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必死七罪 妄自尊大 下属不和zt

飞千余年来一直被当作民族的英雄,被万世顶礼膜拜。但是他却是被他所生活年代的统治者赐死,一个被统治者赐死的人究竟是为何成为万世敬仰的人?这其中本身就有许多可值得推敲之处。

而且,岳飞被赐死本身也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可回溯到千余年前,回溯到宋高宗统治时期,站在统治者及其当朝的立场上来历数岳飞的“罪状”,可知道,岳飞必须死。

推敲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可以看出,岳飞的死在当朝统治者看来,并非带有任何地冤屈。

在此,仅历数岳飞之必死之罪。

一罪:桀骜不驯,妄自尊大!

从岳飞的出身我们可以看出,岳飞可以彻彻底底说是一个武将,他的成功有赖于他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

岳飞的参军历程可以追溯到宋徽宗末年的两次北伐战争,一直到建炎元年岳飞才因功补官,但是他却以一名低级军官的身份上奏论赵构朝廷的缺失,最后被罢官。

待到岳飞再一次的从军之后,一生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军旅,从追随王彦的八字军,到隶属于宗泽。后随杜充南下,一直到尾随兀术攻打建康城后建立的第一支自己的军队,岳飞在短短四年时间内走完了从小兵到将帅的历程。

岳飞发展自己的第一支军队之时,年纪只有二十七岁。岳飞军屯宜兴之后就开始南出北战,很快就在混乱的局势中站稳了脚跟。

很快岳飞在肃清境内的盗寇行动中壮大了自己的部队,并且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将其派往鄂州,负责长江中游的防线,而且他也官升节度使。岳飞曾经就在官升节度使之时,忘乎所以的说,本朝三十二岁而得节度使之人只有太祖一人!

这样的话语代表什么?只能说岳飞说话的时候没有想到说出这句话的后果,在外人看来,会怎样评价这句话,很明显,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岳飞是在拿自己和宋太祖赵匡胤相比较,甚至相提并论,这也就为后来朝廷的赐死,提供了一条理论依据。

从一个方面说,岳飞并不像后世单纯所说的是一个儒将,他性格中有妄自尊大的成分。而这种桀骜不驯,妄自尊大的成分,早在岳家军才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已经表现了出来。

岳家军刚刚站稳脚跟之时,能与岳飞相提并论的只有统制官傅庆一人,傅庆与岳飞一样,都是极有抱负之人,所以不喜欢受别人的压制。而当时岳飞为了凸显自己的领导地位,自然不能让傅庆挑战自己的权力。

是以,岳飞通过各种方式培养自己的心腹人马,从而抑制傅庆。傅庆在这样的压制下为自己另谋出路,当时傅庆考虑的就是投靠刘光世。刘光世在南宋初是第一个建功立业之人,在中兴四大将中资历也算是最老之人。当时刘光世属下的统制官王德将傅庆欲投靠刘光世之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岳飞,在岳飞看来,傅庆的这一举动就是对他领导权力的极大挑战,虽然他所取得的成功与傅庆不无干系,但是傅庆的作用也毕竟有限。所以,他不能容忍傅庆对他权力的挑战,后来因为傅庆喝醉酒说了对他不敬之语,他就将傅庆斩首示众。这其中就显示出了岳飞性格中妄自尊大的成分。

岳飞的妄自尊大还表现在,他曾多次声称,北伐壮举,只需其他几路将帅在一旁轻敲侧击就行了,他可单独带着他的岳家军打到北边去。这样的话语完完全全忽略了其他几路将帅存在的价值。他完全把恢复故土的责任放在了自己一人的肩上,他的言行举止都在表示,只有他岳飞方能恢复国土。

一种舍我其谁的味道,这样的妄自尊大,无形中让他成为一种焦点。这种焦点发的光芒越大,那么他的危险性也就越高。

而这种妄自尊大的成分在日后他地位渐渐上升之后更加凸显出来,成为他必须死的一个因素之一。

二罪:不听节制、目无法纪!

岳飞势力壮大之后,就一心想着带兵打到北方去,迎回徽、钦二帝,这种想法在几次收复襄阳之后更加膨胀起来,特别是伪齐刘豫的几次南下皆以失败而告终,绍兴七年金朝更是准备废了刘豫。

岳飞在这个时候收复中原的心情已经不可抑制,所以高宗赵构召他去行在之时,岳飞就当面向皇帝分析了北伐中原的可行性。岳飞侃侃而谈,最终甚至还动摇了高宗皇帝,一度许诺将刘光世的军队交给他统帅,助其北伐中原。

岳飞在得到皇帝的许诺之后满意地回到了鄂州,计划着北伐中原。可是几天后却被张浚召过去,询问处理刘光世军队的方式。

这对岳飞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打击,岳飞满心欢喜的想着借岳家军和刘家军一起打到中原去,可是现在张浚前来问他处理刘光世军队的方式,就表明皇帝许诺给他刘光世军队的承诺并不打算兑现,也根本就没有这个打算,而且朝廷似乎无意将军队拨给他。

经过与张浚的谈话,最终表明,刘光世的刘家军不可能会拨给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岳飞使出自己的性子,请求辞职,而且不等朝廷的批复,径直去庐山顶,为母亲守孝。

岳飞这一走,给朝廷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因为这个时候朝廷听说伪齐与金人准备再一次联合南下。可是岳飞这一走,中线防御就失去了屏障,而且鄂州岳家军内更是人心惶惶,所有的人都要求马上将岳飞调回来。张浚和朝廷也都相继派人过去监理岳家军,可是岳飞出走给岳家军带来的恐慌非岳飞不能遏制。一时军士籍籍曰:“朝廷使张侍郎代公,公不复还矣!张太尉以此辞疾,诸将往往或效之。”张宪更是带头称病不理军务,其他将领也都纷纷效仿。一时,岳家军仿佛成了一个无人管理的烂摊子。

在朝廷看来,岳飞这样的举动是在要挟朝廷,朝廷连连下诏让岳飞早日回军,岳飞只是一味地推辞,甚至视而不理,将朝廷的诏令完全当作耳边风。张浚更说“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宋史高宗本纪》)不管岳飞的初衷如何,或许只是发泄内心的气愤,但是岳飞这样的举动给高宗赵构带来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岳飞离开之后,岳家军内出现的状况,朝廷之人有目共睹,军队根本就不知道有朝廷,只知道有统帅。

岳飞最终还是被李若虚和王贵晓之以情给劝了回来,岳飞本身也意识到了自己擅自离开的鲁莽,亲自去行在给皇帝道歉。(《会编》卷一七八)

针对岳飞的道歉,高宗赵构却说:“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所以复令卿典军,任卿以恢复之事者,可以知朕无怒卿之意也。”(《鄂国金佗粹编》卷七)

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出高宗多少隐忍的意味,高宗说,你之前任性离开实在是相当地轻率,我也没有怪你,事情过去了就算过去了。要是我怪你的话,就像是太祖皇帝说的,敢犯法者,杀!现在依然让你回来统军,只是因为我没有怪你,依旧信任你。

高宗的隐忍正可从其话中可看出一二!如果当时若不是金人和伪齐有联合南下的迹象,或许高宗会怒不可遏的说,你敢目无朝廷法纪,罪当斩。

不听朝廷节制,这是统治者的大忌,何况岳飞手中还有一支强悍的岳家军,高宗皇帝碍于形式的无奈,隐忍岳飞的狂傲与目无法纪,并不是说高宗皇帝像他说的那样,轻易地将这件事忘记。

对于不听节制的下属,没有哪一个上司会喜欢,特别是那种将自己逼到无路可退的下属,上司定然不会容忍。作为一个皇帝,赵构定然会在日后清理出这笔账,而这笔账也成了流亡皇帝赵构心中的伤痛。这也为后来岳飞的死埋下了伏笔,而这也是岳飞自己种下的祸根。

不听节制、目无法纪是为岳飞必须死之第二罪。

三罪:功高震主

岳家军的壮大可以说一步一步展现在赵构和朝廷所有官员的眼中,岳飞从一个军队普通小兵在短短十年内变成了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并驾齐驱的南宋中兴四大将。

而刘光世和张俊在忝列中兴四大名将行列之后,所作所为却大出所有人的意料,行不能进军,退不能守,两人也是多次违背张浚的节制,最终张浚奏请皇帝解了刘光世的兵权。四大帅也变成了三大帅。

然而,当时就有人上书高宗皇帝:“陛下在九重之中,又岂知诸将帅臣所统军马,曾无一言以念及陛下乎?且如泗州之兵,事无大小,则知有张俊;楚州一军,则知有韩世忠;襄阳一军,则知有岳飞;……。一旦缓急之际,人皆各为其主,谁复知有陛下乎?”这样的言论也符合当时的事实,诸大将的兵马皆以统帅的姓氏命名军队,这在宋朝百余年的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高宗皇帝会怎么想,军士只知有将不知有朝廷不知有皇帝,这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高宗皇帝内心不可能没有芥蒂。他自然想要将天下之兵皆收归朝廷所有,因此有人继续上言:“应诸路兵马,各置都督一员,使诸路帅臣副之。如淮西一路,愿陛下除吕颐浩为都督,张俊副之,……。如淮东一路,愿陛下除孟庾为都督,以韩世忠副之,……。如襄阳一路,愿秦桧为都督,以岳飞副之,……。”(《会编》卷一八0)

这是教高宗收兵权的方式,这种方式正中高宗下怀,而这个时候岳飞为了北伐的需要,却还在一味奏请朝廷要求加兵。

要知道,当时岳飞的岳家军有十万人,是南宋境内兵力最强劲的一支部队,可是岳飞却还要求加兵,这不得不引起高宗皇帝的怀疑。高宗皇帝就明确指出:“上流地诚阔远,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诸将之兵,已患难於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今之事势虽未至此,然与其添与大将,不若别置数项军马,庶几缓急之际,易为分合也。”(《要录》卷一一八)

高宗皇帝的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现在朝廷已经开始怀疑诸大将尾大不掉了,这个时候再请求添兵,根本就没有任何地可能。岳飞的请求不仅不合时宜,反而触动了高宗敏感的神经,强行揭了他的伤疤。无论岳飞的初衷是什么,在高宗看来,岳飞这是故意在挑衅,拥兵十万的挑衅方式。

面对金人的再一次南下,宋方亦是几路出击,岳家军更是气势如虹,一路打到了朱仙镇,距离北宋的都城开封城只有几十里之遥,金兵望风而溃。“自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豪杰期日进兵,众所揭旗,皆以‘岳’为号,闻风响应。”(《鄂国金佗粹编》)

天下豪杰只知道有岳飞,其他的几大帅亦都参与到了这次的北伐事件当中,可是他们的光辉完完全全被岳飞掩盖下去。照此发展,谁堪与岳飞相提并论,宋王朝百余年讲究的都是分化事权、互相节制。事情发展的态势,渐渐地让互相节制的理论变成了幻影。暂且不说这,先说高宗赵构,河北中原百姓揭竿而起迎王师而入,打出来的大旗不是“宋”更加不是“赵”,打出来的大旗写着一个个大大的“岳”字,作为皇帝的赵构会怎么想?朝中的官员又会怎么想?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宗绝无让岳飞继续北伐下去的道理,即使是岳飞能够收复中原所有的失地,高宗不会拿自己的天下来作赌注。谁能够确保岳飞不会起二心?

万一岳飞北进中原之后,在属下的要求下身披黄衣,就如同当年太祖的“陈桥兵变”,那又置赵构于何地?

事情明显地引起了高宗和朝廷的怀疑与猜忌,而且这种怀疑与猜忌正在日益升级。在这样的态势下,岳飞不仅没有隐藏自己的锋芒,反而还在不断地上书,请求出兵、请求支援。完全将朝廷的这种怀疑与猜忌抛诸脑后,试问高宗和朝廷岂能继续保留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每时每刻都要提防,担惊受怕。

实际上在赵构看来,岳飞并不是没有自立的可能,岳飞甚至能够违背朝廷的节制,甚至笑谈三十二岁得节度使头衔的本朝只有太祖一人。一切事情联系起来,在赵构看来,岳飞若进军河北之后,确有自立的可能。

若岳飞胆敢自立,那么赵构就不能确保其他的将领还能效忠朝廷,说不定都会跟着自立,这样他这个朝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他没有自己掌控的兵马。

所以,面对天下闻风响应的态势,班师十二道金牌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赵构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打算,他不会把自己未来的希望全都堵在岳飞会忠心这件事情上。

此为岳飞必须死之第三大罪,岳飞完全将自己的忠心,将自己收复中原的愿望凌驾于高宗赵构的愿望之上,他完完全全地忽略了赵构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因此,我们抛开所谓的历史局限性来谈,十二道金牌召岳飞班师回朝,无可非议!

所以,岳飞必须死!

四罪:多管闲事!

这里所谓的多管闲事指的是岳飞多次建议赵构早日立皇储,臣下建议皇帝确立皇储其实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犯什么大忌讳。

可是,岳飞生活在宋朝,宋朝的祖宗们有规定带兵武将不能过问皇帝家事。其实,无论是哪朝哪代,哪一个君主都不希望武将过问自己的家事。储君虽然关系到国计民生,但说到底只是皇帝家的家事而已。

赵构在南宋小朝廷还没有成立多久就已经确定了皇储的人选,可是那个三岁的儿子在“苗刘兵变”后没有多久就病死了。后来赵构又因为金人南下而受刺激影响到生育,一直没有生出一男半女。

作为一个拥有三宫六院的皇帝来说,没有半个子嗣本来就是一件相当委屈相当痛苦地事,皇储问题自然就是赵构的敏感问题,偏偏是在这个时候,岳飞却去触动赵构敏感的神经,还不止一次的去撩动。

绍兴七年二月,岳飞赴行在面见赵构,就是在这次面见之时,赵构对他提出的北伐意见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感受到了赵构对自己的信任。因此,他趁此时机,建议赵构正建国公皇子之位,声称“今欲恢复,必先正国本,以安人心。”据《要录》记载,岳飞引对之时,“风动纸摇,飞声战,不能句。”岳飞上书皇帝请立皇太子,这样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他一定是早已经在心中思虑好了条理,背得混瓜烂熟。但他却在皇帝面前说得战战兢兢,甚至不能句,却是为何?唯一的解释就是那个时候他看到了赵构脸色的转变,一时心惊胆战不能句。

待岳飞说完,赵构就说:“卿将兵在外,此事非卿所当欲!”统兵之帅干预朝政不仅祖宗规矩不许,赵构自己也是尝到了其中的苦头。建炎三年的苗傅、刘正彦叛乱正是以自己的儿子,当时的皇太子作为叛乱的工具。应该说赵构对于皇子还是有忌讳的,特别是要立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人为皇太子,随时都有可能危及到自己的统治。万一在外带兵的岳飞等人起了异心,以皇太子作为工具,再一次将自己打倒,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岳飞的奏对自然就激起了赵构的反感,也不得不让赵构对他的防备之心又加了一层。

据《朱子语类》记载:“是时,有参议姓王者在候班,见飞呈剳子时手震。及飞退,上谓王曰:‘岳飞将兵在外,却来干与此等事!卿缘路来,见他曾与什么人交?’”很显然,赵构这是对岳飞起了很大的疑心,他怀疑岳飞与朝中的什么人里应外合,欲立建国公为储君。这种怀疑虽然没有明示,但是已经深埋赵构的心底。

岳飞以一方统帅的身份上书皇帝立储君,特别是这种上书在与皇帝有了芥蒂之后,更加引起了赵构的戒心,激发出他内心强烈地防备心理。这种强烈地防备心一旦在日后被完全激活,毕竟会掀起一番风浪。

当然,岳飞上书早日立储君,只是出于对时势多变的考虑,江山未稳,当立储君来安人心。即使岳飞只是出于一片对于赵宋王朝的忠心心理,他也应该知道武将过问政事乃是祖宗之大忌。即使他冒然上书,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而且立皇储之事在朝中已出现了迹象,频频有文臣上书请立皇储,在这样的情况下,岳飞完全没有必要上书。但是他还是一腔热忱的上书皇帝,这就完全触动了赵构敏感的神经。犯了赵氏祖宗最大的忌讳,岳飞也因此必须死。

此为岳飞必死第四罪!

五罪:与上司不和!

与上司不和是官场之上的大忌,尽管岳飞后来成为一方统帅,统帅精兵十万,但是与上司不和,却成了他致命地伤。最终也因为这个原因,成为岳飞被赐死的直接原因。

与上司不和,在岳飞身上并非仅仅发生一次,早在岳飞还没有建立自己的队伍之前,他就已经有这方面的表现了。

还是在建炎年间,岳飞就与顶头上司王彦闹过矛盾。相对于王彦来说,建炎年间的岳飞可谓是初出牛犊不怕虎,怀着满腔热血前来参加王彦的八字军,可是没有想到的是,王彦不过是闻名不如不见。在岳飞看来,王彦不过是一个毫无进取心之人,不敢与金人展开决战。岳飞也因此违背王彦的节制,私自带兵离开了王彦,岳飞在离开之后虽然也打了一些小胜战,但毕竟势单力薄,最后粮草用完,被逼入绝途,又厚着脸皮过来找王彦借粮。

事实证明,并不是王彦胆小,王彦只是全面的把握局势,选择最恰当的时机出击,以最小的付出换来最大的收获。

按照大宋朝军队的法律,违背节制私自离开军队是要处以斩刑的。但王彦爱惜岳飞的才能,因此,岳飞才能够安然无恙的走出王彦的帐中,才有了岳飞后来的成就。

岳飞一直希望凭借自己的能力能够打到中原去,收复中原故土,迎回二帝。而这种希望在他势力渐渐壮大之后变成了可能。岳飞就曾经多次向皇帝声明,只要其他几路军队给自己适当的支援,旁敲侧击,那么他就能够率军队打到中原去。

这种雄心壮志在绍兴七年的时候变得更加接近现实,岳飞仿佛看到了愿望实现的刹那。因为,刘光世违背节制擅自逃离战场,在事后被撤职。据《秀水闲居录》载:“七年春,鼎、浚争权。浚自谓有却敌之功,兴复之策,当独任国事,讽侍从、台谏攻鼎,出之会稽,逐大将刘光世。”留下了一个无人管理的淮西军。

这个时候岳飞在朝廷大肆地向年轻的高宗皇帝灌输北伐思想,高宗一高兴也当场许诺将刘光世的军队全都拨给岳飞,随他北伐。

可是,当岳飞回到鄂州之后,等来等去,等到的不是拨兵的诏书,之前皇帝也亲自付手札于刘光世属下统制王德等,说:“朕惟兵家之事,势合则雄。卿等久各宣劳,朕所眷倚。今委岳飞尽护卿等,盖将雪国家之耻,拯海内之穷。天意昭然,时不可失,所宜同心协力,勉赴功名,行赏答勳,当从优厚。听飞号令,如朕亲行,倘违斯言,邦有常宪。”(《鄂国金佗粹编》卷一)赵构在手札中可谓是信誓旦旦,大有将军队交给岳飞,完全信任岳飞北伐以雪国家之耻的君主风范。

岳飞等到的是张浚过来假惺惺的相问,实际上赵构皇帝派张浚过来询问岳飞应该以谁来统帅淮西兵,而丝毫不提及皇帝之前的许诺,只不过是为了减少其中的尴尬,给双方都有一个台阶下。

可对于这样仓促的安排,岳飞并不稀罕,他还是气不过皇帝的这种出尔反尔,因此对于张浚所提出的几个统帅淮西兵的人,岳飞都一一进行了批判。岳飞与张浚的关系也因此闹僵,应该说,张浚之前与岳飞的关系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张浚很多年来也一直都是岳飞的顶头上司,当年他还对岳飞的将才叹服不已。这一次皇帝派他过来,只不过是为了替皇帝遮掩说过的承诺,同时又不想惹怒岳飞。张浚自身心里也不平衡,经过岳飞这么多番的故意刁难,张浚也是火冒三丈。

张浚最后甩出一句,“所有的人都没有资格来管理淮西兵,莫非只有你岳飞能够统帅?”

岳飞并没有就此服软,说:“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然岂以得兵为计耶?”

岳飞因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归庐山。

张浚也在皇帝面前说岳飞此举实在是在要君,只不过是为了得到淮西兵而已。

虽然最后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可是张浚与岳飞也算是结下了梁子。

据《齐东野语》卷一三《岳武穆逸事》载:“张魏公(张浚)之出督也,陛辞之日,与高宗约曰:‘臣当先驱清道,望陛下六龙凤驾,约至汴京,作天下主。’飞闻之曰:‘相公得非睡语乎?’於是魏公憾之终身。”张浚与岳飞一样,一心想着收复中原。当他被任命为都督,全面管理北伐事宜之时,他就开始向赵构许诺,在前面清路开道,等着迎赵构回汴京,作天下的皇帝。可岳飞却不屑一顾地说,张浚不过是睡语,说白了,就是在说梦话。虽然与张浚之间的矛盾还不是岳飞致死的直接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与上司不和的确是岳飞刚毅性格中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致岳飞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得罪了秦桧。岳飞与秦桧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个力主抗战,以武力收复中原;另一个坚主和议。这样的两种观点互相碰撞,必定发出仇怨的火花,岳飞和秦桧正是这两种火花的直接承受者。

秦桧在第一次任相的时候就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要“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实际上这就是一项彻彻底底的和议思想。高宗也让秦桧执行了一段时间,只不过因为阻力太大,赵构最后迫于朝廷舆论的压力,才将秦桧贬责出去。

绍兴六七年间,张浚和赵鼎二人产生极大的矛盾,张浚为了将赵鼎驱赶出去朝廷,因此援引了秦桧。秦桧也因此在朝中站稳了脚跟,大肆在高宗面前宣传和议之策。此种思想正中赵构下怀。赵构遇到秦桧可谓是找到了知己,他还在为秦桧力主的和议进行辩护,曾经付手札于岳飞说:“朕昨与卿等面议金国讲和事,今金人已差张通古、萧哲前来已和。朕以梓宫未还,母、兄、宗族在远,夙夜痛心不免屈意商量。……”(《鄂国金佗粹编》卷二)他明确表态,之所以要和议,是因为母兄和宗室同胞们都还在北方受苦,一想到这里他就痛心疾首,夜不能寐。只有讲和才能救他们于水火,所以,他要议和。

岳飞针对和议力言“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秦桧怨之”。岳飞公然地宣称,和议的想法只是因为秦桧通敌卖国,必不能行,行之,必将受万世讥议,秦桧完全不为国家考虑。听到这样的言语,秦桧自然会不开心,也自然会怨恨岳飞。

岳飞反对议和的言论,不止一次的出现,因为他与秦桧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路线,这两条路线甚至没有任何地重叠之处。

虽然岳飞与秦桧之间并没有直接地交手,但是无形之中二人便成了仇敌。而且这种仇怨有天然地不可调和性!想要暂且的调和,必然有一方要被压制下去。

秦桧的方案想要完全地执行,必须要完全掩盖另一种不同的声音,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不同的声音再也没有发出的可能。所以,岳飞就必须死,只有这样,秦桧才能彻底地保证他何以思想的实行,让高宗皇帝无后顾之忧。

无论在什么时代,与上司的关系都成了安身立命的基本,这其中暗藏着官场潜规则。可是岳飞视这种潜规则而不顾,不仅没有顺应上司的意愿,反而与上司不和,站到了上司的对立面。这样,岳飞必不能长久,也必将在官场潜规则的压力下被无形地挤压下去。

此为岳飞必须死之第五罪,与上司的不和,也成了岳飞死亡的直接原因。

六罪:同僚不和!

岳飞与同僚的不和,从构成岳飞死亡的因素来看,主要是与张俊的不和。罗列岳飞死罪的主要人物就是秦桧和张俊,岳飞之所以和张俊有矛盾。其一是因为岳飞在短时期内崛起,其功绩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他三将的光辉掩盖。特别是张俊和刘光世二人,二人虽然建立功业较早,资历较韩世忠和岳飞都要老,可是韩世忠和岳飞二人后来居上,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成为大宋王朝的红人。张俊和刘光世的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不舒服。

加之二人在战场之上总会出现后退的情况,这样与岳飞比较起来,自然是相形见拙,无形中构成了一种无言的屈辱。张俊自然会将这笔账全都记在岳飞和韩世忠的身上。

赵构将张俊、韩世忠、岳飞召回朝廷,升张俊和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而留韩世忠于朝廷,实际上要首先拿韩世忠开刀,然后逐步波及到岳飞与张俊。

张俊早就与秦桧有关联,知道其中的原委。所以当朝廷派遣他和岳飞一起往韩世忠军中,欲分韩世忠背嵬之时。张俊对岳飞说:“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军,朝廷意可知也。”岳飞说:“不然,国家所赖以图恢复者,唯自家三、四辈。万一主上复令韩太保典军,吾曹将何颜见之?”俊大不乐。(《鄂国金佗粹编》卷八)

针对张俊说的朝廷要分解韩世忠军,岳飞说,朝廷赖以恢复江山故土的大将只有寥寥三四人,万一皇上再次让韩世忠统军,而我们却已分其军,到那时,我们有什么面目去见韩世忠?张俊听后自然会不快。

岳飞此言虽然本身并无任何讥讽之意,但是在张俊听来,自然会觉得带刺,不乐也是情有可原。

与同僚不和,此为岳飞必须死之第六罪!

七罪:与下属不和!

与下属不和,这里的下属主要是指的是王贵、王俊。

王贵可谓是岳家军的元老级人物,岳家军成立伊始,王贵就在军中,当年岳飞用来抑制傅庆而提拔的人就是王贵。照理来说,岳飞对王贵有知遇之恩,王贵应该懂得感恩戴德。

“王贵尝以颖昌怯战之故,为臣云所折责。比其凯旋,先臣犹怒不止,欲斩之,以诸将恳请,获免。又因民居火,贵帐下卒盗取民芦筏,以蔽其家,先臣偶见之,即斩以徇,杖贵一百。”(《鄂国金佗粹编》卷八)

王贵在颖昌之战中因有怯战之嫌,被岳飞之子岳云谴责。虽然后来取得了颖昌大捷,大军凯旋,岳飞却依旧不忘王贵怯战之罪。岳飞一向军纪严明,自然容不得属下有怯战之人,特别是被他看成是左膀右臂的王贵。所以,他要斩王贵,以正军纪,后来因属下诸将一起求情,方才罢休。

可是事情的转机就是在朝廷的政策上面,若说王贵与岳飞的个人矛盾还在其次,还只是一个隐藏因素,那么朝廷的政策就是一个直接推动因素,推动王贵与岳飞站在对立面。

朝廷的这个政策可以在高宗与张戒的对话中体现出来,“监察御史张戒入对,因言诸将权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则无迹,兵虽多,然聚则强,分则弱,虽欲分也,未可也。’戒曰:‘去岁罢刘光世,致淮西之变。今虽有善为计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须有术。’上曰:‘朕今有术,惟抚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则大将之势分。’上曰:‘一、二年间自可了。’”(《要录》卷一一九)

赵构的思想就是利用各大帅手下的裨将来分割主帅的权力,这样,只要裨将动摇得越多,主将的权力就会越轻,这就是高宗赵构夺取诸将兵权的另一种暗藏手法,这种手法远较明夺要高明得多。

在这样的情势下,王贵就成了夺岳飞之权的首选对象,王贵最终经不住秦桧与张俊利与弊的双重诱惑,宣布缴械投降,成为秦桧与张俊攻击岳飞的工具。

另一个攻击岳飞的人就是王俊,也是岳飞属下的一名统制官。如果算王俊在岳家军中的资历,算是比较老的一代,当年岳飞接受朝廷的调遣剿灭境内盗匪曹成、李成之时,王俊就被划归为岳飞管辖,至岳飞被罢军权之时已近十年。可是在这十年之中,与王俊差不多同时进用的张宪已经官位显赫,成了岳飞的左膀右臂,王俊却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统制官。

这样,王俊的心里自然就不平衡,总觉得岳飞赏罚不公,王俊对岳飞的怨恨,也成为王俊告发岳飞谋反,以谋取功名的一个直接动因。

岳飞虽然以其绝对地威望,统帅岳家军,让属下无敢生异心者。但是这种上下属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军队之中,总是被隐藏,虽然隐藏,但这种矛盾与制度息息相关,具有不可调和性,也必不能消失。

岳飞的权威并没有让属下所有的人对其产生绝对的信仰,至少也没有让所有的人都产生感恩戴德、誓死效忠的想法。

这就是岳飞的一个失误,最终也造成了上下级的不和,也成了岳飞必须死的一罪。

以上之七宗罪为岳飞不得不死的原因,但其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隐藏在其中,那就是赵宋王朝的“祖宗之法”。

“祖宗之法”是开国几代皇帝实行和贯彻地政策,以后经过赵宋历代统治者与文人士大夫的宣传,便逐渐演变为“祖宗之法”,这种法规在北宋一百余年一直被奉为瑰宝。

这其中有一条就是“崇文抑武”政策,北宋百余年来,武将地位简直低到了令人不敢想象的地步。

但是这样的一种政策在两宋之交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出现的原因当然是天下大乱,北宋亡国,原来的统治基础基本上趋于瓦解,而南宋朝廷基本上借助于各股地方势力的结合方才站稳脚跟。

正是因为这种结合,也正是因为天下大乱的态势,为了稳固江山,南宋统治者必须适当地提升武将的地位,实际上这种地位的提升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一种无奈之举。

两宋之交的武将们正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线曙光,可以提升武将地位的曙光。他们试图在新王朝的初期就开始努力改变祖宗百余年留下来的顽疾,他们试图冲破百余年来文臣对武将的压抑,社会对武将的歧视。

在这其中,川陕地区的曲端成为这种反抗的先锋,但是曲端的这种反抗最终还是在文臣上司张浚的打击下宣告失败。

接下曲端提升武将地位大旗的就是南宋中兴四将,南宋中兴四将以他们绝对的武力地位,宣告武将的重要性,最终形成了一种在北宋百余年武将们想都不敢想的局面,那就是“诸将各以其姓为军号,曰张家军,韩家军等。”(《鹤林玉露》)“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应该说当时文臣的心目之中还是残存着“崇文抑武”思想,只不过武将势力的发展,已经让这种政策无法正常的实行下去,也没有实行下去的可能性。

而岳飞作为武将势力的代表,这种表现更加凸显,在这种反抗中也显得更加地卖力。而这种反抗在开始时虽然轰轰烈烈,但是随着南宋王朝统治的稳定,反抗便会渐趋无力。收大将兵权,也成了时代发展的大势。

但是,岳飞并没有看到这层变化,他依然不肯向统治上层妥协,这种妥协主要就是针对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就说:“诸将骄横,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

张俊早在夺三大帅兵权之前就已经向高宗和秦桧靠拢,并主动将军权交出来。而韩世忠为了讨好朝廷也是献钱一百万缗,米九十万石及镇江、淮东诸库於朝。

相对于两大帅而言,岳飞并没有向皇帝作出任何地表示,而且岳飞一向并不爱财,身无余财,亦不置产业,与当时其他诸将有天壤之别。当时岳飞拥有帝国境内最强大的军队,这样的岳飞不免让朝廷上层怀疑,岳飞不喜欢钱财,不喜欢美女,不为子孙立产业,那么他喜欢什么?除了天下,实在想不出第二种解释。

这样,岳飞岂能还有不死之理?

此为岳飞之终罪,因此岳飞必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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