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事务中,严正交涉、握手言欢、含笑碰杯的后面,不少暗箱操作鲜为人知。说白了,有时很像激烈的情报战。鉴于对手不择手段千方百计获取我情报的现实,我有关单位也不得不采取对策,进行反间谍斗争,并建立起自己的谍报工作。国际间的这种斗争,天长日久,从来没有停止过。


国际间谍的猖狂


对手为了获取我们的意图、政策和有关活动计划,可说是不择手段,用尽了一切招数,并且在投入上不惜工本,紧跟和运用高科技产品,不断更新设备。就前些年破获的间谍活动看,以下几个方面,迫使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无耻的偷盗手段。


一是偷窃我官方文件。他们全然不顾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千方百计,窃取我传递中的外交邮袋,非法开拆,摄取我国机密,以制定其策略,用以对付我们。二是盗窃我外交人员的笔记本或有关资料,用以研究我有关会议情况,探索我意图,有针对性地破坏我行动计划。


为了培训、提高间谍的偷盗本事,美国中央情报局很早就在南美某国建立一所“拾铃学校”。据说,学校的得名与测试间谍毕业生所学的偷盗本事有关:将模拟人穿上有十个衣兜里分别装着文件、密码、金钱等窃取目标……然而每个兜里也暗中配有一个铃铛。考官在测验“学员成绩”时,命令其在限定时间内,把模拟人十个衣袋中的东西偷光,但是,若有一个铃铛发出响声,都不能算考试及格,需继续“培训”,直至通过考试。一批批经过测试合格的间谍,化装成各种身份,派往世界各地的码头、旅馆、空港、车站,进行跟踪盯梢、伺机下手行窃。我国外交信使的一个文件袋,就是在美国休斯敦机场头等舱候机室被这种职业间谍窃走的,使我国在国际交往上蒙受了损失。


阴险的窃听、拍照手段。


我们的对手利用秘密安装的形形色色窃听、窃拍照器材,监听、偷拍我驻外机构的机要部门、工作人员办公室或宿舍的情况,收集我外交官的谈话内容和有关会议情况,定时发报或传真给间谍机关,企图长期掌握我有关情况、动态、工作规律,供他们制定行动计划,与我国机关政策抗争,达到他们的企图。


对手那些可恶的器材,靠什么能源进行运作呢?据查,有时借用交流电源,多种情况是用干电池。这种专用的干电池寿命,最长可达六十年之久。用电池当能源,最便于安装和使用,他们可随时随地下手搞我们,令人防不胜防。


那些可恶的器材形状各异,放置的地点十分隐蔽。


我国驻某国大使坐车的门把手,被间谍机构放入了窃听器,这个经过处理的门把手,从表面看与其他的把手没什么两样,从外形上找不出任何差异,只有用仪器才能检测出它的“奥妙”。他们妄想利用它,长期秘密监听我国大使的言论。还有,我国一个使馆参赞的办公桌被放入窃听器;我某使馆会议室墙壁内被放入窃听器……


安装窃听器材手法高超。


我国驻某国使馆选址时,为防止间谍安窃听器搞阴谋,曾以“你出来,我进去”的不利购买条件,以重金买下一座旅馆,拿到全部房间钥匙,并立即派人住进看守,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当时,我有幸曾到这个刚买下的旅馆先睹为快,领略一番在这种成交条件下所购买的房子情况,看后觉得真是前所未见。因为付款条件规定,店主和客人必须同时搬离,旅馆一切设备不得触动(交了钥匙,都空手走出去),所以,房间家具、电器等一应俱全,原样摆放。有的房间客人喝剩的咖啡还摆在那里,来不及收拾……可是,即使这样快买妥的房子,间谍人员还是安了窃听器,只是安得少一些罢了。后来,我得知有此怪事,纳闷地问有关人员,间谍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如何来得及安装那玩艺儿呢?答复是,那些人每天暗中跟踪,凡是中国买房人驻足的处所,他们都安上窃听器,不管此后买与不买,先“安装”了再说。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解释:可见,对手在获取情报方面是何等用心,何等不惜开销!


间谍人员为监听我情报,有时还暗里进行着有相当规模的“工程”。


我“参观”过这样的特殊的“工程”,多少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记得,那年春节假期刚过,我到了驻某国使馆。在那里工作的一位老同学见面后对我说,你这次来有“西洋景”看了,见识一下洋人的“地道”吧。这“地道战”把使馆整个春节的活动搅了,谁也没有机会玩了。因为要挖掘敌人的“地道”,把人累得好苦,哪还有心思娱乐?


原来,这个使馆正在建设新馆舍———旧馆全部拆平,原地起高楼。新馆工程包给当地建筑公司,工程到了按新图开挖地基的阶段。旧馆在时,我也住过一次,还记得它的外观和内设房间的布局,特别是主楼第一层的情况。那里有一个很讲究的大厅……前几天工人挖沟时,在大厅的位置挖出了问题。旧使馆在那位置本没有地下设施,工人们却挖出了一个很大的“地下室”,而且布置讲究,有地毯、桌椅、照明等设备。包工头以为那是连使馆也不知晓的地下“金库”,老天爷给了他发大财的机会。他于是密令工人停工、休息,他要亲自看个究竟。

包工头经过两天独自“劳动”,只身深入“地下室”,全方位“侦察”和涉猎之后,才煞有介事地告知使馆“发现秘密”,说已令工人停工,如何处理,请中国使馆定夺。这一突发消息令使馆吃了一惊,以致改变了春节的假期日程安排。为尽快弄清情况、向上级部门报告,使馆人员必须轮流去工地挖洞(临时馆舍距离使馆工地有相当长一段路),寻查那个“地下室”到底通向哪里,有什么名堂。

这地方地质构造特殊,多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泥沙含量少,铁锹挖不动,要用尖镐刨,刨出的沙石堆在一旁,小山似的散放了一片。使馆人员多年没干体力活儿了,黑夜白日赶着挖“地道”,哪里吃得消?然而,这是“政治”任务,压倒一切。什么过春节呀,集体远游啊,全都抛到脑后。惟一的收获是流了大汗,筋骨活动了许多。

汗水没有白流,大功终于告成,情况弄清了。原来,“地下室”是国际间谍机构的窃听前沿。在这敌人“阵地”的顶部,也就是贴近使馆那间大厅的部位,装着很多窃听器。“地下室”内的各种电路、线路,在离地面约两米深的部位,顺着一个通道向右前方延伸数十米,穿过使馆的围墙地基,进入“邻居”的院子里。

我是个好奇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坐不住了,要求下“地道”走走、看看。很荣幸,我得到允许。那间“地下室”已经拆除,没有模样了。然而,通往邻居大院的“地道”还有一段没有拆。我踏往废墟,躬着腰,进道口观察了一番。脚下是红色地毯,上面是天花板,有路灯设备。令人惊奇的是,在近两米深的地下,一点没有潮湿的感觉。朋友指点:“你看看这通道四壁与沙石之间,全注满了防潮材料,地下的湿气挡在外面,进不来嘛!”可见,工程策划者是作了“长期打算”的;只是没有料到中国要翻盖使馆的事。再说,恐怕也没有监听到什么“秘密”,因为这一层的大厅是唱歌跳舞的场所。我问,这工程是从“邻居”的院子开始的,工程设计的准确度且不讲,就说施工难度和那么多土石方的处理,决非短期可以完成。在那么长的时间内,就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和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朋友答说,有点迹象也是人们事后回忆起来的,当时并没有任何察觉。我问,这“事后回忆起”的迹象是什么?朋友说,据了解,有一个时期人们见到每天有一辆卡车,装满崭新的木箱运出大院,不知送到何处;又见,每天也有一车崭新的木箱运进大院。以为工厂在倒腾某种产品,谁也没有多想别的什么。啊,原来人家夜里施工,白天无动静,只把已经装箱的沙石泥土运出一车了事。一天一车,大概也是“工程”的进度。这样,那个“邻居”院里当然不显山不露水了。

国际间谍的“硬件”构筑,是其“软件”运作的支撑。在得到有关情报以后,经过梳理,各尽其用。其中一项恶毒目的,是腐蚀和策反我外交干部。

他们的策略有,一是以金钱收买。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公开放风,规定了我各级外交官投靠美国的“奖励”标准。职位的高低不同,“价码”也不等,一般都在十数万美元一位。二是以美色勾引,利用年轻美貌的女间谍,明里暗里企图同我外交人员拉关系,遇到不坚定分子使设法下手,按计划再套取新的情报。三是以不同的威胁手段,逼我失足人员就范。但是,这些可耻的阴谋手法,一直难以奏效。

不过,原苏联倒是有过一位高级外交官被美国策反成功的例子。他的名字叫谢夫钦柯,自他1973年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起,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盯死。中央情报局利用收买、拉拢等手段,于1975年将他挖过去,为美国提供苏联在裁军方面的内部考虑和计划策略,并且帮助中央情报局向其他苏联驻联合国机构安插眼线。1978年3月,苏联发觉谢夫钦柯叛国,正在设计进行诱捕时,谢夫钦柯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接应,甩掉监视,叛逃得逞。

我国反间谍人员斗争一瞥

我在“周游列国”过程中,有幸与一些我国反间谍的英雄见过面、闲谈过,也好奇地观看过他们工作时的情景。在“世界高科技”特殊战线的前沿,他们为保障外交工作的正常运行,艰苦拼搏,无私奉献。这种不图名不为利、只顾付出智慧和汗水的精神,实在使人看了难以忘怀。特别是,使馆领导介绍的反间谍实例,更能生动具体地反映出这方面情况。这里举个三十年前的例子。

讲三十年前的事,要从三十二年前认识一位老干部开始。那时我正血气方刚,参加外交部江西上高“五·七干校”劳动。我们住处不远的田边有条小水渠。清水潺潺,绿草茵茵。一位几乎秃了头顶、瘦高个子、弓着腰的老人,总是不离人们的眼帘。走近前的人,都愿意与他唠上几句。老人一面笑着搭话,一面从来不忘自己的活计。他手握鞭子,赶着三四头耕牛,早出晚归,十分辛苦。牛被他放养得又肥又壮,他自己却老是那么干瘦。细看上去,老人腰间系着皮带,皮带上挂一个小小布包,里面装的满是零钱。每逢不小心牛吃了路旁庄稼,他就按庄稼实际损失,赔种田人钱。江西老表尊敬他,称他为“老八路”。听“老八路”说话口音是标准的陕西腔。

我们谁也没想到,连队指导员调回北京后,这位陕西“老八路”来到连里接替了指导员的职务。没多久,大家知道了“老八路”的身世。他的名字叫李连壁,确实是陕西人。他在西安上中学时便参加了革命工作。从西安去延安,他与周恩来同志乘坐同一辆卡车。周总理当时坐在驾驶室,他们几个年轻人坐在卡车货斗里。自那以后,李连壁成了革命队伍里的一名“知识分子”。那时队伍里像他这样的人,遇有大的战役常被组织上“保护”起来。当然,他也经历过革命斗争的艰险,但那不是战场上枪林弹雨式的。也可能正是有这层原因,他对战争中牺牲的战友格外怀念。他不止一次对我讲过:“遇到什么想不通的事,甚至受了委屈,想想他们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话说得平和,听了令人信服。我和他的接触日渐紧密,受教益也多,对他本人的认识不断加深。“文革”前李连壁在我国驻波兰使馆任政务参赞,作为王炳南大使的助手,参加过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他为中美关系的前期接触和进展在第一线付出过心血。因为尽心竭力工作和操劳,他累得骨瘦如柴,一米八左右的身材体重不足百斤。据说在驻波兰使馆期间的一天中午,紧张工作之余,他想躺在床上歇一会儿,无意中蒙上床单睡着了。当王大使有事派人到房间找他时,竟没有看出床上躺着个人。那人匆匆报告大使,说李参赞不见了。结果弄得大家虚惊一场。由此可见,他身材“苗条”到何等地步!

李连壁从江西调回北京,于1972年5月至1976年2月出任中国首任驻某国大使兼任驻欧共体大使。他在使馆工作的实绩,对人颇有教益。大家见面时常提,说李连壁的责任尽管重了很多,然而他能团结同志、尤其注意发挥第二把手的作用,工作很快打开局面。当时,刘相伦作为政务参赞,是李连壁的主要助手,两人彼此敬重,合作默契。

当时使馆工作的不利因素,是该国首都的间谍活动频繁,监听中国使馆的罪恶活动达到猖獗的地步。我们反间谍的任务十分紧迫。

建馆初期,我国驻该国使馆的馆舍是接收原国民常反动政府使馆的房产,办公楼有整整一面墙与“邻居”贴着,而且两家房子都临街,各走各的门,没有接触机会。于是,国际间谍机构钻了空子,他们通过种种手段,深入“邻居”房间,安插了“据点”,在我方楼墙安装好多个窃听器,无耻地偷听机密情报,被我们侦破。为了打击敌特机关的嚣张气焰,使馆领导决定破获这些窃听器械,保卫我国的主权尊严。

李连壁大使知道刘参赞以前搞过公安工作,觉得正好用其所长。他让刘参赞统一领导这次特殊的战斗,既要获取全胜,又不要使刚刚建立起的中国与该国的关系受到任何影响。而所有内部前期准备工作提前秘密进行,不能走漏风声。于是,刘参赞运筹帷幄,与有关人员共同制定出周密的侦破计划,直至抓住良机干净利落地“了结”了此事。

那年,我出差路过该馆,见到李连壁大使,受到他亲切的接待。我们共叙了别后往事,记忆犹新,倍觉惬意。在使馆大院散步时,他走到一棵大树旁边停住脚,像是想起什么事要告诉我,欲言又止,然后,小声地用陕西口音说:“咱到楼上去一会儿。”李大使在他的办公室对我谈了前不久使馆破获间谍机构窃听器的事。他说,刘参赞这人心细如发,把事情办得天衣无缝。大家齐心协力,迅雷不及掩耳,转瞬之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将敌人的窃听器从我方墙体中悉数清除。说着,他顺手递给我一份有参赞签字的相关材料。

我一下子被那刚劲潇洒、圆润秀丽的书法所吸引,说:“刘参赞的字写得真好!”“他长辈的书法更漂亮。”李大使告诉我,“那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四川某地见到刘参赞长辈写的字时,曾当众赞不绝口,幽默地褒奖道:‘呀,这字写得,除我之外恐怕没有人比得过!’”

看了那材料,我更知刘参赞足智多谋,文字精通。李大使说,他还能打一手地道的太极拳。

驻某国使馆的工作、生活情况同此前一样,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那时候,每日清晨都有不少馆员在使馆大院按时集合,由刘参赞领着大家在使馆大院里打太极拳,或进行别的晨练。然后,说说笑笑地共进早餐。随后,开始繁忙的工作。忙中有闲,苦中有乐,心情舒畅。

窃听器被我“挖光”以后,“邻居”既未“报警”,也未过问我方。他们自从吃了那次哑巴亏,看上去有所收敛,至少没有故伎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