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摄影镜头前后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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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摄影镜头前后的故事(一) 你参加过拍电影吗?你在电影里担任过主角吗?都没有吧。我却都干过! 一讲拍电影,现在的年轻人马上想到“神秘”、“浪漫”、“刺激”、“出名”等等,甚至还有“挣大钱”、“演艺圈”、“潜规则”这些东西。正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好经也能让歪嘴和尚念邪了,好事也会叫龌龊小人办砸了。 艺术本来是个挺神圣的东西,可是一与“钱”和“性”挂上钩,立马变成令许多人趋之若骛的臭豆腐,看看现在“搞艺术”的人,确实鱼龙混杂,很难使人分清谁是真正献身艺术的楷模精英,谁是围着“臭豆腐”嗡嗡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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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镜头前后的故事(一)

你参加过拍电影吗?你在电影里担任过主角吗?都没有吧。我却都干过!

一讲拍电影,现在的年轻人马上想到“神秘”、“浪漫”、“刺激”、“出名”等等,甚至还有“挣大钱”、“演艺圈”、“潜规则”这些东西。正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好经也能让歪嘴和尚念邪了,好事也会叫龌龊小人办砸了。

艺术本来是个挺神圣的东西,可是一与“钱”和“性”挂上钩,立马变成令许多人趋之若骛的臭豆腐,看看现在“搞艺术”的人,确实鱼龙混杂,很难使人分清谁是真正献身艺术的楷模精英,谁是围着“臭豆腐”嗡嗡乱飞的绿豆苍蝇。

六、七十年代的那段时期,中国艺术界噤若寒蝉,老百姓能够看到的国产电影只有几个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以及《新闻简报》等,其他国产影片批的批、停的停,全瞎火了。

1968年我当的兵,部队是福州军区31军91师271团一营三连。团里放电影,每次都是几个老片子,电影里的台词大家都能背出来了,往往是银幕上说上句,观众接下句。因为没有更多的娱乐方式,兵们对看电影还是感兴趣的,话还得客观说,那时节常放的老影片包括几部样板戏确实都经过精雕细琢,十分耐看,不象现在的许多电影、电视剧糙得很,编剧瞎编、导演胡导、演员乱演,一部戏里漏洞百出,让人边看边骂,看一遍不想打回头。

正是我这么一个从农村入伍,没看过多少电影、浑身上下只有疙瘩肉、缺少艺术细胞的野战部队小排长,碰上了稀罕事,1972年就“触了电”,第一次上戏,还楞是成了片儿里的主角儿。

八一厂要来拍电影

1972年5月初,闽南进入炎热的夏季。我们团是战备值班部队,连队全训,半天射击练习,半天单兵战术训练。

一天上午,我正在给排里几个射击成绩不稳定的战士进行瞄准检查,连部通信员通知,下午一点半,全连干部集合去营部开会,其余人员集体读报,会议结束后再去训练。

问通信员,会议什么内容?通信员回答,不知道。

午饭后,上床躺着,正在迷迷糊糊状态,崔副连长从窗口轻轻叫了一声:“三排长,走了”!赶忙爬起来一看,连里几个干部陆续来到房头汇合,我快速穿好衣服,边走边扎腰带,按照编制序列站到自己位置。全连9名干部一路纵队向营部走去。

当时全营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个炮连,45名干部,营部有营长、教导员、副营长、副教导员和书记、军医、医助,加在一起52个官。营部大会议室里,人员已到一多半。行话说“官怕集中兵怕散”,聚在一起的干部们打闹的、说笑的、大口抽烟的,与平日严肃、正规的带兵模样判若两人。

十分钟后,营长、教导员来到会场,直接坐到长桌的首席,会场即刻安静下来。营长环顾了一下会场,向各连长发问:“干部都到了吧”?连长们先后回答:“到了”。

营长说,下面请教导员传达团里紧急会议精神,大家要认真听。教导员打开笔记本,清了清嗓子,大声说,“接总参军训部通知,近期八一电影制片厂按军委部署,到我团拍摄军教片《土工作业》,要求我团通力配合。团紧急会议决定,拍摄任务由一营、二营和团直属分队担任。八一厂有关人员近期到达我团,无论提出什么要求,一切照办。如果本单位执行有困难,立即上报”。

教导员话音刚落,“嗡”的一下,会场开了锅。

首先,大家感到光荣和自豪。八一厂能来团里拍电影,说明咱们团在上级心目中有地位。

我们团的前身,是1939年2月成立的山东蓬莱黄县战区指挥部的保安大队和特务大队;1945年9月16日,于山东莱阳小寺庙组建为胶东军区特务团;1947年2月14日,在山东掖县郭家店编为胶东军区新6师16团;4月改为胶东军区5师13团;8月改为华野13纵37师109团;1949年2月改为31军91师271团。团队组建后,首战沙河、转战齐鲁、逐鹿中原、横渡长江、挺进上海、进军浙闽、解放漳厦、保卫海防,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歼敌18000余人。

特别是在济南战役中,全团指战员浴血奋战八昼夜,先后突破商埠、外城、内城三道城墙,为解放济南建立了特殊功勋,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二团”荣誉称号,成为全军三个在解放战争中直接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团队之一。战争年代,我团有800余人牺牲,其中连以上干部(含团长王兴芳)就有42位。

271团这支部队,荣誉感特别强,争第一、敢碰硬,一直是全团上下的老传统。总部、军区、军、师领导常到团里检查指导工作,韩先楚、皮定钧、李志民、杨成武、王建安、陈再道这些开国著名高级将领,我们都在团里见过。

其次,大家感到新鲜和好奇。以前光看过电影,谁也没有参加拍过电影,甚至没有一个看见过现场拍电影的。电影怎么拍?八一厂的演员谁来?部队需要干什么?怎么干?都成为会场上议论的话题。

说着说着就离谱、跑了题,几个干部为“王心刚演技好还是张良演技好”、“王晓棠长得漂亮还是陶玉玲长得漂亮”争论起来,二连一排长说话有些口吃,外号“张结巴”,他在大家乱扯的空挡来了一句“依我~看,王哓~棠演阿~兰小姐,比演~《海鹰》里面的民~兵队长有~有味道”!大家“轰”的一声笑了起来。

孙副营长扭过头,对张结巴说“一聊女人你就来劲,王晓棠在《英雄虎胆》里演的阿兰是女特务,是女妖精,女人越妖是不是你越待见”?!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张结巴小声嘟囔着,“阿~兰就是演得~好吗!你们嘴~上不说,做梦想得~……”。

营长用茶缸盖连着敲了几下桌子,喧闹的会议室恢复了平静。

“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营长开始总结发言,“刚才教导员传达了上级指示,八一厂要来拍电影,是好事。谁来,如何拍,我们干什么,都不明确。我就是三点要求:第一,对八一厂同志尊重再尊重;第二,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怎么干就怎么干;第三,尽全力保证这一任务顺利完成”。

会议结束了,大家议论着、吵吵着走出会议室,返回连队的途中还说着没完。

八十年代前,我国的电影制片厂屈指可数,长春、上海、珠江、北京、新闻、八一等等,也就十来家,作品出来几经打磨,层层把关,每一部片子都堪称佳作。现在,各省都有了制片厂,粗算起来全国得有五、六十家吧!再加上遍地开花的“电视剧制作中心”,作品追求小投入、高票房,加上演职员队伍成色不一、鱼龙混杂,演艺圈里各色人和各色绯闻“海了去”了,作品也是精品少、糟粕多。

八一厂是国内唯一的军队电影制片厂,1951年3月,以总政治部军事教育电影制片厂名义开始筹建,1952年8月1日正式建厂,命名为解放军电影制片厂,1956年更名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它的作品,都以独特的“闪耀光芒的八一五角星”和解放军进行曲做为片头,在我们北方农村,只要一看到这个片头,无论大人小孩全都会自动鼓起掌来。

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八一厂电影成长的。会有哪个人说不出几部八一厂电影的名字,又会有哪个人不会模仿出八一厂影片中人物的动作,特别是反面人物的表现和经典台词呢?!

58年的《狼牙山五壮士》、《英雄虎胆》、《永不消失的电波》,59年的《海鹰》、《回民支队》,60年的《奇袭》、《林海雪原》,61年的《突破乌江》,62年的《哥俩好》、《槐树庄》,63年的《夺印》、《农奴》、《抓壮丁》,64年的《带兵的人》,65年的《打击侵略者》、《地道战》、《秘密图纸》,一个没拉下,我都看过。有的片子咱就跟着放映队,看完了张村上李村,高家庄看后再到马家河,一直跟到放映队离开公社才算拉倒。

回想起来,当初积极要求参军,一半是因为部队待遇好、有发展,还有一半,那纯粹是叫八一厂电影给熏陶和固囚的。

当晚,我在日记里写道,“听到八一厂要来的消息,高兴极了。我一定要搞清楚《哥俩好》里张良是如何“一演二”的,两兄弟勾肩搭背同时出现在银幕上是什么特技,搞清楚炮弹在人群爆炸、地雷在鬼子中间开花、游击队员飞身扒火车都是怎么拍的。如果能见到仰慕已久的军人楷模里坡、张勇手、李炎、王心刚,那将是极大的荣幸,哪怕反面演员刘江、刘季云、王孝忠、刘龙也行啊。如果能与他们留下一张合影,会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

选上了我

三天后的清晨,连队正在高大桉树环绕的操场上出操,团司令部潘泮水参谋长、营长陪

同四、五名军人来到操场。

连长看见首长后,大声下达“立正”口令,看见各班队形中无一人再动后,一个漂亮、

麻利的向后转,抱拳跑向首长们。

在距离七、八步处,连长停下,准备向参谋长报告,潘参谋长示意向身旁个子不高的年长军人报告,连长半面转身,向老军人敬礼,看到还礼后连长手放下,声音洪亮地说“报告首长,三连正按训练计划出操,科目是班的队形变换。请首长指示。”老军人用江浙口音回答“成连横队集合”。连长回答“是”,敬礼、转身跑回指挥位置。

随着“全连成连横队集合”的口令,各班迅速跑步归队,全连站成整齐的三列横队。

潘参谋长首先介绍,“刚才的首长,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徐达同志”,然后问大家,“你们知道徐导演指导过什么电影吗”?大家迟疑了一会儿,齐声回答“不知道”。潘参谋长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家百看不厌的《地雷战》”。

队列里先是一片惊讶声,随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徐导演微笑着向全连同志敬礼,随后摆摆手,平静地说,“电影是综合艺术,是大家共同劳动的产物,每一部电影都要汇集各单位、各部门许多同志的心血,我只是《地雷战》的导演之一,唐英奇、吴健海同志也是导演”。

他指了指身后几位同志,继续说,“这位是八一厂摄影师陈力鄂同志,这位是录音师孙举振同志,还有摄制组的小吴、小董”。全连又一次响起了掌声。

“今天我们来的目的,是挑选参加电影拍摄的同志”。徐导演说完后,与几位八一厂同志一同走进队列。

我听见二排八班二名战士小声议论,“选人是什么标准?”“肯定长相得对得起观众。”“我看不一定,丑的也能演土匪、坏蛋。”“管他什么标准,选上我给八一厂领导洗衣服、扛机器都成。”

这时,我侧头看了一下,只见全连人员都昂头、挺胸、腰板倍儿直,一个比一个站得精神。不用说,都希望自己被导演挑选上。

十分钟后,一排三个、二排二个被挑选出列。徐导演一行来到了我们排,走到我面前时,八一厂几名领导停住了脚步,徐导演站在我面前,眯起眼睛,上下仔细地打量了我好几遍,回头与随行几位同志简单交流了一下,对我说:“请你出列”。

一阵狂喜涌上心头,天上掉馅饼,而这个馅饼还居然直接掉进了我的嘴巴里。

挑选结束,全连共选出六人,除一排、二排的和我外,炮排选出了一名班长。当天下午三点,我们六人按照要求到二营饭堂参加会议。

二营饭堂很大,前面摆了一排桌子和条凳,多位领导在桌后就座。潘参谋长首先讲话,他说,八一厂摄制组领导对挑选影片参加人员抓得很紧,经过初选定下56名,你们寄托着各级首长的信任,一定要坚决听从摄制组领导的指挥,坚决完成拍摄任务。团党委决定,刘泽林副参谋长、赵德英协理员分别担任参演队的队长和指导员,赵协理员任党支部书记,刘副参谋长任副书记,会后尽快将组织健全起来,将工作开展起来。

我抽空看了一圈被挑选出的到会人员,五十几个,人人身板结实、眉清目秀,身高都在1.75左右,虽然说不上都是“美男子”,但个个五官端正,英俊、精神,且经过军旅生活打磨,眉眼中流露出坚定和刚毅,举手投足中的军人阳刚气质,是满嘴娘娘腔、一身脂粉气的“奶油小生”们所完全不具备的。选出的人员里,除了我,干部还有五连指导员刘如光。

接下来,徐达导演讲话。打开当年记录的笔记本,徐导演那天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拍摄任务的背景情况,二是工作计划,三是具体要求。

他说,“林彪自我爆炸后,军委十分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叶帅多次强调‘要办好教导队’、‘做好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总参为加强全军干部战士基本军事技能训练,下达了拍摄《射击》、《刺杀》、《投弹》、《爆破》、《游泳》和《土工作业》等六部军教片的任务,《土工作业》这部片子就由我们摄制组和你们团共同完成。经过一段时间准备,总参军训部已按照训练教材和战例,交付了稿本。在此基础上,摄制组也拿出了分镜头剧本,当然,还要进一步征求大家的意见,不断修改完善”。

他接着说,“军事教育影片 简称军教片,包括演习片、战例片、科普片、教学片等等。军教片既不同于故事片,也不同于记录片,它要在较短时间里,发挥电影综合艺术的特点,通过视觉、听觉和强烈的感染作用,快速传授给观众所需要的军事知识,是进行军事教育的一种好形式。《土工作业》这部片子,就是以教学为主,兼融演习、战例和科普成份的军教片,影片里没有专业演员,演员就是你们在座的各位,通过你们的语言、动作和表演,教会观众如何挖掘掩体、如何修建工事、如何构筑阵地”。

他还说,“从今天开始,参加拍摄人员的行政和党的组织正式建立,我们八一厂同志做为一个党小组参加支部生活,工作中随时与刘副参谋长、赵协理员沟通,确保工作进度和拍摄质量。这两天,我们和团里有关领导正在选择拍摄地点,大家回连后尽快搞好工作交接、准备个人装备和日用品,抓紧熟悉土工作业教材,本周内开拔进点”。

最后,刘泽林副参谋长站起来,用浓重的胶东口音说,“我就讲三句:第一,参加拍电影是好事儿,一辈子打着灯笼也难找,每个人都要好生干。第二,谁要是敢调皮捣蛋,可别怪咱老刘脸黑心狠,处分完了再开回你去。第三,这次大家团到一块堆儿,是缘分,要拿下级当同级,同级当上级,上级当长辈,互相多敬着点儿,不许搞名堂”。

他瞪眼扫了一圈,然后大声问道,“听明白没有”?!

全场齐声回答:“明白了”!

声音大的,几乎能掀掉饭堂的顶棚。

到长桥

周六上午八点,全体参摄人员在团部办公楼前集合。一辆嘎斯69吉普、五辆解放牌卡车组成的车队开往拍摄地。吉普车上是徐导演、陈摄影师,还有被当作宝贝的电影摄影机,三辆卡车拉人,二辆拉铺板、枪架、炊具、摄影梯子、滑道和反光板等,干部们都分别坐在卡车驾驶楼里。

据说,选择拍摄地点还是费了一些周折,要交通方便,要远离居民聚居区、要景色美观,要适合构筑阵地、方便打枪、爆破,要有山岭有平地、部队能够展得开。条件挺多,难度较大。跑了好几个地方,都不能满足所有要求和条件。

团作训科拿出大比例尺的作战地图,仔细查看,发现漳浦县长桥公社以北地区比较符合条件。徐导演一行驱车实地考察后,十分满意,当即拍板,就是它了。经与漳浦县有关部门联系,人家很支持,很快答复,将长桥农场在下寮村附近的果品仓库等住房交给部队使用。

从驻地下庄出发,上324国道,一路南行,顺这条路可以一直去广东。一个多小时后,车子离开公路驶进了一处树木茂密的建筑区。下车一看,条件不错,中间是一个收拾干净、二百多平米长方形的库房,住几十个兵绰绰有余;房头有一处空地,可以集合、出操;房后大榕树下有水井,水质清澈干冽,吃水、洗漱不成问题;二十多米外有两溜四间一幢的平房,刚好够八一场摄制组和团机关领导居住。

大家下车后,迅速搬运东西,安顿住处,炊事人员放下行李开始搭建锅灶,准备午饭。这里只是缺少饭堂,以后几个月里,晴天在操场吃饭,下雨就在住处就餐。当兵的随遇而安,能吃苦也能凑合,没人感到不方便。

下午,赵协理员组织部队学习,刘副参谋长、徐导演带我们几个干部到周围看地形。

漳浦县地处闽南三角区南部,属丘陵地带。东临台湾海峡,南望东山、汕头,北接漳州、厦门,是著名侨乡和台胞祖籍地之一。这里依山傍海,雨量充沛、基本无霜,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福建省商品粮、油料作物、蔗糖、水果、海产品主产地之一,水产养殖居全国百强县前列。

农副产品主要有:稻米、甘薯、小麦、茶叶、黄豆、芝麻、黄麻、烟叶、油茶籽、油桐籽、橡胶、剑麻、药材、芦笋、洋葱、大蒜、蘑菇、玫瑰茄、鹧鸪菜、荔枝、凤梨、龙眼、香蕉、李、桃、杨梅、芒果、八卦芦柑、改良橙;

海产品主要有:紫菜、海带、鲍鱼、牡蛎、蚶、蛤、蛏、扇贝、蟹、对虾、石斑、马鲛、带鱼、大黄鱼、丁香鱼、鲨、鳗、鲻、鲳、鱿、沙西红鲟等。

尤以白山芦笋、丹山洋葱、霞美牡蛎、六鳌紫菜、黄埔杨梅、古雷鲍鱼、灯塔扇贝、前亭黄牛、长桥芦柑最为著名。常年海鲜不断,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是个富庶之地,所以素有“金漳浦”美称。

我们爬了三、四个小山头,徐导演不断根据地形特点讲述拍摄打算,大家听得十分认真,刘副参谋长不时问上几句,谈谈自己的看法。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地,老徐招呼大家在树阴下席地而坐,他拿出几份分镜头剧本,发给我们。

“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认真阅读,有什么问题随时提出”,徐导演拿出香烟给刘副参谋长一支,点上后吸了一口说,“明天开始,部队开展掩体、工事、障碍物的修筑训练。我们对几位上镜较多的同志要分别试镜头,还要拍一些地形镜头,然后送回厂里冲洗,最后定下拍摄方案,后续的器材、胶片从北京到达后,就可正式开拍了”。

徐导演指指我和刘如光指导员,“你们几位,还有名单里的五位班长、战士,是片子里的主演,特写镜头多,镜头时间长,虽然没有要求感情表演和复杂的动作表演,但军事教员、基层指挥员和现代军人的气质、举止一定要表现到位”。

我们听了后,压力不小。

当晚,我认真阅读了《土工作业分镜头剧本》,剧本用16K纸打印,两面都有内容,厚厚的,有八十多页,共分为六大部分:掩体、堑壕、障碍物、反坦克工事、阵地构筑和伪装。每个镜头的时间、画面、角度、表现对象、人物动作及语言、画外音都写得很清楚,有的镜头只有一、两秒钟,有的几分钟。我边看边做摘记,不知不觉到了十二点多,躺在条凳、铺板搭成的床上,满脑子里还是下午山上的情景和分镜头剧本的内容。

第二天起床后,徐导演出屋抬头一看天,马上对身旁通信员说,告诉伙房和名单里的同志,尽快开饭,吃完上山试镜头。

野外拍电影,光线是关键,太阳不好,拍出的画面效果差。赶太阳、等太阳,慢慢成了我们这帮“电影兵”的行话。

干什么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看人家干容易,轮到自己上手就难了。原本以为拍个片子挺简单,我做动作你开机,我完事你关机,拍完加工好就能演了。谁知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比如拍下达训练科目的镜头,人长时间站在阳光下容易眯眼、眨眼,拍摄时还要加几块大反光板聚光,使周围光线都集中到拍摄对象,强光刺的眼睛眯成缝,还直个劲流泪,这要拍出来象个什么东西?瞎子一个!平时训练,下达科目如同小菜一碟,现在眼前无人,面对的只有摄影镜头,听到喊“预备——开始”的口令后,反而紧张起来,短短的口述词,错了好几遍。这一个镜头就搞了一个多小时,我从陈摄影师的眼睛里仍然能看出:不满意。

拍检查战斗小组修建射击掩体的镜头,其实就是三个动作,大家从几个方向聚到中间的掩体,蹲下,我用卷尺测量积土厚度。好嘛,这个镜头足足忙活了二个多钟头,不是人跑出画面,就是蹲的姿势难看;不是我的动作如机器人般呆板,就是三个兵麻木僵硬、手足无措。大家都有一个感觉,预习时还可以,只要听到“预备——开始”的口令就紧张,等听见摄影机拍摄的“哒哒”声时,自己是谁就完全糊涂了。

好不容易动作过程搞熟了,总算能拍下来了吧,可空中飘来一快云彩,把太阳遮挡住了,只好停机等太阳再出来。你看看,老天爷他也跟着凑热闹,硬是“逗你玩儿”!

刘如光指导员比我们都老练,他是北京人、干部子弟,见的世面多,在摄影机前不发慌、不打怵,该说的说该做的做,看不出一点紧张。半个小时就拍完了三个试镜头,有个镜头还是“一条过”,徐导演、陈摄影师对他很满意。

中午一点半回到驻地,大家满脸晒得通红,热得吃不下饭,赵协理员让炊事班端来一大盆绿豆粥,就着咸鸭蛋、油煎咸带鱼、虾皮拌豆腐渣、辣椒炒酸菜几个小菜,参加试镜头拍摄的同志们吃得挺来劲。

饭后,我找刘指导员交流心得感受,他拉我到坐到树荫下的井台边,低声问我,“是不是特别想表演好,是不是特别想演好自己”?

我不好意思地回答“是”。

“问题的根子就在这里”,他拍着我的胳膊接着说,“你没进戏,拍电影就是演戏,站在戏外想着自己的形象,想着别人的眼睛,可不就紧张”。

“怎么才能进戏呢”?我问。

“忘我,一定要做到忘我”,他认真地说,“把自己变成角色,完成意识转换,才能假戏真做”。他嘱咐我,不用着急,以后分好拍摄任务,会帮我多做练习。

当时我对他说的,感到摸不着头脑,难以把握,等拍摄时间长一些了,我才慢慢理解刘指导员的体会确实是真知灼见。

穿上新军装

带着拍好的胶片,八一厂几位同志回了北京。我们按照计划,抓紧军事训练,同时构筑拍摄需要的防御阵地里的各种工事。

一天傍晚,大家回到驻地,赵协理员高兴地告诉大家,军区军需部为保障拍摄任务,特地给我们运来了新军装,一人两套半,饭后领取。

1965年6月1日,解放军取消了军衔制,全军换着65式军服。

65式军服是全军男女军人均戴解放帽,一律佩戴红五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称之为“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又称“三片红”;干部与战士服装由上衣口袋多少区分,从而体现官兵一致的革命传统。服装质地是棉布。这种军装易缩水、易破损、易退色、皱折明显,穿在身上显不出精神。

早就听说新军装生产出来了,但要首先装备驻京部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发到了。

虽然晚饭挺丰盛,大家却没有心思细嚼慢咽,赶快扒拉几筷子饭菜后,都挤到队部窗口领衣服。

新军装就是不一样,面料挺括、色泽鲜艳、重量轻,是涤纶、锦纶、棉花三元混纺的“71式军服”,俗称“的确良”。

当晚,大家钉上领章、缀上帽徽,迫不及待地将新军装穿在身上。因为没有大镜子,只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欣赏。还别说,“人靠衣裳马靠鞍”,民间老话一点都不假,新军装一上身,原本从几千人挑出来的俊小伙儿,更是个个显精神,人人更帅气,看哪个都赛过新郎倌。

我们比军区所有部队换穿新式军装提早一年半,电影拍完后,我的这两套军装也没少被连里弟兄借去照相,直到后来大家也发上新军装,这身“道具服装”才算真正结束了拍摄使命。

“一身绿,三片红”的军装,从1965年到1985年整整实行了20年,是我军历史上装备时间最长的制式服装。毛泽东是人民军队主要的缔造者,他对“三片红”的65式军装情有独钟,多次穿着这套军装出现在群众面前。尽管今天看来65式军服的样式、衣料都不算什么了。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深受广大指战员欢迎和人民群众的好评、喜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数美好的回忆……。

“长桥农场住进一帮拍电影的帅兵哥”。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个把星期时间,很快传遍漳浦县城和周围几个公社。

我们住的农场仓库,群众逐渐多起来了;训练场地,群众看热闹来的也如同赶集一样。开始,刘泽林副参谋长和赵德英协理员没当一会事,以为老百姓好奇、新鲜,热爱子弟兵,过了新鲜劲就没事了。后来越看越不对,来驻地和训练场的都是女的多男的少,男的看一次就不来了,女性尤其是年青姑娘有空就来,还主动与干部战士拉呱说话,帮助战士打扫卫生、洗衣服。没两天,这边“李班长、王大哥、建国哥”喊上了,那边“阿萍、小兰、丽丽”叫上了,还透着一股说不清楚的热乎气。

老刘、老赵一看情况不对,立马召集支委开会,研究出三条措施:一是尽快与当地政府联系,劝说群众不到驻地围观;二是不准请假外出和单独活动;三是加强纪律教育,警惕男女关系上出问题。

赵协理员和刘如光指导员去了县和公社的武装部,才知道,全县旅居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近7万人,归侨侨眷2万多人,台属2.6万人。长桥的知青很多,既有本县的也有漳州市和厦门市下乡过来的,很多都是华侨子女。

刘副参谋长听完汇报后,明确表示,这还不单是男女关系问题,还涉及到海外关系、侨务政策,确实小心大意不得。党组织、行政领导一定要负起责任,出了事,任务完不成,部队形象也会受影响,我们向上级无法交代。

以后,领导们是大会说、小会讲,三天两头地分析形势、研究动向、寻找苗头,组织措施也更严格了。

“警钟敲得早,跟头摔得少”,大半年下来,拍摄队的几十个俊小伙儿,没有一个违反纪律出事的,更没有一个掉入情网的事的,完全实现了“克服难题,不出问题”的拍摄工作目标。

倒是我自己碰到了一个感情问题,一直在拍摄期间忐忑不安、纠结内心。

正式开机

5月13日周六下午,八一厂一行同志回到了长桥驻地。这次除了以前熟悉的同志外,还多了两位,一位是烟火师,还有一位是摄影助理。

当晚,全体人员在仓库里挂上小银幕放映试镜头影片,放映机和放映员是从团部临时调来的。影片没声音,只有画面。大家看到自己队里人上了银幕,刹是兴奋,见到一个评论一番,二十多分钟里,嘈杂的声音几乎没停过。

我看到银幕上自己的形象,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被光线刺激后眯缝着的双眼、皱起的眉头和不自然的脸部表情,呆板僵硬的一举一动,真丢死人了。就连上镜头前刮胡子不认真,嘴唇和下巴上留着的胡茬被放映镜头一投射,银幕上都看得清清楚楚。

过去,看完一场电影,总会议论演员谁演的好、谁演的水平臭,总认为自己演会比人家强。这回真轮到自己了,只拍几个简单镜头,没想到就露这么大“怯”,太丢脸了。

几个试镜头的人,还就是刘指导员表现最好,自然、真实,动作到位,有军人的素质和演员的“做派”,挺像那么回事。还有一个班长看起来也不错,几个战术动作和构筑射击依托的镜头,拍得都很漂亮。

试片放完后,徐导演开讲。他说,几位同志都是第一次上镜头,虽然没有一点经验,还是不错的,比摄制组预计的要好很多。以后拍摄多了,慢慢习惯,就会不断提高进步的。他要求试过镜头的同志互相多交流、自己多揣摩,也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他告诉大家,上级领导已经批准了整个影片的拍摄制作方案,周一开始正式开拍,摄制组和队部协商后,每周都会安排一个时间计划表,如果没有天气原因,一切按照计划执行。角色分配,刘指导员演军事教员,我演基层干部。

星期一是大晴天,八点不到,全体人员来到拍摄场地,按照分工,刘副参谋长组织部队严格按规范挖掘卧姿、跪姿和立姿的单兵掩体。导演、摄影师一帮人在另一侧拍摄人员训练分镜头。

那天主要是刘指导员的任务,共四、五个镜头,我看他表演得都很到位,但徐导演明显严格了很多,一点细节都不马虎,开拍前至少排练三遍以上,每一遍完了,导演都要到他身前讲一番,摄影助理不时用曝光表测他脸上、身上的数据,指挥打反光板的同志调整投射角度,摄影师也频繁调整机器的光圈、速度,一会儿从镜头里看,一会用左右手食指、大拇指交叉成长方形选择画面。有时候导演跟指导员讲完了,摄影师还从机位上专门下来,再根据摄影位置和角度讲一盘儿。几个小时下来,刘指导员已晒得满身大汗,军装后背全打湿了。

那天,我就一个镜头,整整泡了二个钟头,内容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我集合好由十几个战士组成的队列,后转跑到刘指导员面前敬礼、报告,练了八、九遍,不是我的跑步不标准就是报告词说错了,几遍下来心情极为烦躁,真想不拍这个鬼电影了。思想一走神,跑步上坡脚被绊了一下,踉跄着摔了个大跟头,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徐导演叫大家休息一下,拉着我到一边讲,你就当平时正常训练,不要在乎一边的摄影机,拿出当排长的虎劲,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平静了一会儿,杂念渐渐从头脑中清除,一股勇气从胸中升起,我跟自己较上了劲儿,一定要把动作完美、顺畅地做出来。

拍摄开始后,我按照正常操课训练的感觉,抛弃了一切心理负担,下达口令、转身、跑步、敬礼、报告,一气呵成地做下来,没出一点毛病。徐导演一声“好”,大家以为这个镜头结束了,没想到陈摄影师提出,队列里第三个战士右手动了一下,大家转脸看过去,是小周,他出汗后身体发痒,确实用手抓了一下。拍了的片子废了,只好重来。

大家打起精神,又来一遍,不错,这次拍得很成功。这个镜头拍完后,太阳也快不行了。徐导演一声令下,大家收拾装备和各种物件,列队返回驻地。

晚饭前,我找刘指导员聊了一会儿。他也感到拍电影这事不简单,原来光想着潇洒、风光了,没想到这么“磨”人。但他表示,我们代表着团队的荣誉,来了就不能打退堂鼓,再难也要努力,再烦也要坚持,一定要把电影拍好。

他一番话,给我平添了不少劲头,想想不就是多晒会儿太阳,多练习几遍吗?!人家徐导演年纪比我们大得多,一样晒着,还一遍遍辅导我们,耐心讲解表情,纠正动作,那才真叫不容易呢。思想一通顺,心情立马变好了,晚饭都比平时多吃了一大碗。

吃饭时,赵协理员在我身边,我讲了自己一天的感受和思想变化过程,他马上对我说,“你的体会很好,对大家有借鉴意义。我和刘副参谋长商量一下,今晚全体集合,你给大家讲一下,然后各班开班务会讨论。咱们起步就要开好头”。

晚上,在全体同志面前,我讲了自己产生“厌烦”、“畏难”和“松怠”思想以及克服它们的过程,讲了刘指导员对我的启发,表示了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十几分钟的发言,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赵协理员接下来说,“参加拍电影机会难得,一个人一辈子都很难遇到一次。上级给大家发了新军装,伙食费考虑到我们没有农副业生产,从每天4角5分9厘8的连队标准涨到1元2角,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

协理员文化程度不高,不喜欢讲空话、大话,说得都是实在理儿。他还强调,“来到拍摄地点,八一厂谁都是我们的领导,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叫你怎么干就要怎么干,没有二话可讲。谁要不服从,该批评该处分绝不敷衍、迁就。各班每天熄灯睡觉前,用15分钟讲评一天情况,好的表扬,不好的指出来改正”。

这时,徐达导演激动地站起来,连连说道,“感谢同志们支持和理解”!他看了我一眼,接着对大家说,“今天拍摄,我们也有急燥情绪,有时说话比较‘冲’,可能对同志不够尊重,今后一定注意”。

会议开得很及时,将许多同志刚刚产生的消极思想,全部打消在萌芽状态中,进一步亲和了拍摄和表演两方面的关系,实际上是一次紧密结合实际的再动员、再教育,给大家拧紧了螺丝扣,为高标准完成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等太阳

三个多月来,拍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镜头完成了快一半。我们部队同志和八一厂同志吃、住在一起,天天站山头,密切相处,感情和谐融洽。

徐达导演待人宽厚、平等,有如家里敦实、淳朴的老大叔。他懂得东西多,知识面宽,随便说点东西对我们都是“新闻”,他也喜欢和基层干部战士聊天拉家常。

当时电影野外拍摄是靠天吃饭,没有太阳就停机等待,所以工作效率不可能很高。进入7月,闽南骄阳似火,阳光直射,地面能达到40多度。再热,只要有太阳,就是拍摄的最好时间。但沿海的天气,如同孩子的脸,云彩说来就来,云一来只能停机等待。山头上除了泥土、石头,就是杂草、树木,大家只能聚到一起,“会抽的抽烟,不会抽的看天”,再就是聊大天。

一次,刘如光跟徐导演聊起了《地雷战》影片的摄制,老徐来了劲头,我们一帮弟兄赶快聚拢过来,竖起耳朵听新鲜。

《地雷战》的影片大家看过好多次,讲得是抗战时期,胶东根据地边缘的赵家庄等几个村子,经常遭日伪军袭击和“扫荡”,损失惨重。为此,区武委会雷主任和村民兵队长赵虎依靠群众,想出了对策,自造地雷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对付地雷阵,日军中野队长从青岛搬来工兵,攻入赵家庄,大肆烧杀抢掠。民兵们总结教训,不断改进地雷技术,发明了头发丝雷、连环雷、诡计雷、真假雷等,令敌人工兵无法起无法排,炸得日伪焦头烂额,最终配合主力,赢得了战争胜利。片子虽然老,干部战士百看不腻,特别是鬼子装成老百姓,头上包着白毛巾,到村里偷地雷,挖出一手屎的情节,次次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徐导演告诉我们,“这部片子不是故事片,也是军教片。为了使这部片子生动些,加进了一些艺术情节,所以拍起来比这次弄《土工作业》费劲多了”。

“胶东老百姓真有那么厉害,能搞出那么多高水平的地雷”?刘指导员问。

徐导演回答,“跟你们讲吧,没拍这部片子前,听说过山东爆破英雄于化虎的事迹,我就有这个疑问”。

徐导演打开水杯喝了一口浓茶,继续说,“打鬼子不怕牺牲,普通民兵和老百姓都能做到。但制造军火,没有设备、没有知识能行?就拿炸药讲,我们拍摄军事影片经常接触,你们搞训练也不会陌生。做鞭炮的黑火药威力小,要炸死人,地雷得做多大啊?!想生产黄色炸药,更不要说威力巨大的TNT炸药了,没有专业化学知识、没有原材料根本弄不成”。

徐导演看了我们一圈,神秘地说,“后来我与影片《地雷战》的军事顾问王耀南熟悉了,关系还搞得很亲密。他那时是军委工程兵副参谋长,安源矿工出身,老红军,我军工兵的奠基人之一。有次是个下雨天,我到他的住处汇报拍摄修改计划,讲得时间久了,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他热情留我,并拿出一瓶五粮液,我们边喝边聊,扯着扯着,就聊到了这个话题上”。

“王老一人喝了小半瓶酒,情绪高亢地说,他10岁当童工,随父在井下炸煤,吃的苦就不用说了。1927年他加入红一军二团爆破队,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在苏区,他就干工兵。长征中,他率工兵连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被毛泽东称为‘工兵专家’”。

“王老自豪地介绍,抗日战争中,是他最早提出用铸铁、瓦罐、石头等物质做地雷壳,创造并完善了从造雷、埋雷、引雷起爆,到反探测雷、反挖雷、保护自己布设的雷场等一系列工作,并实现了把制式地雷发展到老百姓造土地雷的过渡。同时,八路军吕正操部,开赴河北中部开辟了‘冀中根据地’。吕司令利用其原东北军的背景关系,委托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教师、地下党员张珍动员知识分子,到根据地从事装备技术工作。张珍找到相熟的清华大学教师熊大缜。熊与老师、清华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商量后,毅然投奔冀中根据地,利用其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炸药军火和无线电通讯等军用器材,被委任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

“熊大缜千方百计扩大制造枪支、子弹、手榴弹、地雷等武器装备的生产,源源不断供应前线。对日军威胁最大的具有特强爆炸力、杀伤力的各种地雷,就是经他领导建立的‘技术研究社’研制的氯化钾高级炸药和电控雷管装配起来的。用自己兵工厂生产出的‘反坦克地雷’,把日军机械化师团的坦克、装甲车,一辆接着一辆地炸掉,并炸毁了运送日军及装备的军用列车,日军司令部惊呼‘土八路’拥有‘反坦克的新式武器’。”

“后来,受熊大缜的影响以及叶企孙的动员,又有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林风、学生汪德熙、机械系实验员胡达佛、物理系实验员阎裕昌、生物系实验员张瑞清、地学系学生李广信、经济系学生祝懿德、物理系学生葛庭燧、物理系职员何国华,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张方、物理系毕业生李猛,北平大学电机系毕业生刘维……等一百多名来自北平、天津等地的知识分子,陆续前来冀中根据地投入抗日斗争,在他们的帮助指导下,根据地很快建立起兵工厂、开设了医院、学校、银行等机构。”

“王老说,我们创造的“地雷战”,受到八路军总部首长的高度重视。1941年彭德怀副总司令批准我们大规模使用地雷、广泛开展地雷战的作战方案,并组织工厂研制和大量生产地雷、滚雷等装备,并指示在晋察冀根据地周边推广“地雷战”,牵制日军对根据地的进攻。于是,当地军民巧摆地雷阵,用子母雷、连环雷、钉子雷、碎石雷、铁夹子雷、头发丝雷等各种各样的地雷打击敌人,上演了一场神出鬼没、威武雄壮的人民战争大剧目。”

徐导演稍做停顿后说,“60年代初,根据总参指示,王老组织作家和艺术家将抗日战争中的‘地雷战’和‘地道战’的战例,改编成有故事情节的军教片。他在影片中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军事顾问和军事指导。”

“在拍摄《地雷战》时,王老又在山东海阳县向民兵们传授制造水雷和定时雷的方法,讲授抗日战争中‘地雷战’的成功战例,影片中所有情节都取之于当年的实际战斗。1962年,《地雷战》在全国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但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开会时,曾直截了当地向王耀南指出了影片的不足,徐帅讲,你这个工兵专家的作用到哪里去了?几个老百姓怎么能搞出地雷战呢?”

徐导演拍拍刘指导员的肩膀,加重语气最后说,“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真实情况”。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是人类的精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今天,在我军工程科技人员努力下,我国的地雷装备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地雷经过与高科技相结合,早已摆脱简单、原始的老样子,而达到智能化、自导化,具有体积小、威力大、易敷设、能识别对象、自动寻敌、防排防拆、定时自毁等先进功能,成为抵御侵略、保卫祖国不可缺少的锐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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