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液晶的世纪战争

红色帝国血泪史----- 液晶的世纪战争

我国做为世界最大的CRT、液晶电视制造国,在显示器产业发展历史上有着惨痛的教训。了解中国电子产业的朋友都知道一个词——“缺芯少屏”,芯就是芯片,屏就是显示屏。

上世纪50年代起,我国建设了大批电子企业,到上世纪80年代的技术换代浪潮中大批倒闭。1978年,我国开始发展电视工业,在政府主导下启动了“彩电国产化”工程,政府出资近200亿美元,由此诞生了长虹、TCL、康佳、海信等世界彩电巨头。到1987年,中国彩电年产量达到1934万台,首次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此后依靠成本规模优势,迅速挤垮了国外同类产业。

2004年,当世界电视产业从传统CRT(显像管)显示器,向液晶、等离子等新型平板显示器转换时,中国彩电工业再一次惨遭淘汰。至此,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起采用“以市场换技术”“合资”,等政策发展的轿车、彩电、集成电路产业,几乎全数失败,没有一个能摆脱对引进技术的依赖,形成自主的技术能力,成为中国产业发展之耻。

随着我国液晶电视产能的持续增长,这种产业核心部件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已经严重威胁中国电视产业安全。

由于液晶面板占液晶电视整机成本的2/3,国内彩电厂商被迫花费巨资,从韩国、台湾、日本厂商手里采购液晶面板等关键零部件。以2010年为例,当年中国液晶面板进口额超过460亿美元,仅次于集成电路(1569亿美元)、石油(1351亿美元)和铁矿石(794亿美元)。 在1998年至2008年,日韩平板电视厂商、台湾企业“拥屏自重”,肆意侵蚀中国彩电市场份额,并且对中国企业进行严格的液晶技术封锁、中国电子工业只能“跪着”求生存。这一局面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液晶面板价格崩盘才告一段落。为了突破产业困局,从2009年起,国内液晶面板企业逆势扩张,打响了产业反击战。

2009年8月25日,我国液晶面板龙头企业——北京京东方,宣布投资280.3亿元人民币,建设我国第一条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此举如同一声霹雳,瞬间击溃了外国厂商的技术与利益封锁联盟。在此后不到10天时间里,日本夏普、韩国三星、LG,台湾奇美、广达等厂商,纷纷宣布放弃封锁策略,要在中国大陆建设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

这场液晶狂潮背后,是中国液晶面板厂商与外资厂商的生死角逐。谁能率先填满中国市场需求,谁就能成为行业霸主,而落败者只有衰亡一途。进口关税将导致韩国、日本、台湾的进口液晶面板,完全失去中国市场的竞争力。这就是外资厂商瞬间扭转封锁态度,抢着在华设厂的根本原因。

在叙述这场“液晶战争”之前,我们需要简单了解一下液晶产业的发展脉络。液晶自发现以来,主要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其中1883年至1968年为材料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阶段,主要由德国人和美国人在推动。1973年至1985年为产业化初期阶段,日本厂商将其广泛应用于计算器、电子表、掌上游戏机等电子产品中,为液晶技术奠定了产业基础。1985年至1992年是液晶推广应用阶段。1992年至2003年是TFT-L**(薄膜晶体管)液晶发展的成长期,在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显示器、手机,液晶产品逐渐取代传统CRT显像管显示屏,并战胜PDP等离子显示技术,成为市场主流。2004年至今,是大尺寸液晶产品的成长期,随着27英寸以上液晶电视,对传统彩电的市场替代效应,世界液晶产业规模超过了1000亿美元,其生产线规格也发展到了第10代,出现巨型液晶电视。

□ 日本经济的真正腾飞

早在1968年美国RCA实验室公布L**成果时,正在美国IBM实验室工作的日本物理学家江崎玲於奈(197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就将这一技术介绍给了日本重点大学和大公司,引起日本产业界的关注。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二战后经济崛起的黄金年代,对新技术有着异常的敏感性。小林骏介等日本学者获得信息后,在1969年就到美国学习,回到日本后开始液晶基础研究,由此被称为“日本液晶之父”。

1972年初,日本夏普(SHARP)公司买下美国RCA公司的L**技术,并在次年推出了第一款采用TN-L**为显示面板的计算器(Sharp EL-805)。日本精工(SEIKO)则从美国人弗格森手中买下了TN-L**技术,并在1973年10月,推出了其第一款L**数字显示电子表(06LC型),引发了数字电子表热潮。市场的热烈反应,使得日本Casio、Toshiba等厂商迅速加入L**产品的研发行列。这些被美国大公司看不起的“小玩意”,让日本人赚得盆满钵满。

□ 夏普得道称王

最终把TFT-L**做成的是日本夏普。1964-1976年,夏普把生产计算器所需的3000个元件减少到3个:一只硅片、一个显示屏和一只太阳能电池。这种结构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为了研制计算器上的显示屏,1972年初,夏普花费300万美元,从美国RCA手中购买了TN-L**技术。在1973年4月,夏普推出了第一款采用L**显示屏的计算器(EL-805),采用一块能显示8位数字的黑白TN-L**屏,比精工推出的第一块L**电子表早了六个月。这个厚2.1厘米,重200克的掌上计算器,让夏普第一次敲开了未来显示技术的大门。

而美国RCA公司的L**工厂,在几个月后被关掉了。L**显示屏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让夏普的计算器如虎添翼。1980年,夏普推出的EL-826计算器,重量只剩下1.5盎司,一台也只卖23美元。之后夏普生产的计算器更小更轻,成本更低,消费者只花4美元即可买到一只夏普太阳能计算器,几乎垄断该市场。

在液晶面板发展早期,电子表、计算器、仪表面板是小型TN-L**单色液晶显示屏的主要用户。直到笔记本电脑的问世,才成为推动液晶产业崛起的决定性力量。1992年9月,美国IBM公司推出了划时代的产品——IBM 700C,它是第一款使用彩色TFT-L**显示屏的笔记本电脑,1992年,IBM公司收到了超过1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订单,这使得TFT-L**找到了市场,预计每年有70%的增长,而10.4英寸屏也成为主流规格。同年微软发布了Windows3.1操作系统,支持256色显示,这加剧了对彩色显示器的需求。夏普、DTI、NEC、富士通等厂商纷纷调整投资计划,建设新的TFT生产线。

从1991年到1996年,全球至少兴建了25条TFT液晶面板生产线,其中有21条建在日本。伴随着液晶面板产业的崛起,日本形成了平板制造供应链中完整的上下游配套体系。在几乎所有关键设备和材料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至少有一家日本企业产业。比如:(1)日本旭硝子和电气硝子为液晶平板提供玻璃基板;(2)尼康和佳能提供扫描式和步进式曝光机;(3)NEC-安内华制造干法刻蚀设备(4)日本电工制造彩色滤光片和偏光片;(5)大日本印刷和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提供先进的平板印刷设备;(6)日本真空技术株式会社提供ITO导电膜;(7)佳能提供镜像投影系统;(8)还有一些公司做背光源,即使在日本企业不是很强的地方,比如液晶化学品、化学气相沉积设备(CVD),液晶驱动芯片和高性能玻璃等方面,外国企业也都是把他们的业务总部设在日本,或者与日本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到1998年,夏普以2280亿日元(15.7亿美元)的营业额稳居行业第一,NEC以1300亿日元排名第二,东芝(DTI)以1000亿日元排名第三。这是日本液晶产业发展历史上的巅峰时期。

液晶、芯片产业成为日本的吸金器,聚宝盆。日本经济真正开始腾飞

□ 韩国经济腾飞

在1990年,日本TFT液晶面板占据了全球市场90%的份额,到1994年这一数字上升至94%,而美国只占了不到3%。美国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日本领先者的地位不可挑战,更不意味着后进者就不会成功。

1987年,三星集团不惜连续亏损7年,发展液晶业务。为了发展DRAM(内存芯片)业务,三星持续亏损了25年,直至挤垮日本对手,成为世界第一,随着现金流的爆炸性收人、韩国的成功,导致韩国民族信心、经济发展变态高涨。

韩国企业大规模进入TFT液晶面板行业,是在1995-1996年液晶产业的第二次衰退周期里,用不到10年时间,硬是把日本人挤下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由于液晶面板需要冒着大规模投资(动辄数十亿美元)的风险,所以进入这一行业不仅需要能够开发出样品,还要掌握量产的工艺能力。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企业就是通过试生产线中应用最先进的设备,来作为学习平台和培养量产能力。在自身技术能力不足的液晶灌注工艺等方面,就采用“偷师”的方式去学习日本。三星在日本设立了一个研发机构,利用产业衰退期,雇佣失业的日本工程师,积累研发能力。1991年,三星建成了一条300×300mm的试生产线,第二年又研发了在300×400mm玻璃基板上,一次生产2片10.4英寸液晶显示器的技术。

□ “反周期投资”成就韩企霸业

在竞争策略上,韩国企业采用的是加入主流进行赶超的方式,即通过参与技术合作、结成战略联盟,以及签订长期合同等形式与外国企业合作。1995年,三星和另外一个后进者,日本富士通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由富士通提供宽视角技术,交换三星的高孔径比率技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外国设备供应商,但三星也能依靠自身能力来满足需求。1996年上半年,三星与美国康宁成立合资公司生产熔融玻璃基板。三星航空(后改名三星Techwin)投资光刻机设备,三星显示设备公司制造彩色滤光片,而三星电子提供驱动电路。

自从韩国企业进入液晶面板产业后,“反周期投资”帮助他们获得了巨大成功。在1995-1996年的第二次衰退周期里,韩国企业大规模投资新生产线。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面板市场也陷入了不景气,日本厂商虽然占据绝对垄断地位,但大多面临亏损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三星电子和LG却再一次采取了反周期的投资战略,果断投入数十亿美元,建设大尺寸液晶面板生产线,如此高的投资强度,让日本企业望尘莫及。并积聚了惊人的爆发力。

韩国企业从开始量产到盈利,经历过痛苦的产业能量积累阶段。三星的液晶业务从1990年到1997年连续亏损了7年,在1991-1994年间,平均每年亏损1亿美元。但是凭借韩元贬值和生产规模扩大,三星到1997年末实现了“咸鱼翻身”;1998年三星的液晶面板出货量,跃居世界第一。LG的液晶业务从1987年到1994年,年均亏损5300万美元,持续亏损了8年。

韩国LG是世界第二大面板企业,生产基地主要在庆尚北道龟尾市和京畿道坡州市,其中龟尾市集中了LG的2代线至6代线。1995年建成P1工厂(2代线),1997年建成P2工厂(世界第一条3.5代线),2000年建成P3工厂(4代线),2002年建成P4工厂(世界第一条5代线),2003年建成P5工厂(5代线),2004年建成P6工厂(6代线)。2006年,LG在坡州建成世界第一条7.5代线(P7工厂);2009年在坡州建成P8工厂(8.5代线)。 继LG之后,三星也在1998年底建成了3.5代线(600×720mm玻璃基板)。韩国企业至此领先于当时只有3代线的日本企业。

□ 韩国超越日本的分水岭

1999年是韩国企业的转折点:5月,LG和荷兰飞利浦宣布,后者投资16亿美元,换取LG液晶业务的50%股份,新组建的LG飞利浦公司于9月正式运营。这笔交易不仅为LG带来了投资,也使飞利浦成为LG的大客户。7月,苹果电脑向三星投资1亿美元,以加速其液晶生产线建设。10月,三星接到戴尔电脑价值85亿美元的订单。11月,现代集团与3家美国笔记本电脑制造商——IBM、康柏和Gateway,签订了5年80亿美元的供货合同。1999年,三星在全球液晶平板市场占据了18.8%的份额,名列第一;LG达到16.2%,名列第二;这两家韩国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都超过了原来的行业霸主——日本夏普。

韩国企业的凶猛扩张一举改变了TFT-L**产业的游戏规则。日本人曾经质疑这种疯狂投资的行为,但事后看,率先建设5代线正是韩国超过日本的分水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推动TFT液晶面板最终进入电视应用阶段的主角,已经换成了韩国人,而不是作为产业先行者的日本。只是当韩国企业凭借5代线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后,日本夏普才改变了保守态度,跳过5代线去直接建6代线。当三星在2005年建成7代线后,夏普于2007年率先建成了8代线。此后夏普又在2009年10月建成了世界第一条10代线,进一步巩固了优势地位。

液晶面板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其在电子产品领域的广泛应用,如电脑、电视、手机、数码相机、摄像机、移动多媒体、广告显示屏等。在这个信息时代,液晶面板无处不在,已经成为电子产业的核心力量。

液晶战争

——京东方8.5代线(下)

□ 台湾经济腾飞

由于日本与台湾岛的经济联系密切,到80年代初,夏普和爱普生先后在高雄和台中设厂,以生产大尺寸的TN-L**为主。日本厂商的投资,刺激了台湾本地L**产业的发展。1986年后,台湾当局连续出台政策,鼓励扶植L**产业的发展。1988年,台湾工研院几乎与韩国三星同时开始对TFT-L**技术的攻关。

液晶面板市场从1997年底亚洲金融危机后,急剧收缩,到1998年初跌至谷底。财务负担加重的日本企业失去了追加投资的勇气。除了夏普、日立和鸟取三洋继续对3.5代线和4代线投资外,其他日本企业的投资都处于搁浅状态。但这一轮的衰退却引来了新的入场者——台湾企业。

本来日本企业一直拒绝向台湾转移TFT液晶面板技术。但是处于金融危机和产业衰退期的日本企业,再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期间对韩国的救援,让韩元大幅贬值,迅速提高了韩国企业的竞争力。这使得韩国大规模生产的液晶面板价格降低,快速占领台湾电子终端代工市场,致使日本企业在台湾市场的份额急剧下跌。

1998年,日本企业在韩国人的凶猛攻势下,刻意高调地将技术转让给台湾企业作为反击。这样一方面可以收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另一方面也可以弥补日本在产能上的不足。当年共有6家台湾企业相继获得了日方的技术许可,从而进入大尺寸TFT-L**产业,是年被称为“台湾TFT-L**产业元年”。

2001年,液晶面板价格狂跌。三星和LG试图以“流血竞争”迫使日本和台湾厂商出局。面板价格每月下降5-10美元,台湾厂商全部出现亏损。

到2001年底,友达的积压库存已达数亿美元,财务非常紧张。911事件后,液晶面板价格跌至谷底。但1个月后,由于液晶价格跌破了成本价,刺激了下游市场的需求,整个市场迅速回升。友达的积压库存在短短几个月内得以消化。2001年友达税后亏损67亿元新台币,但到2002年,盈利达到60亿元。

1997年第三次液晶产业衰退期,让台湾企业获得了进场机会。在1999-2000年短暂的上升期,产业中所有的企业都从中获利。而第四次衰退,为新进入者创造了更多的空间。广辉、群创和统宝等企业都在这一时期进入。

第四次产业衰退中,韩国企业建设了5代线与台湾厂商竞争。新的5代线带动了产业新一轮的繁荣,从2003年到2004年,又进入了产业黄金期。台湾厂商新建了大批高世代线。目前台湾面板业有集中化的趋势。2006年友达并购“面板五虎”之一的广辉,一度在规模上逼近韩国三星、LG。2009年10月5日,群创合并统宝光电。同年11月14日,鸿海集团以74亿元人民币并购奇美电子。2010年3月18日,群创、奇美与统宝三者合并后的新奇美电子正式成立,它超越友达成为全球第三大面板厂。

日本、韩国、台湾企业围剿中国企业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液晶厂商陷入停产边缘。2009年1-6月,由工信部、国台办出面,连续两次组织中国九大彩电厂商,赴台湾采购液晶面板,总金额高达44亿美元,总量超过1200万片,将台湾液晶面板企业,拉出了金融危机的泥潭。而大陆企业得到的回报,就是被台湾人在背后捅一刀。

韩国企业从2009年2月起,突然以现金向台湾广达、奇美采购了400万片库存,并签署2009年度采购协议。这种控制市场供应量的行为,立刻让大陆面板开始严重供不应求。同时韩企压缩对华液晶出口量,开始涨价。2009年3-8月涨幅达30%以上,导致中国彩电企业再次陷入困境。而台湾企业坐视这种局面,跟进控制产量,从中大获其利。

一句话,当时的中国彩电企业,是跪着求生存,送钱买东西还要看别人的脸色、听别人的鼻音。

□ 全球金融风暴引发产业变局

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再次重创TFT产业,使其提前中断了从2007年开始的景气而陷入衰退。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个衰退期给后进者提供了进场机会。这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三星和LG相继放慢脚步,停止了8代线的建设。日本虽然在产业链上游占据了重要地位(设备和原材料),但是各大量产厂商大多停止了扩张。第一个建立量产线的NEC在2004年2月宣布退出液晶行业,索尼则选择与三星合资建厂。只有夏普仍在高世代生产线上与韩国企业竞争。2007年11月,夏普开工建设世界第一条10代线(2880×3130mm玻璃基板)。但受金融危机影响,夏普在2008财年亏损13亿美元。这是夏普自1956年在东京证交所挂牌上市以来出现的首次亏损。

台湾地区的TFT产业尽管规模很大(仅次于韩国),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却暴露了其致命弱点——台湾不像日本和韩国那样,拥有大量来自本土下游产业(电脑和电视机等终端)的庞大需求,必须仰赖日韩和中国大陆的采购。在全球需求不振的情况下,2008年8月,索尼、三星、LG等日韩企业取消了此前对台湾地区面板的订单,改为自己供货。这直接导致台湾地区面板企业开工率降至4成,几乎濒临死亡线。同时友达和奇美纷纷将在建的7.5代、8.5代线延后量产,并开始将停产员工放无薪假。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对液晶面板需求在增长——那就是中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计前嫌,连续向台湾省派出采购团,签订了44亿美元的面板采购订单,将台湾企业拖出了深渊。

在制约中国液晶产业发展方面,台湾和日本是最为阴险恶毒的角色。大陆给台湾雪中送炭,其背后是希望台湾面板企业能到大陆设厂,或者开放大陆企业参股并购台湾面板企业。然而2009年6月30日,台湾公布最新的大陆投资政策,禁止大陆企业投资台湾面板,同时限制台湾面板企业赴大陆投资。直到当年8月京东方宣布兴建8.5代线后,台湾方面才在2010年2月9日,不情愿地宣布同意放行岛内面板企业赴大陆投资高世代线,且要求必须与台湾本岛保持一个世代以上的技术差距。除了这种歧视性政策,台湾厂商还与日韩厂商勾结,继续操纵液晶面板价格,侵蚀中国厂商利益;并且对中国液晶面板产业持续进行渗透,妄图获得操控地位。这种狼心狗肺的行为,为人所不齿。

中国平板显示产业溯源

中国平板产业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末,原电子工业部七七四厂(北京电子管厂、即京东方的前身)、七七○厂(湖南长沙曙光电子管厂)、中国科学院713厂(河南新乡)和上海电子管厂,先后建成4英寸基板玻璃的TN-L**实验生产线,用于生产电子表、计算器和一些仪表的液晶产品。清华大学、长春物理所等科研单位也开始了涉足L**技术的研发。但是一直到1984年,无论是自主拼装设备还是从美国引入的设备,都是作坊式小规模的实验线,没有形成批量生产规模,但这些实验室和实验线却奠定了中国液晶产业的基础。这些实验线上曾经工作过的一批人,在后来中国L**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中国TFT产业艰难起步 教训惨痛

2000年以前,中国在TFT方面的工作仅限于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工作。1998年9月,吉林彩晶(由吉林电子集团和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合资),耗资8400万美元从日本DTI引进了一条第一代TFT-L**生产线(就是DTI建于1991年的旧线),但是一直未能突破良率不高的瓶颈,只能生产用途不多的16.1英寸和10.4英寸边缘产品,导致项目未能真正量产。南京新华日耗资5400万美元,从日本NEC鹿儿岛厂引进一条1代线(建于1991年的旧线),运回国后一直无法量产。

2002年4月,上海广电集团(前身为上海电视机厂)与日本NEC签署合作意向书,共同投资1146亿日元(100亿元人民币),在上海莘庄工业区建设一条5代线,其中上广电占股75%,NEC占25%。由合资公司向NEC购买相关专利和技术,2004年10月8日,中国第一条5代线在上海投产(世界第七条5代线),主要切割15寸液晶屏。

2003年1月,北京京东方以3.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韩国现代电子的液晶业务(包括2.5代线、3代线和3.5代线),当年9月又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12亿美元建设一条5代线(1100×1300mm玻璃基板),于2005年5月量产。2006年6月,江苏昆山的龙腾光电,建成了中国第三条5代线。龙腾光电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台湾人搞的合资企业。昆山以土地、基建、优惠政策等要素入股,占股51%。台湾宝成集团(世界最大制鞋商)、中强(璨宇)等也是大股东,还有少量股份由日本IDTech公司总经理桥本孝久、前奇美电子TFT一厂厂长王国和等人组成的技术顾问公司NVTech,以技术投资的形式持有。龙腾光电的技术和管理依靠由130多名台湾工程师组成的团队。

截止到2008年,中国进入TFT产业的主要企业有上广电、京东方和昆山龙腾,它们那时各有一条5代线。但是这个新兴产业的境况并不好,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摧垮了液晶面板市场的盈利周期。2009年3月,上广电因资不抵债而被托管重组,它的5代线是主要的亏损源(2008年亏损18亿元),所以在重组过程中被以25亿元出售给了中航技集团(深圳天马)。京东方和龙腾光电也遭受了亏损。此外,由于5代线产品并不适用于大屏幕液晶电视(只能切割15-27英寸面板),所以中国彩电工业急需的液晶面板仍然全部依靠进口。

上广电NEC的垮台背后,更多的是市场策略和人为因素在左右。2004年10月,上广电投产后以切割15寸电脑液晶屏为主,此时市场主流已经逐渐转向17寸屏。当2005年上广电决定转向17寸市场时,韩国、台湾厂商凭借其庞大的产能规模降价冲击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17寸面板价格迅速跌落至160美元以下,造成上广电无利可图。紧接着2006年9月,原上广电NEC总经理周家春退休,由原上广电光电子总经理施岳志(台湾人)接任。施岳志空降后,又从台湾带来了一大批员工,并大量更换台湾供应商。上广电NEC进入了“台系人员”主导的时代。仅仅过了1年,2007年11月,上广电高层集体换届,施岳志提出辞职由上广电电子股份公司总裁顾伟民接任。两次换帅造成的人事动荡和管理混乱,让刚刚投产3年的5代线一直在巨亏中度日。最终在高额设备折旧、高价进口原材料、产品缺乏竞争力、人事动荡,以及技术依靠日本NEC(高额技术许可费用,占年销售额3%)的五重打击下,上广电NEC的“引进-合资”模式走上了穷途末路。只有日本三井财团则在其中成为最终的获益者。韩国、台湾厂商则少了一个潜在竞争对手。

就在 日本、韩国、台湾企业举杯欢庆,中国大陆对于中国TFT产业一片悲观的情绪之下。2009年,还在亏损中的京东方,出人意料地开始大举扩张,连续上马了合肥6代线和北京亦庄8.5代线,掀起了一场“液晶风暴”。

日本、韩国、台湾主要TFT企业(三星、LG、夏普等)一夜之间全部改变了对中国技术封锁的态度,纷纷要求启动在华建设液晶高世代线的项目。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热门评论

□ 从毁灭中崛起的行业龙头



京东方的液晶战略起源于它所经历过的“毁灭”。它不仅经历过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曾经经历过的市场化毁灭,而且经历过产业技术变革所造成的毁灭。过去30年间,无数老牌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倒下,能劫后余生的肯定是强者,京东方就是其中之一。



京东方的前身是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北京电子管厂(代号774厂)。一五期间,我国筹建电子工业。1952年起,在苏联和民主德国(东德)的技术支持下,北京开始筹建酒仙桥电子工业区。1956年10月15日,北京电子管厂举行开工典礼,该厂总投资1亿元,设计年产1220万只电子管,是60年代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员工总数近万人。除此之外,酒仙桥还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北京电机总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下辖706、707、718、751、797、798厂)、北京有线电厂(738厂)、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等单位。现在闻名中外的北京798艺术区即在工厂旧址上改建而成。



在80年代以前,北京电子管厂一直是中国最大、亚洲最强的电子元器件厂,是中国电子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骨干企业。但是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迅速取代电子管技术,民用和军用订单迅速萎缩,这个“万人大厂”的根基崩塌了。1985年,该厂编制从电子部下放到北京市,企业需要承担极重的包袱:不但要维持庞杂的产品链(二极管、三极管、军用大电子管、电子玻璃、模具、动力、零部件加工等),还要维持幼儿园、学校、食堂、房产处、维修公司等社会包袱,还有8000多名退休职工。随着产品市场的萎缩,北京电子管厂从1986年至1992年连续7年亏损,陷入无债可举的破产边缘。



北京电子管厂也是中国最早进行液晶显示技术研发的企业之一,1981年即已经试制成功TN-L**液晶屏,但是由于缺乏资金而流产。此后决定上STN-L**项目,最终还是流产。到1992年,这个14000人的大厂,年营业收入仅8000万元,资产负债率达到90%,每个月都要借钱发工资,企业已经到了存亡边缘。1993年4月,北京电子管厂以经营性资产出资,2600多名干部职工以募集的650万元(只够发3个月工资)出资,加上银行的债转股,成立了混合所有制的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东升任董事长兼总裁。他又以职工手中募集的650万元为抵押,向银行获得了等额的贷款,这就是京东方的第一笔“种子资金”。



□ 凤凰涅磐浴火重生



新成立的京东方,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为了解决现金流匮乏,公司与一家新加坡企业合作成立了东方恒通物业公司,把电子管厂的办公楼和部分厂区开发成为“东方花园”,吸引雀巢、ABB等著名企业入驻,再用租金收入维持公司运转。公司管理层全部从楼房搬到了简易房里办公,原有的生产也搬到了旧平房里。



其次是调整产品结构,把企业生产能力转向CRT显像管配件。90年代初正是中国彩电行业迅速兴起之时,但关键零部件如玻杆、电子枪等都需从日本进口,国产化余地很大。而传统真空电子管技术与CRT显像管技术有着一定的关联性,这促使京东方决定介入电子枪、玻璃成型等投资不多的业务。



1993年11月,京东方与日本旭硝子株式会社,合资成立北京旭硝子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后更名北京北旭电子玻璃),生产显像管玻杆和低熔点焊料玻璃。该企业满产后,占据了国内市场62%的份额,占世界市场份额的20%。此后1995年12月,京东方与日本端子株式会社合资,生产端子及连接器;1996年4月与日伸株式会社合资,生产电子枪及其零配件。在这一阶段,由于京东方处于弱势地位,合资股份都没能超过50%。



在经过4年时间积蓄实力后,京东方逐渐掌握了在合资企业中获得控股地位的能量。1997年,京东方与台湾冠捷科技合资,成立东方冠捷电子股份公司(京东方占股51%),1999年投产后成功盈利,把台式电脑CRT显示器做到了世界第一。



正确的生存战略,帮助京东方渡过了最艰难的创业期。从1994年开始盈利(800万元),到1997年盈利已达5000万元。1997年6月10日,京东方在深交所B股上市,募集到3.5亿元港币。这是京东方第一次有了可用于投资的钱。在企业生存状况彻底好转后,京东方即提出了进取性的企业战略。一个曾经做过行业老大的企业,绝不会甘于屈居人下。军工企业的坚韧性格,和对技术替代的恐惧,让京东方管理层决定:从传统领域向新型显示器工业进军。



此前,即使在企业最艰难的时候,京东方仍然在维持着液晶事业部。在实在难以支撑后,大批技术人员要求出走。当时的总工程师提出要去清华大学的液晶工程中心。王东升原本不同意,但转念一想,反正没钱,不如干脆让他们去,用国家的钱维持液晶人才的培养,只要以后你能回来就行。因此,在京东方采取生存战略的头5年里,最大的目标就是维持人才体系的培养。他们不但将大批人员送到合资企业和大学院校里锻炼深造,还送了一部分人去日本进行培训。明确的长期战略,让京东方提前几年就开始了产业人才储备,这是决胜的重要因素。



1998年,TFT-L**在全球平板显示技术中的优势逐渐明朗,京东方开始在平板显示器领域布局。当年11月收购了浙江真空电子有限公司60%的股份,组建浙江京东方,以此进入VFD(小尺寸显示器)领域。1999年并购深圳信桥通智能技术公司,组建深圳京东方,以此进入LED智能显示系统。2000年12月,京东方在深交所增发A股,融资9.7亿元。至此,京东方有了大展拳脚的实力。



□ 收购韩国现代液晶业务 台湾人暗中谋杀



机会永远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现代集团在2000年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引起韩国股市动荡。陷入分崩离析的现代集团,将分离出来的现代电子,更名为HYNIX半导体株式会社,而HYDIS(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是其负责液晶业务的子公司。到2001年,现代已经无力继续投资液晶业务,于是决定出售HYDIS的股权。



对于正在TFT-L**产业门槛外寻找进入机会的京东方来说,这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HYDIS拥有2代、3代、3.5代三条生产线,年产能达到300万片以上,在全球20余家面板企业中排名第9,它生产的17寸显示屏排名全球第三;它设有独立的研发机构,研发项目涵盖材料、配套零部件、液晶器件及设备,其正在积极研发的4次光刻技术以及液晶滴注技术,拥有300多项专利,其开发的FFS宽视角技术是全球三大主流技术之一;它还拥有完备的市场能力、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等资源。



当时表现出收购兴趣的有美、日、台等企业,为了降低境外并购风险,京东方选择与台湾剑度公司联合竞购。2001年6月,京东方联合该企业与现代集团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受让HYDIS的80.1%股权,其余19.9%由现代集团持有。当年11月,京东方又独立收购了HYNIX旗下的STN-L**及OLED业务,并在韩国成立了一个独立公司。(台湾剑度公司在与京东方合作的过程中,居然搞小动作,把京东方的情报交给了韩方;幸好此时韩方与京东方已经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及时将情况通报给了京东方,京东方随即退出交易。这家台湾公司与HYDIS签署排他性协议,以6.5亿美元的价格单独收购HYDIS,并交了1000万美元保证金,但最终由于无法筹集资金而流产。台湾剑度在2004年被台湾广达收购,改名达虹科技。)



台湾剑度退出后,京东方卷土重来,于2002年与HYNIX签订了意向协议,由于当时现代集团债务危机加重,再加上2002年下半年遭遇液晶衰退周期,促使其急于出手。最终韩方同意以3.8亿美元的价格,向京东方转让HYDIS的全部股权。为了规避风险,京东方在韩国设立了BOE(京东方)-HYDIS,并以这个韩国子公司进行资产抵押,成功从韩国银行贷款2.3亿美元,再加上京东方投入的1.5亿美元,双方于2003年1月21日正式成交,此时距开始竞购已近两年。



这次交易适逢其时,2003年1月资产交割初步完成后,全球面板市场价格立刻开始上涨,景气一直持续到2004年6月。在这期间BOE-HYDIS盈利6000万美元。并购获得的资源,解决了京东方的技术来源、专利障碍、起步市场和核心技术人员等战略问题。为京东方“海外收购、国内扎根”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9月26日,京东方投资103亿元,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动工兴建第一条5代线(国内第2条)。其中京东方占股75%,韩国京东方以1.25亿美元的投资占股25%。海外收购的成功、本土5代线的开建和恰逢其时的液晶上涨周期,促使王东升的“野心”膨胀起来,他要迅速扩大企业规模,与液晶巨头们放手一搏。于是京东方立刻实施了三大战略:扎根计划、海外上市和团队持股。“扎根计划”就是通过5代线建设,把收购来的技术能力本土化;“海外上市”就是以液晶业务在海外上市,募集5代线所需资金;“团队持股”就是实施股权激励计划,锁定骨干跟京东方一起进退。王东升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如果海外上市成功,可以募集1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5代线投资,然后5年内增持12到30亿美元,同时建设6代和7.5代线各一条。如果这些目标能够达成,京东方能够在2008年打入世界前5名,有机会问鼎行业三甲。



但是这个如意算盘毁于一个小事件。2004年6月2日《新京报》刊登了一篇《京东方上演曲线MBO暗藏高管财富飙升迷局》的文章,对京东方的管理层持股计划提出质疑,使证监会叫停了京东方的香港上市计划。上市融资破灭后,京东方只好寻求银行贷款为建设5代线融资。2005年4月8日,由中国建设银行牵头,包括国开行、中国银行、交行、农行、华夏银行、招行、北京银行、厦门国际银行等九家银行组成的银团,与京东方签署7.4亿美元的贷款合同,用于5代线建设。此外北京市政府提供了28亿元的借款。5代线总投资的90%都来自银行贷款,这样一个财务结构后来被证明风险是很大的,也使其最初设想的扩张计划夭折。



为了保证有一个起步市场,京东方于2003年花10.3亿港元,收购了台湾冠捷26.38%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冠捷当时是世界最大的电脑显示器代工商,年销量超过2200万台,占据全球市场35%的份额。收购冠捷解决了京东方5代线三分之一的市场销售问题。2005年5月25日,京东方5代线成功量产。此后开始冲高产量,从初始阶段的月产3月片,扩大到2006年8月的6万片,2007年9月达到8万片,2008年7月已经达到月产10万片。成为国际上运行效率和盈利能力最好的生产线之一。



5代线的成功量产,成为京东方培养产业人才的“学习平台”。在发展过程中,京东方的专业工程师从不到300人,迅速增长至2000多人;为其后继续扩张产能,提供了人力储备。在技术方面,京东方在获得韩国现代的FFS宽视角技术后,不断研发追加了大量拥有自主产权的专利,特别是将HYDIS的3.5代线放大到5代线上,突破了大量独有技术,形成了AFFS宽视角专利体系。由于AFFS比夏普的VA技术更加先进,所以三星和LG都提出了与其合作。同时,京东方的5代线,也吸引了数十家上游厂商(以国际企业为主)在亦庄附近投资,为其配套。供应商的加入,成为京东方吸收外部最新的技术的重要来源之一。



□ 差点死在黎明前



液晶景气周期从2003年开始上升后,15寸液晶面板的价格一度窜升至每片230美元,致使刚刚收购韩国HYDIS的京东方集团,当年营收达到破纪录的111.8亿元,猛增133.7%;实现净利润4.03亿元,比上年暴增386.7%。但是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液晶周期进入衰退阶段,15寸面板价格一路跌至145美元。不但韩国京东方开始亏损,而且北京5代线于2005年初试生产时也正好赶上低谷期。由于这是京东方的第一条生产线,初期良品率不高导致经营性亏损,再加上5代线投产当年必须提取13亿元的设备折旧,2005年京东方亏损16亿元。这是自93年公司成立以来出现的首次年度亏损。2006年市场仍然不景气,产品价格继续下降,京东方年度亏损超过17亿元。



连续两年的亏损给京东方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而使这个压力几乎无法承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年5代线没有实现海外上市融资,而是用的银行贷款,致使京东方的财务负担很重。5代线的设备折旧需要7年,而银行贷款要求5年就结清。到2007年4月,5代线的银团贷款进入还款期。此时京东方无力还款,唯一的出路就是获得贷款展期,否则公司现金流必将断裂。



在巨大的压力下,京东方开始四处求援,请北京市政府出面协调,并邀请银团中的各个银行到北京5代线参观,向他们解释为什么需要展期。在经过艰苦努力后,最终于2007年5月,各家银行同意将还贷周期从5年延长至10年。这才让京东方重获生机。为了减轻财务危机,京东方开始出售所持的一些资产来获得现金。2007年5月,京东方以24亿港元出售了冠捷的股权。这笔钱用来还贷,使得企业的负债率从78%下降到50%。



京东方后来将韩国BOE-HYDIS的股权也卖掉了,虽然不完全是出于财务压力。进入液晶衰退期后,BOE-HYDIS开始亏损。本来京东方准备对其进行结构调整(如把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搬到中国,将员工从1700人裁减至800人),但是遭到当地工会的坚决反对。京东方曾提出把专利所有权全部买过来作为注资条件,但没有谈成。由于资不抵债,BOE-HYDIS进入司法程序。2007年5月,韩国法院启动再生程序,将BOE-HYDIS以3亿美元转让给台湾元太科技,京东方则全部退出(BOE-HYDIS还持有北京5代线10%的股份)。



危机也是促成企业成长的动力,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京东方内部启动了“3020”行动,即提高产品价值30%,降低单位成本20%,以速度和品质取胜。全体员工被动员起来,提出了几千项改善措施,使得生产成本大幅降低。为了稳定队伍,京东方将员工工资提高了20-40%,进一步激发的员工的主动性。同时,京东方进一步加强营销力量,重组销售部门,将销售小组派驻到客户的工厂,直接提升客户服务的响应速度。到2006年,京东方的客户已经包括了三星、LG、飞利浦和戴尔等著名公司。同时,危机时期开拓市场的努力,使得京东方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迅速攀升,到2007年7月,中国区销量已经达到每月5.5万片,是一年前的8倍,中国市场的同类产品,几乎全部被京东方占领。



危机中快速成长的企业能力,为京东方经营状况的好转奠定了基础。2007年6月,全球液晶面板市场开始回暖,京东方实现了首季盈利。5代线运营的全面好转,使京东方2007年实现净利润7亿元,并在这个阶段迅速还清了大部分债务。但是液晶周期的过山车效应仍在继续,2008年上半年,京东方盈利7亿元,到下半年,金融海啸来袭,全球TFT市场再次陷入衰退期。以京东方主打的19寸液晶屏为例,2008年上半年价格为每片120美元,到2009年1月已经掉到50美元左右,致使其半年就亏了13亿多元。全年打平,2008年度京东方亏损8亿多元。



但与上一轮衰退的惊慌失措不同,最新这一轮的衰退,尽管出现了亏损,京东方的财务基础,因为还清了大部分银行贷款,要比以前稳固得多。特别是经历了1年前的生死考验,京东方对于液晶周期已经有了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于是,与上一次为生存而挣扎相反,就在液晶衰退周期尚未结束时,京东方开始了大举扩张的步伐。这是一次牵动全球TFT液晶面板产业神经的反周期扩张。



□ 液晶风暴与日本企业阴谋



正如液晶产业发展历所证明的,进入这个行业就像骑上了虎背,骑着不舒服,但下来更危险。只要不想退出,就必须继续投资扩大规模。京东方管理层很清楚:5代线切割的面板,并不能供应最具潜力的市场——大屏幕液晶电视。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液晶电视市场,年销量超过3000万台,产值超过千亿元。作为最核心的大尺寸液晶面板,竟然全部依赖进口。



京东方在建成5代线后的扩张计划,要从深圳的“聚龙计划”说起。2005年下半年,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深受进口面板制约之痛的创维、TCL、康佳、长虹等四家彩电巨头,计划合资在深圳建设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但在向外国企业寻求技术支持时,或者干脆被拒绝,或者被索要巨额技术转让费。于是他们主动找到了京东方,双方各占40%的股份,再加上深超公司(代表深圳市政府)占股20%,组建了深圳聚龙光电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深圳市政府也表示愿意提供77亿元的资金支持。



事实上,京东方在筹建5代线时,同时成立了6代线的B2项目组,只是因为海外上市计划流产,导致无法实施。聚龙计划一商定,京东方立刻就组建了数百人的技术团队。但是就在聚龙计划的消息传出来后,日本夏普于2006年6月主动向深圳方面提出建设一条7.5代线的计划,深圳市政府和四大彩电巨头都产生了动摇。而长虹干脆撤出去做等离子(PDP)了,京东方则被晾在一边。后来经过一年的谈判,夏普违背其最初提出的承诺,要求在控股的情况下转让技术,导致谈判到2007年9月终止。夏普后来又到上海搅局,当夏普与上广电合作的6代线项目已经获批时,它又退出了。就这样,日本人在中国各地耍了一圈之后,使中国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至少推迟了2-3年。而中国一年的面板进口额就超过300亿美元。



□ 走自己的路



2006年末,京东方和上广电NEC分别亏损15亿和20亿元,龙腾光电也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三家企业曾探讨过“整合”,但是在经营主导权上难以达成一致。到2007年市场好转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在此后的发展战略上,京东方认为贸然上高世代线风险太大,于是决定选择一条进可攻、退可守的道路——建设投资规模较小的低世代线,在中小市场液晶面板市场最到最强,然后伺机向高世代线扩张。



2007年渡过财务危机后,京东方终于有了开始扩张的机会,而走出的第一步就是在成都建设一条4.5代线。这个项目还是源于聚龙计划时,几个地方政府(武汉、成都、长春等)主动找京东方商谈在当地建线的可能性。由于成都市提供的条件较好,双方一拍即合。



虽然不是建高世代生产线,但是成都4.5代线采取的融资模式,却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为后来京东方建设6代线和8.5代线打开了一条融资通道。这个模式的成功要从北京市政府对5代线的投资讲起。此前,北京市政府(通过国资委下属的北京市工业投资公司)借款28亿给京东方以支持5代线建设。在后来遭遇资金困难时,京东方提出将借款转成京东方集团的股份,一方面可以帮助京东方渡过难关,同时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回收这笔资金。



北京市政府同意了这个办法。事后证明,这笔投资对北京市来说非常划算。除了由于项目而得到的税收(5代线每年上交利款10多亿元,上游配套企业上交税款27.8亿元)外,后来京东方的股价从“债转股”时的2.72元涨到12元,北京市政府在股价10元时将一半股权变现卖了20亿元,剩下的股权市值也超过25亿元。



这个经验为京东方展现了一条融资的新出路:向政府或者特定的“战略投资者”增发股票以获得足够的资本金。于是这个模式被应用到成都项目上。成都市除了提供土地、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外,还提供资金支持。2008年7月,京东方为成都4.5代线搞了一次定向增发,向成都方面增发股票18亿元。此外,由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的银团提供贷款16亿元,并且将还款期变为10年。2008年3月,京东方的第二条TFT生产线,成都4.5代线开工,总投资34亿元,到2009年10月正式量产,2010年4月达到满产。其生产的小尺寸液晶屏,主要用于移动多媒体终端上。完成这一轮投资,京东方的资本渠道和产业发展关系就基本打通了。



一旦找到了新的融资模式,京东方的“野心”就再度萌生,开始寻找建设6代线的机会;并把目标主要瞄准在长三角、珠三角和渤海湾三个地区。原本京东方还是考虑选择深圳,除了交通、市场等因素外,6代线要融资175亿元,必须要跟有财力的大城市谈合作。2008年4月,京东方的管理层应邀访问安徽合肥,一下子被合肥市政府打动。合肥方面的厂址土地已经准备好了,还承诺深圳能给多少,他们就给多少。在评估之后,京东方发现合肥是个不错的选择。这里东临长三角、西接华中腹地,更重要的是水、电供应充分(一条6代线每天耗水2万多吨,耗电惊人),有长江还有巢湖,而且安徽还是个电力输出省。此外合肥的技术人才密集,在全国排名第五,而且人员相对稳定。同时合肥已经积聚了一批相对规模的家电产业,但因技术含量不高而根基不稳。合肥市政府在充分考虑风险后,下定决心与京东方一起上6代线项目。



2008年秋天,京东方与合肥市签订了6代线资金框架协议,合肥市承诺出资60亿元,并承诺在增发不成功时保底90亿元。2009年4月13日,计划投资175亿元的京东方6代线在合肥破土动工。由于京东方为了建设6代线,已经准备了3年时间,所以在技术上非常有信心。2010年11月17日合肥6代线实现量产,设计月产能9万片,主要切割18-37英寸电视和电脑显示屏。



2009年6月8日,京东方经证监会批准后发出公告,为合肥6代线定向增发120亿元。由于社会各界看好液晶产业(中央已经将新型显示器列为发展重点),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加入,使得投资者信心大增。最终京东方顺利从资本市场筹集120亿元,合肥市政府只掏了30亿元,就让6代线在合肥落户。而且在6代线动工后,已经吸引了十几家配套企业申请在合肥开发区建厂。这股产业集聚热潮,使合肥市不得不紧急向中央申请加大开发区用地许可。



2008年金融海啸后,为了应对经济衰退的威胁,中国政府也开始了“反周期投资”,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北京市政府在寻找拉动内需的投资项目时,亦庄开发区管委会的负责人,立即就想到了京东方的8代线。其实京东方早就力图向市里申报8代线项目,但那时正忙于奥运会的领导们无暇顾及此事。在得到政府支持后,京东方的8代线立刻进入方案实施阶段。2009年8月31日,京东方的8代线(后调整为8.5代线)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奠基,总投资达到280亿元。由于8.5代线在工艺流程上与6代线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工艺难度有所提高,所以项目推进得很快。(三星、LG、夏普都是在建成5、6代线后,建成了8代线)



京东方8.5代线项目建筑面积约71万平米,位于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C1、C2、C5、C6地块,包括阵列工厂、成盒工厂及彩膜工厂、模块工厂以及综合动力站、综合办公楼、污水处理厂等配套设施。设计产能每月9万片玻璃基板,基板尺寸2200mm×2500mm。2010年7月31日厂房主体结构封顶,2010年12月底开始工艺设备搬入。计划2011年6月投产,2011年三季度实现量产。该项目投产后,可带动大批配套企业,每年形成近1000亿元的产值,提供超过2万个就业机会。北京市政府、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都对该项目给予了大力支持。2009年4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中国第一个TFT-L**工艺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在京东方设立。以推进液晶显示器件研发、上下游技术融合、标志制定和人才培养。



□ 中国半导体工业之殇



从某种角度来看,京东方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当自己的运营业务还处于亏损和盈利之间转换的边缘时,就敢募集500亿元资金投入6代线和8.5代线的建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行为恰恰符合液晶产业“不扩张就灭亡”的规律——巨人只能在重压下成长壮大。美国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安迪·格鲁夫说过一句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句话在中国被广泛引用,却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因为在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很少有哪个行业会像液晶、半导体产业那样,技术每个月都在飞速进步,而新生产线投资动辄就是数百亿元人民币,折旧周期却长达数年。很多人对京东方这种看似“豪赌”行为的非议甚至骂得狗血淋头,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恰恰是中国粗放型产业体系下,所养成的思维模式和心理状态,仍不适应高技术产业剧烈竞争的特性。



这种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的三高产业,正是发达国家得以占据产业链高端的“天然壁垒”,而中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要努力突破这些壁垒,才能与竞争对手一较高下。从发展历史来看,中国的半导体工业起步时间,只比美国晚了10年;液晶面板起步时间,也只比日本晚不到10年,然而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与美国和日本,在半导体和液晶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被更晚进入这些产业的韩国和中国台湾远远甩在后面。除了外国技术封锁、投资决策迟缓、投资强度不够、产业基础薄弱等原因外,各级政府在电子产业发展政策上“重引进、轻消化吸收”的决策失误,需要负很大的责任。



各地政府“以市场换技术”引进技术的合资企业,很难摆脱外资企业对于技术、资本、市场的控制;而自身的惰性,使得这些企业进一步失去了自我升级的能量,只能沦为外资厂商的傀儡。缺乏具备独立竞争性的上游电子企业,使得中国人在这个飞速巨变的庞大产业中,失去了得以维持技术进步的“学习平台”。中下游配套企业在失去上游龙头企业牵引的情况下,难以靠自身力量取得单独突破。而外国企业又绝不可能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这使得中国整个电子产业链的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越来越远。在技术出现“代差”的情况下,中国企业难以像传统产业那样,靠成本和规模优势取胜。而外国企业在占领中国市场后,依靠从中国市场获取的巨额盈利,进一步增强了其对中国企业的压倒性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京东方、华为等一批快速壮大的上游龙头企业,为中国电子产业实现群体突破带来了可能。他们的产业平台,能够为中下游的基础原材料、关键设备研发企业,开辟出生存空间,使得我国自主的电子产业研发体系,有了进入上升循环的机会。以京东方为例,在合肥6代线上马后,原来生产CRT显像管的咸阳彩虹集团,开始上马液晶基板玻璃配套项目;原来生产胶片的保定乐凯,上马偏光片项目;此外还有一批半导体设备企业,在为研制半导体和液晶生产线的关键设备,进行技术攻关。京东方所代表的中国企业在技术阶梯上的爬升,将导致由外国企业控制上游技术的“垂直分工”模式,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一旦中国企业突破了产业基础技术的瓶颈,那么决定产业成长速度的,就取决于能否形成一个进取性的高强度投资战略。



□ 撬动中国液晶产业版图



京东方的“野心”决定了它还要继续在“孤独”中冲锋。其扩张势头牵动了全球液晶面板产业的神经。自从合肥6代线开工后,在金融海啸中停顿下来的夏普10代线、三星和LG的8代线、友达和奇美的8.5代线都恢复了建设。同时,夏普、LG、三星、友达、奇美开始加紧到中国大陆活动,与各级政府积极接触,“探讨”在大陆建线的可能性。那段时间,中国媒体上不断流传着台湾企业关于京东方的负面谣言。2009年京东方上马8代线,更像是一场“地震”,使外国企业对中国技术封锁的“长城”在瞬间坍塌。从京东方8代线动工的那天起,一场外资纷纷要求在华建设高世代线的“液晶热”便席卷中国大地。



2009年8月26日,京东方宣布启动8代线。仅仅5天后,这条生产线在北京亦庄举行了奠基仪式。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瞬间改变了所有业内“玩家”的心态。8月31日当天,日本夏普宣布与南京熊猫集团,成立合资公司进行“8加6”代线计划。具体合作计划包括夏普将龟山第1工厂的6代线(建于2004年)出售给南京熊猫,并提供技术支持。另外在今后合作建设一座与夏普龟山第2工厂同等的8代线。夏普这么做的原因是:在金融风暴打击下,夏普6代线的32寸面板价格跌至130美元。同时夏普正在建设总投资42.8亿美元的10代线。这两个因素导致夏普在2008年亏损13亿美元。为了筹措10代线建设资金,便急于把旧的6代线买给中方。但夏普同时提出8代线项目,明显是受京东方的刺激。



8月底,韩国LGD与广州市政府签署备忘录,宣布投资30亿美元在广州建设8代线(计划2012年投产)。9月初,韩国三星做出决策,计划斥资32亿美元,在苏州或者深圳建设一条8代线(计划2011年底投产)。10月,三星电子宣布投资22亿美元在苏州建设一条7.5代线,月产9万片。于是在短短不到10天时间里,未等本国政府批准,夏普、三星、LG等日韩企业就以惊人的速度,敲定在华兴建8代线的计划。



日韩企业的行动引起台湾面板厂的激烈反应。9月2日,台湾友达、奇美同时公开呼吁台湾开放面板到大陆设厂。另外一家有台湾背景的面板厂商也在行动。昆山龙飞光电耗资43亿美元的8.5代线,在9月12日举行奠基典礼,计划一年半建成。龙飞光电就是昆山龙腾光电的第三期计划,主要大股东也与龙腾相似。台湾最大的制鞋企业宝成集团是该项目最主要的资金来源。由于台湾禁止面板厂赴大陆投资,宝成集团一直否认投资龙腾。而奇美、友达也均否认与龙腾有技术上的联系。



在液晶热潮中,总部设在广东惠州的TCL集团,在深圳市政府支持下,决定建设一条8.5代线,很快获得政府批准。尽管TCL是个新手,这却是继京东方之后,第二个自主建线的中国企业。2010年1月16日,TCL与深超投资(代表深圳市政府)联合成立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双方投资245亿元,在深圳光明新区高新产业园建设一条8.5代线。设计月产10万片,每年可切割26-55英寸液晶屏1400万块,计划于2011年三季度试投产。



该项目源于前面流产的“聚龙计划”。聚龙计划流产后,TCL一直寻求通过从国外企业购买技术进入液晶面板产业,但困难重重,没能成功。2007年,TCL与韩国三星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在三星的技术支持下(包括三星提供人员培训和指导,支付技术转让费)建设一个液晶模组厂(4条生产线)。项目于2008年4月打桩,9月厂房封顶,11月搬入设备安装,到2009年2月量产,当年即实现盈利。TCL模组厂本来是为三星代工,但项目的实施却使TCL逐渐形成了自主的建厂能力。在这个项目的4条生产线中,只有第一条是由三星协调招标,其他三条的设备采购则都是TCL自主招标、采购设备并组织建设(采用的大多是三星供应商的设备)。TCL通过这个项目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团队,并通过实践获得了自主建设液晶模组生产线的能力。该项目又于2009年6月开始了二期建设,新建2条生产线。



液晶模组项目的成功,给TCL管理层以信心,同时也使他们熟悉了液晶面板行业,在业内建立起人脉关系。在向外国企业购买生产线的设想走入死胡同后,TCL通过一名资深的台湾技术管理者(奇美电子电视面板事业处总处长陈立宜,经历了5代、5.5代、6代一直到7.5代线的建设和销售;因连续亏损而辞职,被李东生揽入麾下),按照自主建线的需要招募了一支由100多名有经验的台湾工程师组成的技术团队(包括奇美电子电视面板事业处技术总监陈政嵘)。就这样,TCL向深圳市政府提出了自主建设一条8.5代线的方案,并迅速获得了实施。



□ “五进二”的激烈角逐



由国外企业和地方政府推动的“液晶热”出现后,有关部门很快提出要避免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应由国家层面统筹规划。2010年初国家发改委决定总共只批准5条高世代生产线的建设。当时京东方北京8.5代线、TCL深圳8.5代线和昆山龙飞光电的8.5代线都已经获批。于是5个名额还剩下2个。而争夺这两个名额的候选项目还有5个。包括南京夏普的8代线,中方占股75%,夏普占股25%;安徽合肥的鑫晟光电,背后是京东方在主导;再加上三星苏州的7.5代线、LGD在广州的8.5代线,和成都富士康光电的项目。这个“五进二”的角逐异常激烈,各方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也恰恰是着眼于数量控制的政策重点,使得有关部门陷入“困境”,批准谁不批准谁成了一道难题。使得本该在2010年4月末做出的最后批准决定,迟迟未有结果。直至20210年底,国家发改委才批准了三星苏州7.5代线,和LG广州8.5代线项目。日本和台湾厂商悉数出局。



由京东方挑起的这场“液晶热”,确实表明中国TFT-L**产业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机,也说明它完全有可能发展起来。但外资在华争相建厂背后的“杀机”,也说明了政府部门把握本国产业发展准入门槛的重要性。



京东方的扩张,在日、韩、台地区企业眼里是如此的可怕,就是因为京东方完全是在重复挑战者的成功之路。经过20多年的转型,京东方已经在精神状态和运营模式上成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企业。因此,一旦解决融资问题,京东方的扩张在技术上是不可阻挡的。只要京东方在8.5代线站稳脚跟,就没人能够阻挡它继续挺进到最前沿,甚至成为新技术的开创者。



如果把京东方的成长,与中国市场的因素联系起来看,这种前景就更加明显。过去,由于高度依赖进口,中国对液晶面板的进口关税税率较低,2005年确定为3%。随着京东方5代线的投产,26英寸以下尺寸面板的关税,随即提高到5%。一旦中国本土TFT液晶面板产业起飞,中国不仅可以把所有液晶面板的关税提高到这一水平,而且在WTO框架下可以继续提高。仅此一项就能使进口产品失去竞争力。这将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企业造成沉重打击。而且会削弱它们依仗掌握面板资源,在电视、电脑显示器等终端产品上,对中国企业形成的垄断性优势。尤其是依靠中国市场的台湾企业,这种打击将是致命的。



正是由于看到这个可怕的下场,日本、韩国、台湾企业才不顾一切想要挤占“五进二”的名单。比规模更需要注意的是,诸如三星、LG、夏普等企业都是综合性集团,它们在竞争过程中,经常使用“流血竞争”的手段,用恶意低价策略挤垮竞争对手,再用其他产品线的盈利来维持液晶产品的运营。早在2006年,美国旧金山法院,就裁定三星、LG、友达、奇美曾经在1999-2006年间合谋操纵面板价格,最终的罚金总额超过15亿美元。证明这些企业在操纵价格方面是有“前科”的。



与上述企业相比,成长中的中国企业不仅规模较小,而且还存在产业结构上的短板。三星、LG、夏普都是综合性的电子集团,有着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而京东方目前还只是单一的生产液晶屏的企业;自主品牌的液晶电视、电脑显示器等终端产品才刚刚起步。一次剧烈的液晶周期波动,就足以将其陷于死亡边缘。而TCL与京东方相比更加脆弱。因此,目前仅有的两个自主建线的中国企业,都面临着“液晶热”所带来的风险。决定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形成压倒性的规模优势前,保持高强度的资金投入。可喜的是,京东方目前已经解决了融资瓶颈。投资者的踊跃热情,足够京东方再建设2条8.5代线。那么还剩下的问题,就在于京东方能否抢在外资之前,挤占更多的市场容量。



根据目前的市场研究报告,京东方和TCL的两条8.5代生产线在2011年3季度投产后,仍然能赶上新一轮的液晶景气。三星苏州7.5代线直到2011年5月30日才举行动工典礼。LG广州8.5代线(创维占股10%)尚未确定动工日期。一年的时间差,很有可能使其投产时就赶上液晶衰退期,将大大减少它们对中国企业的威胁。与此同时,京东方等国内企业,必须密切关注韩国三星在大尺寸AMOLED产业上的动向,防止其借助新技术优势,再次获得垄断地位。



中国几十年来产业发展的斑斑血泪告诉我们:市场永远换不来核心技术,妄图通过“拿来主义”依靠引进合资来发展本国产业,最终只能为他人做嫁衣。中国液晶工业的崛起,意味着日本、韩国、台湾的好日子到头了。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