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校忆:与日军作战比与国军作战困难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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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天成,原题:《看看我军抗日老战士怎样对付日军的“高效作战”》


1990年去肥探亲,与家父(姚天成)闲聊中,谈起抗日战争一些情况。他谈了一些看法,过去少有听到,特摘记如下,供研究军史者参考。


(以下笔者简记为“Y”,家父简记为“姚”。)


Y:最近看到一些资料中,有人提出一个看法,说“抗战期间新四军就没有怎么与日军作战”,据你所知道的事实,是怎么一回事?


姚:与八路军相比,新四军是三年敌后游击战争留下的小规模游击部队,装备也远远比不上八路军,像我们新四军四支队,装备在全军四个支队中算是好的了,但是也没有炮兵,甚至连重机枪也很少。而日军的装备,则大大优于我军,所以,与日军作战规模相对小一点,应算是一种正常现象。新四军与日军的第一仗,就是我们四支队打的蒋家河口战斗,袭击从巢湖乘坐两艘汽艇开来的60余人的日本守备部队,毙、伤日军40余人。二支队粟裕指挥的苇岗战斗,也只是歼敌40余人。都属于小规模战斗。


但是,如果因此就说“新四军没有怎么与日军作战”,显然就有点信口开河了。自1938年到1939年,我们四支队与日军作战近百次,毙、伤日军千余,还抓了9个俘虏(听说平型关战斗我军甚至一个俘虏都未抓到),怎么能说“没怎么打”呢?这种看法,可能是出于目前流行的对我军的一种偏见吧?


Y:据我们从书本上看到的资料,所形成的印象是:日军不仅在装备强于我军,而且他们还有一种非常顽固的“武士道精神”,所以与其作战相当困难,是不是这样?


姚:我感到,现在年轻的一代理解历史,在许多方面都是受到的是解放后的电影、戏剧、小说等文艺作品的影响。在那里面,特别喜欢描述日本军人怎么善于肉搏战,怎么善于拼刺刀,似乎把日本人写得越厉害,就越可以突出我军的英勇善战。这样写,固然艺术感染力会比较强,而以我个人的体会,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顽固确实不假,但从军事斗争角度看,这还不真正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日军非常善于“高效作战”。


Y:“高效作战”是什么意思?


姚:我说的“高效作战”,就是指在同样的火器发射水平下,给敌军所造成的杀伤量更大。我先用另外一个例子,拿它来做比较,可能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从1945年秋到1946年春,我在东北民主联军(即四野前身)总部警卫团工作时,曾与苏联军队配合作战,执行剿匪任务。那时我就亲身体会到,苏军的火力非常之强大,他们的一个加强营,竟然可以装备10门山炮和野炮,3至5挺重机枪,每个连装备3到6门迫击炮,每个班不仅有轻机枪,还配备了2支自动步枪,也就是我说常说的“转盘枪”。我粗略地估计一下,苏军的一个普通步兵营,在单位时间可以发射的火力,起码是当时我军一个步兵营的10倍以上。但是,如果以其发射同等火力给敌军所造成的伤亡看,苏军就远远达不到我军的10倍,所以说那时的苏军“作战能力”强而“作战效率”不高。而日军就不一样,其实日军装备是远不如苏军的,比如,他们就几乎没有什么自动步枪,也没有连属重机枪,所以日军的火器发射速度是不高的。但据我粗略的估计(当然可能很不准确),如果苏军每发射出100发子弹可能会杀伤5名敌军的话,那么,日军的100发子弹就可能杀伤10名甚至20名敌军,也就是说,当年日军的作战效率大约是苏军的一倍以上。


Y:这话的意思,是否就是你在《自传》中所说的,日军士兵“技术好”,枪法准确?


姚:有这个意思,但还不只这些。其实,日军之所以“作战效率”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士兵个人训练好,射击准确;也有刚才说的,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使其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顽强,可以给对手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其实,在内战时期,我们红军的顽强作战意志,就给国民党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会使其怯战。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日军的战场协同配合是非常好的。1938年秋,我们在安庆到合肥的公路上进行过一次伏击战,袭击日军的一个车队,本来打得还是比较顺的,但日军的救援部队非常迅速地赶到,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前结束战斗。就协同作战这一点看,国民党军队就差得很远。最后,我们还要十分注意一点:一支部队,一旦他能有比较高的作战效率,那么对后勤补给的依赖也要降低。你在阅读战例时不难发现,日军的后勤部队其实有时是比较落后的,在中国山区甚至还经常使用骡马大车,但是,我们几乎很少遇到日军后勤补给出现重大问题的情况,这就是因为他的高效率作战,降低了对后期依赖的原因,尤其是与装备差的对手作战,就更是如此。


Y:如此说来,新四军与日军作战,确实就会有很多困难了。但是,我看《新四军四支队简史》,你们好象还是可以做到使敌军的伤亡大于我军,用的是什么办法呢?


姚:不夸张地说,新四军与日军作战,比起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真是要难上一百倍。所以,在开始一小段时间里,我军对日军作战还是感到比较吃力。但是自我参军以来,就一直有一个深切体会:我军从来就有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好传统。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无论是三年游击战争高敬亭总结“四打四不打”,还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总结的“三点一面”、“四组一队”、“三三制”等,都是这方面的范例。因此,经过不断地摸索,我们还是逐渐想出了一些办法,来对付日军的“高效作战”。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可能有那么几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要寻机与日军的小部队作战。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最大弱点,就是他的兵力严重不足。在最初进行了一些大规模战役后,便转入常规性占领,这时,他的兵力就开始分散,往往是靠一个中队甚至靠一个小队,去占领一座县城,这就为我军寻机与其小部队作战提供了方便。


从另一个角度看,日军武器配备的特点,也与其它军队也类似,越是小规模的部队,其火器配备就相对不那么完备。像一个大队(大约相当于我们一个营),一般会配备有“九二”式步兵炮,而中队(连)配备的,最多也就是六零迫击炮了,到了小队(排)一级,一般就没有迫击炮而只有掷弹筒了,火力就差了很多。1938年到1939年间,我所参加的对日军作战中,多是与日军中队以下的作战单位作战,所以很少遇到过日军大口径炮对我军形成的强大火力压制的情况。要知道,日军作战效率高的一个重要表现,还不只是他的步兵枪法准,其火炮的射击精度也相当高,一般完成一次试射修正诸元后,第二发就大致可以击中目标,这对我们的机枪火力点的威胁非常大,所以要尽可能与日军小的作战单位作战,以避免其强大的炮兵对我形成过大的火力优势。其实,这种经验不仅在我们新四军,1938年以后,八路军作战也开始注意缩小作战规模,据二野战史记载,1939年1到3月间,一二九师作战100余次,毙伤敌军3000余,每次也不过是30余人。即便是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其实每次作战的对象,单位也并不大,与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斗就不很多。

Y:我好象明白一些了,这其实就是要避免我军与日军强火力的对比劣势。但是我看资料上介绍的,日军一个师团(大约相当于国民党一个乙种军)的炮兵配属,除了一些班属掷弹筒外,也只有一个重炮兵联队(炮团),大、中型火炮仅56门,说起来,其火力配备并不算太强。其实,在抗战中、后期,国民党一些部队得到美式装备后,也大大超过了日军,例如远征印缅时期装备的十三个军,其一个师的重炮就达72门,每个步兵连队,都配备有六零迫击炮6门。这样应该是不怕日军了啊。


姚:这就是我刚才讲过的,日军的优势不仅表现在装备上,甚至主要不是在装备上,而主要在其作战效率上,这一点还体现在其火炮射击也极其准确。比如说,日本人爱用的那个掷弹筒,说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手榴弹的简易发射器,不需要做什么射击诸元设定的,但日本兵就是能打得很准,这一点让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好象天生地善于“精细手艺活”,解放战争时期,给我做阑尾手术的齐齐哈尔铁路医院的一名医生,就是一个日本人,你看过我那个刀口,只有一厘米多一点,这在现在看都不容易,要知道那可是40年代做的手术啊。比起日本人,国民党军队,哪怕是精锐部队,其作战效率就差得太远了。1947年,我带部队打国民党“王牌军”新一军的阻击,按理说新一军善攻,火器又好,而我军是一个团对敌军两个团,应该是处于“下风”,但最后还是我胜敌败。通过这次作战,我深深体会到,要讲新一军的技术训练,确实要比一般国民党部队强得多,射击准确性和技战术动作,都大大好于其它“非王牌军”,但是比起日军,新一军还是差得很远。我们独二师四团,除排以上干部是新四军二师带来的外,战士多数是东北籍新兵,当时的单兵战术训练还不是太好,尤其是不大善于隐蔽,而我从望远镜中观察,新一军尽管火力很密集,但对我军单兵的步、机枪的威胁并不很大,甚至连比较暴露的重要火力点都射偏了。当时就使我联想到,抗战初期我们的一个老红军连队与日军作战时,别看日军火力听上去不很密集,但我们那些身经百战动作灵敏的老红军战士,只要是稍不注意,就会被对方击中。这样一比,我感到新一军基本上还是属于那种“作战效率”不算太高的部队,所以与我军作战还是难占上风。


Y:是的,据一些回忆资料说,即便是装备得很好的国民党印缅远征军,其与日军作战时,敌我伤亡比例还是1:1左右。嗯,这第一个办法我明白了。那么第二个办法呢?


姚:第二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寻机与日军孤立无援的部队作战。一般人都知道对敌人要实行分割围歼的常识,我们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一般都可以比较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哪怕是对他的主力部队,也不难做到。但是对日军就很难。前面已说过,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部队之间的协同配合也很好,不管是步炮配合,还是小范围的组、班(曹)、小队的内部配合,都是训练有素的,我参加过的与日军作战,几乎每次都可以看到:对方部队一旦遇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以最快的动作,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再要穿插分割他,难度就非常大了,有时侯甚至是做不到的。所以,对日军作战,须要以极大的突然性对其发起袭击,进而做快速分割,以避其形成战场协同。抗战初期我带的那个连,之所以可以在第一战就抓住一个日本兵(当时是非常困难的),我想有三个原因:一是日军早期作战比较顺利,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支以老红军为骨干的战斗力很强的主力部队(特务营是红二十八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有点麻痹大意;二就是因为我军发起袭击非常突然,战场穿插又极其迅速;三是那个日军小队,毕竟是一个押车护卫部队,战斗力相对要差一点,所以会很快被分割为一个个的孤立单兵,最后终于被我们的战士抓住了一个俘虏。


Y:我看了一些军史资料发现,你们四支队初期作战时,好象进行的最多的就是袭击车队的战斗。


姚:是啊,这正好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办法:在初期的作战中,尽可能与其战斗力不强的部队作战,例如輜重部队(即后勤部队),在与这类敌军作战中,锻炼和提高战斗力,积累作战经验,再与战斗力强的部队作战,把握就大得多了。我们四支队自1938年开始对日军作战后,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指导原则进行的,这可能也算是高敬亭同志的聪明过人之处之以吧。实际上,八路军第一次对日军作战(即平型关大捷),就是与日军第5师团21旅团的一支輜重联队作战,这也算是当时指挥员的一种正确的选择吧。


Y:我还看过国民党军抗战时期的一些作战资料介绍,1937年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第五师团作战,指挥此战的薛岳(此人在抗战中算是一员名将),很想歼灭这支由“中国通”土肥原贤二指挥的部队,投入的兵力,总计约七、八个军十余万人,但最后还是未能实现其意图。其中最值得研究的,就是其中的“反攻兰封之战”,国民党以悍将宋希濂指挥的主力部队第七十一军,由参加过上海会战的八十七、八十八师组成,总计四个旅约两万人,去攻打被日军占领的兰封,打了一天一夜,“伤亡沉籍”(一种说法是伤亡4000,这个数字可能有桂永清夸大敌情以掩盖失利的成份,但估计至少也在2000人以上),最后还是让守敌突围而去。最令人吃惊的是,宋希濂部在而进城后才发现,日军所遗留的,不过是一支小股掩护部队的20余具尸体,而全部守敌,也不过是不足1000余人的一个大队。姚:是的,日军正规作战部队,战斗力确实是很强的,国民党军队没有10倍以上兵力,很难围而歼灭之。八路军、新四军战斗力虽然比国民党军队强得多,但由于装备不良,所以作战投入的兵力比例也很高。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打的关家垴之战,日军冈崎大队也不过600余人,而我军以三八五旅主力,加上决死纵队一个旅,至少也该是敌军兵力的10倍以上了,此役击毙日军400余,而我军的伤亡明显大于敌军。


Y:对于关家垴战斗,有人评论说作战拖延时间过长。后来,我又仔细对比着看了四支队《战史》,发现你们当时与日军作战,多数都是在2个小时左右时间内解决问题。


姚:这就是我要说的对付日军“高效作战”的第四“招”:力求短时间结束战斗。你很有心,从历史资料中看出了这一点。的确,当年我们与日军作战,一般都必须在三个小时内解决问题,超过这个时限之后,不是打成双方的胶着战,使我军弹药供给困难,无力续战,就是敌援军很快到来而改变战场形势,也使我军无法再战。这里再说一件有点意思的往事。抗战初期,中央从延安给我们四支队派了一些干部,包括程启文、张体学、赵启民、成钧、杜国平等等,他们与日军作战比我们早一些,所以部队就请他们介绍对日军作战经验。客观公正地讲,当时这些同志确实谈了不少对我们很有用的经验教训,但是,可能是出于“鼓劲打气”的善良愿望吧,有的同志说起话来就有点言过其实,比如说有人就这样告诉我们:“日本官兵都穿大皮靴,跑不动山路,我们一上山,他们就没有办法了。”那时候,我们这批年纪二十岁上下的毛头小伙子也都比较幼稚,听了这话还就当了真。例如在某次作战时,我们就根据这一“经验”,特地选择了背靠山地的地形。当时我军的干部战士,多是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同志(四支队多数干部战士是红二十八军出身),山地作战经验丰富,心想这样该可以作战进退有据了吧。结果,当战斗进行到我军快要达成作战目标时,敌人的援兵就赶到了,因为有延安来的那些同志的“经验”,所以我们当时也不慌张,开始主动撤离战场,沉着、迅速地向山地转移。然而,当敌援兵对我实施追击时,我们才发现,日军官兵虽然都确实穿着皮靴,但跑起山路来,一点也不比我们慢,结果造成了我军一些不必要的伤亡。后来我们才知道,山地作战能力,是日军训练的基本科目之一。日本兵穿皮鞋是为了防止腿脚受伤,但由于他们经常穿皮鞋训练,所以着皮鞋爬山一点也不笨。回到营地后,对给我们上课的其他同志不好多说什么,我们就地对过去比较熟悉的张体学发脾气了,说:“你这个‘小葫芦’(张与我一起在廖荣坤的“老红二十八军”当勤务兵时,绰号叫“小葫芦”)啊,说日本人爬山不行,简直是胡说八道,真把我们害苦了!”弄得张满脸尴尬。由此事,我们对日军作战的机动性有了更深的了解。


Y:我们经常看到“主动撤离战场”这个说法,有些人笑话说:这不过就是换了一种说法的“打败仗”嘛。


姚:(笑)当然,这话不能说全无道理,因为有时候的撤离,确实是遇到打不下去的“失利”之战了,说得难听一点,当然就是“打了败仗”了。但这话,也有不全面之处,在发现作战目标难以达成后,“主动撤离”,也是一种避免更大失利和损失的选择,比起其他的办法来说,算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所以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Y:最后我还想问一下:上面说的这些与日军作战的办法,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是否有效呢?姚:我上面所说的这四“招”,当然不是一、两天就总结出来了的,这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战斗,可以说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而且,由于上述战法无疑是一种“以小胜积大胜”的方式,所以会使抗战具有持久性。而且,日军也不是傻瓜,他们也要不断根据我军战法改变策略。所以,随着形势变化,上述经验有一个不断继续完善的过程。像“百团大战”,我们后来在延安时也不断讨论过,虽然它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但在当时,却并非是一种最佳打法,比如说,几个大军区同时发动好,还是局部发动、相互策应好?就值得研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根据敌军适应我军作战方式的战略战术调整。


Y:那你能否展开谈谈对百团大战的看法?


姚(笑):当然,我上面说的都是“事后诸葛亮”,我自己是没有资格深入谈这个话题,因为毕竟我没有参与这次作战,而且,即便参加了,自己那时也不过属于中、低级指挥人员,并不了解全局,这里就不谈了吧。我们还是接着上面的话题,谈谈上述四“招”是否适用于与国民党军作战,因为这个问题很有实际意义。以我近二十年的战争经历体会,每一个时期,都有这个时期最好的作战方法,不能一概而论。笼统地讲,上述四“招”,在我军还比较弱的时期,即解放战争初期,或者相对比较弱的局部,例如那些缺乏主力野战部队的根据地,是有其效果的。例如西北野战军初期就是以旅为单位歼敌。而打“四平保卫战”那种“以大对大”的战役,在解放战争初期就不大合适。而到了后期,这种选小选弱敌打,以快制胜的战法,就未必适合了,因为那样就会拖延战争。还有一点需要说一说,物质条件对作战方式甚至相关军事建设,也有很大的影响。这里举个例子。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和与日军作战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每战都可以有很丰厚的缴获,这对于改善我军装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日军作战极度顽强,不仅作战规模比较小,而且在其被歼前,火器往往破坏得很厉害,所以每战缴获很少。这也就使得我们后来不得不发展自己的兵工厂。这就形成了抗战时期一个特点:武器装备改善不能大量地靠缴获,还需要建立自己的兵工系统。说起来,我军的兵工系统,主要还是抗战期间为解决缴获不足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在内战时期,我们也有少量“军工企业”,例如,甚至在红二十八军这样的小部队,在鄂东北也有一个修械所,搞点修抓弹爪之类的简易修理。但由于那时武器装备主要靠缴获,所以军工很不重要。抗战中的缴获不足,使我们开始注意建立起自己军工系统,但这样做也有其极大的难度,我们二师(即皖南事变后四、五支队改编的部队)兵工厂算是不错的,副厂长吴运铎,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为什么吴运铎同志会受那么多的伤?就是当时我们试制的火器太原始,多为炮弹、手榴弹之类,自己生产的最高级的兵器,也就是枪榴弹,而且射击精读和可靠性普遍很差,老是出事故,结果使吴运铎这样优秀的同志,即便是在后方,也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难以想象的重大牺牲。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共产党军队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不断地战胜一个又一个敌人,除了大家熟悉的那些政治、经济、社会重要原因外,还有一点,就是善于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不断地总结经验,研究和改进作战方法。如果没有这一条,光是靠勇敢,或者简单地靠改善武器装备,都是难以取得最后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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