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布通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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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乌兰布通之役 乌兰布通之战 文/刘华 制图/向春 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以游牧民族起家的中央政府很少担心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然而,仅有一次,游牧民族的对手进袭到北京附近,原本从关外进入中原的清军,却需要再度出塞保卫关内的京师,这就是乌兰布通之战。 准噶尔部接近帝国心脏 准噶尔部是厄鲁特蒙古,也就是最早所说的漠西蒙古的四部之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厄鲁特蒙古形成了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等四部。准噶尔部在伊犁河一带游牧,和硕特部在今乌鲁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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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布通之役



乌兰布通之战


文/刘华 制图/向春


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以游牧民族起家的中央政府很少担心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然而,仅有一次,游牧民族的对手进袭到北京附近,原本从关外进入中原的清军,却需要再度出塞保卫关内的京师,这就是乌兰布通之战。


准噶尔部接近帝国心脏


准噶尔部是厄鲁特蒙古,也就是最早所说的漠西蒙古的四部之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厄鲁特蒙古形成了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等四部。准噶尔部在伊犁河一带游牧,和硕特部在今乌鲁木齐及以东地区,杜尔伯特部在今北疆额尔其斯河中上游地区,土尔扈特部在今新疆塔城一带。由于准噶尔部的游牧地均邻近伊犁河,水草茂盛,并且可以与中亚和内地通商,因此势力逐渐强大,逐渐开始侵袭其它部落。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不堪袭扰,自目前的中哈边境地区,西迁至当时尚无人控制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后来,沙俄势力逐渐进入当地,并开始试图征服土尔扈特部,这才有了后来1770年渥巴锡领导的土尔扈特部起义,和土尔扈特部不远万里回归中国的壮举,当然,这只是题外话了。


当时的新疆,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领导下,准噶尔部在17世纪前期继续扩张,于1637年,迫使和硕特部迁徙至青海,并于1640年联系喀尔喀蒙古(即漠北蒙古)召开双方大会,重新安排了蒙古各部落之间的权力关系,加强了准噶尔部对蒙古各部的影响,此外,还对西部、南部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地区发动战争,使准噶尔部的势力不断扩张。


此时,内地正是明末清初的混乱时期。由于蒙古与满清的亲密关系,故准噶尔部在清军入关之前就与清政权建立了通贡关系。清军入关后,巴图尔珲台吉与厄鲁特各部首领一起联名向满清附表上贡,并建立臣属关系,此后,准噶尔部和清朝中央政权之间来往不断,关系较为和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康熙十年(1671年)。


康熙十年,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子噶尔丹在内乱中掌握了准噶尔部的统治权,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首领。他的政治目标,是要征服漠北的喀尔喀蒙古,进而征服整个蒙古,重建统一的蒙古汗国,必要的时候不惜和中央政府发生战争,为了对抗中央政府,噶尔丹向正在东向扩张的沙俄靠拢,寻求沙俄帮助。这一时期的沙俄,也正处于东向扩张的高峰,有噶尔丹作为其扩张的助手,是其求之不得的好事。康熙二十六年,沙俄的东进部队与喀尔喀蒙古发生冲突,沙俄使者建议噶尔丹与沙俄联手进攻喀尔喀,久已等待这一机会的噶尔丹立即组织兵力,于康熙二十七年,率领3万大军,越过杭爱山,向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进攻。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噶尔丹自新疆对漠北地区的进攻,正好与沙俄自贝加尔湖向南的进攻构成钳形攻势,使正在与沙俄作战的喀尔喀军腹背受敌,喀尔喀首领土谢图汗难以抵挡两面攻势,只能撤回在北线与沙俄作战的部队,沙俄随即由贝加尔湖向东大幅度扩张,这直接导致尼布楚谈判时中方做出巨大让步,最终确定以尼布楚为界的结果。


收缩防线的喀尔喀军也试图进行抵抗,土谢图汗集中兵力在今乌兰巴托以西地区与噶尔丹进行了会战,但力量差距过于悬殊,经过三天的战斗,全军溃散,喀尔喀蒙古各部最终决定内附清朝,遂向南撤退,进入今内蒙古境内。


此时,本已获得极大收益的噶尔丹得陇望蜀,派使向沙俄要求,共同进入内蒙古地区,追击喀尔喀各部,“博硕克图汗希望沙皇陛下军队与他的兵力会合,共同打击上述蒙古人,将其彻底消灭。”沙皇在远东的代表戈洛文对此建议也深感兴趣,他说,“……沙皇陛下可根据博硕克图汗的进攻形势,从沙皇陛下边境城市,从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以及其它城市发兵进攻蒙古人。”由于尼布楚原本即位于中俄边界,戈洛文的说法,实际上意味着俄军可能趁噶尔丹内侵的机会侵略中国本土。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春,在沙俄的暗中怂恿和支持下,噶尔丹率军进入了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对附近多个部落进行了袭击和劫掠,随后,转向南进,进入了今锡林浩特地区,这里距离北京不足千里,已经威胁到了帝国的心脏地带,这是中央政府难以容忍的。


康熙大帝皇城布阵


噶尔丹南侵的消息传到内地,北京市民首先有了反应,城内外商铺大多关门停业,“米价至三两余”,似乎准噶尔军很快就要攻至北京一般。


皇城中的康熙帝,刚刚完成了收复雅克萨、签订 《尼布楚条约》 的工作,此时三藩已定,台湾亦已统一,三十七岁的康熙帝经过几场内外战争与常年政治斗争的历练,已经成为了一位非常老练的政治家与战略家,他接连做出了一系列决定,开始准备解决准噶尔部问题。


首先,康熙帝派人到俄国,与沙俄交涉,防止沙俄干涉此战,由于此前几年,中俄之间有了两次雅克萨之战的历史,沙俄清楚中国的实力不可小视,故在中方交涉后,始终未向噶尔丹提供任何兵力上的援助,武器和财物的援助也极为有限,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了原定向噶尔丹出售3000支滑膛枪的决定,这对后来的战事影响颇大。


断绝了可能的俄援之后,康熙帝又从分裂准噶尔部的内部着手,通过利诱,策反了噶尔丹随军出征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策氏在噶尔丹前往乌兰布通时,带五千人返回了准噶尔部起家的伊犁河流域,击败了噶尔丹的追兵,“尽收噶尔丹之妻子人民而去”,这等于端掉了噶尔丹主要基地,使噶尔丹自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后勤补给来源。


在进行政治外交筹划的同时,康熙帝也深知,与噶尔丹的恶战不可避免,为此,康熙帝调动各地兵力,向可能的决战地集中。当时,噶尔丹如果突进内地,可能的进展方向有三,第一是进入辽宁,第二是袭击北京,第三是进攻山西北部。由于晋北多山贫瘠,实际上可能的进攻方向只有前两个。


4月,康熙帝命令从鄂尔多斯、归化(今呼和浩特)、内喀尔喀右翼等地调6800人,携16门火炮,由理藩院尚书阿剌尼和兵部尚书纪尔他布率领,前往今内蒙古乌兰浩特地区驻守,此后,又命科尔沁亲王率领各路集结的近两万部队,前往科尔沁草原一带建立防御。这样,就防止了噶尔丹率部从蒙古直插辽宁,避免了清朝关外“龙兴之地”受到威胁。


在调兵的同时,康熙命令从古北口开始,向各路北方部队设立驿站,动用大批骆驼队运输军粮,保障了后勤和通讯的畅通。


在得知噶尔丹已经进入内蒙古后,康熙帝下定决心,在内蒙古地区会集各路部队,争取围歼噶尔丹军。为了防止噶尔丹北逃,6月22日,康熙帝派使者前往噶尔丹军中,令使者对噶尔丹“婉言相慰,羁縻其前行,勿怒而激之”。另一方面,则通知阿剌尼,如果噶尔丹退兵,则努力阻止,若噶尔丹强行北逃,再发兵追击。


但是,阿剌尼和纪尔他布可能误会了圣意,于7月26日在乌尔会河(今内蒙古乌兰浩特西乌拉盖尔河地区)擅自与噶尔丹军交战,此时噶尔丹有2万骑兵,而清军仅有不到9000人,且阿剌尼严重轻敌,只带了200蒙古勇士和500喀尔喀兵向噶尔丹军进攻,结果“未及战,诸扎萨克及喀尔喀兵争取其子女牲畜,阵动不能止。”而噶尔丹军在两翼使用火枪交叉射击,将清军主力击溃。当时在噶尔丹军中的俄国使者回忆,噶尔丹“大杀中国军队……缴获大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阿剌尼等人被迫率残部逃走,后被皇帝降四级调用。


初战不利的消息传到北京,康熙帝极为不悦,他于8月5日强调,各路军会合前不得与噶尔丹交战,“大兵陆续前进,朕亦亲征,姑勿与战,以待各路军至齐发,毋致失利。”


8月6日,农历七月初二,康熙帝宣布亲征,以皇长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命皇长子胤礼为副将,出古北口北上,以恭亲王常宁(康熙五弟)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札为副将,出喜峰口。其它几路兵马还包括阿拉尼部剩余清军、科尔沁方向清军、盛京和吉林方向清军等部队。


陪同出征的,还有皇帝的舅舅、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等朝廷重臣。临行前,康熙帝还作壮行诗一首:“获丑宁遗类,筹边重此行。据鞍军令奏,横槊凯书成。烟火疆隅堠,牛羊塞上耕。遐荒安一体,归奏慰予情。”从诗文中看出,康熙帝充满了自信。


从“歼灭战”到“击溃战”


8月10日,福全率清军主力自北京出发,随后,康熙帝于8月18日自北京出发,计划随后到达前线,但是,8月22日,康熙帝不慎受了风寒,身体开始发热,至27日,身体依然低烧,只好“从诸臣之请”,返回北京,次日,皇太子胤礼来迎,康熙看到胤礼并无忧戚之意,“绝无忠爱君父之念”,心中非常不快,遂令胤礼先行回京,自此埋下了后来太子立废的伏笔。这件事情虽与后来乌兰布通的战役无关,但却极大的影响了清中期的政治发展。


为了确保计划成功,离京后的康熙帝想方设法稳住南进的噶尔丹,8月17日,康熙帝给噶尔丹敕书,称阿剌尼等的进攻纯属自作主张,已经受到了责难,又称福全的北进“非讨汝也,欲定议耳”。为了麻痹噶尔丹,康熙帝还命福全给噶尔丹送去羊100头,牛20头,结果,噶尔丹果然从今锡林浩特一带南下,直到8月20日,才得知清军正在从不同方向朝这一地域集结,完全是一副决战的架势。噶尔丹相当自负,决定就此与清政府决裂,8月22日,噶尔丹派使者传话,“夫执鼠之尾,尚噬其手,今虽临以十万众,亦何惧之有!”这等于是跟朝廷彻底摊牌,此后,噶尔丹率所部继续南下,于8月31日,抵达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部,临近河北省围场县),离京城直线距离不过六七百里。


噶尔丹的南进,实际上是康熙帝所希望的,战场距离北京越近,清军的后勤线就越短,噶尔丹的后勤线就越长。但是,噶尔丹行进的方向的确有些出乎康熙帝事先预料,恭亲王常宁所部未能赶到乌兰布通,而其它几路部队中,被留用的阿剌尼率领残部3000人于8月下旬与福全会合,但科尔沁方向的2万余部队只来得及赶到乌兰布通以北方向,未能直接参加战斗。


乌兰布通是一座红色的小山,泡子河与哈而哈河从乌兰布通的西北汇入萨里克河,再向北注入西拉木伦河。乌兰布通山南坡是无法攀登的峭壁,北面则是一个可以攀登的陡坡,但易守难攻,噶尔丹部队“觅山林深堑,倚险结营”,布阵于山上林内,用上万头骆驼,缚住驼蹄卧于地面,驼背上加装箱垛,然后用毛毡渍水盖于箱垛之上,环绕乌兰布通山摆成一条防线,称为“驼城”,噶尔丹部队兵士从驼与驼之间的缝隙,使用从沙俄购买的火枪射击目标。而按照清军当时的弓箭和火枪威力,是难以穿透驼城的。


清军方面,福全率军在乌兰布通40里开外扎营,凡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余里,阔二十余里,“首尾联络,屹如山立。”清军各路参战部队,除科尔沁方向部队和盛京部队外,于七月下旬先后到齐,全军官兵连同厮役在内,约10万人。


双方的战斗,随之展开。


9月4日,八月初一。黎明,福全率清军主力,自大营向乌兰布通方向出发,至中午,抵达乌兰布通西面河对岸,清军隔河布阵,列好火枪、火炮阵势,在战斗一开始,就集中火力轰击驼城,但由于驼城位于树林内,位置隐蔽,清军炮火很难做到精确,这与今天的炮兵作战一样,在尚未弄清目标具体位置时,火炮的杀伤作用都是有限的。在双方阵势相接的河两岸地域,噶尔丹军在隔河高处隐蔽防御,而清军则先要渡河,后要仰攻,因此,清军正面进攻的进展不大。


在组织正面进攻的同时,福全还派出了左右两翼骑兵,试图通过迂回包抄噶尔丹的侧后。但是,清军右翼被河岸沼泽所阻,只能返回原处,进展的惟一希望就落在了左翼方向,率领左翼的是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两兄弟。佟国纲前一年刚刚与索额图一起参加了尼布楚会议,此时是一等公、镶黄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皇舅,以其身份,本不必在阵前冒险,但他以清军高级将领中少见的勇气亲自率兵沿河冲击,结果被敌方火枪击中阵亡,他也成为清朝二百年历史中地位最显贵的阵亡将领。佟国纲下葬时,康熙帝要亲自前往送葬,结果被诸大臣劝阻(皇帝按礼制是不应为臣子送葬的),康熙帝乃派诸皇子和大臣前往送葬,并亲自撰写了祭文,直到雍正时,雍正帝还在继位之初为佟国纲追赠“太傅”称号。在佟国纲的功名荫庇下,佟氏子孙中多见某省巡抚、某某总督、某某将军等职衔,佟氏家族成为极为显赫的门族,至今,泡子河在乌兰布通当地还被称为“将军泡子”,以纪念佟国纲(佟国纲也曾被任命为安北大将军)。


英雄出现的场合,通常也会有懦夫,史载,战斗中,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彼则大惧,故推受暑下马。其家人愤曰:‘身为二品大臣,如此临阵退怯,归去何颜见人耶?’扶之上马。色格印复下马,卧于草内。及回营,犹战栗不已,身披甲胄,蒙被达旦。因此伊所管兵丁,无不耻笑”。除去这位副都统大人外,更有许多将领,为了自身安全,抽取所部精装兵士作为贴身护卫,而清军统帅部门是按照编制集结调动部队的,结果导致当天清军实际参加一线战斗的兵士人数大为减少。康熙帝后来回忆时也提到,“出征乌兰布通时,……索额图、明珠选勇士数百人近身防护,勇士云:‘挑选我辈原拟获战获追,讵意只令防护?’共生忿怨。”


佟国纲中枪后,左翼军并未停止进攻,其麾下将领、前锋参领格斯泰挥舞战刀,“直入贼营,左右冲击,出而复入者再”,多次来往出入敌阵,并摸清了驼城的布局结构,这成了战斗的关键点,就是这位格斯泰,战时乘一匹康熙帝亲赐的白鼻战马,有旁人说白鼻马不吉,格斯泰则答曰:“效命疆场,吾夙愿也!何忌?”福全战后向康熙帝奏报,“方战时,亲见一将乘白鼻马三入敌阵,众皆识为格斯泰也。”当天傍晚,格斯泰等人乘胜追击至河岸时,陷于沼泽,“贼麋集,格斯泰力战,与迈图等皆殁于阵。”


在格斯泰等人的侦察下,清军火炮有了确定的目标位置,能够充分发挥威力,自下午轰击至日落,终于将驼城轰为两段,福全趁势从正面发动进攻,而此时,佟国维也已率军迂回至敌军后方,在清军的前后夹击下,噶尔丹军难以支持,遂以暗夜为掩护,退向山顶,并在隐蔽处施放冷枪。福全见天色已晚,且噶尔丹已处于清军包围中,即下令停止进攻,扎营转入防御。


此时,噶尔丹驼城被破,残余主力处于清军的包围之中,且补给不继,如果清军像前一天那样持续攻击,噶尔丹是难逃被全歼的命运的。但是,福全可能是受到了前一天恶战的影响,于次日命令将士暂时休息,停止进攻。对福全的这一决定,历来都是负面的评价,不过设身处地的替福全考虑,他这样做是有其原因的:皇帝不在前线,所有责任都要由自己承担,既然前一天已经击破了噶尔丹主力,那么基本的功劳是可以保证的。如果次日继续进攻,战局万一发生逆转,则自己前功尽弃。而次日不进攻,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噶尔丹逃跑,所以,停止进攻,对福全而言,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万全之策。


噶尔丹从清军的这一行动中,揣测出了福全的心思,派达赖喇嘛的弟子济隆作使者,前往清军大营讲和。济隆利用达赖的招牌,向福全保证,噶尔丹已经知道了大清的厉害,将“仰体圣上仁心,休征罢战”。福全也趁机下台阶,向康熙帝报曰,“噶尔丹乃狡诈之人,虽不可全信,但战之次日,屡遣人来,必多窘迫。”他还向各路领军大臣发出印文,令大家暂时停战。当然,福全也有心夺取更大的功劳,他要求科尔沁方向的2万人向战场迅速靠拢,准备与主力一起夹击噶尔丹。


自然,精明的噶尔丹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趁清军攻势暂停的机会,噶尔丹在夜间率余部渡过萨里克河,经今天的内蒙古达里诺尔湖地区,疯狂向西北的漠北蒙古方向逃去,沿途还焚烧草地,以断绝追兵。虽然此前科尔沁、盛京方向的2万人已经到达其逃跑路线附近,但由于此前收到了福全的停战命令,并没有阻拦噶尔丹。噶尔丹得以顺利逃至今外蒙古境内,乌兰布通之战至此结束。


乌兰布通一战,虽然打成了击溃战而非歼灭战,但依旧是对准噶尔部的沉重打击。类似噶尔丹所率军队,由于其经济基础是建立在游牧文化之上,故此首领与下属之间并无中原文明那样绝对的从属关系,其之所以能够号召聚集数万准噶尔兵马,实质上依赖于战争的不断胜利,可以带来大量的战利品和虏获品。但是乌兰布通的战败,使噶尔丹失去了这种号召力,大量人员脱离部队,雪上加霜的是,噶尔丹在北逃途中,部队出现了瘟疫(这种瘟疫很可能是由内地军队带来的,当时的少数民族对内地传染病的抵抗力非常弱,这也是康熙在承德建造避暑山庄接见少数民族代表的原因之一),再加上缺吃少穿,噶尔丹所率军队的总人数减至几千人。次年春天,在前方的上奏中提到:“噶尔丹去年败走以来,日以北徙,人畜屡毙,劫掠无所获。近者噶尔丹亲率兵来劫喀尔喀,至阿尔哈赖地方,又无所得,皆徒步而返,困敝已极。”可以说,乌兰布通战役实际上已经摧毁了噶尔丹的元气,后来的昭莫多战役,只是给噶尔丹的反叛划上一个句号而已,双方军队几乎没有真正的交战。


骑兵加火器,冷热兵器的结合交替


乌兰布通之战的成败之处,都与康熙的决策有关。


从政治观点看,康熙帝的指导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其战前所订计划,归根结底就是力争“围歼”。这是出于对当时整个国家形势做出的判断:首先,此前十年,帝国先后经历了多场内外战争,“三藩之乱”、统一台湾、两次雅克萨之战,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噶尔丹在新疆、漠北等地时,如果劳师远征,兵少则不敷用,兵多则势必又是一场异常耗时耗饷的战争。康熙帝是想利用噶尔丹最为接近帝国统治核心的时机,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利用相对最短的补给线(距离北京只有千里),争取将其全歼,一劳永逸的解决准噶尔部问题。


但是,从决策理论的角度看,康熙帝计划的可操作性略显不足,速决的前提,并不仅仅是兵力优势,还包括战备、指挥等多方面的因素,制订计划时,应该充分考虑己方的实际能力是否能满足计划的要求。实际上,以当时清军的装备、训练,以及将领的临阵指挥,都不足以完成战前制订的合围计划。用现代的观点评判,就是康熙帝制订了一个精致的计划,但却略有些脱离实际,特别是在几个关键点上出现问题后(特别是科尔沁、盛京方向部队未能实现有效的合围,以及福全的临阵犹豫),计划即无法实现。


从军事上看,乌兰布通之战,暴露出清军八旗部队在顺治以后,战斗力逐渐下降。根据现有史料,当时噶尔丹军作战远距离主要依靠火枪,贴身时才使用刀矛等冷兵器。但清军却缺乏应对火器的经验,按照康熙帝的评价,“我军近与厄鲁特战,排列太密,为贼人乱枪所中。且进退并不鸣笳。此皆不习战阵之故也。”实际上,在清朝初创时,由于早先明军装备的火器数量多,威力大,清军应有丰富的对付火器防御的经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经验并未像现代军队中的条令、规定那样,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而是逐渐散失了,此外,清军除少数精锐部队外,普遍缺乏训练和纪律,这是清军进攻乏力的重要原因。


此外,此次战役证明,火器已经逐渐成为战争中的主要武器,连一贯游牧骑射的厄鲁特蒙古军队,都已经以火枪为主要武器,清军能够击破驼城,也主要靠此前传教士南怀仁等人监造的西式火炮(也就是民间传说中的“红衣大炮”)发挥了威力,康熙帝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于第二年,在北京建立了八旗火器营。但是,中国自然科学的停滞,以及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导致火器设计和制造技术长期原地踏步甚至退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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