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趣事,张宗昌主张共妻不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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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深知,要站稳脚跟,就必须有军队,因此毫无节制地扩大军队,军队编制完全处在失控状态,虽然说是最盛时有三十多个军二十万人,其实连张宗昌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军队。他刚到山东,济南人就发现“副官满街走,差遣多似狗”;不久,民谣就变为“参谋满街走,副官多似狗”;再过段时间,又变成“司令满街走,参谋多似狗”!



这么多的军队,就要钱养活,山东虽然不穷,但也架不住这么多不务农工商的嘴吃饭。因此,张宗昌的部队待遇极差,欠饷欠物资是常事,活不下去的士兵就在张宗昌的纵容下狼一样扑向民间。在“剿匪”之类的名义下,部队所到之处,抢劫烧杀,无恶不做:鸡鸭猪羊被杀光,骡马牛驴被拉光,门窗壁橱被拆光——这叫“三光”;翻查箱子柜子,翻挖院内和室内砖地,看有没有值钱东西——这叫“两翻”;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扔出去,使家家户户屋里空无一物——这叫“一空”!




张宗昌的军队随时抢劫、敲诈。军人购物,从不付钱;军人坐车,从不买票。如向其要钱,轻则被臭骂,重则被毒打,用士兵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




兵匪的抢劫必顺带强奸。这方面尤其荒淫无耻的就是那批白俄兵。张宗昌对他们最倚重,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白人已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心理,每次战斗,张宗昌安排金发碧眼、人高马大的白俄兵一冲锋,敌人就魂飞魄散,四散奔逃。在山东的白俄兵整日酗酒,大醉后狼嚎一样高歌,满街乱窜,见男人就打,就妇女就辱,人们畏他们如瘟神。这批白俄兵动辄强奸幼女和老妇,某次,一老太婆竟被他们轮奸致死!




张宗昌在山东收取的税捐也是空前绝后。他设立的捐税项目,有正式名称的即有六七十种,主要是:田赋,契税,牙税,当税,牲畜屠宰税,盐税,“讨赤”捐,房铺捐,烟酒特捐,茶叶特捐,富绅捐,驻军给养费,营房捐及驻军营房费,军鞋捐,军械捐,车捐,集市摊捐,地亩特捐,慰劳将士费,货车特捐,娼捐,戏捐,人口捐,锅头捐,狗捐,鸡捐,修张宗昌生祠捐,修张宗昌铜像捐……




这还不够,还有一个“粪税”!张宗昌设有一个“金汁行”,做为大粪“官营”的管理机构。饱受压榨的山东人有副对联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这是讽刺,更是控诉。




童年张宗昌在山东有过乞讨经历,更因父病亡、母大脚而受过不少欺负。如今成为统治全省的“山东王”,张宗昌扬眉吐气,格外讲威风。他每次外出,都必须在三点前净街,官署前的大马路,必须洒水去尘,并禁绝车马行人;街道两边,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他的专车前,是白俄兵作前导,车后是一二十辆大卡车,卡车上满载卫兵,个个握着手提机关枪;而且,头顶上还有两三架飞机盘旋,随行护卫。这个排场,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皇帝的威仪。




张宗昌的个人生活更是糜烂不堪,他有五十名不同国籍的姨太太,号称“八国联军”;这还不算荒淫,张宗昌只要看到合意女性,立即强抢强拉,宣泄兽欲。




他在公园看到一对陈姓姐妹,容貌姣好,马上叫士兵上前劫回公馆。将姐妹二人一起强奸后,居然跑到陈家去看其父母,“敬拜如新亲”。他在戏院看见一美貌女子,人多不好下手,就叫手下跟踪,记下女子家的门牌号,随后派兵进门强抢而去。




张宗昌还尤其爱好清纯女学生,经常打着“军学联欢”的幌子安排学校女生到其公署“开会”,所到女生均落入虎口,没有当夜能返家的。当时人愤怒地说:“其玩弄女学生至于此极!”




明白别人都知道他好色无耻,张宗昌说:“外面多说俺老张爱女人,不错,我确好色,实则我只有这个短处,可是我的长处多着呢,谁又晓得!”




像这样禽兽不如的,民国军阀里可能只有青海的马步芳能和张宗昌相比。马步芳公然提出:“除生我者和我生者,其余人人可奸!”他的确奸淫了自己的亲侄女和亲外孙女,而且还致外孙女怀孕,马步芳亲手捏死了这个小“孽种”。马步芳糟蹋过的妇女据说有两千多人。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马步芳任驻阿拉伯大使,在任上依然大肆侮辱使馆女职员,女职员们的控诉后被台湾报纸揭露,一时大哗。国民政府将这个老牲口调回岛内,从此大概绝了他的淫路。




张宗昌毫无廉耻,他的那么多姨太太也纷纷红杏出墙。好几个姨太太都有自己的相好,张宗昌对此睁一眼闭一眼。某次当场抓住一姨太太与他的副官苟且,两人颤栗失色,张宗昌说:“你们俩真的相好吗?我成全你们!”那两人以为他动了杀机,不料张宗昌真的拿出钱来打发他们俩开路,也未布置途中杀害。




张宗昌的理论是:“说共产共妻,共妻当然是好的,共产就不对。东西能拿来的才是你的,不能拿来的就不是你的;共妻不一样,你睡不到的女人和别人睡就没错。”




张宗昌贪婪、无耻,而且残暴。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对革命力量的镇压不遗余力。他上任之初,青岛爆发日资纱厂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虐待的工潮。那时他刚到山东,工人们哪里知道他的面目,罢工工人还打出了“青岛工人请愿团欢迎张督办”的标语。不料张宗昌出动军警两千余人,包围三家日商纱厂和工人宿舍,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当场死八人,重伤十七人,七十五人被捕,数百人被通缉,三千多名工人被遣送回原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青岛惨案”。




镇压工潮后,他捣毁了工会,逮捕中共四方区支部书记李慰农和《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等二十余人;还逮捕了去北京请愿、揭露张宗昌暴行的工人代表伦克忠。张宗昌对他们施以酷刑,李慰农的臂部肌肉被打脱落,伦克忠被打得“臂折骨断,体无完肤”。这二人后又被秘密杀害。




干出这一连串暴行后,张宗昌开始控制新闻界。他将各报馆、通讯社的记者传到督署,明目张胆地威胁道:“我今天请你们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报上登载我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果哪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




为了统治稳固,张宗昌经常派军警检查民众通信,发现可疑的物品或字句,立即将人拘捕严刑拷打。在他的淫威下,山东笼罩在一片抑郁的恐怖中。




张宗昌在山东办的唯一的好事可能就是1925年创办山东大学。他自己基本是文盲,某次军务会议,到场的军官互相炫耀自己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张宗昌自感脸上无光,又不愿示弱,急中生智,说:“老子是绿林大学毕业的!”现在有了权,他就要办一个大学供自己指挥以寻求快感。1928年,他索性自兼山东大学校长,到校训话时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俺张宗昌识不了几个大字,操你姐!今天论到咱当校长了,没有多说的话,人家欺负咱的子弟,咱要操他妈,还不答应他!”




学生闻听这话在惊诧之余可能还觉得这个“张校长”也有几分率真的可爱,可接下来的话是:“俺是你们的校长,你们要靠俺出来,你们不好好念书,闹革命,注意你们的脑袋!”




齐鲁大地,有这样一位“山东王”,民怨沸腾,天人共怒。山东的市镇、农村、工厂和学校,处处可以听到对张宗昌的诅咒。人们恨不得剥其皮、食其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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