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夕废旧学,儒生儒党不保皇。

魏而马 收藏 0 160
导读:辛亥革命形势图 [img]http://img9.itiexue.net/1372/13722237.jpg[/img]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湖北爆发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枪。接着,全国多个省份纷纷响应起义,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   因河南地处中原,南下可以支援革

当太平军在三江两湖纵横驰骋,清廷的江山摇摇欲坠之际,曾国藩建立了一支“儒生帅乡农”的全新武装——湘军,这支军队的各级将领,除了个别例外,大多数是举人、监生、贡生、低级候补官吏等中下阶层儒生,后来崛起的淮军、楚军,也都是以这种“儒生帅乡农”模式建立起来的。可以说,儒生们出于捍卫儒家地位、儒学道德人伦而发起的绝地反击,是清朝起死回生、反败为胜的关键。那么,何以仅过了60年,曾经迸发出无穷战斗力——或曾国藩所云“忠义血性”的儒生们,竟一下消失无踪?革命军兴,清廷所最能倚靠的,是由旧军改编、流品混杂的巡防营、江防营,而大批穿着学生服的书生,却吟咏着《革命军》、《警世钟》,义无反顾地向清廷射出自己的一枪?


事实上,那些功成名就之士,或称“高级儒生”,仍然大多站在清廷一边。辛亥时已去世的儒学名臣、出则封疆大吏,入则部堂台阁的张之洞,在去世前10年潜心研究“儒学救国”、“保国保种”之术,提出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体例、章程尽管现代化,但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等儒家纲常却绝不能变,说的也还是儒学。早已因戊戌变法失败被排挤出清朝政治中心的康有为,则一如既往地固守“新派儒学宗师”的阵地,不但继续阐发《孔子改制考》、《孔子伪经考》中那些所谓“新发现”的“儒家学说”,将“康学”大力丸包裹上“儒学”的糖衣到处兜售,而且试图以西方教会的形势,把儒学真正改造成“儒教”,虽然“孔教会” 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0月7日才成立,但“以孔子诞辰为纪年”、“尊孔教为国教”等主张,却早在辛亥前、甚至戊戌变法前便已喊得山响。[详细]

新军,“秀才兵”成为颠覆皇权的中坚

一些论者以为,清末大办新式学堂,废除旧学,导致民间对儒学典籍、教条陌生,是辛亥革命期间儒家不能再度力挽狂澜的奥妙所在,他们举出的例子,是1902年 “教改”前夕,中国只有新派学生6912人,而辛亥当年则有新式学堂约52500所,新派学生逾160万人。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事实上,废旧学、兴新学,并未导致儒学的曲高和寡,相反,儒学教育的覆盖面甚至比此前更高。[详细]


1902年公布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学前班)四年,要通习《四书集注》,全部学时中,约1/3为“读经”和“修身”,而“修身”的内容为“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敬长尊师、忠君爱国”,完全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不仅如此,1906年颁布的官方教育宗旨,一共两类、五条,其中第一类“忠君”、 “尊孔”是典型的儒家条文,第二类“尚公”、“尚武”、“尚实”虽有新学气息,却也依然能从儒学经典中找到依据,正如清廷官方所阐述的,兴办新学堂的目的,是培养更多谙熟儒家道德规范,并因此激发出忠君保国“血性”的“爱国者”,而不是培养儒学的掘墓人——在他们看来,那不啻培养自己的掘墓人。由于新学校十分普及,受教育人数大增,加上民间以传统儒学教育为内容的私塾依然存在。不仅学校教育如此,在当时的官办、官商合办企业里也有“修身”教育,正在全国大办的新军,同样规定了“读经”和“修身”的课程。可以说,清末的教育改革,事实上让儒学知识在民间和社会更加普及,而非相反。[详细]


既然如此,何以咸同年间的湘军、淮军可以“儒生帅乡农”,起来挽救清廷,而辛亥时如此普及的儒学,却无力挽回历史的宿命?甚至,湘军的故乡湖南,成了最早响应武昌起义、最早派出援鄂军队的省份,淮军的故乡安徽,不但革命军风起云涌,甚至连巡抚大人都当了革命军的都督?


首先,意欲 “正本源、壹人心”的儒学,到了清末,自身就不那么“壹”,而是四分五裂,各说各的一套。正统派里,既有主张“参用西法”的陈宝琛,也有主张守旧的叶德辉;主张变革的儒家宗师里,张之洞对“托古改制”不以为然,同属“托古改制”派的康有为和孙诒让彼此间不以为然,身为康有为弟子的梁启超,对乃师欲将儒学教会化的努力,态度也十分保留。除此之外,还有对他们均不以为然的章炳麟派。儒学各派的自相矛盾,无形中削弱了“经典”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这在清末这个古、今、中、外思想错杂的十字路口,无疑会严重影响其“战斗力”。[详细]

比这更重要的,是中下层儒生和清廷出现了利益背离。自隋唐至清末,儒生和皇权就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利益体:皇权向儒生提供源源不断的“上进”机会;儒生则以向皇权效忠、为王朝服务作为回报,二者间的纽带,则是科举制度。正是这种利益共同体,让基层儒生在历次民变中充当了卫道士角色,他们兴办团练,制定村规民约,捐助军饷,帮助维持地方秩序,并最终在大决战般的太平天国时代,让“儒生帅乡农”的勇营,成为国家的经制军队,和清朝的中流砥柱,那些一边喊着“国家二百年养士之报”一边效死的基层儒生,实际上喊出了双重含义——“国家”得先“养士”,“士”才能以死回报这样的一个“国家”。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科举的废除而荡然无存。


1905年秋,袁世凯等人上书请废科举,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宣布“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从此断绝了基层儒生通过读书、科举改变命运的一切希望。固然,取士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与时俱进,救亡图存,更科学地选拔人才,但客观上这种做法却让曾是皇权最忠实支持者的基层儒生,一下成了被砸掉饭碗、前途和梦想的“仇恨一族”。而且兴办新学并非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迫于外侮的急就章,许多配套制度并未跟上,“分别量予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且越是低级别的功名,“出路”也就越差,早已出将入相的张之洞、陈宝琛,功成名就的康有为、孙诒让和盛宣怀们只看得见改制的好处,看不见“断人生路”的副作用,而大好青春虚掷、前途一片黯淡的基层儒生,则又往往只能看见“我的路在何方”的悲凉前景,而无暇体会这一改革“伟大深远的社会意义”。 [详细]


转自网易新闻。


本文内容于 2011/9/21 23:01:44 被魏而马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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