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寿路干休所 正文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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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建设摁响了自家的门铃。

来开门的是孙美菊。猛然间,她一时没能认出眼前这个高大壮实的男人是自己的儿子。四年前覃建设去美国时,没那么结实,也没那么黑。

几年不见,覃建设觉得母亲老了许多。脸上的皮肤更加松弛,头上也增加了不少的白发。

覃建设拉着母亲的手,亲热地叫了一声妈:

“妈,我是建设呀。”

“建设?”孙美菊的眼圈儿一下子就红了:

“快,快进家。你回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我们好去接你呀。”

覃建设写的信家里早收到了。都知道他要回来,但就是不知道哪一天到家。如今,覃建设从天而降,真是让孙美菊喜出望外。她忙着从冰箱里往外拿水果饮料,摆了一桌子:

“建儿呀,快吃吧。你从小就爱吃冷饮,妈都给你准备着呢。”

覃建设把一根冰其淋放进嘴里,使劲儿嘬了几口:

“会议刚完,我就急着往家赶,行李都没拿,还扔在宾馆呐。几年不见,咱鹤州变化挺大的嘛。一打听,宾馆门口有大巴直达干休所。我就没要车送,先回来看看您和爸爸。坐大巴空气好,还可以观观景,兜兜风,一举两得。咦,怎么没见着爸爸呢?”聊了半天,覃建设才发现家中只有妈妈一个人。

“干休所有个老干部在公共汽车上被坏人杀伤了。你爸是老管会主任,和所里的领导到医院里去了。”

覃建设突然想起了那位警官的话:

“那个老干部是不是叫曹……曹什么明?”

“对,曹永明。就住在咱家前头那栋楼里。怎么,你认识?”孙美菊很奇怪。儿子刚到家,怎么会知道所里发生的事情。

覃建设就把在公共汽车上遇到的一幕给孙美菊讲了一遍。

听到歹徒举刀行凶的时候,孙美菊的心都揪紧了:

“如今这是什么世道,大白天的都敢抢人,捅刀子。五六十年代,这种事儿连听都没听说过。”

“妈,您老爱怀旧。”

“我就觉得那会儿的社会风气好,大公无私,助人为乐。哪像现在,人人都恨不得一觉醒来就变成个资本家。”

覃建设笑了笑,他理解母亲的心情。

当年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天下的那一代人,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鼓舞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力量,来源于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理想中的新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互敬互爱的乐园。那时候的教科书也好,宣传资料也好,绝对没有说在推翻旧中国后,还会有小偷,有强盗,有杀人犯。

但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却让这些寄生的赘瘤,在人类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

与其说这是社会的不幸,不如说这是历史的必然。

悲剧的根本意义还不在这里,而在于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和冲突之后,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困惑和失衡。所以,尤其是在社会的转型期,原有的思维习惯、生活模式被打破了。焦灼多于平静,忧患多于安然,痛苦多于欢乐……许多人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认识和塑造自己,以适应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着的客观世界。

物竞天演,适者生存。人类和动物相比,复杂之处在于,人除了要适应自然条件外,还必须和社会的进步、变化保持同步。否则,即便你衣食无虞,生命得以延续。但是,你的思想,你的观念,连同你的生活方式都将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从社会的层面上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有着积极的一面。

要修正几十年形成的人生目标,甚至抛弃其中许多已经习以为常的、变得陈旧落后的东西,对大多数人来讲,绝对是一个痛不欲生的过程。要说是脱胎换骨,一点也不过分。

唯其如此,不能完成信念的再生。

历史不是纸上的图画。图画很美,那是因为人刻意描绘的结果。

丑也好,美也好,历史并不在乎人们对它的评价。重要的是,它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艰难的前进着,发展着……

“也不知道你曹叔叔的伤势怎么样了?”当孙美菊得知曹永明是为了自己的儿子而受伤时,原有的同情中又增添了几分感激。

“我们离开医远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覃建设安慰着母亲,自己的心情却难以平静。老人与自己素不相识,关键时刻为维护正义和公德,不怕危险挺身而出。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他对曹永明充满了崇敬之情。

“打了一辈子仗,到老了还挨小偷一刀。真是造孽哟!”想到冯秀兰正在和曹永明闹离婚,孙美菊更觉得老头儿这辈子过得可怜。

“建儿,蔚茹和小海还好吗?”孙美菊问起了在美国陪读的儿媳和孙子。

“挺好的。蔚茹在一家华人报馆做记者,小海上幼稚园。我毕业后被留在一家电气公司做商务经理。我准备在那里再干个三五年,边熟悉业务边挣点儿钱,然后再回到国内发展。”覃建设简单讲了讲他一家的情况和自己的打算。

“你们都大了,一个个地飞走了。就丢下你爸和我,成天守着这么几间空空的房子。哎。”孙美菊的话语中透出几分伤感。

“妈,您别难过。我虽然远在万里之外,但时时都惦着您的。家里还有哥哥、弟弟在,您和爸不会寂寞的。”

“不寂寞,不寂寞。有你们几兄弟这份心,妈高兴着呢。”孙美菊看看墙上的挂钟,老头子都出去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还不回来?

覃建设看出了母亲的心思:

“妈,要不我再陪您跑一趟,去找找爸爸,顺便看看曹叔叔?”

“走。”孙美菊表示同意。她打开橱柜,拿出几瓶罐头、饮料之类的食品,装进一个手提口袋里。

曹永明向右边侧着身子,脸冲门,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因背部有伤,不能仰卧平躺。他只能采用这种姿势卧床休息。要想翻身,必须请护士帮忙。伤口火辣辣地,隐隐作痛。

他想不到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那个丢钱包的年青人原来是覃纪元的老二。这不,一家子都来看他了,刚走,还留下那么多的营养品。而抓小偷的警察,又是何培忠的女婿。全齐了,绝妙的小说题材。

小偷的这一刀正好扎在他左肩胛骨上。那地方原先有一个伤疤,是日本鬼子用战刀砍的,十多公分长,像一条又红又粗的肉虫蛰伏在背上。医生告诉他,刀尖再稍稍往里挪一点,就扎到他的肺动脉了。真玄,不幸中的万幸。

万幸?曹永明的心头涌上一丝苦涩。自己要是死在一个小偷的刀下,那可真是窝囊透了。与其那样,宁可当年在战场上被那个日本军曹用战刀劈死。

倒回去二十年,非把车上那个家伙的脖子拧成麻花不可……

一股难以名状的悲哀在曹永明的心头弥漫。

病房的门被推开了,曹永明睁眼看去,原来是张继海、欧阳丹平和何培忠、柳翠花两夫妇。

“花园议会”的骨干都来齐了。

曹永明向战友们点头致意,并示意大家坐。

“怎么样,好多了吧?”张继海握着曹永明的手,俯身问道。

两家的女主人把各自提着的水果放到了床头柜上。

“还好,能,能挺得住。”曹永明说话时,背上的伤口疼得厉害。所以他吐字很轻,很慢,显得有些吃力。

“医生说,再观察个四五天就可以出院了。回家休养比在这儿安静,想吃啥就自个儿做点儿。”柳翠花安慰他。

家?曹永明的脸上掠过一丝凄惶。

欧阳丹平看出来了,赶紧接过话头儿:

“其实在医院里住着还方便一些,守着医生心里踏实。”

“那倒是,多住几天吧,伤口没事儿了再回去。”何培忠在背后拽了自己老婆一把,这老娘儿门,哪壶不开她偏提哪壶!

柳翠花满脸堆笑:“对,对,多住几天也好。”

“我给你家打过电话,冯医生不在。估计是去了单位。所里已经派人到单位上去找她了。”张继海知道,曹永明眼下最关心、又不好张嘴问的就是这件事。

曹永明向他报以感激的微笑。

“咱们‘议长’来信了,还问你好呢。”欧阳丹平告诉曹永明。

张继海刚收到付远亭从深圳写来的一封信。

“谢,谢。”和老战友们在一起,曹永明觉得心里轻松多了。

这时,进来一个小护士,为曹永明换药。大家连忙起身,站到旁边去,把地方腾出来。

护士解开缠绕在曹永明前胸后背的绷带,揭去浸满血水的小纱布,大约一寸多长的伤口便暴露出来。虽经过缝合,伤口两边的皮肉还是有些朝外翻,像小孩的嘴巴一样。

一看见曹永明背上的伤口,柳翠花就骂开了:

“这挨千刀的小偷,我跟女婿说了,决不能轻饶了他!”

“你嚷嚷什么?家有家规,国有国法。那小偷该判啥罪,有公安局,有法院。你跟女婿说了,你以为你女婿就能拍板啊?”何培忠小声顶了老婆一句。

柳翠花装着没听见,还在和欧阳丹平说着什么。暗地里却用自己的鞋后跟儿在何培忠的脚背上使劲碾了一下。

何培忠疼得龇牙咧嘴,倒吸一口冷气,差点儿没叫出声。

看完曹永明出来,何培忠两口子要去柳大成的厂子里。便借口办其他事,让张继海和欧阳丹平坐着车先回去了。

目送汽车远去,何培忠这才蹲下来,抚摸着自己的脚背:

“你怎么使那么大的劲?把我的脚上皮都踩破了。”

“说得严重,我看看。”柳翠花不大相信。赶紧扶着老伴坐到花台边上,为何培忠脱去袜子一看,可不是,脚背上红红的,掉了花生米粒儿那么大的一块皮。

“哎呀,真对不起。我只想逗你玩玩,没想到你脚上的皮那么嫩。”柳翠花半是开玩笑,半是歉疚地说。

柳翠花要去拿药,被何培忠制止住了:

“这点小伤不碍事,走吧,走吧。”说完,一瘸一拐地朝医院大门外走去。

柳翠花知道,不是伤小不碍事,而是何培忠舍不得花那几个药钱。何培忠有个原则,凡是公家包干的经费,如医疗费、车公里费等,除非极特殊的情况,决不自个儿掏腰包。像他这一级干部,看病吃药都是军队包干。但是,如果在地方医院拿药,就只能自费。

何培忠宁可自己受点罪,也不愿意花不该自己花的钱。

深知老伴脾性的柳翠花,只好作罢。

从急救中心到柳大成的“幸福轴承厂”,中间要倒三次车。柳翠花看何培忠走道不方便,天气又热,就提议打个车算了。何培忠不干,非要坐公共汽车,为的是省那十块钱的打“的”费。

倒车人多,有几次还没挤上去。等他们赶到工厂,已经吃过晚饭了。

几天不见,柳大成瘦了一圈儿。说话有气无力的,嗓子都是哑的:

“姐,姐夫,你们坐。我让人到外面给你们买两笼包子,对付着吃点儿。”

“我们不饿,喝点水就行了。”何培忠知道,自己这个内弟手头正紧,不想让他再破费。

“货处理得咋样了?”柳翠花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

“多亏了徐兰帮忙,带着我成天在外面跑。织好的毛衣和剩下的毛线基本上都处理掉了,收回来七八万块钱。就这机器,没人要。”

“打折呀,只要能出手,便宜点也行嘛。”柳翠花急得什么似的。

“打七折都卖不出去。”柳大成沮丧地说。

“那就六折,五折,卖多少算多少。总比放在这里变成一堆废铁强。”

“我也想好了,实在不行,就只有走这条路了。”

“如果打五折,能收回多少钱?”半天没吭气的何培忠开口了。

“三四万吧。”

何培忠暗自算了算,已经收回的七八万,再加上这可能收回的三四万,最乐观观的估计,也只有十二万。还差三万块呢,到哪儿去找?

“要是这样,机器暂时不能卖。”

听了何培忠的这句话,不但柳翠花感到吃惊,就连柳大成也不明白姐夫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那你说咋办?”柳翠花望着丈夫,不解地问。

“不但不能卖,还要把机器保养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损坏了,更不能搞丢了。”

“您的意思是……”柳大成还是没搞清楚姐夫的意图。

“准备和那家工厂打官司。”

“能行吗?”柳翠花将信将疑。

“行不行都得打。要不然,这三万块钱的窟窿就得咱们自己赔,你愿意吗?”何培忠看看柳翠花,柳翠花摇摇头。又看看柳大成,柳大成也摇摇头。

“就这样吧,好赖已经收回了一多半。哎,大成,徐兰那边你可别让人家白跑路哟,至少要给点儿辛苦费吧?”何培忠叮嘱道。

“我会安排的。”大成点点头。

“大成,你过来一下。”柳翠花把大成叫到了一边。

原来,柳翠花是向柳大成要钱的:

“大成,你把收回来的钱先给我一部分,还几家是几家。”

“姐,这可不成。你放心,这收回来的钱我一分都不动。但现在还不能还,到了年底再说。你现在还,还了这家不还那家,人家能干吗?再闹腾起来,你怎么收场?”

“要不,每家都先摊点儿?”

“你撒花椒面儿呀?慌什么,还有三个多月呢,我能把钱凑齐喽。凑齐了一块儿还,连本带利,干净利落,那多好。”

“就怕你到时候拿不出钱,那可就抓瞎了。”柳翠花沉下脸,警告说。

“姐,有这七八万垫底,我心里踏实多了。”柳大成说的也是心里话。

“你们两个人捣咕啥呢?”何培忠听姐弟之间好像发生了争执。

“没啥,没啥。”柳翠花朝何培忠挥挥手。她一听柳大成讲得有理,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不管怎么说,收回来了七八万就是了不起的胜利。

这段时间一直吃不香,睡不好的何培忠、柳翠花,总算是稍稍定下心来。


病人们都在走廊上看新闻联播的时候,冯秀兰匆匆赶到了市急救中心。

她是副主任医师,离休后,又被单位返聘上岗。每周上两个半天的班,主要是带实习医生,工作量不大。

她今天到单位上班去了。不曾想她带的那个实习生临时换休,事先没通知她。去了后没啥事,在办公室呆了一会儿,她就去了商场,想买点儿自己用的小东西。在商场一逛就是半天,等她回到干休所,迎面碰见卢宪飞,才得知曹永明在公共汽车上被坏人杀伤住院的消息。

尽管她对曹永明并没有多少爱,但两个人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那种朝夕相处的感觉,不像黑板上的粉笔字,说擦掉就能擦掉的。她本身又是个医生,感情的惯性,加上职业道德,她二话没说,连家门都没进,立即拦住一辆出租车……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孤独和忧伤像老鼠尖利的牙齿,开始噬咬曹永明那颗空荡荡的心。他知道自己在盼望什么,但他也很清楚,自己的期望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尽管如此,他还是竖起耳朵,留心着门外的动静。

来了,真的来了!曹永明的心跳顿时加快了许多。

他太熟悉她走路的声音了,人再多,也能分辨得出来。果然,一阵轻柔而又急促的脚步停在了他的病房前。

门被推开了一条缝,露出冯秀兰那张焦虑的脸。

曹永明很感动,嗓子眼儿噎得慌。他装着刚刚醒来的样子:

“哦,你,你来啦?”

冯秀兰点点头,算是回答。他们彼此间已经有半个月没说过话了。猛地在这样的环境中相见,甚至感到有几分尴尬。

“伤口深吗?”冯秀兰轻轻问了一声。这使曹永明想起了他第一次认识冯秀兰的情景。也是在医院里,也是自己受伤,也是这么柔柔的问话。

“刺,刺进去,三公分。”曹永明用手比了比。

“没伤到肺动脉吧?”冯秀兰问的很在行。

曹永明摇摇头。

冯秀兰松了一口气。她见床头柜上放着曹永明吃过饭的碗和盘子,便收拾到一起,拿到外面洗去了。

冯秀兰刚一出门,泪水就像细细的小虫子,暖暖的,痒痒的,爬过了曹永明的鼻梁……

他妈的,人老了,眼窝倒变浅了。没出息货!曹永明拿手背一蹭,抹去沥沥啦啦的泪花。

潮润的海风吹在人的脸上,湿腻腻的,并不觉得凉爽。反到有一股海水的咸腥味儿。

付远亭头戴草帽,顶着火辣辣的日头,漫无目的的走在尚在修建的大马路上。到处是高高的塔吊,数不清的建筑工地,还有穿梭不停的载重汽车,载着泥沙和钢筋,满世界跑得挺欢。

来到深圳后,付远亭住在儿子家里。小两口一上班,孙子一上学,他就成了个闲人。怕他在家闷,呆不住,儿子媳妇给他买了好多书,知道老爷子爱好书法,还特意为他准备了文房四宝。开始还行,看看书,练练字,到小区的花园里散散步,一晃就是一天。可是,时间一长,就觉着憋闷了。每天面对空荡荡的屋子,咿哩哇啦的香港电视,心里就跟长了草一样,荒(慌)得不行。

他开始怀念自己故去的妻子,怀念干休所的那些老伙伴们了。当这种怀念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他就拿起笔,给昔日自己手下的“议员”们写信,讲深圳的大海,深圳的建设和深圳的新鲜事儿。字里行间,不免流露出几分寂寞和孤单。

为了排遣心中日渐积累的郁闷,付远亭每天吃完早饭,等孩子们一走,他后脚就跟着下了楼。

起初只是在小区附近转悠转悠,找修自行车的,补皮鞋的,小商小贩们聊天。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以湖南、江西、四川人居多。但人家都要干活挣钱,聊一次两次可以,老去找别人,耽误了生意,人家就不耐烦了。付远亭觉得很奇怪,这人只要一到了深圳,个个就变得惜时如金,恨不得把每一分钟都变成人民币。就拿楼门口拐角处的那个浙江老乡来说吧,摆了个屁股大的补鞋摊儿,摇着个吱吱嘎嘎的缝鞋机,也开口闭口的“时间就是金钱”,扯得上吗?

后来,他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有时中午干脆就不回来,在外面随便吃点。虽然累一些,但精神上很愉快。

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想的问题也多了。

付远亭搞了一辈子的理论宣传,学了一肚子的马列经典。他是个有头脑,有思想的人。面对来势汹猛的“三资企业”、“三来一补”,招商引资……这些新鲜的东西,他觉得这个世道好像变了。

恩格斯、列宁在评价马克思或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时,曾反复强调了马克思在理论上的独特贡献主要有两条。一是阶级斗争;二是剩余价值。在付远亭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具鲜明特色的两面红旗。

七八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阶级斗争为纲。毛主席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固然是个错误,但总不能连阶级斗争这面旗帜都不要了吧?共产党不搞阶级斗争,那还叫什么共产党?退一万步说,国内没有阶级斗争了,国际上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那么多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多的垄断财团,我们就不和他们斗争了吗?改革开放,和平共处,应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战术手段。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讲,从战略上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绝对的,始终是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些想法。事实上,从那以后,在党章和党的文件中,就再也看不到阶级斗争的提法了。

如今,连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面旗帜都保不住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揭穿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最能从本质上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也是号召工人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可是,在深圳天天听到的,看到的,不是哪个香港大老板投资多少个亿建了个什么工厂,就是美国、欧洲的财团又同谁谁签订了合作协议等等。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招商引资”。也对,顾名思义,就是把在四九年赶跑的资本家又招回来、引回来了。

资本家回来了,就意味着剥削又回来了。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有什么意义?人家老祖宗在一百多年前就把资本家的鬼把戏看透了,工人给资本家干活,资本家是想方设法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要不,资本家靠什么过活?

不知触动了哪一根神经,他想起了王福生,那个从台湾回到鹤州投资修大楼的俘虏兵。那么大的世界,哪儿不能盖楼?非要到大陆来盖,还不是看中了大陆的劳动力价值低廉,好赚钱呗!

明知资本家是要剥削人,还要请他们回来,这不是伸着脑袋让人家“宰”吗?共产党怎么就糊涂到这份儿上了呢?

党章上写得明明白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现在可好,阶级斗争丢掉了,剩余价值不讲了。除了一个漂亮的外壳,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实际的内容?

付远亭想把这些事情理出个头绪来,可理来理去,越理越理不清楚。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啊。

但是,有一点他很清醒。这种矛盾和冲突发生在理论和实践的碰撞上。

一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边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问题到底出在谁的身上?理论,还是实践?他真是搞不懂了。

一般地说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真理有没有被实践歪曲的时候呢?在实验室里做实验还要讲个条件呢,社会实践,如此广大的一个命题,更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古人总结的天时、地利、人和,就是成功者必备的条件。条件不充分或不成熟,实践就会变形,走样。这种状态下的实践,只能是歪曲真理,根本不可能充当检验真理的标准,别说是唯一的标准了。

在理论和实践的对立中,付远亭几乎是下意识地站在了理论的一边。

如果是实践出了问题,付远亭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社会生活中的很多不合理,甚至是丑恶的现象,大张挞伐。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他是理论出了问题,让他怀疑和批判被他奉若神明的革命理论,他恐怕连想都不敢想。

扭曲的思想,扭曲的人格,只能产生悲剧,而且是那种欲哭无泪的悲剧。

当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的时候,儿子、媳妇和孙子早就回来了。

“爸,外面太阳那么毒,您上哪儿去了?”邱雯把一盆洗脸水端到了付远亭的面前。

“不用,我到洗漱间去洗,顺便冲个凉。”付远亭又端着脸盆儿进了卫生间。等他洗完脸,冲完凉出来,饭菜都已经上桌了。

“来,爸,你尝尝这个,我们和德国一家啤酒公司合作生产的新产品。”松原把一杯啤酒递到他的手里。

付远亭喝了一小口,味苦苦的,还带点儿涩。他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松原,你们公司也是中外合资?”

“对,外资以股份的形式参与合作经营,然后按股分红。”

“你刚才说的那家德国啤酒公司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

“私营的,怎么了?”松原觉得父亲提出的问题很奇怪。

“这么说,和你们合资是外国老板私人拿的钱咯?”

“对呀。”松原一脸的疑惑,老头子今天是怎么啦?

“那就是说,外国资本家通过这种形式,也就是你说的股份,对吧?”付远亭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他看了儿子一眼,松原迟疑地点点头。

“他们用这种方法剥削我们的工人。分红?不就是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吗?那可都是工人的血汗呐!”

“爸,你扯哪儿去了。没有钱赚,谁来投资呀?”

“再说需要投资,也不能让外国资本家剥削我们的工人嘛。”付远亭有些激动起来。

“可国家的建设需要资金,我们自己又没钱,怎么办?”松原毫不客气地把老子顶了回去。

“自力更生呀。六十年代开发大庆,也是没钱,勒紧裤带还不是干出来了?毛主席有错误我不否认,可我最服他老人家一点,饿死不弯腰。有骨气,共产党人的骨气!”

“爸,时代不一样了,照那样干,永远也别想建成四个现代化。”

“松原,你少说两句,让爸多吃点菜。爸,这是刚买的鱼,您尝尝。”邱雯把一块厚敦敦的鱼肉挟到付远亭的碗里。

争论暂时停止了,可饭桌上的气氛却变得沉闷起来。

“爷爷,老师说吃饭时不能生气,要不然会得胃病的。”见爷爷不太高兴,迪迪把老师搬出来了。

付远亭摸摸孙子的头:

“好,爷爷听迪迪的,好好吃饭。”

“爸,您杯子里的酒还没喝完呢?”付松原示意要和老头子干杯。

付远亭端起酒杯,轻轻晃了晃。澄黄色的液体冒出许多白色的泡沫,几乎要从杯口溢了出来。

虽然很勉强,他还是冲着儿子笑了笑,一口气把杯子里的酒全喝光了。

“松原,你明天到单位帮我借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我想翻一翻。”

儿子楞楞地看着他,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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