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警之血火1928 正文 13.杨常而去 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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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两更,先把这些理清,再往后面就是中俄大战的序幕了。


1929年1月10日晚,严寒笼罩下的沈阳显得十分寂静,大街上的路灯也似乎被一层浓纱所遮盖,无力地将昏黄的光线射向地面。街上偶尔走过的一两个路人也是步履匆匆,整个沈阳笼罩在一种凄寒入骨的氛围之中。就在这时,几声沉闷的枪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枪响之后,两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倒在大帅府,(摘自网上资料)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杨常事件”。

杨、常何许人也?这两个被枪杀的人就是张作霖在世时的得力干将——杨宇霆和常荫槐。

杨宇霆,原名杨玉亭,字邻阁,后改称邻葛。早年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投入张作霖麾下。因练兵有方,深得张作霖赏识和重用。历任奉军陆军上将、奉天督军署参谋长、安国军总参议、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等要职。他精明干练,才略过人,素有“智囊”之称。曾为张作霖扩充兵工厂,夺取吉、黑,问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张作霖对他极其宠任,倚之如左右手,甚至将个人私章交给他,东北军政事务任凭他做主。

常荫槐,字瀚襄,1910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历任奉天军警执法处处长、清乡督办、京奉铁路局局长、交通部代部长、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代委员长、黑龙江省省长等职。常荫槐与杨宇霆一样,干练多才,办事雷厉风行,敢作敢为。在任京奉铁路局局长期间,不畏强权,采取严厉措施,整饬多年秩序混乱的京奉铁路,使路风路貌迅速改观。张作霖五夫人的厨子无票乘车被打,就是常荫槐的“杰作”。为与日本抗衡,他参与谋划并主持修建了打通铁路(打虎山至通辽),在维护东北路权和铁路建设上功不可没。张作霖被炸后,出任黑龙江省省长,励精图治,颇有作为,只可惜时间短暂,成效不甚显著。(以上均摘自网上资料)

可以说这两人都是奉军中的元老加骨干,对于日本人他们也是极端警惕的,可以说这两个人都是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他们能和少帅张学良坦诚相待的的话,那么后来九一八事变时的东北军就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了,不过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他们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成功也决定了他们的失败。

常荫槐虽是奉系军阀要员,但对旧官场馈赠往来酬酢的习气不以为然,办事认真,肯干。常荫槐主管铁路交通时,奉东北地方当局指示,修筑大通(大虎山——通辽)铁路,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多次抗议,反对修筑这条所谓与南满铁路平行的线路,但常荫槐不为其威胁所动,仍按计划施工,直至建成。

但是在1928年东北易帜,杨宇霆、常荫槐两人站在一条战线上,始终反对张学良与南京政府合作。杨、常认为蒋介石靠不住,言而无信,易帜后会被蒋吃掉,况且蒋也不见得站住脚,倒不如在东北搞独立。迨至易帜成功,杨宇霆为表示反对,于12月29日庆祝东北易帜,全体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与南京代表人士合影留念时,竟当场携皮包愤然离去,不参加合影。当日沈阳城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商号以及东北地方政府、要人的私邸等处,均悬挂着青天白日旗,但杨、常两家公馆却不挂旗,以示反对。

常荫槐官居要职,以权谋私,与杨宇霆相勾结,阴谋削弱和打击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如有一次,杨、常伙同一起,别有用心地要挟张学良增加拨款来扩充沈阳兵工厂。张学良鉴于东北财政困难,无法筹措,并讲明兵工厂亦应紧缩开支,因而未允。杨宇霆有恃无恐地说:“我有办法,可由铁路收入垫付。”但就在商议此事前不久,张学良因苦于军费开支拮据,曾向常荫槐提出可否由铁路资金中挪用一部分以充军饷,而常当即粗暴地予以拒绝,态度骄横,使张大为难堪。

常荫槐对东北主帅张学良鄙夷蔑视,在其私邸与家人谈话时动辄说:“小六子(张的乳名)少不更事,懂得什么!”更有甚者,在公开场合对张学良也不尊重,倨傲无礼,目无长官。例如奉军撤离北京时,将京奉路机车及客车悉数开往关外,后阎锡山提出放还车辆,以利交通。张学良已同意放还,然常荫槐却抗命不从,并且说:“这是我的事情,这些车辆归我管,他(指张学良)管不了我。”常去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省长之后,所遗北宁路(即原京奉路,东北易帜后改称此名)及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两职均未辞去,后者由杨宇霆心腹郑谦代理。尽管张学良再三催促其尽快辞去两处兼职,但他依然揽权不放,拖延去职。

杨宇霆虽然算是个聪明人,可是皇姑屯事变后,在东北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既然不满意张学良,又轻视张学良,可是却又在张学良下边任事。杨最不该的是常在人前人后呼张学良为阿斗。对张学良来说,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内有杨宇霆以悍将长辈自居,外又要应付日本军阀的各种压迫,所谓“主少国疑”,如果不“立威”,是无法站得起来的。所以在当时情势下,杨宇霆有取死之道,张学良也有必杀之心。

杨宇霆、常荫槐两人鉴于东北大地上的中东铁路归中苏共管,而日本人又一直纠缠着要在东北新建满蒙铁路,向张学良提议: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便于集中管理东三省的铁路,由常任署长。杨宇霆、常荫槐2人都是让日本人头疼的人物,按说这是个不坏的主意。但问题是他俩对张学良接任东北一把手的现实一直不满。那时张学良的确也不争气,常开着会就犯毒瘾了,便丢下一班叔叔大爷们回房扎针。有时早晨还爱赖床不起(那时,妩媚的赵四小姐已经来奉天当“秘书”),让厅处长们呆在外头恭候。恼怒的杨宇霆以天下为己任,多次教训“学良世侄”。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说着便带领那位处长来到张学良住宅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卫兵答:“未起床。”杨宇霆竟直奔张学良卧室,敲着门喊:“我是杨邻葛,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张学良闻声,急忙披衣请杨入座,杨竟以长者的口吻教训张学良道:“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杨宇霆的这种做法,使张学良实在难以忍受。为此张学良生气地对杨宇霆说:“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干吧。”而常荫槐对“小六子”也颇为不恭,以为他不过是个贪色又吸毒的败家子,故公开场合亦颇多烦言。所以当他俩联袂而来且将考虑成熟的方案和盘托出时,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就被彻底激怒了。他强忍不悦,托辞“从长计议”,让他们晚上再来商议。但二位晚上按约返回时,张却命令对杨、常有积怨的奉天警务处处长高纪毅和自己的副官长谭海率6名卫士分两组,将他俩当场击毙于厅内的沙发上!此即震惊一时的“杨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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