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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福楼”是一家新开张的快餐馆。

宽敞整洁的店堂,窗明几净。餐桌和椅子都是淡粉色的,配以柔和的灯光,更让人觉得温馨素雅。

由于口岸较僻静,又是新张,店里几乎没什么食客。靠角落的一张餐桌旁,坐着冯秀兰。她没点菜,很悠闲的样子,要了一壶茶,边喝边注意着门口的动静,好像在等什么人。

两个钟头前,她和曹永明一起,在街道办事处领取了离婚证书。

三十多年的婚姻关系解除了,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当年,如燕子衔泥,一点一滴筑起的那个属于自己的窝,倾刻间土崩瓦解。看到这一切,冯秀兰心中又浮起一丝淡淡的惆怅。

他们是协议离婚。孩子大了,不存在抚养问题。财产分割也没有任何纠葛,很顺利就达成了协议。六万块钱的存款,一人两万,剩下两万给了女儿。房子是部队分给曹永明的,冯秀兰搬出去住,家俱由她选。她要了一台电视机,一个小衣柜,一个梳妆台,一张小床,其他东西都留下了。

办事处的民政干事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子,也就二十出头,完全可以做他们的女儿。也许是很少见到六十多岁的夫妻还离婚,在办理有关手续的过程中,这位姑娘不时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打量着他们,看得冯秀兰很不自在。曹永明倒是很沉着,一言不发,脸上的表情十分平静。

照片贴好了,钢印盖上了,所有该填的内容也都填完了。姑娘把两本蓝色封面的离婚证书交给他们,叮嘱他们要保管好。

拿着这个小本本,冯秀兰突然生出几分感慨,这比他们当初结婚复杂多了。那会儿哪有这么多繁杂的手续,全是领导一句话。

事情办完了。出门的时候,冯秀兰叫住了曹永明:

“老曹,我想我们最后在一起吃顿饭吧?”

曹永明看着她的前妻直发楞,觉得这人是不是有病。都散伙了,吃什么饭呀,有必要吗?

“我们……从没在街上一起吃过饭。”冯秀兰低声解释说。

“那,这么多年还不是过来了?”曹永明漠然地摇摇头。

“我,我不想留下这个遗憾。”在这个问题上,冯秀兰表现出少有的固执。

“什么遗不遗憾的?咱们都已经离婚了,还坐在一起吃饭,这,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

“别人怎么看我不在乎--”

“可我在乎。”曹永明打断冯秀兰的话,气呼呼地转身就走。

“老曹,六点钟我在我们医院后门的‘口福楼’等你。”朝着曹永明的背影,冯秀兰大声喊着。

曹永明停下脚步,站了有几秒钟。最终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到家里,曹永明心里始终装着个事儿,冯秀兰请吃饭,去不去呢?去吧,实在有点儿那个,怪腻味的,找不到感觉。不去吧,也觉得不太妥当。几十年的夫妻就不说了,至少在自己受伤住院期间,人家还是尽了心的。如今连这点面子都不肯给,是不是显得自己太不近情理,太小气了?

左右为难的他,万般无奈地拨通了女儿的点话。

听了父亲的讲述,曹兰在电话那头斩钉截铁地说:

“爸,您太不懂妈妈的心思了。您一定得去,必须去!……离婚怎么了?至少你们还是战友,是朋友吧?……人家爱说什么说去吧,管他的呢。您不但要去,而且要换一身最漂亮的衣服……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就穿去年春节我给您买的那套西装……对,深蓝色的那套。记着,里面要穿白衬衣,配那条金丝大花领带……您自个儿的衣放哪儿都不知道?就在您屋里的衣橱里,靠西头的那个柜子。哎,要不要我回来帮您收拾呀?……那好,祝您和妈妈共进晚餐愉快。”

曹永明是从来不讲究穿戴的。他跟大多数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一样,在位时一身军装,休息了军装一身。所不同的,只是摘去了领章帽徽。从头到脚,不是黄,就是绿,很少能见到其他的色彩。

放下电话,曹永明按照女儿的吩咐,找出那些行头,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认真地装扮自己。足足忙了四十分钟,才走出家门。


一直等到六点过十分,还不见曹永明的踪影。冯秀兰一脸的失望,她收拾起自己的衣物、挎包,准备离去。

就在这时,曹永明走了进来。

冯秀兰眼前一亮。

她从来没见过曹永明穿西装,打领带。真精神,整个一种全新的感觉。她好感动,大声叫着服务员:

“小姐,快拿菜单来。”

她的喊声因兴奋而有些颤抖,引得餐馆里所有的人都扭过头来看着她,看她这个激动不已的老太婆。

小蕙被中国医科大学录取了。全家人都为她高兴。

昨天晚上,柳大成在柳翠花的陪同下,给徐兰送来了四千一百元钱。其中,有两千元是给她的信息费和辛苦费。另外两千一百元,让徐兰转给吴妈。徐兰搞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柳翠花解释了半天,她才明白这个中蹊跷。她答应把钱交给吴妈并为这事保密。

柳翠花和柳大成高高兴兴地走了。

柳翠花他们刚一走,徐兰就把吴妈叫了来:

“吴妈,听妈说你家里急等着钱用。我这里有笔闲钱,你先拿去用吧。”

“不,不用。何主任家上次集资,我集了两千元。我想把那笔钱提前要回来,阿姨也在帮我想办法。”

“那要是一时要不回来呢?没事,我这里正好也是两千多一点,你先拿着。到时候再用你集的那两千块钱还我就行了。”

“吴妈,徐兰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吧。就算你借她的,行了吧?”胡丽雯也在一边劝吴妈。

“那,就太谢谢了。”吴妈收起钱,正要走,徐兰又叫住了她:

“一共是两千一百元。你点点,看对不对。”

直到吴妈把钱点清楚了,徐兰才让她离去。

“徐兰,他们给你的那两千元你准备怎么处理?”胡丽雯问。

“小蕙眼看着就要去报到了,我用这笔钱给她买些生活用品。另外,还想给您和爸爸每人买一套练功服。”

“这合适吗?”胡丽雯的声音压得很低,怕谁听到了似的。

“有啥不合适?”徐兰不知道婆婆妈说的这个“合适”是指的什么。

“我是说这个钱咱能不能拿,拿了违不违法?”

“妈,我这是劳动所得,拿得光明正大。就是在厂里,也还有5%的销售奖励提成呢。我帮他们销出去七八万块钱的货,拿这点钱不多。”

“那就好,那就好。”胡丽雯频频点头。她又想起一件事:

“徐兰,那些货卖出去了,到年底他们能把借老干部们的钱还上吗?”

“还差一大块,得把机器处理掉才行。”

“这要还不上可咋办?”胡丽雯虽然没参加集资,但她替那些集了资的老干部们着急,更替何培忠两口子着急。

“妈,您着什么急呀?又不是咱借的钱。”

“话是这么说,可老干部们攒点钱不容易。这几万块钱真要是打了水漂,还不定闹出什么乱子来呢。”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看何家的运气喽。”

今天一大早,徐兰就带着女儿出了门。母女两在街上转了半天,她给孩子买了几件时令衣服和一些学习用品,又给公公婆婆一人买了一套练功服。这两千块钱就花的差不多了。


曹永明和冯秀兰离婚的事在干休所传的沸沸扬扬。

下午起了床,几个老太婆聚在一块儿,坐在树荫下乘凉。有人有意无意地提起了这件事,作为闲聊的话头:

“听说冯医生真的和曹处长离了。”

“是吗?快入土的人了,离什么婚呀,真是。”

“我也这么说,几十年都过来了,还在乎这几年?老脸老皮的,也不怕别人戳脊梁骨。”

“冯医生真没福气,曹处长眼看着调副军了,又搬房子又长工资。她可倒好,这一离婚什么都没有了。真划不来。”

“不知为啥过不下去了?”

“说是感情不好,没有爱。”

“哎呀,听着都肉麻。像咱们这号的,有多少爱?能在一块儿凑合着过日子就行了,哪儿来那么多讲究。”

“就是,再没爱也不能离。没爱总比没家好。”

“还有新鲜的呢,有人看见两个人办完离婚手续后还一起吃了顿饭。曹处长穿着西装,大热天还打着领带,可神气了。”

“那说明还是有感情嘛。”

“这咱就搞不懂了,也不知玩的什么新花样。”

“离婚了还在一起吃饭?神经病。要是换成我呀,不给那个老家伙吃刀子就不错了。”说这话的人愤愤不平,真像是自己要离婚似的。

“这说明他们离婚不是感情问题。”有人灵机一动,若有所思。

“那是什么问题?”

“嘻嘻,是不是冯医生嫌曹处长老了,不中用了,想找个年青的换换口味?” “那是年青人的事儿,都老太婆了,哪有这个兴致?”

“没听人家说,老牛还吃嫩草呢。”

“哈哈……”

“嘻嘻……”

“嘘--小声点儿,他来了。”

曹永明埋着头,从不远处走过。他是专门为搬房子的事去找卢宪飞的。

昨天所里接到上级的调职通知,曹永明由正师职调整为副军职,享受老红军待遇。卢宪飞立即把命令给曹永明本人看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为他分配了军职干部的住房。并让他于近期内搬房。

曹永明当时没说啥,可回来睡了一觉以后,又不想搬了。

人一方面具有喜新厌旧的本能,另一方面又有怀旧的习惯。曹永明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到了入迷成癖的程度。

但凡他使用过的家什物件,大到衣被工具,小到针头线脑。哪怕已经完全失去了物品的使用价值,他也不扔,也不准家里的人扔,统统收藏得好好的。于是,他专门腾出一间房子,用来放这些破烂儿。时间一长,简直就像个博物馆。

这里,有他从军离家时,老娘为他缝制的第一双布鞋。鞋底已经磨光了,只剩下两个拳头大的窟窿。还有他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当教官时用过的教鞭,一根普普通通的小竹棍。除此之外,什么八路军时期穿过的旧军装、当年边区政府生产的笔记本、战场上缴获的日军望远镜、装文件的破皮箱、卷了刃的锄头和铁锨、“四清”时下乡戴过的草帽、一大箱缺帮少底的旧胶鞋、几大摞已经发黄变脆的旧报纸,不少还是日伪时期的……应有尽有。

你别说,其中有些东西真还成文物了。前不久,就有小贩想买他存了几十年的那些旧报纸。好多人都劝他卖了算了,可曹永明偏偏不为所动。小贩以为曹永明是嫌价钱低,就一个劲儿地往上加码。从两百提到五百,又从五百提到一千,最后给到了一千六。曹永明实在不愿再和小贩纠缠,干脆一走了之。

如今要他搬房,又触动了他的怀旧之情。

这房子他已经住了两年多了。虽说是底楼,光线暗了一些。但是,位置不错,冬暖夏凉。后面还有个小园子,他在里面种花养鸡,还栽了一棵樱桃树,搭了一个葡萄架。从去年开始,樱桃和葡萄就已经挂果了。

一旦搬迁,鸡笼、花盆儿都好办,果树就只有留下了,他舍不得。

曹永明不愿搬房的另一个原因,这里曾经是他和冯秀兰共同拥有的家。如今两个人虽然分了手,但这里有太多的回忆和眷恋。要丢下这份情,他也舍不得。

由于上面这两个“舍不得”,所以他想了又想,还是不搬为好。

再说,今后只有自己一个人,要那么多房子干啥?打扫卫生都忙不过来。

听曹永明说完不愿搬房的理由,卢宪飞表示理解。他告诉曹永明,眼下不搬也行。什么时候想搬了,再说。

曹永明出了办公室的门,正好碰上何培忠。何培忠朝他招招手,话语里满是羡慕:

“老曹,你运气真不错,一下就弄了个老红军的待遇。什么时候搬房子啊?” “我想来想去,不搬了。”

“什么?什么?”何培忠眼睛瞪得像铃铛。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连问了好几声。

“现在的房子够我住了,女儿回来也住得下。一个人要那么多房干啥?死了又带不走。”

“真的不搬?”何培忠还是不大相信。现在的人,唯恐房子小了,谁会嫌房子多呀,除非脑子有毛病。

“不搬。”曹永明回答得十分恳切。

“哟,你可真会为国家节约。”何培忠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嘀咕开了:“真是个大傻帽儿。如今社会,除了命,还有什么比房子更重要的了?你不搬,也没人表扬你。”

晚上临睡前,何培忠跟老婆说起了白天这档子事儿。柳翠花一撇嘴:

“人家搬不搬房关你屁事,瞎操心。”

“不是,我是觉得这世界上好多事不公平。就拿老曹他那段历史来说吧,昨天还是旧军官,今天就成老红军了。这变化也太突然了。”

“你想不通啊?这叫有福不在忙上。该你得的跑不了,不该你得的跑断腿也是白搭。”柳翠花想起了何培忠为更改入伍时间费的那番心机。

“睡吧,睡吧。”何培忠听出妻子话中有话,赶紧把话题引开。

九月一过,天气渐渐凉了起来。

付远亭住在儿子那里,每天照旧是上午写字画画,下午读书看报,散步遛弯,打发时光。

这期间,他到王虹虹开的画廊去过几次。展厅不大,却布置得很有文化味儿。一进门,就是一幅欧洲印象派的油画,题目叫“沉船”。色调古怪,造型荒诞,内容晦涩,让人难以捉摸。付远亭曾就这幅画问过王虹虹:

“虹虹,你付叔叔不懂西洋画。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位画家,这幅画到底画的是个什么东西?”

“那不是有题目吗?画的是一艘沉船。”

“可画面上怎么看不到船啊?”

从画上看,只有一片死气沉沉、波澜不兴的海洋。海水不是蓝色的,也不是黄色的,而是略带淡淡的桔红。要不是那一排排整齐的浪尖,还让人以为是地毯呢。

“沉船,沉船,船都沉下去了,您能看得到吗?”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付远亭恍然大悟。照这个思路,如果画“落日”,也只需信手在画布上涂一片乌黑即可。太阳都落下去了,那还有光线呢?

这很难看懂的画,其艺术见解倒也并不难懂。只是表现手法显得阴沉,诡异,反而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

王虹虹画廊的展厅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画。油画、水粉、木刻、水墨……应有尽有。每幅画的下面都有一张小标签,上面写着作者的姓名和价钱,从五百元到五十万元不等。有一幅据说是齐白石的荷花,标价一百七十万。付远亭头天去还看见挂在墙上,第二天去就已经脱手。一问,是个日本商人花三十万美金买去了。

据王虹虹介绍,画很好走,根本不愁销路。日本人、韩国人以及港台和东南亚一带的华人喜欢传统的中国画,无论大写意的山水,还是工笔细描的花鸟、仕女图等都很抢手。而本地一些附庸风雅的有钱人,喜欢西洋画,尤其是人体画格外受到青睐。所以,一天卖个十幅八幅画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为此,王虹虹专门雇请了四五位业务员,清一色的美院毕业生。成年累月地奔波于全国各地,从一些没有名气,但很有天份的年青画家手中收购他们的作品。王虹虹告诉付远亭,她一般不收名家的画,太贵,不好销。她的经营策略是,在保证作品质量的前提下,宁可选购那些毫无名气的年青人的画。因为他们虽然暂时还未被人们所认识,但是他们有实力,正处于破壳欲出的攻坚阶段,前途难以限量。这些人的画极具升值潜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大家的毛病,价钱也要的不高。尽量降低成本,这是商业运作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花五十元收购的一幅画,在这里要卖到三百到五百元。利润之丰厚,让人闻之咋舌。

付远亭暗地里给王虹虹算了一笔帐,她每天的营业额平均在八千到一万块钱之间。一个月下来,少说也有个二十万的毛收入。扣除税款、收购画的费用、水电等杂项开支和业务员的薪水、奖金,王虹虹有不少于十万元的进帐。

月薪十万?对拿了一辈子工资的付远亭来讲,无疑于一个天文数字。

看来,儿子说虹虹有百八十万的财产绝非妄言。

付远亭很惊讶,倒不完全是因为王虹虹有那么多的钱。而是王虹虹怎么会拥有这么多的钱?

从现象上看,王虹虹绝不比解放前的一个资本家钱少。有资本,有雇佣工人,那几个帮她收购画作的业务员就是雇佣工人嘛,只不过换了个称呼罢了。有自己的产业,这不是资本家是什么?可是别忘了,资本家曾经是共产党人的革命对象啊。像自己和虹虹她父母这代人,不就是为了消灭地主和资本家奋斗了一辈子吗?事到如今,革资本家命的人的后代却又变成了资本家,这世界上的好多东西真是越来越弄不明白了。

付远亭曾和王虹虹共同探讨过这个问题。王虹虹毫不掩饰的对他说:

“如果您认为这是资本家的话,就算我一个吧。不过,我这个资本家并不坏,不偷税漏税,不违法乱纪,说不定比好些共产党员都做得好。”

“你怎么会走上这条路呢?”付远亭还想刨根问底。

“人在社会中生活,走哪条路,不走哪条路,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有时甚至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文革’中,我倒是想读书,可能让你读吗?现在,我也没刻意地追求发财,做老板,可一不留神,就当了个资本家。有什么办法呢?深圳这个地方,机会太多了,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付叔叔,您在这儿呆久了,就会有体会。说不定什么时候时来运转,您也会发财的!”

“我?发财?”付远亭笑了笑,他想起刘菊让他帮着管管她女儿的话。今天的这些孩子,你说的这一套他能听得进去吗?

社会学家管这叫做“代沟”,两代人之间的鸿沟。

在付远亭看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冲突。而且都带有特定历史环境的深深的烙印。

午饭后,付远亭睡了一会儿。他每天如此,总要眯个二三十分钟,才有精神。否则,一下午就跟没睡醒似的。

刚迷糊着,就听见有人开门,原来是付松原。

付远亭很奇怪,儿子中午从来都是在公司吃饭、休息,今天怎么了?没等他问一声,付松原已经大声武气地叫了起来:

“爸,爸,升了,升了!股票,我给您……您上回买的股票呢?”话音未落,人已经冲进他的房间。

付松原激动得满脸通红,语无伦次。付远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生了?谁生了?”他以为谁家生小孩了。生小孩也犯不着这样啊,他从未见过儿子如此失态。

“不是,是股票升了。您上回买的股票呢?”

“股票生了?生了个什么?”付远亭越发糊涂了。

“哎呀,三两句话说不清楚。您赶快把股票给我。”付松原急得要命。

付远亭翻身爬起来,打开自己随身携带的小箱子,找出上回买的那两万元“特钢”股票,交给了儿子。

拿到股票,付松原飞也似的奔向门口。临出门时扔下一句话:

“爸,您这回可发财了。”

“我发财?”付远亭自言自语地摇摇头。他怀疑儿子是不是病了,要不然怎么尽说些没头没脑的话。

到下午下班的时候,邱雯和迪迪都回来了,却不见松原进家门。付远亭问邱雯儿子上哪儿去了,邱雯说她也不知道。

付松原从来都是下了班就回家,今天怎么了?

邱雯做好了饭,松原还是没回来。

“妈妈,我饿。”迪迪早早地端了根小板凳,坐到了饭桌前。

“爸,我们先吃吧,不等他了。说不定公司里有什么事呢?”

付远亭想想也是,看儿子下午那心急火燎的样子,肯定是遇到上火的事了。

祖孙三人吃完饭,看了新闻联播,迪迪都冲完凉上床睡觉了,还是不见付松原的影子。

付远亭有点沉不住气了。不会出什么事吧?他把松原下午回家拿那两万元“特钢”股票的事给邱雯说了:

“他慌慌张张的,说的那些话简直就莫名其妙。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有天大的事,也该给家里来个电话呀?”听付远亭这么一说,邱雯也觉得心里头没底儿了。

邱雯的话提醒了付远亭:

“要不,你给他单位上挂个电话问问看?”

邱雯拨了几个号,都没人接。这么晚了,谁还呆在办公室呀。

两个人正着急,付松原推开门,胁下挟着个公文包晃晃悠悠地进来了。他满面红光,浑身酒气,一进来就朝邱雯要水喝。

“你上哪儿喝酒去了,醉成这个样子?把我们都急死了。”邱雯连忙扶丈夫到沙发上坐好,又递给他一杯凉白开。

“松原,你怎么喝这么多酒?”付远亭帮儿子取下领带,解开领口的扣子。

付松原靠在沙发上,乜斜着眼,看着自己的老爸和妻子:

“股票升值,同事们一起聚了聚。”

又是为这该死的股票,付远亭皱起了眉头:

“松原,我看你被这股票给迷住了吧?一会儿愁的要死,一会儿又乐的发疯,总有一天要弄出病来。”

付松原摆摆手,从自己的公文包里取出两张存折分别递给父亲和妻子:

“你们看,我们发财了。股票真是个好东西,是个好东西。”说完,倒在沙发上呼呼睡去。

付远亭打开存折,户主一栏里填的是自己的名字。再一看存款额,差点没背过气去。天哪,一百四十万!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仔仔细细地数了数,果然没有错,“14”后边5个“0”,是一百四十万。

他又拿过邱雯手上的那张折子,三十五万。“35”后边4个“0”。

付远亭细算了一下,这“特钢”股票的价值翻了七十倍。自己买了两万,两万乘以七十,刚好是一百四十万。儿子当时买的五千,五七三十五,不多不少,正好三十五万。

这就是儿子说的股票升值?再升也升不了那么多呀,是不是银行搞错了?

“哎哟,怎么这么多钱?”邱雯也没想到一下子会钻出三十五万的现金。

“肯定是银行搞错了。邱雯,等松原醒了告诉他,这钱咱不能动。一定要问清楚来路,倒底是谁给的?这种事不小心,是会犯错误的。”

付远亭回到自己住的房间,把存折小心翼翼地放进抽屉里。刚关上抽屉,又觉得不保险,想了想,还是重新拿出来,放进自己装随身物品的小箱子,锁好。这才稍微放心了。

一夜,付远亭辗转难眠。一百四十万,就像一条蛇,缠绕在他的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第二天天刚亮,付远亭就爬起来了。

他拿起洒水壶,灌了一壶水。然后来到阳台上,准备浇花。没曾想付松原比他起得还早,正在做晨练。

“爸,您不多睡一会儿?”付松原边甩手,边和老爸说话。

“睡不着。你怎么样,酒醒了?”付远亭开始浇最东头的那盆君子兰。

“就喝了点啤酒,没醉。”付松原不以为然地看了父亲一眼。

“存折上的钱是怎么回事?”

“我把股票给卖了,赚的。”

“那么多?”

“啊。”

“会不会是银行搞错了?”付远亭停下手中的活,认真问道。

“爸,这跟银行根本没关系,是证券交易所的事。”

“证券交易所?”其实,付远亭对证券交易所并不陌生。解放前他经常在报纸上读到有关它的新闻,在他眼里,所谓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商人们做投机生意的地方。他觉得这些东西离自己很远,更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和自己的生活发生什么联系。所以,儿子猛然提到它,很让他吃了一惊。

“就是专门买卖股票的地方。”付松原怕老父亲搞不懂这新名词儿,他也是刚刚入门,特意解释了一句:

“这回,我们公司凡是买了股票的人都发财了。那些当初没买的人后悔死了,好多人找到我要求买股票。我对他们说,机会对每一个人都是均等的,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眼光、胆略,能不能抓住它。这次没抓住,谁也别怪,只能怪你自己。说得他们哑口无言。哦,买的时候怕担风险,不愿掏腰包,看着别人赚了钱又眼红,哪有这个道理。看来,事实是最好的老师。那会儿任你怎么动员,他就是不买,好像共产党要抢他的钱似的。现在可好,追着你的屁股后头要。”儿子说得理直气壮,就像一个打了胜仗后神气活现的将军。他大概忘了当初拿着股票卖不出去时的狼狈样儿了。

付远亭可没儿子那么好的兴致,他不再说话,默默地为阳台上的花浇水。

“爸,您知道我的同事们是怎么评价您的吗?”付松原正在做腰部运动,他扭过头来看了父亲一眼:

“因为您当初敢于一下子买进两万元的‘特钢’股票,他们说您是商场上富于远见的战略家。实践证明,您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百四十万是对您勇气和智慧的回报。”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买股票是因为我是你的父亲。我不愿看到我的儿子为几万块钱的股票急出病来。”

“但人家可不这么看。爸,通过这件事我对您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您要是经商或者办实体,肯定会成功。”儿子笑了笑,目光里透着狡黠。

办实体?那我不也成资本家了!付远亭很奇怪儿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邱雯也起来了,正在厨房里弄早点。

“一不留神就当了个资本家。”付远亭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谁说过的?想了半天,好像是王虹虹说的。

对,是王虹虹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