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民国“布衣元首”:蒋介石恭称“主席好”

陈继承 收藏 3 1698
导读:林森(1868年1月18日—1943年8月1日),原名林天波,字子超,号长仁,自号青芝老人,别署百洞山人、虎洞老樵、啸余庐主人。福建省闽侯县尚干镇人。1898年赴台湾加入兴中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他于23日在九江响应起义,任九江军政府民政长。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长。此后又担任过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参议院院长兼宪法会议议长等职。 1928年2月,林森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0月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接着又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成为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重要人物。

林森(1868年1月18日—1943年8月1日),原名林天波,字子超,号长仁,自号青芝老人,别署百洞山人、虎洞老樵、啸余庐主人。福建省闽侯县尚干镇人。1898年赴台湾加入兴中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他于23日在九江响应起义,任九江军政府民政长。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长。此后又担任过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参议院院长兼宪法会议议长等职。


1928年2月,林森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0月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接着又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成为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重要人物。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本应各派系团结一致、共抗外侮。但在1931年11月国民党四大召开之际,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三派势力却开始了权力斗争。胡汉民和汪精卫暂时联合起来倒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也只好“以退为进”,宣布下野。


据陈铭枢回忆,当蒋介石下野时,曾有意“将以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但陈向蒋推荐了林森:当蒋决定下野时,曾约我到他的书斋密谈。他向我提出建议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我并未察觉他早已属意于于,以为只是偶尔论及,固说:“于先生固然好,但还有一位更好的人,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此人既有清望,又没有各方面的政治背景,完全符合粤方所提出的主席标准——年高德劭。”蒋急问:“是谁?”我答:“林子超”。他听了恍然若有所悟似地说:“林一向爱清闲,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我说:“可以劝驾。”蒋立即写了一封亲笔函致林,交我面递。林因事出意外,开始尚有顾虑,经过劝说,他答应了。


林森在《就职通电》中曾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黾勉受命,暂度危机。值此国难灼肤,外交束手,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他深知自己所处位置之艰难,只好表示国民政府面临内外交困之时,奋力苦撑危局。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林森当上国府主席后,就很有一些“无为而治”的色彩。本来1931年6月15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关于“国民政府主席”的内容规定“国府主席对内外代表国民政府;国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陆海空军副司令及直隶于国民政府之各院部会长,以国民政府主席之提请,由国民政府依法任免之。”国民政府主席是总揽政权、军权,位高权重的位置。但是,1931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央****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也就是说,林森出任的是明文规定没有实际权力的国家元首。对于这个虚位,林森亦能安然处之。

有不少纪念文章都记述林森有“三好”和“三不”:即好佛、好古玩、好客;不再娶、不治私产、不杀生而素食。这也许说明了林森在“无为而治”的作风下对待生活的情怀。


胡适于1934年评价说:“如果国府主席是一个不明大体而个性特别坚强的人,如果他不甘心做一个仅仅画诺的主席,那么,十几年前北京唱过的‘府院之争’一幕戏,还是不容易避免的,我们试回想那两年前党政军合为一体的国府主席的地位,就可以明白林主席的谦退无为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了。”


林森之所以面对派系之争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应该说在当时不仅仅是出于个人修养,更是他“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的心态使然。当时的中国,外敌环伺,内部各派系相互倾轧,对于一个有职无权的国府主席来说,少一些派系纷争,就是多一分抗战的力量。他曾对亲友说:“你要知道,我的地位,譬如神龛中的神主,受人敬仰而不失其威仪,自然能保持庙堂之肃穆,与家宅之安康;若一旦神主‘显灵’,则举室彷徨,怪异百出。其所造成阢隍不安之现象,有非另灵异暂短时期所能补救。故神主千万不可‘显灵’。”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人描述过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时林森在街上与市民接触的情景:


那时洛阳市上,常见这位老人,长髯飘拂,着黑大氅,不带随从,散步街头,随时和民众接近,询问民间疾苦。有一次,他亲自去商店购买汽油,跟商人讨价还价。他说:“国府日常所付汽油价钱不少,所以顺便亲自向商家查询藉知究竟。”他有个同乡在河南大学任教,一日薄暮,有个长髯老人,入室呼名。恰巧这教授不在,家里人应见如仪。老人落座小憩,临行留下名片说:“没有事,我散步过此,听说你们在这里,顺便瞧瞧”。这家人一看,赫然元首也,再想请他小坐奉茶时,他已离开了。


作为国家元首,林森喜欢轻车简从,除司机外,一般不带随身侍从。有一次,林森出席一个重要的集会,他的座车路经一个路口,因车上未挂通行证,前座没有马弁和随从,汽车看起来又很破旧,警卫人员伸手予以拦阻,不许前进。林森平时就很讨厌国家公务人员以貌取人,这时他把手杖伸出车外,轻轻在警卫人员身上点了一下,以示提醒。警卫又仔细观察,才看到车里坐的是林森,于是马上敬礼放行。


在日常出行时,他经常随意停下车来,自己一个人走下车与旁边的人闲谈;有时一个人走在街头,与市民聊天,或者在田间地头与农民拉话,了解民情民意,那些与他说过话的人,怎么也想不到这个长须飘飘、说话和蔼的老人家就是当今的国家元首。


林森的这种“无为而治”的官场态度,使得他当了国府主席后,在客观上也把自己架空成了一个“花瓶”,新闻界对这一点攻击尤甚。但林森不改初衷,仍严格约束自己和手下,如洛阳警备司令陈继承来拜访,林森拒绝接见说:“以后武官直接去见蒋,文官去见汪,不必到我这里来啦。”一个熟人找林森要个职务,林森说:“用人要经过人事部门,不要找我。”


林森的族侄兼秘书林履明回忆说:“林森是信佛的,但他并不注重形式。我在数十年中,经常去他寓所,从未见到他焚香拜佛,倒是常见他闭目养神,一如老僧入定那样,口中念念有词,却从未听到他出声念佛,也没有见到林森讲论佛道。林森在庐山避暑,住在一幢普通的房子内,屋内苍蝇甚多,林森总是手持蝇拍,一拍一拍地打死许多苍蝇。我想林森肯定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否则岂能轻易杀生。”这个例子多少能展示出一些林森的内心世界。


尽管林森在权力场上抱着与世无争的态度,但从一些小事上人们还是能够发现他对蒋介石的轻视与不恭。曾有一次,正在散步的林森遇到了前呼后拥缓缓而来的蒋介石。林森远远见到蒋介石过来,马上似无意间转过身,把目光落在道旁的小庙的古董摊上,赏玩起了古董,对蒋介石并不迎接或避让,直到蒋介石讪讪地走过来向他致意:“主席好”。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返回南京,众人争着向蒋介石致意,非常肉麻地嘘寒问暖,林森则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蒋介石看到后,马上走上前说:有累主席受惊了。林森对秘书很不屑地说:明明是他受了惊,怎么反倒是我受惊了,他这是做给人看的。


在中国对外的问题上也可以看出林森的严肃。1941年12月9日林森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向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法西斯轴心国宣战。此后他为了争取中国的主权,致力于废除与美、英等国的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中美、中英新约签署,林森不胜欣喜,曾特邀宋庆龄、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合影,以志纪念。


1943年5月12日林森从林园家里坐车进城,去接受加拿大驻华大使呈递的国书。在途中与一辆美国卡车相撞,林森当场受伤被送进医院,经抢救无效,于1943年8月1日在重庆一所医院去世。林森一生没有子女,他养子亦在抗战中牺牲。他死前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死后亦无人为他披麻戴孝,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并将他安葬于重庆歌乐山双河桥的陵园内。由于林森一贯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尊敬。林森去世后,中共中央致唁电说:“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元首逝世致哀》,并举行了公祭。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住在林园,早上起来散步时巧遇同样出来散步的蒋介石,蒋介石领毛泽东参观了林森墓,毛泽东对林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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