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军旅歌唱家李双江老师的小公子惹祸了,因一些不必要的简单的交通事故,演变成一个让世人关注的“扰乱社会事件,而所引发的社会的关注。对于李天一是不是一个有个性的好孩子,人们不得而知,但是人们却注意到了李天一背后的家庭背景。人们之所以对这个极普通事情充满了无限的遐想。

打人的不仅仅是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还有同样与此事有关联的另一个当事人,山西省公安厅某厅长的公子(私生子),一个苏姓男子。前些日子,警方的一个新闻发布会给人一个令人不解的解释:“挂有晋字牌照的车系某商人的车,而驾驶车辆的某男子,是否系山西公安厅长的私生子是该厅长的私事。不久又出面解释:该男子不是某厅长的私生子,但是与该官员关系密切。这种似是而非的解释只能让人怀疑发言人是否真的有意将事情的本来事情还原的态度。

对于李天一打人事件,专家们则给出了:中国人普遍存在“仇富心理”的结论。中国人是否存在仇富心理,这要看看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阶层所组成的就能明了。

在中国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中国一部分有头脑、有背景、有关系的人,依靠国家的优惠政策和管理方面的漏洞,成为当时中国人首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而中国现阶段绝大多数的富贵人家,都是在那时候发家致富的。

而现如今的社会是巨富与赤贫,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的社会结构所组成的。中国80%的社会财富集中到了5%的人的手里。而这5%的富裕人,并没有想当初国家所设想的那样:带动中国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这些富商巨贾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那些贫困人口,每天还在为明天自己能否有工作,自己的孩子是否能上得起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以及自己赖以居住的家园能否遮风挡雨,能否不被以国家需要的名义而征收的房产而终日劳累。一边是价值上亿或是千万元洋房别墅,一边是酷似贫民窟的危旧房、棚户区。一面是花天酒地的朱门酒肉,另一方面是靠国家救助,而生活享受最低生活标准的广大平民。一边是令人咂舌星级酒店的高消费,一边是温饱问题,至今都无法解决的即被脱贫的贫困人口。一边是高贵奢靡贵族学校,一边是撇家舍业,在城市里打工,而无法享受正常教育的外地打工子弟。一边是上百万甚至是上千万才能买得起的豪华高级的轿车,一边是,狗骑兔子(摩的)。这种强烈的社会结构的反差,不得不让人们产生我们国家的制度公平吗这样一种怀疑的心理。

富的不安心,穷的不甘心,这就是中国社会根本矛盾所在。那些靠国家优惠政策先富裕起来的人,并没有尽到一个公民所应有的遵纪守法,具有普遍的社会公德意识和道德良知。那些“献爱心、捐善款”的慈善之举,似乎也和那些达官贵人不相干。他们这些新兴的特殊权利集团,享受到了国家所给予的一切权利和优惠政策的权利,却没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甚至于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却有可能逃之夭夭溜之大吉。而那些没有享受到国家恩惠的平民百姓却是与国家民族共度时艰。

国家是谁的?百姓又是谁的?我们爱家,家是温馨的小巢,家是避风港湾,它给了我们欢乐和幸福。可是,国家给了我们什么?上学,我们要出了学杂费以外的一切费用。医院看病昂贵的治疗费催生了黑诊所,无钱治病的外地人员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到黑诊所所看病。我们依法获得的房屋财产,随时会因国家需要和公共利益的需要被国家“有偿”的征收,可怜的赔偿费,只能恨自己手里无权、无势。

政府的职责又是什么?国家经济疲软和人员失业是企业的事。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是国防军的职责。政府的责任是维护社会的稳定,权力分配的公平,司法的公正,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国家的归属,不分富贵与贫贱,国民有多少权力,就应得到相应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相等的。国家不是达官贵人的,也不是平民百姓的,国家是整个公民的。。

从李刚门事件到李天一打人事件,这只是中国上流社会在中国贫民阶层矛盾的一个缩影。李刚门事件和李天一事件,只是中国社会阶级的一个冰山一角。这类事件绝不是中国贵族阶层第一例,更不会是最后一例。李天一打人事件过去了,还会出现张天一、马天一、刘天一事件。

这种中国贵族与贫民之间的事就如同“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样。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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