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高官也蜗居 宰相也买郊区房




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时深有体会地说,他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因为他从上小学到离开家的时候,全家5口人只有9平方米的住房。


其实在古代,许多身居庙堂的高官都曾有过“蜗居”的经历。宋代散文家苏辙56岁时,还没有置办上一套称心的住宅,面对自己捉襟见肘的住房,他曾感叹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活了大半生,头发都花白了,还没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儿子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还老是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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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宰相也买“郊区房”


在唐代,国家向在京的朝廷官员提供免费的单身宿舍,若甘愿打光棍,则可居住其中。《唐语林》记“赵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个宿舍的意思。


但是如果要拖上老婆儿女一大家子,那就意味着得搬出单身宿舍了。像柳宗元这样出生在长安祖屋而自有老窝可居的,当然再方便不过,若在京师并无祖业,那就必须别作打算了。一种是买地建房或直接购套现成的公馆,如左丞相张说在永乐坊的豪宅,就是因风水先生怂恿而买下的“二手房”。但是如果经济条件困难,便只能在陋室将就了。


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住宅之简陋令人咋舌。一次他休病假,同僚宋璟、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卢怀慎“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明皇杂录》),堂堂大唐的副总理就躺在一张破席上养病,大门上连一副像样的门帘都没有,就靠一张破席挡风遮雨,可见其居住条件之恶劣。


和卢怀慎同时任宰相的姚崇,居住条件与之半斤八两,《旧唐书》称“(姚)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姚崇把住所买在偏远的地方,为上下班方便,他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终因起居失调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后,“诏徙寓四方馆”,就是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了一间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顾。但“(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然而《长安志》介绍唐都城名人居所时,提到兴宁坊有姚崇宅,“屋宇并官所造”。看来,最终还是唐玄宗让政府出钱,在中心地段新盖了一所让姚相自认为是合适的住宅,从此避免了挤旅馆的苦恼。


唐代诗人白居易也一样选择了郊区房,他的买房经历跟现代都市打工族颇为相似。白居易二十八岁考中举人,二十九岁考中进士,三十二岁参加工作,干的是“校书郎”,就是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的工作人员。级别呢,是正九品,相当于一个小县的县长,不过工资却不低,每月一万六千钱。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两个保姆,这样每月的开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八千五百钱存起来。但是存了十年,他也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


后来白居易觉得这样长期租房不是办法,就跑到陕西渭南县,也就是长安城的卫星城,买下一处宅子,平时住在单位,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有点和现在的大都市白领差不多,在郊区买房不住,而在城里租房上班。


北宋京官租房住


宋朝也有很多名人曾经为住房发过愁。在宋代,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设有楼店务(后改名店宅务)作为主管国有房产和邸店的行政部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相当于近世的房管局。官员在京都任职而又无私第的,包括宰执大臣在内,都在楼店务租房住。屡从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将刘福的孩子们劝他在有钱的时候置办一套房子,刘福大怒说,我拿国家的俸禄丰厚,足够租房子了。结果等他死后,子孙们竟无私宅可居(《宋史》卷二七五)。杨砺官居枢密副使,照样借住楼店务的房子,死后,宋真宗登门悼念,才发现其“僦舍委巷中,乘舆不能进”(《宋史》卷二八七),杨砺租住的房子外小巷狭窄,连马车都进不去。


朝廷还规定,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反。《萍洲可谈》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不洗脚就登床,躺了良久。吴夫人望见,立即命送还。


宋代官员住房紧张,也有的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事实类苑》记,北宋名臣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见他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把他迁到雷州,最终令他郁愤而卒。


还有一些高官们买不起房,则跟当时房价居高不下有很大的关系。大文学家欧阳修也是租房一族中的一员。欧阳修考中进士,进中央工作,工作了好多年,始终没买上房子。他给朋友写信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混上自己的窝,一直在小胡同里租房住,很惨。


北宋末年,有位御史中丞翁彦国。御史中丞主管监察,兼管检察,就是过去的监察部部长兼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位翁部长或者翁检察长说过一句话:“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看来不光是房子贵,地皮也贵,贵到有钱都买不到。


正因为房价很高,有人就想出了一些奇招来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北宋有个大学士叫陶毂(gǔ),他亲眼见过老百姓的住房是多么紧张:“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住房使用面积不够,就自己动手改造,在房子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什么的拼起来,让孩子们睡。这种一家三代挤一个小房子的事情,在现代人的蜗居生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苏辙:从蜗居到房奴


大文豪苏轼和弟弟苏辙一家从蜗居到房奴的买房经历,最能反映当时官员们住房的窘状。


苏东坡一辈子买了好几套房子,但是没有一套是在首都开封买的。后来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老苏很着急,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


而他弟弟苏辙,在眉山老家旧宅里住了18年,嘉祐元年进京。等到他和苏轼考中进士,爸爸苏洵也做了十来年的官,在京城却没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俩借住公署。后来苏辙、苏轼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京城,加上丫环保姆,一家老小几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苏洵才去租了一处宅院。


嘉祐五年,苏洵带苏辙移居河南杞县,也是租的房子;嘉祐六年,苏洵带苏辙回京闲居,还是租的房子;直到治平三年苏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处房产、一块土地。


父亲过世后,苏辙守孝3年,再来京城做官,已经31岁,该自立门户了。然而他的运气似乎不大好,熙宁元年单位分房,他在家守孝,没赶上;熙宁三年皇帝赐宅,他去了河南淮阳抓教育,还是没赶上。眼瞅着朋友李遵度在洛阳买地建别墅,王巩在扬州扩建住宅,苏辙心里难过,在诗中感慨道:“恨无二顷田,伴公老蓬莱。”


苏辙下放南京时,王安石也在南京并早已置地买房,“以为终老之计”,苏辙见了,免不了再次感慨一番此时苏辙已经56岁。元符三年,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百余间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不过心愿满足了,他一生的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资料来源:《轻松为官:破解千年隐蔽秩序》、《千年楼市,穿越时空去古代置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