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颓废生活:曾求梁实秋陪同逛四等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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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民国名人奇闻逸事:往事》 作者:陈斌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梁实秋记载过自己与徐志摩之间发生的一件小事:1930年夏,有一天志摩打电话给梁实秋,说:“你干的好事,现在惹出祸事来了。”梁实秋不明就里。原来,徐志摩接到商务印书馆黄警顽一封信,说自己的妹妹喜欢上了梁实秋,委托徐志摩问问梁实秋的意见。梁实秋回忆了一下才想起,自己在大学兼课时,是有这么一个女学生,但从没说过话,更不可能发生来往,于是梁实秋对徐志摩说,请你转告对方,在下现有一妻三子。


此事告一段落,随后谁也没再提起过。事不大,但梁实秋总能记得。跟徐志摩有关的每一件事,他都历历在目。


徐志摩干净、稳健、不偏激,既有文人名士的超然洒脱,又有左右逢源、深刻入世的绅士风度。他也有浪漫的一面,颓废的一面,但都适可而止。相比之下,浪漫和颓废到极致的郁达夫几乎从来就没得到过梁实秋的好感。


在和郁达夫见面之前,梁实秋与创造社成员有着不错的关系。还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梁实秋与闻一多合著了一本小书——《〈冬夜〉、〈草儿〉评论》,得到郭沫若的来信赞美,自此和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建立联系。但没想到的是,第一次见面就让梁实秋感觉不爽。


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一文中记载,“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大概就是这一次的见面,让梁实秋潜意识里筑起了和创造社成员的界限。此后,郁达夫北上到了北京,找到梁实秋,当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更使梁实秋不胜骇然。他说:“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产生很大影响。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这期间,他与梁实秋的距离越拉越大。


有一次胡适做东,请大家喝花酒,梁实秋请示了妻子,征得她的同意方才前往。但在陪酒女郎面前,大家都游刃自如,唯独梁实秋惴惴始终,浑身不得劲。自此可见梁实秋和郁达夫的理念是如何之不同,不管他是伪装,还是真心如此,但他对放纵颓废的行为一定是戒备的,反感的。


1926年初,梁实秋写过一篇文章:“近来小说之用第一人称代名词——我——的,几成惯例,浪漫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的生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离家不到百里,便可描写自己如何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块手指,便可叙述自己如何如何的自杀未遂;晚饭迟到半小时,便可记录自己如何如何的绝粒……”


读过《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的人,一定明白这里指得是谁。此时,梁实秋和创造社至少还保留着表面上的友谊,此后,他多次在文章中批评郁达夫,话里话外透着鄙夷。1928年在《文人有行》一文中,梁实秋批评当下一些文人的不良行为:“纵酒”“狎妓”“不事边幅”“夸大狂”“色情狂”“被迫害狂”等。


在1933年的《悼朱湘先生》一文中更是直接点出郁达夫的名字:“文人有一种毛病,即以为社会的待遇太菲薄,总以为我能作诗,我能写小说,我能做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文人也不过是人群中之一部分,凭什么他应该要求生活得舒适?他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朱湘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他的人品是清高的。他一方面不同流合污的攫取社会的荣利,他另一方面也不嚷穷叫苦取媚读者。当今的文人,最擅长的是‘以贫骄人’好像他的穷即是他的过人的长处,此真无赖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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