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认同下共栖中华精神家园{长城军团}转帖



■ 周清印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形态留存下来,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定的历史凭证,也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与力量之源。


2009年,文化中国注定要迎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金年,好消息密集而至:5月28日的端午节,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后的第四个端午节;6月,全国遗产日盛装启幕,国际非遗节在成都举办;金秋共和国60华诞之际,数十个精品项目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初选,可望向世界级非物质遗产至尊宝座闯关;非遗保护法被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本届立法规划……


然而,冷观当下现实,被发达国家尊为“人间国宝”的非遗传承人在我国普遍境遇不佳,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空间不断受挤压而碎片化、边缘化,加上他们大都进入银发时代,许多绝活、绝艺因后继乏人将成“广陵绝唱”。其实,非遗濒危背后是文化认同的危机,悲剧深层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国人文化价值观的倾斜和误判迄今未尽矫正。不是么!19世纪中叶以来,源自西方的工业革命、现代化、全球化浪潮强势袭入,国内“砸烂孔家店”、“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全盘西化”等声浪接连不断,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在“西洋无限好”的集体性迷失中一次次遭遇撞击,相当一部分国民包括官员对本民族文化丧失起码的敬畏和珍爱,几度产生文化认同危机。


好在喧哗与骚动过后,站在21世纪的坐标系上,我们的文化反省和价值重估可以比100年前乃至十几年前更能向理性回归,民众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愿望也日趋迫切。正如国学大师冯友兰所论,“并世列强,虽新而无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中华文明何以成为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正是在于它已“长”在人身上,依托非遗载体生生不息。联合国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就已预见,代代相传的非遗能使各个群体、团体“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


保护非遗无疑是炎黄子孙文化寻根之旅,破坏非遗则不啻于文化割脉行为。不夸张地说,非遗是民族的DNA宝库,是民族精神的大动脉。我认为,非遗蕴涵了中华民族极具个性化的宇宙观(如天人合一,让世人逍遥游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两忘之境)、道德观(修美德行善举,成就了春秋汉唐多少君子风度、高士节操)、审美观(中和蕴藉,东方式意境和韵味仍不失为现代人浮躁心灵的脱俗剂)。


那么,如何让保护非遗成为当下全民的文化自觉?首要的问题也是教育干部。中央领导近年高调表态,把非遗定位提升到“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结晶”。在国家进入张扬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新阶段,很有必要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尤其那些泛封建糟粕论者和唯GDP马首是瞻者),吹响新起点文化启蒙和补课的集结号,使之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科学保护观,与市场功利价值相制衡的人文价值观。如此,一些习惯于“天下政绩出经济”的经济型官员方能坚定“保护遗产也是一种政绩”,在人财物投入上不再吝啬,并引领全体大众营造共建共享的崇文氛围。


“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存在,这个民族就存在着。”喀布尔博物馆大门上的题词值得全人类铭记。当然,我们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更非文化殖民主义者。我们亦期待人类文明在多元共生中平等对话,但拒绝被文化霸权同化。我们同样张开臂膀吐纳现代西方文化,但绝不是把民族本体文化先踩在脚下。中华文化真是诗意的文化,中华民族也是有诗性情怀的民族。热爱本民族的文化吧!以2004年加入联合国公约为新起跑线,中国正在准备打赢一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保卫战。这是为自洽而诗意地栖居在精神家园而战,更是为捍卫国家文化安全、文化主权和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而战!





人死艺亦亡,绝活成绝唱。这是许多地方文化工作者最不愿看到但又不得不随时准备面对的悲剧场景,也是半月谈记者最近跨省调研中听到最多、也最沉重的“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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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走了,把一身绝技和宝贝也带走了”




2008年2月28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颁证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公众从551名传承人名单中遗憾地发现,有两位传承人在评定期间就已于当年元月谢世,分别是川剧六大传承人之一的陈安业、苏剧两大传承人之一的蒋玉芳,去世时一位71岁,一位86岁。


到2009年6月,我国文化部已连续公布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半月谈记者注意到,这大约2000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年龄大都六七十岁;再浏览各省份命名的省级传承人,耄耋翁媪也大有人在,年富力强者甚稀。


福建省文化厅曾于2008年七八月间组织过摸底调查,记者从调查清单看到,该省首批省级传承人232人(含国家级55人)中,平均年龄59岁,61岁以上的占47%,最高年龄为90岁。而且,大部分传承人处于中低收入状态,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约占32%,在1万到3万的约占47%,3万到5万的仅占12%。45.5%的传承人没有社保,27.6%没有医保。


“非遗消亡这么快,很大原因就是我国传承人整体进入高龄时代、银发时代,老艺人们死亡的速度加快。”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文化局局长杨国良对记者连连慨叹,“2002年至今,楚雄州就有7位省级传承人接连去世了。”


在云南丽江古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李之典的记忆中,1983年丽江知名东巴还有62个,现在已不足10人,多至垂暮之年。2003年8月,东巴古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时,十多个参与翻译经典的东巴大师们早已乘鹤而去。英国《独立报》曾经刊载《正处于消失危险中的最后的东巴》,惊呼纳西东巴文化即将在这个星球上消失。“人走了,把一身绝技和宝贝也带走了。”李之典惋惜不已。




半数传统手工艺濒危




在中华民族非遗大家族中,各类传统手工艺蔚为大宗,一双“手”变幻出现代机器化大生产不可复制的百态之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认为,尽管现代工业生产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现代文明,但是对传统手工业不能弃若敝屣,在西方一些后工业化国家,人们已重新发现了手的价值(最精致的西装都是手工缝制的)。


然而,当下现实不免令人忧心忡忡,我国传统手工艺传承的三种方式,即家族式、师徒式、社会化传承,大都举步维艰,危机潜伏。


“我是金家第五代传人,女儿要不接班,老祖宗发明的御窑金砖工艺就必定在我这一代失传!那样,我金梅泉就真成了历史的罪人。”金梅泉的御窑砖瓦厂偏居于江苏苏州相城区陆慕镇御窑村,平素人迹罕至,几间旧屋算是厂房,几个村民算是雇工。“我们这儿烧出的可是金砖,全国独一无二!过去进贡明清皇家建筑专用,你们从北京来,故宫金銮宝殿上当年铺的就是这里烧出来的金砖。”从金梅泉如数家珍的介绍中,记者领教了“炉火纯青”四字的分量。金砖独门技术在于选土、炼泥、烧坯——选土要选地下中层土,上层浮土和下层沙土一律不用;炼泥则耕牛先踏,再用人踩,踩出黏性为止,类似和面;烧坯周期长至一年半载,火候全凭工匠拿捏。如此这般,方能烧出一窑“敲之有声断之无骨”,“雕之有纹踩之不滑”的特种砖来。


金梅泉年过花甲,有女无子。他被评为国家级传承人后,常对女儿晓以大义,使之最终辞了工作,接任厂长。如今,金家第六代女掌门人踌躇满志,可是父亲时代的两大发展瓶颈同样令她无计突破:原料日益紧缺,黏土不可再生;文物古建修缮市场需求不旺,古典“文化砖”的生存空间十分逼仄。


与金梅泉的父女传承相似,徐竹初的福建漳州木偶雕刻走的是父子传承之路。在他的木偶世界里,木偶不是“木头人”,尊尊神态活现,有情有义。从徐氏木偶的第一代算起,木偶制作技艺薪火相传,到徐竹初和儿子徐强,已是第六代和第七代。令年逾古稀的徐竹初困惑的是,传统木偶剧观众严重流失,今人已丧失把玩木偶的那份闲情逸致,知音日稀。木偶雕刻费时费力,经济上却没有大的收益,吸引不了当地80后、90后一族涉足此行。


为了吸引年轻学徒,福州脱胎漆器国家级传承人郑益坤甚至将自己的工资、津贴全部花在漆艺和学徒身上,但由于工艺程序复杂、市场萎缩和家长反对,学徒们最终只得另谋出路。“我这一辈子,虽不敢断言已熟谙漆性,但闻惯了漆味,只觉得是种香气。” 73岁的郑益坤老人是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画的《金鱼盘》能惹得小猫围着盘子团团转,美学家王朝闻看后曾打趣说:“气死猫。”然而,世易时迁,今年4月20日,在福州民间艺术博物馆几间漆味四溢、光线暗淡的作坊里,半月谈记者只看到寥寥几名工匠面无表情地制胚、涂彩。这里幽僻之极,仿佛被市井红尘早已遗忘。


除了家族式传承和师徒式传承,社会化传承这条路似乎也越走越窄。


随着全国院校合并或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的专业调整,作为培养人才重镇的工艺美术院校大多数教学定位不再注重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教学传授。10年前,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中没有了 “工艺美术”专业,“设计艺术”(后偏重电脑制作)取而代之。再加上现代社会价值观和劳动观的改变,面对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以及沉淀期长、出师慢的工作状态和无法与高薪行业相比拟的工资待遇,大中专毕业生更容易被别的新兴行业所吸引,真正进入工艺美术行业又能呆得住的比例很小。


南京云锦曾在康乾盛世创下秦淮河一带机杼声彻夜不绝的辉煌。近年来,南京市云锦研究所与南京市教育局有计划地把云锦专业列入职业教育范畴,联合办云锦职业中专班,缓解了中等技术人才缺口。不过,令记者惊讶的是,在南京市云锦研究所及其织造现场,只碰到一名大专毕业生。他叫蔡向阳,27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带他的老师周双喜最近已被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传承人。跟记者聊起自己唯一的大学生弟子,周双喜眼神里写满期望:“坚守是一种修行,需要年轻一辈练才力,更需要练定力。”


能否新老薪火相传直接关乎一个个传统手工艺行业的生死存亡。在福建省文化厅采访,该厅社会文化处处长梁祥霖给记者列举了一大串濒临失传亟待抢救的非遗清单:福州软木画、福州金箔和黄金漆画、福安银锡饰雕、莆田纸扎布扎、漳州木版年画、永春纸织画、泉州竹编、畲族苎布织染缝纫、宁德廊桥制作……


“漳州木版年画、连城雕版等目前传人断代,部分刻版已虫蚀霉烂,许多珍贵古刻版已流落海外。”福建省文化厅副厅长陈朱还向半月谈记者透露,“漳州八宝印泥主要技术属产品核心机密,只掌握在一个人手里,但目前难以物色到道德责任和艺术灵性兼备的传承人,其传承发展面临较大困难。”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刚完成一次新中国成立以来工艺美术行业最大规模普查。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红透露,从1979年到2006年,我国共评授了365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目前已有1/5相继去世,在世的大师平均年龄约58岁。截至2006年,我国共有3025名高级工艺美术师,仍从事工艺美术的只有1693人,仅占55.9%,其中从事传统工艺美术的600多人,约20%。


普查还发现,我国764个传统工艺美术品种中,52.49%的品种因后继乏人等原因而陷入濒危状态,有的甚至已经停产。


在工艺美术行业驰骋20多年的王山在2005年就任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秘书长不久,便立志组织拍摄专题纪录片,对年事已高的工艺美术大师的技艺进行抢救性拍摄。全国石雕专业唯一一位国家级大师卢进桥被确定为第一个拍摄对象,但直到2009年资金到位,拍摄工作才重新启动。今年2月17日早上,王山带人冒雪赶往河北曲阳县,车还未驶出北京,便接到卢进桥昏迷住院的消息。还没等他们赶到医院,这位长者已撒手人寰。


这桩憾事更促使王山拼命三郎般地加紧抢救性拍摄,并奔走呼吁牵头立项这次工艺行业普查。他在与死神赛跑,因为他知道,时光如梭,越来越多的工艺大师情况会变得“有些不妙”,危在旦夕。




半个世纪消亡了100个传统地方戏剧种




在2006 年5 月国务院公布的518项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传统戏剧类以92 项的数量位居榜首,足见其家底之厚。然而,中国艺术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当时有367个戏曲剧种,但时至今日,仍在演出的剧种仅为267个,其中不少属“天下第一团”(仅有此团)。也就是说,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各类剧种消亡了100种。


在全国林林总总的剧种中,京剧还算是走红运的,除了归因于“国剧”自身博大精深的魅力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毛泽东时代对革命样板戏带有政治色彩的非常态重视和改革开放时代历届中央领导对弘扬国粹的特别关怀。因此,尽管整个京剧演出市场并不太景气,但仍然能大体维持生旦净丑流派纷呈,传人不绝。2009年5月15日至18日,京剧“四大须生”流派之一杨派鼻祖杨宝森诞辰百年纪念演出在国家大剧院连演四天,在首场“一轮明月”名家演唱会现场,半月谈记者真切感受到昔人乘鹤虽去,但杨派传人香火不熄,其中不乏于魁智这样的青年领军人物,当代观众也才有缘在“一轮明月照窗前”的古典意境中一品杨派唱腔那种沁透人骨髓的沉雄苍凉。


相比之下,打上鲜明地域文化胎记的数百种地方戏,却大多享受不到这种福泽而“江河日下”了。农工民主党中央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披露的调查数字很不乐观:20世纪我国有戏曲360多种,目前除有60到80个生存状况尚好外,其他剧种多数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山西省20世纪80年代有地方剧种52个,现在仅剩28个;安徽省的地方剧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7个衰减到现在的7个,当时34个专业庐剧团也锐减到现在的2个。农工民主党中央专题报告发出抢救地方戏、培养戏曲人才的呼声。


戏曲人才何在?招不来、留不住、传不下去,成了莆仙戏名旦、第三批国家级传承人王少媛内心深处不堪承受之痛。她向半月谈记者回忆,6年前,自己从福建仙游县鲤声剧团团长岗位卸任,到莆田艺校当校长,志在培养一批后起之秀接班。现实却让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艺校培养了两届35名学员,几年下来,34个都改行走了。


“要知道,他们要传承的可是被公认的宋元南戏活化石,比昆曲至少还早200多年,比京剧更早400多年呢!” 在夜色笼罩下的莆仙戏大剧院工地旁边,莆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李尚清喃喃而痛惜地对记者说。不过,在莆田市政府的重视下,2007年,免费招收了40来名新生入校学习莆仙戏。李尚清把这40多棵新苗视若莆仙戏薪火相传的“芦荡火种”。“未来不管怎样艰难,也要设法让他们扛下去。因为,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莆仙戏眼下真的已到了生死边缘!”讲出这番话时,记者能感觉到,这位老文化局长别有一种庄严和悲怆。


8年前为中国攀摘首批世界级非遗桂冠立下首功后,昆曲多少由冷转热,然而同样仍难冲出表演人才流失的重围。十几年前,全国还约有800人从事昆曲工作,号称“八百壮士”,如今许多中老年传人或退休,或亡故,或寓居海外,剧团行当不齐。昆曲600年,向来生旦两大行当并重,共塑东方刚柔中和之美,而今活跃在昆曲舞台上的青年小生演员在全国不超过20个。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小生主演俞玖林对半月谈记者坦言:“北京电影学院每到招生旺季,就会排起长龙一般的报名队伍,可谓千里挑一。相形之下,昆曲行业生源太少,优质生源更是奇缺。即使好容易招到几个苗子,又经过一番培训成材,也往往会因单位待遇和职业社会地位不高而转行。10多年前和我同时咿呀学曲的94级昆曲班同学大多数都没有在昆曲传承之路上走到底。”


今年4月25日深夜,穿过桨声灯影,记者去苏州石路山堂街探访俞玖林当年昆曲班的一位同学。痛感于昆曲及其艺人在市场大潮中日益被边缘化、弱势化,这位同学几年前和朋友下海开了一家吴门古琴文化会所。说是下海,却不以赢利为主,更多的是自娱娱人。会所每月总有雅集活动与君子淑女相约,古琴独奏、汉服展示、香茗品饮,当然,也少不了昆曲吟唱。昆曲这朵“空谷幽兰”,始终是这位同学的至痛也是至爱,一如戏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她期盼有一天昆曲艺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声望和待遇提升到本该有的高度,昆曲职业跻身太阳下最受尊敬的一批职业。


除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戏剧以外,在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民俗、礼仪、原始宗教信仰等众多非遗领域,半月谈记者都能强烈感受到传承人青黄不接、文脉难续的悲剧氛围。江苏省文化厅非遗保护处副处长冯锦文甚至用“惶惶不可终日”来形容自己从事非遗保护后的非常心态:“老是担心哪一位老传承人死了,哪一个非遗项目在自己手上废了或者变异了。我们非遗处同志每天牵肠挂肚的都是这些人,这些东西。我们必须加速度、超常规地抓紧抢救和保护,一年有2/3的节假日都泡在这里面。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需要完成的事情太多,压力太大。”就在记者采访该处的当天,又一批省级非遗名录项目从冯锦文和他的同事们手中最后整理汇总出来,向社会公示。




亟待以科学保护观构建对“人间国宝”的活态保护体系




的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渗透在血脉中的文化,是以人为载体、长在人身上的活体遗产,因人而生、因人而传。日本首创的“人间国宝”认定制度堪称第一个“活的人类财富体系”,值得我国借鉴。195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被认定的“人间国宝”都是在工艺技术上或表演艺术上有绝技、绝艺、绝活的老艺人。这一认定和保护体制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鼓励,目前已在韩国(1964年)、泰国(1985年)、菲律宾(1994年)和法国(1994年)等得到推广。


我国自从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正式履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文化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印发了一系列文件,初步建立起国家和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名录体系和四级传承人名录体系。但根据半月谈记者调研中听到的基层意见,对各级传承人普遍重申报轻保护,无论是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都是象征性的,没有太多实质意义。很多地市都未把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保护专项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县级保护经费更难保证,杯水车薪,而且发放拖欠。


相比之下,起步早的日本已形成一套货真价实的激励扶持政策。一旦认定为“人间国宝”后,日本政府就会拨出可观的专项资金,录制保存其作品资料,资助其培养传人,改善其生活和从艺条件。不但国家对“人间国宝”在经济上给予不菲的补助,在税收等制度上给予优惠,各民间专业协会、社会团体也被吸引进来合力赞助。


稍感欣慰的是,已有个别省市着手解决传承人命名“含金量太低”的尴尬。在全国首创代表性传承人命名制度并被文化部推广的江苏省,给第一批31名省级传承人不仅发了证书和奖牌,还对每位带徒传承人发给1万到3万元的项目资助。仅这31名传承人近两年就带徒传艺103人,并通过集中教学等培训社会学艺人员895人。冯锦文向记者透露,下一步,省文化厅、省财政厅还要专设“传承成果奖”,以重金评选表彰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和学徒。


当下,我们实在有必要树立针对非遗传承人的科学保护观。这种科学保护观应是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保护。既要提高其政治地位和社会美誉度,也要给予经济上的资助扶持,还要有法律上的权利保障(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这种科学保护观更应是富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的保护。对“人间国宝”们不能只是临时关怀、临终关怀,而应是一种基于共建共享人类精神家园的终极人文关怀!





人老艺亡后继乏人,绝不止是传承人个体的悲剧。悲剧的深层次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国人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认识态度出了问题。对文化价值观出现的倾斜和误判如不矫正,将危及国家文化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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