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海外遗产:委内瑞拉总统一生崇拜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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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核心提示:但从长远来看,确实有一些读着毛著而成长起来的人成为了这个地区的主流。包括今天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他曾不止一次说过:“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能说出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 2008年11月19日,胡锦涛在古巴访问,古巴的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唱起了《东方红》,表达对中国最高领导人到访的敬意。这令很多中国青年人诧异:为什么古巴的领导人会唱这支“老掉牙”的歌儿? 其实,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都是红色的20世纪留给中国的文化遗产。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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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但从长远来看,确实有一些读着毛著而成长起来的人成为了这个地区的主流。包括今天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他曾不止一次说过:“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能说出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


2008年11月19日,胡锦涛在古巴访问,古巴的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唱起了《东方红》,表达对中国最高领导人到访的敬意。这令很多中国青年人诧异:为什么古巴的领导人会唱这支“老掉牙”的歌儿?


其实,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都是红色的20世纪留给中国的文化遗产。毛泽东没有踏入非洲、拉丁美洲,但却在这些地方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毛泽东著作有组织的出版和有系统、有计划的发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英俄日的网络


毛著向世界的传播,早在1920年代就开始了。1927年5月27日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就用俄文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48年斯大林提出要翻译《毛泽东选集》,并派出理论家尤金来到中国。中国由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师哲组织负责中文译成俄文工作。尤金向斯大林推荐了《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斯大林最早阅读了《实践论》,之后便交给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该刊在1950年12月(总23期)发表,同年12月23日,《真理报》全文转载。此后,毛泽东的其他著作逐步被介绍到苏联。


有组织的大规模向外发行毛泽东著作,是在建国以后。据方厚枢先生《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中记载,在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国际新闻局即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当时师哲任外文出版社社长,第一本是用英、法、德、印度尼西亚、阿拉伯文出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在刚刚组建不久的专门对外机构——中国国际书店(今天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1950年的工作任务中就提出,中国要“输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介绍到外国去,特别要介绍给东西方被压迫民族”。经刘少奇批准,1953年5月25日,中国国际书店经理邵公文与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代表汤姆斯·罗素签订在英国出版《毛泽东选集》英文本的协议,这是中国建国后第一本委托翻译出版的书籍。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是英国共产党所属的出版社,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毛泽东著作的主要发行对象就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左派团体等书店和会员。


中英甲乙双方同意,《毛泽东选集》英文本卷数及各卷内容与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保持一致。乙方负责制作各卷初版纸型,其所有权在合同有效期满后仍归甲方。乙方交付甲方的版权税,按销售册数的每本零售价10%计算。


劳伦斯出版公司在英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英文本(1—3卷)分为4册,于1956年出版后,第1版印1.2万册,主要面向欧洲大陆以及英语国家发行。此后该出版公司一直下设“中国书店”,发行各种中国杂志和图书,如12种文版的《中国画报》,在1957年能够每期发行26万册,英、法、日三种文版的《人民中国》能够每期发行6万册,英文版《中国建设》每期发行5.9万册,与中国合作长达30年时间。


在近邻日本,与刚刚组建的新中国一直保持联系的是日本共产党等左翼组织。据马祖毅的《汉籍外译史》记载,日本在1952年就陆续出版了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3卷,其中单行本《实践论》《矛盾论》印数达到30万册。1957年《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后,同年8月日本的《中央公论》就刊载了由亚细亚通讯社翻译、竹内实校阅的全文。


日本共产党等左翼组织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编译委员会”,在1962年6月以上、下册出版了日文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7000册首印,仅一个月时间便抢购一空。从1970年到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毛泽东集》,总共收录了毛泽东1907年至1949年10月1日著作427篇,以后又以《补卷》、《别卷》收集了《毛泽东集》以外毛泽东少年时代到1949年出版的文章、著作500多篇。这套庞大的文献资料,一直到1986年由日本苍苍出版社出版,20卷,收入毛泽东文稿1132篇,计3659页,约349.7万字,是外国学者编辑收文最多、最系统的一个版本。

行销中东


据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屠琳芳、景连如的回忆文章记载,中国图书尤其是毛泽东著作在中东地区的发行,经过1952—1954年的初创期,从1955—1961开始起步,到1962—1966年有了大步发展。可以说,六七十年代是最辉煌期。


经销量最大的是伊拉克的巴格达出版社、莫珊那书店,其中莫珊那书店是伊拉克历史最悠久的书店。当时伊拉克政府积极谋求摆脱西方控制,因此大量需求中国取得独立胜利的经验,他们组织学者翻译、选译毛泽东的一些著作,1958年的发行量为9万册,到1959年达到33万册,1955—1961年累计发行超过50多万册。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出版社,经理艾迪卜·东巴基曾三次访问中国,组织学者翻译阿拉伯文版《毛泽东选集》1—3卷,及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多种,此外还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几种图书,并把中国图书发行到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合作长达30多年,迄今仍是中国图书在阿拉伯地区的转运中心。


埃及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环球书店等也积极发行中国图书,尤其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国坚定地站在埃及一边,支持埃及收回运河主权,因此带动中国出版物在埃及的巨大增长,从1955年的不足1000册,到了1957年就猛增到21万册。


但不久后的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合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由于阿联当局在国内掀起反共浪潮,毛泽东著作的发行受到限制和禁止。两个地区扣留《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书的阿、英、法三种文版6000册,曾长期经销中国图书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被查封,负责人被捕。此时黎巴嫩长期从事中国图书的法拉比书店也大量退货。


这和国内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思潮直接相关。1958年中央外事小组也提出对外宣传的中心任务,是反复宣传东风压倒西风以及毛泽东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想,因此向世界各国推销毛泽东著作,并在世界各地举办大小书展61起。虽然个别受到抵制,但毛泽东著作已经广泛发行到阿拉伯地区。


非洲“畅销书”


1960年,中央外事小组在制定外宣工作规划时进一步提出:为了适应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要大大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泽东选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1962年在《关于改进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把以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确定为基本政策,“通过发行书刊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出口总方针是配合国际革命运动的发展,经常地、系统地、千方百计地而又稳步地向全世界特别是亚非拉地区发行我国书刊,首先是外文书刊,以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政治性书刊为主”。因此,到了60年代后期,中国国际书店发行国家名单中大量增加了非洲大陆国家:


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塞拉利昂、苏丹、索马里、象牙海岸、乌干达、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摩洛哥、加纳、贝宁、马达加斯加、索马里、桑给巴尔、尼日尔、达荷美、马提尼克、瓜德罗普等国家和地区,几乎包含了整个非洲大陆。


其中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几个国家曾由政府领导人发出号召,向中国人民学习,学习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因此,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国家大受欢迎。


马达加斯加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学校成批购买;一些学校经常开办中国问题讲座。毛泽东著作60年代在非洲的影响一直延续到70年代,贝宁的一些国营公司还曾在1975—1978年三年间订购中国图书20多万册,主要用于干部教育和学习用的政治书籍。


最为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亚,一切向中国学习是政府当时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订购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其中大量是毛著。该国的人民书店曾来信称:“你们的图书,像刚出炉的面包,供不应求……”其中“埃塞俄比亚图书文具店”长期以来是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代理商,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后。1986、1987两年间,仍然订购《邓小平选集》、《周恩来传略》《了解中国》等图书54万多册。


加纳政府在恩克·鲁玛执政时期,曾大力向中国学习,并由“人民书店”、“星书刊社”、“党书店”等单位常年销售中国图书和毛泽东著作。据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统计,1962—1966年五年间,中国书刊在加纳的发行量为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此时的毛泽东著作,在非洲大陆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

1982年,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在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举办博览会时,中国图书展台前经常有一些大人领着孩子前来询问一些当时国内也少见的图书,如《狼牙山五壮士》《海娃的故事》等等,工作人员很奇怪,问到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书的,这些大人说:他们小时候经常看这些书,还读过很多中国画报和其他中国书,并当场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证明对中国的了解。


风靡拉美


据中国国际图书公司王文秀的文章,毛泽东著作在拉美地区的传播,与非洲相近,大体也经历了1952—1961年的初创期、1962—1976年的发展期、1977—1988年的调整期。


在初创期,主要是借助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左派书店来合作,如在巴西有共产党所办的胜利出版社、旗帜书店。其中胜利出版社曾组织翻译过葡萄牙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等政治图书。旗帜书店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2500册,是巴西发行最多的一家。


在阿根廷,阿根廷共产党创办的劳太罗出版社、迪尔普莱书店发行最多。迪尔普莱书店也是阿根廷经销中国图书、期刊最多的一家,图书每种3000册,《人民画报》每期3000份。


乌拉圭共产党所创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曾翻译出版西班牙文版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外还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哲学史》、《春蚕集》、《李有才板话》。毛泽东著作每种订货基本在1000册以上,每期发行《人民画报》1100册,儿童读物2500册。


在古巴,1959年推翻独裁政权后,古巴人民社会党所办的古巴书店、新民主同盟所办的光华书店,都积极发行毛泽东著作,由每种2000册至5000册不等,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由每期的2000份,到1961年的5000份,不久增加到10000份。《北京周报》西班牙文版创刊后,也曾发行到5000份每期。此一时期是中国书刊在古巴发行的鼎盛时期。


1962—1976年,中央外宣领导小组在拉美的工作方针依然是“通过发行书刊向全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此段历史时期虽然历经中苏关系破裂、中古巴关系冷淡,尤其是智利、乌拉圭等国发生军事政变,但拉美地区的发行仍然取得长足进展。


在哥伦比亚,主要是从哥伦比亚共产党退出后另组建的党派所办书店经营。如克拉维尔公司,就是工学农运动领导人阿培亚在1963年4月访华后所建。到了70年代,发行力量由左翼革命运动组织和由加米洛神父命名的革命组织来担任,由于正值哥伦比亚独立运动期间,各种革命党派、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迅速增长,从首都、省会到偏僻乡村,纷纷来信,要求订购毛泽东著作和各种政治小册子,各类图书由1967年6万多册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册,期刊由1967年的30多万份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份。


在智利,60年代初期,由智利共产党分离出来的斯巴达克派与中国国际书店取得联系,大量发行中国图书。1970年,阿连德当选总统,当时智利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智革共、社会党、激进党、左派革命运动等党派纷纷创办书店,一些工人、教师甚至农民都要求发行中国图书。因此,1971年期刊批发量每期达到15125份,订户达到30600份,图书总量为258280册。可惜不久,阿联德政府被推翻,中国书刊遭到查封,一些代销人流亡到国外。


在委内瑞拉,曾在中国新华社工作期满的西班牙文专家维克多·奥乔亚,1970回国后与人合办东风股份公司,下设东风书店,专销中国书刊,1975年又开设东风画廊经营中国艺术品。奥乔亚曾经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达到4000份,《北京周报》3000份,《中国建设》每期2000份。


急剧衰落


在1977—1988年的12年间,包括毛著在内的中国图书在美洲呈急剧下降趋势。其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由于拉美八国政党不了解中国的政策变化,一些拉美左派书店、出版社纷纷与中国断绝往来;二是中国扭转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影响,一改过去以宣传扶植为主,“经济为政治服务”的做法,对经销户加大了收款、催款力度,不盲目追求数量,采取务实开放的文化交流政策;三是中国在拉美地区发行的图书以美元定价并结汇,许多经销商因缺乏外汇,无力支付书款,因此销售量大幅下降。


该时期拉美发行最多的国家是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除极少数因为政治观点不一致而中断中国图书业务往来,其他大部分是小商小贩,绝大部分不能付款,仅靠赊销发行中国书刊维持。1977年在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图书发行数量为373903册和333415册,到了1987年仅为5512册和7276册。期刊发行量在1988年,哥伦比亚仅为每期3588份,订户3206户;秘鲁仅为每期2722份,订户476户。


与非洲不同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拉美地区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思想文化输出,表面看来现在成果不多,比如至今还与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有合作的文化书店屈指可数。


但从长远来看,确实有一些读着毛著而成长起来的人成为了这个地区的主流。包括今天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他曾不止一次说过:“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能说出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


时光转到1992年,那一年阿根廷一家书店曾自发翻印西班牙文版《毛泽东选集》两卷本,面向拉美各国发行,结果很多书店供不应求,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就销售1000部之多。委内瑞拉仅有600万人口,而且文盲极多,这样一个销量,应该是畅销书的纪录了。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30多年已经过去了,毛泽东著作的传播和漂流史所产生的国际影响时隐时现。然而无论如何评价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地区的巨大影响,它都是“红色世纪”留给今日中国的一笔巨大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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