919人,土耳其官兵234人,法军官兵10人,菲律宾官兵40人,荷兰籍军人1人,希腊籍军人1人,澳大利亚籍军人6人,南非籍军人4人,加拿大籍军人1人,美籍日本人3人。


“联合国军”代表感到震惊的是,这与他们原来估计的数字差距太大。按他们原来的估计,韩军官兵在战斗中失踪的数字为88000人,而美军的失踪数为11500人。


美方认为,中朝方面提供的战俘名单,仅占失踪美军的27%和失踪韩军官兵数的8%。


两相比较,美方收容的战俘比中朝方面多10倍以上。


这是怎么回事儿?


的确,在中国军队入朝参战前,朝鲜人民军就曾俘获过数万美韩军官兵,中国军队入朝参战到停战谈判双方互换名单时为止,也俘获过美军6573名,英法等国官兵1317人,韩军官兵29922人。


朝鲜电台也曾经公布过俘敌65000余人的数字。


可收容到中朝军队战俘营中的战俘何以如此之少呢?


这是不同战争类型的互相转换中给人们开了个大玩笑。


朝鲜战争刚开始时,是朝鲜民族的一场内战。


当时,朝鲜南部有人口1600万人,而北部仅有人口900万人,就兵员资源来说,南方远比北方雄厚,所以北方特别重视消化俘虏兵。战争打响后,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先后俘获过8万多韩军官兵。


这些韩军官兵,很快就被“消化”在朝鲜人民军的队伍中。


中国军队在内战期间也是这样“消化”了数百万蒋军官兵。


这是中国军队的一绝。那年头,昨天戴着青天白日帽徽胆小怕死,今天青天白日揪下来一扔就勇敢无畏的奇迹数不胜数。俘虏过来的国军士兵只要参加过一两次诉苦会,整个就像变了一个人。就是现如今在朝鲜参战的志愿军官兵,真要查起履历来,恐怕相当大一部分都穿过国军的二尺半,进过共军的俘虏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行列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曾经是被“消化”的国军士兵。


国内战争,这不应该是什么问题。

问题是朝鲜战争后来国际化了。


变成了一场先后有20个国家的军队卷入的国际局部战争。


这就产生了观念转变和政策调整的问题。


中国军队参战后,也曾俘获过大批的美韩军官兵。当时的中国军队俘获的韩军官兵一般都转交朝鲜人民军,“联合国军”官兵则交碧潼俘管处。那会儿中国军队还是国内战争俘虏政策政治攻势的观念,连连在前线释放了不少的“联合国军”战俘,加上运动战时期没有专门的战俘管理机构,在敌机轰炸、看管不严和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战俘失散和逃亡严重,所以收容的美军战俘就很少了。


后来回过味儿来,俘虏的韩军官兵也送碧潼了。


然而这时又不打大仗了,加上韩军俘虏人熟地熟语言通,本来也不太好抓,所以最后在碧潼的韩军战俘也没剩下多少,满打满算也只有7000多人。


“联合国军”战俘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联合国军”战俘营中的主要成分是“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成建制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官兵。而韩军的头头脑脑们都明白,这些人绝非当时屡战屡败名声很差劲的韩军部队所能消化掉的,真要编进部队没准儿一打起来那枪口就会掉过来开火,与其找这个麻烦,还不如就让他们呆在战俘营里。


中国籍战俘则主要是在第四、五次战役后撤中被俘的志愿军官兵,此前,“联合国军”战俘营中只有600多名志愿军战俘。


谈判双方最后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联合国军”收容的中朝战俘,10倍于中朝军队收容的“联合国军”和韩军战俘。


由于这个悬殊的数字差,使战争又多打了一年多。


战俘,成了“联合国军”在谈判中的一个筹码。


应该承认,中朝方面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谈判地位相当被动。


什么“一对一交换”,什么“自愿遣返”,完全是“联合国军”在战场上被打得恼羞成怒的心态下出笼的一个损招。美国人心中很清楚,对有着5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两万战俘根本不可能对中国军队的兵员资源产生哪怕是些微的影响——这样做在军事上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其所有的意义全在于想在全世界面前丑化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没有“人权”,中国军人不是“志愿”而是“被强迫”来朝鲜作战的,从而以此来挽回在战场上与对手打得僵持不下所丢失的脸面——因为无论是谈判还是打,“联合国军”手中的筹码也越来越少。


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美国军队也实在没有逮住什么便宜。


说停战线吧,开战时在三八线,与中国军队交战是在鸭绿江边,现在却在三八线附近被粘糊住了。虽说经过夏秋两季攻势,夺取了646平方公里的土地,“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北占据的地区也比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以南占据的地区要大一些,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本身在兵员上就居于劣势的“联合国军”方面难以承受的。有些国家已经公开声明,绝不再向朝鲜增派兵员,已派出的兵员损失了也不再补充,直到打完为止。


美国军事历史专家拉塞尔·韦格利教授曾经不无调侃地评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决意寻求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惟一可用的方式是跟中国和北朝鲜军展开激烈的歼灭战。这场歼灭战势必要求联合国军付出极大的代价,从而使这场努力与其说是‘胜利的’,还不如说是‘悲壮的’了。”


至于“停战监督”,那就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

原想用“自由监督”难为对方,却被人家一个“中立国监督”给瓦解了,反而给自己找来了不少麻烦。


算来算去,现在只剩下战俘这一项——也是最后一项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议程尚有些文章可做,而且“联合国军”在这个问题上相对来说还具有比较有利的谈判地位。


这件事儿狠狠地救了山姆大叔一把。


打得狼狈谈得窝囊的美国人这会儿哪怕是见着根稻草也要把它捞起来当作铁拐杖,更不要说还有那么多人在自己手中。


有人,就可以做人口买卖,就有文章可做。


杜鲁门这回是逮住什么就用什么,哪怕这将给美国人到处标榜,涂抹得光辉灿烂的“人权”旗帜甩上一团大大的污泥。


这就叫狗急了跳墙!


粗粗一看,“自愿遣返”也好,“一对一交换”也好,好像都有那么点公平合理的意思在里面。


然而这里面却是一个大大的骗局。


中国军队的战俘大多数是经过土地改革的翻身农民,且不说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军队最根本的精神教育支柱,且不说“保家卫国”这个口号对于得到土地的农民群众那种毫不含糊的号召力,仅从千百年的形成的故土观念和“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小农经济的理想生活境界来说,如果不是胁迫和欺压,从黄土高坡上走出来的农民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不愿意回到祖国,回到等待他们耕种的土地上。50年代的过来人都知道,那会儿城里到农村招工都要反复动员,还不一定招得上。


后来战俘营中的反抗斗争和美军的残酷镇压也向世人证实,所谓“自愿”,完全是一种在控制下的胁迫。关于这一点,大鹰所著的《志愿军战俘纪事》有详尽的介绍,笔者不再赘述。


出这损招的美国人让美利坚合众国蒙受了国耻!


杜鲁门、李奇微们的这种作为实在让人瞧不上。


其实,就是在美国军政当局内部,对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也不是没人发出不耻之声,比如“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特纳·乔伊海军上将,比如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他们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对“自愿遣返”表示过异议或贬损其价值。


可问题是,不弄这个,美利坚合众国的面子上哪去找?


归根结底,这还是恼羞成怒下的损招。


要是打得顺手,美国哪会费神折腾这种下作把戏?


比如海湾战争,美国人打得清楚,赢得明白,逮了10多万伊军俘虏,放得也痛痛快快干干净净,绝不来什么“自愿遣返”、“一对一交换”什么的。


留着干吗,还要管吃管喝,多麻烦!


既然谈不下去,那就开打。


打也麻烦。


1951年12月27日,停战谈判30天签字期刚一过,“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中将就命令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提出转入攻势作战的计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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