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历史—通化事件(日本人通化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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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size=12] 吉林省通化市,1946年2月3日,万余旧日本军人在国民党策动下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八路军(时称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控制了内应分子,端除了国民党暴动指挥部,以一千余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疯狂反扑,打死暴乱分子四千余人,其中日本人三千多人。当时气温零下二十几度,满街都是日本人裸露的尸体,三天后全部投进浑江冰窟窿中。当时从丹东撤回的八路军部队看到鸭绿江漂满了尸体,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通化事件是少有的中国人给日本人留下的巨痛!战后日本人一直想回通化搞祭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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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通化市,1946年2月3日,万余旧日本军人在国民党策动下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八路军(时称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控制了内应分子,端除了国民党暴动指挥部,以一千余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疯狂反扑,打死暴乱分子四千余人,其中日本人三千多人。当时气温零下二十几度,满街都是日本人裸露的尸体,三天后全部投进浑江冰窟窿中。当时从丹东撤回的八路军部队看到鸭绿江漂满了尸体,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通化事件是少有的中国人给日本人留下的巨痛!战后日本人一直想回通化搞祭祀活动,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如愿。

事件详细经过:

1946年2月3日,新春大年初二,已经向中国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以及日本战俘、商人、暴民在国民党的煽动下卷入国共东北主导权之争。更甚者,这些赌国民党会赢的日本人替国民党出头发动武装暴动,最终被善战而多谋的八路军彻底聚歼。战地漏网人员包括日本暴民和国民党党部人员遭八路军全城整整两周的地毯式大搜捕。暴动策划者和主谋者无一漏网,几千参与者不是战死就是被俘。一千八百名日本人或战死或被猎杀,三千多日本男性被集中关押,许多人因为冻伤手脚被截肢。暴乱核心人物一是原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二是汉奸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孙耕尧。孙耕尧暴乱前因机密泄漏被八路军事先逮捕,审讯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不料因为凌晨暴乱已经开始,电路被切断,行刑战士黑暗中没有击中孙耕尧。等到天亮时,暴乱溃败,八路军返回驻地发现孙耕尧等暴动头目均活着,遂补枪击毙所有罪犯。藤田实彦则是在全城大搜捕中第七天被公安干警从日本商社的一栋社宅阁楼中发现,同时三十多名日本人被捕。共产党在枪决所有日本主谋者的时候,唯独留下了藤田实彦的活口,五花大绑下让藤田实彦在展览会向所有参观者和游人反反复复地承认罪行。每见到日本人来参观,藤田实彦都会鞠躬谢罪:“真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最后藤田实彦羞愤成疾病死在通化民众医院。藤田实彦对日本人说对不起是由衷的。正是因为他在通化日本人中的威望和地位,以及他对形势的错估,坚持联合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夺取通化政权,最终导致暴乱失败后,在通化的所有日本男人都遭了殃。据中日双方的记载,数字有出入,但最保守的估计是一千八百日本人(日方有说3000余人的,也有一万多人的,当时通化周边共有日本投降军人和平民五万人)被击毙,死者统统赤条条的被扔进河里“水葬”。通化中国人在日本人十四年的统治下,生活在高压恐惧的赤贫中,对日本人深恶痛绝。尤其是日本人在投降后仍然觉得高中国人一等,宁愿将储备的战略生活物资包括棉被军服食粮焚烧了也不给市民一粒粮食一件衣服。一些胆大的市民试图在火中抢回些粮食也被日本降兵打伤打残,导致暴乱后通化市民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对日本人无论是战斗人员还是平民纵情泄愤--因为身后有中国武装力量支撑着。日军尸体的衣服都让市民扒走了,连金牙齿也被砸下。更让中国军队不可饶恕的是关东军卫生部队的残忍。原本为了利用日本的战地医院,在关东军卫生部队投降并表明愿意为中国军队和市民提供人道救援后,八路军将这支130人的卫生部队成建制地保留了下来。不料后来这支部队在暴动中成为骨干并残忍地用手术刀等医疗器械将中国军队的伤员统统挑死。作为报复,八路军将这所野战医院制服后,同样用手术刀将医院部队长柴田久中尉挑死。中国参战人员和日本人生还者描述,中国人杀红了眼。凡是口令答不上来了的,上去就是一枪;凡是躲在洞里或隐藏处的,二话不说手榴弹就进去问侯了;凡是躲地窖里的统统堵死出口和通风口一律活埋。直到第二天八路军通化司令部才下达命令:只抓不杀。此时,已经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尸体。于是就有了日本人的著作:“共产军虐杀日本人事件--通化事件”。全城大搜捕时,日本人的傲慢也害了他们自己。日本人自视甚高,入乡不随俗,中国的春节居然不在门外挂对联。于是八路军挨家挨户大搜捕,只要不挂对联的统统被破门而入,成年男子一律被绑走,只要稍作反抗就被击毙。于是,通化的日本人无论是商社从业人员还是铁道公司职员,统统被关入大牢。逃跑是愚蠢的,只要露出此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暴乱前夕共产党已经得到情报,日本人计划暴乱夺取共产党政权交给国民党。于是共产党秘密搜捕将一百多名原关东军指挥官员关押一处。然而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关押地点被泄漏。暴乱伊始,日本军队围攻临时关押处。而我方只有一个班的看守兵力,幸亏班长当机立断,用机枪将一百多名企图里应外合的在押犯全部击毙。除此之外,这个时候的通化孕育了以后中国的几个著名团体。中国空军的发祥地在这里,第一任中国航空学校校长是林弥一郎,原日军航空队队长。后来成为空军司令的王海上将遇见林弥一郎都要敬礼,言必称“老师”。林弥一郎差点儿在暴乱前夕被枪毙,幸亏延安时期的日本人八路军前田光繁力保才免于一死。总政文工团发源于此,前身是通化炮兵学校文工团。暴乱中,留用人员中的日本人试图开动坦克参加暴动被镇压。末代皇帝的皇弟傅杰之妻蹉峨浩被关押通化。蹉峨浩是暴乱中日本人营救的目标之一。日本人在营救蹉峨浩的局部战斗中赢得了暂时的,将蹉峨浩成功解救出来。然而在全局中仍然惨败,面对蜂拥而来的中国增援部队,日本人不得已将蹉峨浩送回关押处,自己逃亡后在大搜捕中被俘。八路军中朝鲜人部队对日本人无比憎恨,是我方所有部门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敌人策反的,也是对日本人大开杀戒最彻底的。 而挑动暴乱的国民党人是最懦弱的,几乎没有国民党人参与战争行为,都在家里等现成的:如果日本人他们就出来摘桃子;如果日本人失败他们也没有责任。但是共产党人没有放过他们,根据审讯日本战犯和国民党特务的笔录,共产党人逮捕了几百名在家等捷报的国民党人,最后枪毙了百来个通敌纵敌者。对于此次事件,日本人耿耿于怀,最近鼓噪声音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凌晨〔农历正月初一〕天色未明,南满重镇——通化市万家灯火,繁星闪烁,结束了十四年亡国奴生活的山城人民在喜悦中企盼光复后第一个春节黎明的到来。当时钟敲响四下时,全市电灯突然闪灭两次而后全城一片黑暗,接着位于市区中心的玉皇山上三堆大火冲天而起,城区不同方向也响起三声长音哨响,顿时喊声响起,枪声大作,数千名日本关东军武装暴乱开始了。


暴乱匪徒们手持机枪、步枪,挥舞战刀在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复仇心理的支配下,嘶叫着分数路向市内我行政公署大楼、通过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重要目标发起疯狂的冲锋,妄图一举消灭我军,重占通化。我党领导的自卫武装五百余人坚守阵地,英勇抗击着十几倍于我的武装暴徒。由于敌众我寡,又是分兵坚守,反暴乱战斗十分艰巨;我军阵地险象迭出。在我军各阵地中专员公署大楼的自卫反击战斗最为激烈。暴动乱开始后,左滕队长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周洪汉指挥近千名日军和国民党菲徒混合编队的暴乱分子,依仗人数众多和武器上的优势,疯狂地冲击行署大楼。坚守行署大楼的我军战士在行署秘书长夏骏青同志的指挥下,监危不惧,冒着弹雨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专署大楼。尽管如引顽强的抵抗,敌人还是冲上了二楼。在这危急时刻专员蒋亚泉同志处决了威逼他投降的警卫员〔内应分子〕后,立即来到战士中间边指挥边鼓励战士英勇杀敌。强暴的敌人以死决战,占领二楼后又向三楼发起了强攻,我守军决心与专署大楼阵地共存亡,与进犯之敌展开殊死博斗,大楼内杀声、枪声响成一片,形势万分紧急。就在这危险之承,我通化支队、朝鲜义勇军的机动部队赶到,从背后猛攻暴乱之敌。敌人腹背受创,在我军猛烈夹击下终于溃败,除少数逃窜外,大部被歼,专署楼内楼外敌尸堆积满地,血污斑斑。经过两小时的血战,黎明时分援军赶到,在援助军的配合下,我军终于以较小的代价,共毙俘暴乱日近四千人,其中校级以上的军官八十八名,取得了抗暴斗争的胜利,从而避免了历史的逆转和更大的流血。


密谋暴乱


震惊中外的通化“二·三”日军反革命暴乱事件是蒋日特分子合流产物。通化市地处我国东北的东南边陲长白山区,南部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北部与松辽平原相连,这里煤、铁、森林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也是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的故乡。在军事上,踞通化进可出东北松辽、退可守长白天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名将杨靖宇、王凤阁将军均在通化为国捐躯。日寇统治时期,通化市是伪通化省省会,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之前,日本曾一度阴谋将伪“满洲国”国都由新京长春迁往通化,“八·一五”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我八路军迅速进驻通化接收日军的投降,解放了通化,建立起人民政权和地方武装。随着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至一九四五年年底我东北军政大学、航空学校、炮兵学校中共辽东省委机关陆续迁至通化,通化市成为长白山区我党领导的中心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聚居潜伏在通化的大批蒋日特务分子不甘心于失败,企图把通化从人民手中夺走,频繁地进行暗杀和武装颠覆活动。为了将我军逐出通化,他们曾数次组织伪军警土匪武装进犯通化,均被我粉碎。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出于内战的需要,欲占通化鞭长莫造成对东北我军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但是那时国民党中央军远在关内,占领通化鞭长莫及,地方小股土匪武装又难以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国党反动派以为通化有数万名日本人,特别是其中有六千名已缴械的日本关东军可以利用,于是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光忱的亲自策划下,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为首的蒋特分子与日本关东军滕田大佐等复仇主义分子几经讨价还价,达成以暴乱成功后成立“中日联合政府”为务件的日军暴乱秘密协议。为了加速这个反共卖国协议的实施,从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起,蒋日特务分子加紧勾结,经过数次密谋一项旨在消灭我军、占领通化,建立“中日联合政府”为目的,利用春节期间我军守备空虚之机,由日蒋特务共同指挥,日本关东军为主力的“二·三”暴乱计划的保密。在未下达暴乱命令之前,知悉该秘密计划的人员仅限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负责人和少数蒋日特务分子。为了保守暴乱行动的秘密,电台通讯改用密码,有仅如此,辽宁省国民党头目李光忱还亲自指示藤田大佐暴乱行动时“要化妆,走路三步一回头,拐弯抹角朝后看”等注意保密事项,真可谓机关算尽。


阴谋败露


一九四五年末至一九四六年初,我军对于敌人的破坏阴谋虽然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但是对于蒋日反动派即将发动武装暴乱的情况却未掌握,严峻的形势对我军的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但是到了二月二日傍晚,距敌暴乱仅有十多个小时的时候,得意忘形的敌人将暴乱秘密泄露出来。原来二月二日傍晚,一个戴国民党微章的人,走在大街上被我哨兵发现。在对其盘问中,该人吱吱唔唔回答不清,哨兵认为可疑将其押送支队司令部。经司令部严加审讯,该人全部交代了当晚敌人要搞暴动,以及暴动的时间、信号等重要情况。而在这天的下午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内应分子及国民党特务头目孙耕尧分头秘密策反我军军官兵参加暴乱的情况也很快为我军所侦知。特别是敌暴乱头目孙耕尧、刘靖宇儒等策反我军军需股长沈殿铠时,沈假装答应参加暴乱并巧妙的将从敌人那里套出的暴乱秘密及时报告了我军。“二·三”暴乱计划内容要点是:一是提出了消灭我军夺取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的暴乱纲领任务;二是确定了功战我通化行政公署,通化支队司令部、市政府、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七处重要目标;三是组织总兵力为五万人的暴乱队伍〔其中日军三万人,国民党地方武装二万人,内应分子八百人〕;四是利用内应分子夺取我军炮校坦克四辆,航校飞机四架,并用日军投降时埋藏起来的机枪、步枪、手榴弹等军火装备暴动队伍;五是规定“山和川”为行动口令,市内以电灯闪灭为市内暴乱信号,在玉皇山顶燃放三把狼烟为市郊暴乱信号;六是规定暴乱标志:日军佩带“暂编东边地区部队”臂章,蒋特佩带“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臂章;七是暴动时间为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凌晨四时。敌人的种种泄密为我军粉碎暴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二月二日下午五时起,粉碎敌人暴乱的工作在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同志的领导下紧张而迅速的全面展开:以通化行政公署蒋亚泉专员为首的我军作战指挥部,迅速身机关下达了停止一切节日活动。党政军机关人员紧急动员,全副武装,进入阵地听命令。并火速催调援兵回师通化参加平暴。根据分省委的“分兵坚守,自卫反击”的抗暴方针,抽调通化支队、炮兵学校、朝鲜义勇军支队组成机动兵力,配合保卫专署大楼、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重要目标。收缴一切留守日伪人员武器,清除内奸分子一百七十余人。出其不意地逮捕了暴乱的首要分子孙耕尧等十多名主犯,摧毁敌两个暴乱指挥所。这一切进行得既秘密又神速。随着暴乱时间的迫近,我军对市区局势的控制也逐步加强。二月三日凌晨四时,日本关东军按预定计划准时发起了暴动,但由于秘密在暴乱前已经泄露,注定他们的结局只能象本文开头所描写的那样,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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