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美国(看到美国警察投诉和举报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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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0位旅美华人自述与美国警察及法律打交道的感受(上) “我先生被法庭吓出了精神病” 刘女士 (女,30余岁,留美学生的陪读太太,中餐馆跑堂) 说起我们家的事儿我就头大。也不知为什么不好好的在杭州待着,非得跑到美国来受人家的洋罪。我先生是78级学政治的,当时能上学已经很伟大了,谁还顾得上挑剔专

10位旅美华人自述与美国警察及法律打交道的感受(上)




“我先生被法庭吓出了精神病”


刘女士 (女,30余岁,留美学生的陪读太太,中餐馆跑堂)



说起我们家的事儿我就头大。也不知为什么不好好的在杭州待着,非得跑到美国来受人家的洋罪。我先生是78级学政治的,当时能上学已经很伟大了,谁还顾得上挑剔专业呢。您是过来人,一定有体会。他和我哥是同学,上下铺处了四年,周末常来我家蹭饭吃。据他后来告诉我,他第一看上了我的相貌,第二却是迷上了我的厨艺。毕业时连学位带我全囫撸到手,得意得连家都不知在哪了。毕业后他留校教书。我上了三年电大,拿了张大专英语文凭后我们结婚。小日子虽不富裕倒也安定。88年,我先生顺着出国潮来了美国。没钱读那些热门专业,只能到愿意提供微薄奖学金的南方一家州立大学的政治系读硕士。我随后出国伴读,在当地美国人的教堂里学英文口语。本来一切都应该好好的,可谁知道坏运道从此就一直跟上了咱们。

说来话长。我的先生系里有个菲律宾学生,有天不知为什么和系主任闹了起来,楞说人家搞种族歧视,告到了学校。激烈的措词惹恼了不少白人学生,他们又把所有的黄脸人都骂上了。因为美国南方种族歧视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校方非常重视。以副校长为首下来调查,约见各方人士。我先生正好在作这方面的毕业论文,赶上此事,兴奋莫名,不但主动求见校方,而且发EMAIL写信到校报申明支持那位菲律宾学生。因他做事冲动,加上英文不好,词不达意,一些说法引起系方校方反感,冲突的交点反而转到了他身上。一位学法律的中国学生看了他的EMAIL后说他的言词太过分,美国虽然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但如你说错话,给人抓住证据和法律上的辫子,会惹上意料不到的麻烦。我先生这时也意识到了这点,但他不知如何下台。

事情越闹越僵,系里的白人学生都不愿和他来往,教授们也是敬而远之,怕被他卷进去。他的导师甚至都不再过问他的论文进展。我先生这时的倔脾气上来,一拍桌子,老子不读了。当时就给系里写了退学申请,学生身份到放暑假结束。我们商量好了,我去找工作,他利用这段时间利用学校图书馆的资源写本书。假期很快到了,因失去了学生身份,我们住的学生公寓管理处给我们发了退房通知。一个月后,见我们没有动静,又发了一个措词强硬的限期搬出的通知。我们在学校里住惯了,没有料到自己在外租房地点和房租总也不能两全齐美。想想学校只是吓唬吓唬我们,不至于动真格的,就又拖了下来。没想到,到了期限那天,学校真来人了,扳着脸拿着搬房通知让我们搬家。我抱着孩子不知所措,我先生浑劲上来,说什么也不搬。那人无奈,一个电话招来了警察要带走他。我先生也不知怎么了,一下子躺到了地上,说我就死在你面前。我一看急了,这样下去要出大搂子的。情急之下,我就和他们说他脑子现在有问题,千万别把他当正常人看待。那几个老美也还真没见识过这种无赖的大老爷们,一下子傻了。他却又突然站起来严正申明他很正常。当时我想的是解燃眉之急,他想的是今后的日子。一旦被认为精神有问题,给以后的就业会带来许多麻烦。这之中的利害得失要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理清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觉得我都快要发疯了。

后来还是学校的那人作出了决定,把我先生送到校医院接受检查判定是否精神有问题,其它的处罚都将取决于这个判定。到了医院,他表现得出奇的镇静,一问一答有条有理,自始至终否认有任何精神问题,医生于是开出了正常的诊断。事情又被送到了法庭,他这时老实了,低头认罪。我又去求了外国学生办公室的头儿,请他帮忙。老头挺不错,以他英语不好又不熟悉校规替他求情。学校其实也不想在这事上大做文章,只想快刀斩乱麻,把我们轰出去了事。于是判定我们一星期内搬出,再罚一个月的房租。我们就这样灰溜溜的离开了学校。

这事之后,我先生的神经似乎真有了问题。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受了冤枉,四面给熟悉的不熟悉的中国人写信,附上这事的各种材料。告诉他们万一他有了不测之灾要为他讨回公道。另一方面,他总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监听监视,甚至都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黑名单。家里的电话不敢用,只能用外面的公用电话。家里来人,不敢在房间里说话,非要人家跟他去汽车或去厕所说。弄得人人啼笑皆非,都不愿上门。写书搞研究全完蛋,好好的一个人就变得整天神经兮兮,草木皆兵。家里全靠我在一家中餐馆当女跑堂的工作过日子。还要打肿脸充胖子,给国内两家老人报告好消息及补贴孝顺钱。这样的生活过的别提有多累了。我真是快顶不住了。还得撑着。我一垮,全家都完了。我现在唯一求的就是我先生千万别再闹出什么事儿来,我们不懂美国的法,又请不起律师。现在不是学生了,再出什么事,可就真会“进去”了,那可怎么办呀?



“我看见警车灯就哆嗦”


王女士(20余岁,留美学生的陪读太太,大学图书馆半工职员)



事情出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女儿一岁多时一天正睡觉,我先生突然打电话要我帮他去学校图书馆查个资料。我是英语专业出来,又一直在教堂和老美来往,英语上的事我经常帮他。我想孩子一般睡觉一小时内不会醒,图书馆离得很近,一小时怎么也回来了。就去了。没想到,一小时后我们回来时,看到公寓楼前停了俩辆警车。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直觉感到坏事了。果然,几个学校警察等在我们门口,见到我们就把我的先生抓了起来。原来我走时忘了炉子上熬的汤,水干了冒烟引发了警报器,隔壁邻居打电话找来了管理员,开门后又发现了独自睡在床上的孩子。这是违反美国法律的。他们立刻电话通知了警察。

结果我的先生被学校送上了法庭,孩子被他们送到了医院检查有无受虐待证据,后交给了专门看管此类孩子的机构等候法庭的裁定。我被吓坏了,一天一夜不吃不睡。想孩子,骂自己,骂丈夫又耽心丈夫,真有天掉下来的感觉。

结果还算好,孩子检查非常健康,我在教堂的美国朋友为我在法庭作证,说我是个优秀的母亲。我的先生也在法庭认错,以后不再犯。法庭鉴于我们是初犯,又有悔过态度,就把孩子还给了我们。这件事情以后很久我都是看见闪灯的警车就哆嗦。



“我犯了虐待儿童罪?”


洪先生(40余岁,中资公司驻美职员)



说到美国法律,我还真有过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我来美国一年后,把老婆孩子办了出来。儿子6岁半,刚好读小学一年级。因住的地点不在校车线上,我自己每天开车接送。一个冬天的早上,我急着去上班,把儿子扔到校门口就急急忙忙开车走了。谁知与客户生意刚谈了一半,就被公司一个同事叫了出去,说家里有事立刻回去。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慌慌张张又往回串。刚到门口,就看到了闪着的警灯及堵在门口的老警。他们说我触犯了什么“虐待儿童法”,除非有很充足的理由,他们要把孩子带走并起诉我。我真被闹糊涂了,化了好大劲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今天是美国的一个什么倒霉的节日,所有联邦,政府雇员,银行邮局,中小学都放假。而我在中资公司上班,根本不知道这一节日。倒霉的儿子被我扔在了空无一人紧锁着的学校门口,又冷又怕,吓得直哭。后来是过路的看见,打了911把警察叫来了。儿子当时还不会说英文,化了好长时间才问出了我的电话号码,把我揪了回去。

我知道坏事了,这帮老警正经事处理不了,对付我这样的连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我首先找儿子,发现他舒舒服服地在有暖气的警车里缩着就放心了。我于是罗罗嗦唆地恭恭敬敬地结结巴巴地向警察大人解释,说我英文如何臭,对美国节日如何无知,说我儿子刚来,我们对美国小学的规矩如何一无所知,等等等等。虔诚老实得我自己都想打自己几个巴掌,从小到大对亲爹都没这么顺溜过啊。正说着,我老婆也接到别人电话从打工餐馆回来了。她先冲过去把儿子报在怀里,然后站在我身边就抹开了眼泪。这一家三口那模样谁看了都得鼻子酸。那俩老警也没辙了,要教训我一顿,却发现我整个一听不懂。以前咱们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现在整个倒过来了。他们只好把重点集中到我儿子身上,企图抓到点被“虐待”的证据。幸亏我老婆会生也会养,那小子6岁的年纪,却比老美同年龄的孩子还要结实健康,个子也高。他们没办法,只好不知给谁打了电话请示,叽咕了半天,回头又教训了我一通,开车走了。

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后背全给汗湿透了。好险啊,要不是本人急中生智,英语听力紧急降为零,今晚我们两口子的晚饭就在局子里吃了。美国法制太全,我们又不懂,一不留神就会栽进去。大家可都得火烛小心啊。



“难道真没有律师愿帮我?”


冯先生(30余岁,高科技工程师)



要我说,美国的法律是很健全,可对穷人和外国人,很多法院的门虽大敞着,但还是“有理没钱莫进来”。对此,我可是有着切身之痛的。

我在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第二天就带着全家搬到了西海岸,去一家颇有规模的美国国防公司任职。我的专业是数据库管理,在公司负责数据库的更新和管理。老板是个彬彬有礼的美国白人博士,对我总是一副职业面孔,谈不上好也说不出什么不是来。和许多新雇员一样,我的试用期是6个月,在这段期间我兢兢业业,埋头工作,虽都超前完成了定量,但因嘴拙不会和人拉关系,在公司和人交往只停留在刚工作时的水平。想到试用期满时老板要对我作鉴定,其中有一条就是和其他人的合作和交流,我必须想办法和同事们把关系搞好一些。和在中国时一样,“群众关系”是个看不见却又是间接决定你上下的关键。

正好,7月初美国国庆的那个长周末,公司组织一场篮球赛,从20到60能跑得动的男人都去了。我以前在大学篮球队打过球,自认为比那些胖得肥肉从裤腰带上往外流的老美强得多,就想去镇镇他们,趁机拉拉关系。谁知那天却成了我的背运日,事后我太太偶然看到了一本皇历,上面的那一天果然是个出门不宜的凶日。这是后话了。在球场上,我杖着身体好又懂篮球,没做任何热身运动就进入了比赛并很快进入了状态。这时为了抢一个球,我和一个同事成90度角猛烈相撞摔倒,我当时就失去了知觉被急救车送进了医院。事后其他人告诉我,那一撞把我整个撞飞了起来,再重重的砸在地上,所有人都吓坏了。公司因此永远取消了篮球比赛。我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治疗脑震荡,手腕骨裂及腰部运动损伤。出院时,脑子和手都已没问题,腰部伤害被控制,但需继续理疗。当然所有这些费用都由公司报销。

回公司上班后,我的腰伤一直困扰我。每天只能坚持上半天班就疼得受不了,加上每周要去理疗两次,出勤率大为下降。老板为此非常不满,但我有劳工法的保障,他非但不能阻挠,还得乖乖付我工资和医疗费。我还为这个暗地里得意得不行。谁知道,他有的是治我的办法。首先,我的试用期被无限制延长了,理由当然冠冕堂皇:我的出勤率不够。然后,又一本正经找我谈话说我不能和人有效交流,又说我工作偷懒,甚至躺在地上。我急赤白脸再三解释却是越抹越黑,逼得我干脆和他撕破脸抄了一架。

事已至此,我知道要开始找工作了。就在我准备抄他鱿鱼的时候,老板下手了。一天我刚到办公室,就发现我的电脑被人动了手脚,密码被更换,所有文件都被冻住,也就是说,我已被剥夺了使用电脑的权利。老板在办公室召见我,假模假样告诉我因经费困难我被辞退,因我是公司目前唯一的试用工,辞退我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他告诉我我的工资在上午10点会到手中,我必须在11点以前离开公司。我可以继续腰伤治疗,公司负担一切费用。工作期间我所作的一切都属于公司财产,我不能带走任何电脑软件和文件复印件。就这样,在为公司服务11个月后,我两手空空,带着时时发作的腰伤被老板踢出了公司。

这以后,在许多朋友的支援下,我一面治腰,一面积极寻求法律援助,争取给自己讨回公道。谁知道,我在当地找了七八家律师事务所却都是无功而返。有的说我理由不足,打球受伤不是工伤,根本构不成起诉的根据。我想他们都认为胜诉的机率不大,撰不到钱,故不愿接此岸。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没戏。

我一位懂一点法律的朋友告诉我,我是(1)个人对公司;(2)外国人对美国人;(3)黄种人对白种人;(4)穷人对富人。几乎把所有不利因素都包括了,还有谁会愿意为我辩护呢?但也有其他懂一点法律的人又认为我那个地方太小,律师不是专作劳工法,又鼠目寸光,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其实,美国最流行的是所谓“受害者文化”,律师专门帮小人物告大公司,不胜诉不收费,胜诉后分帐。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老太太被咖啡烫了,让麦当劳赔偿200万美元的案例。后来,我来到大洛杉矶,果然发现不象我们那里,这里的律师千方百计找客户。于是我又找了一家专门打劳工法官司的律师楼,他们马上接案办理,但据说要熬上多少年才能排上出庭,最好的结果是庭外和解。但我原来工作的那家公司也不是吃素的。结局如何?慢慢瞧吧……。



“为了一个小车灯,我蹲了班房”


谭先生(50余岁,大学教授)



一年前,我教完晚班课回家有点累了,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有点幌,结果后面闪起了警车灯光,同时响了几下警笛。当时我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反正想按照通常应付警察的程序来办,便靠边在路肩上停了车。我记得在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开门下车,更不得有任何多余动作,否则警察可能认为你企图拒捕而准备袭击,而随时射击。

我把车窗摇了下来,静静等着。一个警察过来,叫我拿出驾照后,便到一旁通过手机查证去了。另一个警察命令我下车,先掏出一个小仪器,让我向上面哈气;接着又让我抱着头,踩着一条线行走。我这才反应过来,他们是怀疑我醉酒驾车了,顿时放下心来。谁知那位拿走驾照的警察猛地跑过来,双手握着枪对着我,嘴里又向另一位警察说了一句什么。后者就扑了过来,将我按倒在车体上,在我身上一通搜寻后,又用手铐把我的双手铐了起来。我急了大声抗议几声,并挣扎几下。两名警察便把我重重摔在地上。

一位警察竟然背起了那段在电影上经常听到的所谓米兰达警令:“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说得所有话都可能在法庭上作为不利于你自己的证据;你有权聘请律师,并且在被问话时有权要求自己的律师在场;如果你没有能力聘请律师,法院将会提供一名公设律师为你辩护。”于是,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安静下来。这以后,我只记得被塞进警车,送到了拘留所。在那里,我才知道,是因为我的驾驶执照被吊销了,警察才决定把我拘留。因此罪名是不闪指示灯随便换车道,非法无照驾车,妨碍警务,此外更严重的是还有所谓袭警罪。但我的驾照为什么原因吊销还是不清楚。

一位警察让我打一通电话给律师。平常,我最讨厌律师。据说美国人都有自己的律师,而我却没有。按照我的职业和收入,当然没有资格得到免费的公设律师。翻开电话簿,那上面密密麻麻,至少有近千名律师。怪不得人们常说:在美国有三多:税多,狗多,律师多。律师后来,我终于想到我所认识的本大学法学院的一位年轻刑事法助理教授,有律师执照,并在校外与人合伙开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于是,就打电话给太太,让她设法找到他。我在拘留所呆了一夜。

直到第二天上午,那位老兄才赶到,说是正开会,我太太好不容易找到他。他给我办了保释手续,因多项控罪,尤其是所谓袭警罪,故保释金为10000美元。我太太好不容易东借西借凑上了钱。后来,那律师打听到驾照吊销原因居然是我车后的一个尾灯坏了。这才使我想起一年多前,一次晚上开车出外,被一年轻警察劫了下来,说是我的一个尾灯不亮,给我开了一个单子(Ticket)。其实,那天,好几辆警车经过我都没有理会。这个青年警察可能抓不到什么案子,急于表现,便拿我祭旗了。事后,我犯了一个经验主义的错误,没有在意。我在多年前,在另外一个州,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当时警察只开了一个警告单,告诉我只要回去修好灯,就没有事了,但如果不修而再次被发现才会给正式罚单。这回,我买了一个灯泡,按上就以为万事大吉,便连看也没看,就把那张单子给扔了。

那律师查到了警察局留档的罚单,发现那上面规定我必须修好灯后,到开罚单的警察局检验通过,否则就于某日上法庭接受法官判决。因这张罚单丢失,我错过了上述规定,结果便被吊销了驾照,却没有通知我。而驾照通常5年才换一次,我也一点没有察觉。也就是说,我一直使用的是“假驾照”。在以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法律诉讼程序,检方和辩方相互角力。我5次出庭,律师极力为我辩护。在此期间,我被禁止驾车。最后,陪审团反复观看了当时警车自动拍下来的录象,反而认为警察反应过当,然后判定四项控罪中只有前两项成立,而后两项即妨碍警务罪和袭警罪则被取消。法官判为罚款1500元,并在三个月内不准开车。不准开车可真要了命了,这怎么上班?

后来,就只得由太太在她上下班前后接送我上下班。我共花费律师费2000元,这还是优惠价格,要不然至少5000元。以后余波不断,在三年内汽车保险费每年长了500余元。就这样,为了一个几美元的小灯,我前后一共损失了大约5000美元,这还不算精神的折磨,时间的浪费以及蹲了一夜的班房。真好笑的是,我的一个学生太穷,没有买汽车保险,却闯红灯,一连撞了两辆豪华车,可是法庭却判她补买了一个保险了事。一年后竟然成了模范司机,保费反而降低了,甚至连记录都没有。而我却留下了坏记录,如再犯一次违反交通规则,就有立即吊销驾照的危险。而别人则有三次机会。你想我开车会多么战战兢兢。我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都闹不懂这美国的法律。许多杀人犯判得很宽容,而我就为了一个小灯,唉……。



以上文章全部来自于网络,并非本人杜撰,如有虚构等,也和我无关,只是让大家更多了解美国的法律。因为文章长所以分上下两篇,这篇是上集,题目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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