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战胜文明 作者 大卫

唐风2009 收藏 2 844
导读: 人们早已接受了这样的文明发展观念:即先进总是要驱逐落后,文明必将战胜野蛮。还有另外一种表述方法:文明即是强大,落后便要挨打。这种观念认为文明就是力量,历史上中原文化之所以呈不断扩大的状态,乃是文明的力量所致。基于上述观点,自然觉得探索究文明起源不太有必要把眼光投到中原以外。 笔者要指出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历史的规律是野蛮战胜文明,文明总是不可阻挡地被野蛮取代,乃是华夏文明起源发展过程的真实情形。 野蛮必定战胜文明,一部中国历史反反复复证明了这一点,那些汉化了的中原帝国迟早要被

人们早已接受了这样的文明发展观念:即先进总是要驱逐落后,文明必将战胜野蛮。还有另外一种表述方法:文明即是强大,落后便要挨打。这种观念认为文明就是力量,历史上中原文化之所以呈不断扩大的状态,乃是文明的力量所致。基于上述观点,自然觉得探索究文明起源不太有必要把眼光投到中原以外。

笔者要指出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历史的规律是野蛮战胜文明,文明总是不可阻挡地被野蛮取代,乃是华夏文明起源发展过程的真实情形。

野蛮必定战胜文明,一部中国历史反反复复证明了这一点,那些汉化了的中原帝国迟早要被由北而来的原生态游牧民族取代。华夏文明的发展过程乃是一种覆盖的过程,犹如大地披雪,文明总要被野蛮覆盖,然后又从萧杀中重生。

更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在阿尔泰游牧民族的传统活动区域内部,也呈现出同样的情景: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北方,远古时代以来,亚洲东北部极广大范围内,从西伯利亚到日本海东岸,如此辽阔的森林草原地带,始终是这个世界分布最为广泛、形态最为原始,保存最为完整的游牧文化区。在那个区域里,阿尔泰游牧文化是惟一能适应如此严酷自然环境的文化,加之那片土地远离欧亚文明中心,最不易被打扰,独特的自然条件让一种古老的文化保持了原生态,那片广袤的由白桦林带护卫的区域始终是一个原始氏族社会,在人类冷兵器时代完全结束之前,那里始终是一个匈奴时代!

自古以来,在整个东部亚洲,人口密度由南而北呈现不断递减的状态,而农耕色彩则由北而南不断加深,乃是因为农耕比游牧有更高的土地利用率,同样面积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的缘故。

不过游牧与农耕并不存在截然分界线,黄河流域历史上一直是亦耕亦牧之地,那里有一个农耕化不断加深,游牧底色逐渐消失的演变过程。而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也不是绝不务农,他们自古也有一些农耕,特别是女直,有更多的种植传统和习惯,女直的游猎社会里一直存在少量农业成分,只是农耕从来不是他们的主要生存方式,农业的比例很小而已。

游牧民族的游牧形态也存在差别,比如女直,由于是穴居族,与古代突厥,蒙古相比,定居色彩就更多一些,女直也迁徙不定,但相对还算稳定,这也容易理解,挖一个洞穴并非易事,不可能住几天就废弃了,东北三江平原的黑土地也比较适宜种植,古代女直社会比其他阿尔泰游牧民族有更多的农耕成分可能与此有关。

但野蛮驱逐文明,北方制控南方,高纬度白桦林带里面繁衍出来的更原始,更野蛮的游牧部族不断南迁,进逼南方游牧部族的情况自古已然,历史上“南匈奴”总是受制于“北匈奴”,北匈奴总在南下征服并取代着南匈奴,而考古发现,高规格的匈奴墓冢大都分布在贝加尔湖这样的高纬度地带。南匈奴由于接近中原,相对要文明开化一些,其社会内部也会有更多的农耕成分,但这并不一定就是战斗力。

四世纪建立了北魏王朝的鲜卑拓跋,其祖先原本游猎于蒙古高原深处,属于“北匈奴”。据《魏书·序记》记载,魏人远祖可以追溯到黄帝25个儿子中的最小儿子“昌意”,昌意之国处“大鲜卑山”(大兴安岭),曰:

“(拓跋祖先)统幽都(斡尔朵)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

“爰历三代(夏商周),以及秦汉……不交南夏(不曾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是以载籍无闻焉……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震北方,莫不率服”

“宣皇帝推寅(达延,大野)……谋更南徙,未行而崩。”

到了晋末拓跋圭时,鲜卑拓跋部已南迁到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变成“南匈奴”了,开始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大单于也有了“代王”称号,后来又南迁国都至山西北部的平城。如此迁徙路径与史料记载的黄帝“逐鹿中原”路线基本相同,这其实是一条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南下的传统路线。

北魏孝文帝继续南迁国都至河南洛阳,一方面是由于统治中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蒙古高原深处的强敌柔然,高车进逼的结果,魏帝有避其锋芒的无奈,历史上“南匈奴”都有被迫南下的压力,最后不可阻挡地消融在汉民族的长河中。

再看中国东北,历史上一直存在“生女直”不断南下成为“熟女直”的过程,例如爱新觉罗部族就有一个由北而南迁徙的过程。“熟女直”指受草原帝国或中原王朝控制的南方女直部落,“生女直”指难以顺服,只能以联姻,赏赐手段羁縻安抚的北部女直。那些生女直相比之下更为生猛骁勇,桀骜不驯,那些与中原文明接触较多的熟女直部总要被野蛮的生女直征服并取代。努尔哈赤祖先原本游猎于哈尔滨一带,属于“生女直”,到明末他们已经南迁到辽宁一带的“熟女直”之地,得到明朝敕封,被称为“建州女直”了,满洲女直由“生”变“熟”的过程大约历时200年。

皇太极在给明朝的檄文中严词否定自己是金代女直后裔,这到是事实,满洲女直与宋代女直之金并无血缘传承关系,仅存在文化意义上的继承关系,就像夏商周秦虽然都有明显可辨的女直背景,但其间确无血缘传承关系,只存在游牧文化上的传承关系一样。文明总要被野蛮覆盖,而后又从萧条中复苏,乃是华夏文明发生发展的固有规律。

有人会忍不住责问:你如此这般把所有的古籍记载都说成游牧民族的历史,那么农耕汉民族先民哪里去了呢?

笔者要说的是:汉民族先民的身影在那些古籍中是没法找到的,他们没有被记载在古代历史中,为奴隶者怎么可能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呢?奴隶连姓名也没有又如何被记载呢?古籍记载着的全是统治者的事迹,全是奴隶主们的世系。在华夏文明起源时期,奴隶和奴隶主说两种不同的语言,他们之间不会产生历史纠葛并被记录在古籍中,在古籍中纠缠在一起的无一列外都是奴隶主,农耕汉民族先民确没有多少文字可考的历史。


就像我们仰望夜空,我们看到了漫天星星,那些闪亮的东西全都是统治者的事迹,然而比发光的群星更为广大的是宇宙空间,但它在暗处,它不发光,因此我们看不到,甚至很难意识到宇宙空间的存在——为奴隶的农耕汉民族先民就隐藏在这样的暗处!


那么“文明战胜野蛮”,“文明消灭野蛮”的情况是不是绝对不会发生呢,那也不是!当我们站到理性思维的高地上,回过头来俯瞰历史的时候,情况完全变了:

我们看到,当野蛮战胜文明后,文明并没有死灭,一旦大动乱平息,如冬去春来,严重受损的华夏文明又在原地恢复生长,甚至可能出现蓬勃生长的情形,一个又一个历史高峰就是这样出现的,唐,元,清是也!

我们看到,那些入侵而来的野蛮人很快转变成“文明”人,我们看到,反而是野蛮的蒙古人首先在中国历史上发行纸币,有纸币等于已经存在“中央银行”雏形了,也是从蒙古人开始,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贸易”,如此等等,文明总是在血色中潜行,在破坏中崛起。

我们吃惊地发现,再后来,强与弱,胜利者与失败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完全颠倒过来了,那些入主中原的野蛮人,再也记不得祖先的语言,被迫放弃了祖先的生存方式,最后都湮灭在汉民族之中了。我们还看到,游牧民族的游牧区域不是在扩大而是在不断缩小,他们的后裔在不断北撤,现在他们只求祖先的生存方式和语言能在有限的区域内延续下去,不至于快速消亡,他们竟变得如此可怜!

那些曾经被征服,被奴役的人,不但没有灭亡,反而体量变得越来越庞大,大有吞灭一切之势头。时至今日,在华夏文明起源时期起过很大作用的满洲女直,已经快要消亡不见了,仅剩的几个孑遗,已经不会说祖先的语言了。

一支草原利箭是那样的刚硬,锋利无比,令人生畏,它射向一大团棉花,棉花是那样的柔软,绵弱,我们看到利箭陷落在棉花里了,只露出一截尾巴,最后那个箭尾巴也消融不见,棉花却依然存在,并且还在扩大——

农耕的汉民族先民就是那样一团棉花,很难说清楚到底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这就是耐人寻味的中国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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