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的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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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46年春,按照阎锡山推行的兵农合一制度,我与本村(山西忻县忻口村)武温治、刘年根、王润维、王二田等十几个年轻人当了常备兵。当兵后的第二年,我与武温治等四人又被抽调到省政府侍卫队。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我与武温治两人成了解放军62军军直属山炮营的解放战士。随后我们进军西北、西南,参加了甘肃关山打马鸿逵与四川彭山县半面街剿匪等战斗。 赴朝作战与北汉江被俘 约在1951年的1月间,正是我国抗美援朝不久的时候,我们山炮营在四川彭山县合编入60军180师的师直山炮营(营长叫

1946年春,按照阎锡山推行的兵农合一制度,我与本村(山西忻县忻口村)武温治、刘年根、王润维、王二田等十几个年轻人当了常备兵。当兵后的第二年,我与武温治等四人又被抽调到省政府侍卫队。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我与武温治两人成了解放军62军军直属山炮营的解放战士。随后我们进军西北、西南,参加了甘肃关山打马鸿逵与四川彭山县半面街剿匪等战斗。


赴朝作战与北汉江被俘


约在1951年的1月间,正是我国抗美援朝不久的时候,我们山炮营在四川彭山县合编入60军180师的师直山炮营(营长叫杨银盘,四川人)。我在炮一连弹药四排。为了作好赴朝参战的准备,我们部队徒步走到甘肃天水,再坐火车抵达河北省的泊头镇。在此下车后,在一个叫伦敦村(村子的名字可能不确)的小乡村住下来。春节过后,我们改换了全部武器装备(除山炮外,其余皆苏式武器),改换了军装被服,随时准备出发了。


入朝的确切日子记不得了,只记得在3月中旬,正是第四次战役已经打了将近两个多月的时候。我们在安东下车后,徒步跨过了鸭绿江。由于敌人的飞机太猖狂,只能昼伏夜行。三八线以北没有打战。过了三八线,进入南朝鲜,也是昼伏夜战。第五次战役一开始,我们就参战了,我们的任务是插入南北汉江之间消灭敌人。仗打得很艰苦,战士们伤亡不少。我们不仅打过了北汉江,而且接近了南汉江。可就在这个时候,几倍于我们的敌人包围了我们。上级命令北撤,我们山炮营掩护步兵先撤。撤至北汉江的时候,由于敌人占据了渡口,封锁了江面,过江时就有几百战士被水冲走、淹死。不过,总算撤过了北汉江,但一切供给全部中断了,几次冲杀也没有成功。上级又命令我们轻装突围,于是我们把山炮、电台等统统拆开损毁,连牲口也解开放脱,每人只带了一杆枪,分散突围,朝北奔去。某日天明了的时候,就看到了围堵的敌人,已经两三天没有吃东西的我们,再也无法前进了。就这样,一万多人的180师半数当了俘虏。一次被俘这么多人,这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是出了名的。这是1951年5月底的事,也就是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又过了五六天或六七天的时候。几年以后才听说,我们师的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同志带领几十个战士打了一年多的游击后也被俘了。他是志愿军战俘中官职最高的人。据说,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被俘总数有两万多人,而我们师就占了四分之一。我们师唯有重炮营没有落入敌手,因为重炮是用汽车拉的,从公路上跑脱了,而我们的山炮是牲口拉的,根本跑不脱。另外还听说,我们师540团的二营因故没有参加第二阶段战斗,那么,该营的损失也就不会大了。


在巨济岛战俘营


我们被俘后,先是被临时关到某城一个监狱中,不久又转到釜山,很快就入了敌人设在巨济岛的战俘营,在此熬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战俘被编成六个大队,我在第一大队86铁丝网。伤病员另外编成一个队,由我们侍候照料。我们睡在装过大米的草袋上,四个人一个铺。吃的是扁大米,实际就是压扁了的露仁子大麦,我们忻州人叫露仁草麦。每天两顿饭,一天只给吃一磅,相当于九两多。也有点菜,喝些带鱼汤什么的,总之,谁也吃不饱,个个都是面黄肌瘦的。因为美国还纠集了其他国家的少数军队参战,他们自称什么联合国军,所以,看守我们的兵有加拿大人,菲律宾人,土耳其人,等等,不全是美国人。白天,我们多是呆呆地坐着。坐在帐篷里,可以听见铁丝网外转来转去的宣传车上播出的什么关于战俘的日内瓦公约。出帐篷解手要请假,必须按时返回。每星期都有宗教教育课,什么耶稣教、天主教、佛教。课前发给每人一本小册子。来传教上课的外国牧师、神甫、僧人等都会说中国话,其中一个美国老牧师曾在我国山东住过多年。牧师宣讲时,总要说什么“你们造了孽,是耶稣拯救了你们。”有时我们被派去做苦工,就是到码头上卸轮船上的货物。遇上卸罐头等食品时,也能撬开吃上些。说实话,只要你规规矩矩,不闹什么事,管理人员并不随便打骂人。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优待俘虏。


然而,这里并不是风平浪静的,而是斗争很激烈,就是那些要到台湾投奔蒋介石投奔所谓中华民国的战俘与我们这些一心想回祖国回大陆的战俘间的斗争。两派战俘背后都有领导,但都在暗中指挥着,不露面,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谁是领导,只是后来在一次两派武斗后,一个原山炮营的排长周荣秀(陕西人)和观察班班长范永清(山西太谷县城内人)被人家认出来,另外圈起来了,我们这才知道,他们是铁丝网内我们这一派的领导。想到台湾的那一派显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后来才听说,他们里面钻进不少名为战俘实为台湾派进去的特务,怪不得有些人那样猖狂,做反共宣传,还行凶拷问我们。例如,一个任中队长的俘虏(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是江苏或浙江一带人),就相当凶狠,拷打审讯过我们,我怀疑这家伙很可能就是一个真特务,假俘虏。同住在一个帐篷中的战俘谁也不敢公开说自己想回哪里。听说某铁丝网中有一个四川籍的战俘,他想回大陆的心思不知怎的被另一派知道了,竞被活活打死,还把心掏出来示众。由此可以想见,后来大多数的战俘(据说有1.4万多人)之所以到了台湾,回到大陆的只是少数(据说总共6000多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遭另一方的毒打,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当然不能否认,确实有那愿到台湾去的人,这原因很复杂,而俘虏中相当多的人是在解放战争中起义过来的,或者是解放战士,他们的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再加上另一派的反共宣传,就更容易动摇了,这应该是主要原因。也有的老战士是怕回来以后挨整,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问题,也就顺水推舟,选择了到台湾的道路。总之,在巨济岛时,多数人都很悲观,以为不知哪一天要被拉出去,被机枪扫了。


我为什么要“回共产党中国”


我是一个在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咱们解放军里都呆过的人,我就是一个解放战士,但我亲身体会到两个军队是两重天。晋绥军官兵关系就跟猫鼠关系一样,当兵的怕当官的,当官的可以随便打骂当兵的。至于生活,无论是衣服穿戴,还是吃的喝的,兵与官无法相比。但是解放军官兵平等,官不能打兵,当兵的犯了错误,全是用批评教育的方法,用同志们帮助的方法。不仅如此,当官的有什么不对的话,当兵的也可以提出意见,这是晋绥军中绝对见不到的。解放军里,当官的与当兵的吃喝穿戴几乎没有多少差别。那时候,还没有实行什么军衔制,连地方上的官也还是供给制,没有实行薪金制哩。另外,解放军不仅重视对战士的思想政治教育,还非常重视对战士的文化教育,尤其是在四川的那一年,抓扫盲抓的特别紧,我这点点读书看报的本事,主要还是得益于那一年的扫盲。晋绥军里,谁管你扫盲识字呢。所有这些,都深深感动了我,教育了我,深深感到解放军才真正是人民的军队。因此,我一投入解放军,就爱上了这个军队。无论在行军作战中,还是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力尽所能,吃苦耐劳,勇敢作战,从不落后,算得上是尖子兵。1949年冬,也就是参加解放军半年多的时间后,我就入了党(时在甘肃)。也就在这一年,在进军四川的途中,又立了甲等功。赴朝之前,我已被提升为副班长了。所以,我是铁了心要回祖国,回大陆的,且不说家里还有我的母亲和妻子、小女,所以,我是拿定了打死也不到台湾去的决心的。


1952年后半年的一天,我们铁丝网内的战俘被叫出来,排成五行。每一行的人逐个走进被指定的一个帐篷(共五个帐篷)。当我进入一个帐篷时,只见对面坐着一个外国人,大概就是中立国的人吧。帐篷里就我们两个人,再无旁人。我一进去,他就问我:“你回哪里呀?”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回中国。”他又问:“回哪个中国?”我坚定地说:“回共产党中国!,,就这样简单地问答之后,他很快填了一张卡片交给我。我拿着卡片(卡片上写的是外文,我当然认不得)退出来,门外站着的一个外国人接过我的卡片看了后,领我绕出原住的那个铁丝网,到了另一处地方。这里全是要回大陆的人了。从此,我们就与要到台湾的战俘分隔开了。有一个战俘本心是想要回大陆的,也许在那个问话的篷子里没有回答清楚,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卡片上一定是填着回台湾。当他走出帐篷后,一个外国人要领他返回原住的铁丝网时,他醒悟过来了,哭着闹着怎么也不回去,说是他要回大陆中国。幸好他遇上那个美国老牧师,他哭着向老牧师求情,在老牧师的帮助下,终于为他改了卡片,与我们到了一块。几天后,我们就被运到了朝鲜半岛南端的巨州岛上,而回台湾的仍留在巨济岛上。当我们离开巨济岛经过从前的铁丝网时,我亲眼看见铁丝网内跟我原在一个排的二班某战士噙着泪水看我们,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情——他也是想回大陆的人啊!可是,也有一些战俘向我们挥手喊叫什么:“咱们大陆再见!”言外之意是,他们总要反攻大陆,取得反共复国的胜利。当然,我们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对他们喊:“咱们台湾再见!”叫他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巨州岛战俘营


巨州岛是第八战俘营,有10个铁丝网,我在2号铁丝网内。我们先住的是帐篷,后来修了铁棚子,就住进了铁棚子内,一个棚子里住几十个人。比起在巨济岛时,这里就自由得多了,铁棚子门上没有守门人了,在自己所住的铁丝网内,可以随便串门了。我们铁丝网里的领导人也露面了,这就是原山炮营后勤处处长彭??(山西人)、连长冯玉林(山西兴县人)和范永清等几人。他们与其他铁丝网的领导也能相互联络,靠的是编好的手势和暗号。究竟巨州岛战俘营中谁是最高领导,我至今也不知道,当时只听说有个什么政委是大领导。在2号铁丝网内,彭??等人公开领导我们活动、斗争,还组织我们识字,学文化,党员还过组织生活。


虽然这里的战俘都是要回大陆的了,但我们的领导人并没有放松警惕,生怕有人用威胁利诱的手段,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改变回国的主意,于是便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组织了纠察队,我都参加了。纠察队分四个班,有40多个人,其任务就是暗中监视那些被怀疑为意志不够坚定的人,特别是在他们被派出去做苦工时,纠察队总要想办法派几个队员一同到工地上做工,悄悄监视他们的行动。


那时候,虽然当兵的大多没文化,有不少人还是文盲,但由于战俘营里人很多,特别是有许多学生兵,所以人才还是不少,有能工巧匠,有会吹拉弹唱的,有懂外文、会说外国话的。有的人用罐头盒做成小号,用其他材料做成胡琴。他们还为我们演出过《白毛女》。那些懂外文的人从捡来的外文报纸上能知道许多新闻,特别是有关停战谈判和谈判战俘问题的新闻,听他们一说,对早日回国就抱有更大的希望了。当我们知道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时,还开过追悼会。1952年的国庆节,1953年的劳动节、青年节、“七一”等节日,我们都搞了庆祝活动,在铁丝网内还举行了游行示威,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等口号。


最使人难忘的还是1952年的国庆。其时,我们从巨济岛来到巨州岛还不久。为了制作国旗,我们将美制雨衣拿到伙房汽油桶上烤热,再搓一搓,就将绿颜色搓掉了,变成了白布,再从医院里弄上红黄药水、药品等东西,将白布染红,再画上黄五角星,就制成了国旗。当我们将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都高兴地跳起来了。我还是负责保卫国旗的呢,所以更是激动。可惜国旗升起之后不一会儿,就被嘹望哨上的兵发现了,于是铁丝网外的守兵要进来干涉,我们顶住门,不让他们进来,还用石头打他们,他们实在没办法了,就扔进毒气弹来,呛得我们要死。对于升了国旗的7号铁丝网,守兵们竞动用了机枪,扫死500多人,跟我原是一个连的张树森同志就是在这次扫射中死去的。即使这样,我们的同志还是宁死不屈,我们的领导更顽强,领导我们绝了三天食,以示抗议。此次国庆事件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外界,国际红十字协会也知道了,曾派人来视察过。事情过后,领导人彭××对我们讲:“同志们,你们说咱们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咱们胜利了!咱们的斗争祖国人民知道了,世界人民也知道了!”

遣返以后


1953年7月底,朝鲜终于停战了。还在停战前的4月份,伤病员就遣返回国了。


8月间,我们从巨州岛坐船到了南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上岸之后,到了那停战谈判的板门店,这里也是交换战俘的地方。一到板门店,我们就把身上的衣服撕烂扔掉(上衣背后印有英文“俘虏”的字样),脱得只留下了裤衩。我们控诉敌人对我们的虐待行为,我们的一些人被记者围起来,记者们一边问,一边记。我们受到前来迎接的志愿军亲人的热情接待,让我们理了发,洗了澡(在战俘营里,我们从来没有洗过澡),换上新军装,第二天就坐上火车,第三天就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我们原炮一连共回来70多人,与我患难与共的本村武温治、本县聂计宝(城南大王村人)等也回来了。


我们先回到东北辽西省(今辽宁省)昌图县金家镇,这里设有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简称“归管处”),在此进行整训学习。整训前,领导作了动员报告,讲了政策,让我们检查交代,交代被俘后的表现,主要交代有没有变节失密的问题。大多数人都实事求是地作了检查交代。实在说,你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看得见,想隐瞒也不好隐瞒。最后,说是按照“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置”的二十字方针办事,但执行起来却又是另一回事,百分之九十多的党员被取消了党籍,连长以下的人都被安置回了原籍。对于我们的军龄,只承认被俘以前的,战俘营中二年多的时间就不被视作军龄了。对于这样的处理,我们很不服气,提了很多意见。有的同志因为憋着一肚子气,开会时背对会台而坐,但这又管什么用呢?你那战俘营中顽强不屈的斗争,被人家一笔勾销了;人家一说就是:你们比刘胡兰怎样?比狼牙山五壮士怎么样?比这个英雄怎样,比那个烈士怎样,其言外之意就等于说,当了俘虏就不应该活着回来。


在金家镇归管处整整整训了一年。1954年8月,我们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拖着一条不光彩的尾巴回到村里,真是有苦难言啊。在村里,我们这些人也是被上边视作“内控”人员(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所以“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与武温治也是被清查的对象。后来听说,我们师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同志也被开除党籍和军职,安排到一个农场改造思想。每想到吴成德同志的这种可悲可叹的下场时,自己思想上的包袱似乎也轻了一些。


总算老天开眼,“文革”终于被彻底否定了,1980年中央下发了《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的文件,即74号文件,为我们这些人彻底平了反,我与武温治的党籍都恢复了,战俘营里二年多的时间也算作军龄了,这才使我放下背了几十年的包袱,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了。还教我感激的是,从1987年起,国家又对1953年之前(即实行义务兵役制之前)参过军的解放军战士每年发给生活补助费,使我们老有所养。我衷心感谢党,感谢人民,感谢我们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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