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中国工党:党员一度多达40万人覆盖16个省

陈继承 收藏 2 766
导读:本文原载于《瞭望东方周刊》 辛亥上海光复时,江南制造所(即江南制造局)是清军的最后堡垒,制造局木工师傅也加入攻方,协助革命军撞开大门,控制厂内八个火药库,内外夹攻,逼使清军缴枪投降   春风沉醉的晚上   楼梯吱呀,下夜班的女工惊起伏案书生;白天女工上工,过楼梯口又回望酣睡书生紧闭的门。他们同租一楼,却咫尺天涯。   从1905年柳亚子写女工罢工的《劳动狱》,到十多年后郁达夫写书生与女工相互琢磨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相互“读你”总是唱不

本文原载于《瞭望东方周刊》




辛亥上海光复时,江南制造所(即江南制造局)是清军的最后堡垒,制造局木工师傅也加入攻方,协助革命军撞开大门,控制厂内八个火药库,内外夹攻,逼使清军缴枪投降


春风沉醉的晚上


楼梯吱呀,下夜班的女工惊起伏案书生;白天女工上工,过楼梯口又回望酣睡书生紧闭的门。他们同租一楼,却咫尺天涯。


从1905年柳亚子写女工罢工的《劳动狱》,到十多年后郁达夫写书生与女工相互琢磨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相互“读你”总是唱不到“懂你”的节拍上。


“五四”以后共产党人怎样破解密码是后话。在之前好几十年间,不需知识分子点拨启发,紧要关头,工人就能自发掏出唯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罢工!”


1911年8月5日,上海闸北协和、晋昌、长纶、锦华丝厂女工联合罢工,勤昌、久成两丝厂响应。总罢工人数三四千人,持续一周余。“妇女解放”和“工人运动”,贴上两个隆重标签,很容易把这些女工与几个月后的革命洪流联系到一起。


然而这几天里以及前前后后类似的女工抗争,如同无数条小河,确有支流汇入革命主流,但大部分不过默默干涸。


1895~1913年间,非技术性女工为主的罢工,占到罢工总数的七成,却胜利者寥寥。更常见的情况是,热闹了几天,在无奈复工后怀着冰冷的心情回家,进门先被父母兄嫂一顿打骂:“几日勿交钱给家里,轧姘头去了吧?”


她们


六丝厂联合罢工,原因是索要欠薪并缩短工时(原每日工作12小时),后部分达到目的,在厂方发放欠薪后复工。


此前几个月,上海丝厂女工几乎一月一罢工。1月,罗家港丝厂账房欲扣半月工资,六七十女工至捕房控告;3月,协和丝厂300余女工因减薪罢工,警方弹压,为首者受杖责;4月和5月,义新纱厂和宝和丝厂女工因索薪与厂方冲突后罢工。


为什么“她们”一而再地冲出厂去?


外国记者在缫丝厂报道说,气温差不多能把人蒸熟,随时都有工头把女工的手按到烫水里作为惩罚。和丰纱厂管理法规定对工人处罚要用刑具。杭州鼎新纱厂有个女工叫冬姑,偶尔讲了句笑话,被工头看到,就在她车上挂了牌子“喜气洋洋,罚洋半块”作为羞辱。


中国工人的工资比世界各国工人都要低。188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说,“中国人工每工1角8分至2角8分,外国7角半至1元,工价悬殊己过半”。同类工作工资约为美国的15分之一,非技术女工低至每日薪金5分。


可能只因为一个耳光,一条继续加班的命令,长期积怨就此爆发。女工们应该没有觉得自己是“造反”或“起义”,她们只想逃离那可怕的环境,涌出厂门,在街道上和公园里自由地行走——不清楚目的是哪里。她们也很少像以后的有组织罢工那样去占领工厂、把持机器,因为工厂和机器让她们如此厌恶。


罢工没有带来处境的实质改变,女工还是一罢再罢。她们卑微的愤怒,如小火烤着城市底盘。


他们


“他们”与她们有云泥之别。


技术工人,如江南制造局的宁波技工,能读会写,收入颇丰,一个人养活一家四五口。他们往往“在帮”,工匠以外,另有社会身份:某会某堂的老几,这个身份是稳定工作的保障。从乡村来城市寻生路的新移民都会很快发现,几乎所有的工作机会都和帮会有联系。


为何孙中山如此倚重会党?一个原因就是咱们工人有力量。


此时中国产业工人总数超过150万,集中于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地和铁路、矿山、航运、纺织、造船五大行业。1900~1910年,大约25万工人在500人以上的工厂工作。集中,就容易鼓动。


1853年小刀会进攻上海县时,遭遇的唯一政府军是40名道署亲兵,就这点人中17个还拒绝开枪,因为他们首先是“三合会”,然后才是公务人员。



技术工人通过同乡会和帮会,结成有团队精神的预备部队。立宪派惯把工人视为不开化人群,但“收回利权”运动中一看人马不够,就常常想起“叫上”工人。


在保路运动中筑路工人暴动之前,1907年江浙展开了反对英国资本家建宁波-苏州铁路的“拒款运动”,杭州工人“愿逐日节撙血汗齿积,陆续汇存银行购买路股”。


更早在1903年,云南蒙自万余矿工反对向外国出售滇桂矿权。勇悍的矿工不惧在云南修铁路的法国人,“屡与开衅,法兵被杀虏者甚多。”


1906年萍浏醴起义,同盟会难得地采取了群众路线。安源煤矿工人领班、哥老会首领“老龙王”肖克昌和手下数千矿工参与起义,孙中山喜称同盟会“自动之义师”。起义檄文宣布:“必建立共和民国”,“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于是矿工暴动插上了孙中山旗帜。


辛亥上海光复时,江南制造所(即江南制造局)是清军的最后堡垒,制造局木工师傅也加入攻方,协助革命军撞开大门,控制厂内八个火药库,内外夹攻,逼使清军缴枪投降。


在武昌起义前夕,楚望台军械库工人就常替革命机关廉价收买子弹和炸药。修理机关枪时,有意破坏零件。民军与北洋军激战之时,汉阳兵工厂工人迅速复工,日夜不停地赶造军火,支援前线。“平时每日造枪六十枝,现加至八十枝,夜工倍之。”


工党


处在中国政治难得的大实验时代,1904年就有声音鼓吹中国工人“也学外国结一个大党”。革命后,现代工会组织萌芽出现。


1912年1月,工人徐企文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工党;4月,上海缫丝女工金闺凤等组织缫丝女工同仁公会;5月,江南制造局工人成立制造工人同盟会;1914年上海码头工人成立“裕后社”;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成立“集成同志会”。


这其中,工党最像一个正式政党,但留下的痕迹不深,被人提及的概率更小。


上海光复后,徐企文等即酝酿建党。12月末召开过一次发起人谈话会,到会者有上海求新机器厂、同昌纺纱榨油公司、祥生公司、信义西式木器厂、巩华制革厂等工人数十人。会上发生过争论:“有倡议引入资本家以厚党力者,一般明达工人反对,以为劳动界当自求自助,庶可不背党旨。”


翌年1月22日,中华民国工党正式成立,规定“凡工界同志年在十六岁以上,能自营生计者,不分穷富、男女、宗教、均得入党”。


总部在上海,各省设支部。未及半载,支部已达70余处。其中由龙璋领导的湖南支部和唐山支部势力最大。《新青年》记载,唐山各厂工人大多入党。


1913年初工党在南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号称党员达16省40多万人。总部规划开办工人储蓄银行;组织劳资协商;在上海开工党铁厂,生产工党发明的双轮轧花车,吸纳罢工失业工人上岗;支持工界参政,主持国会上提交关于工界议案;开办工人补习所、工人医院,免费发药;每周日集合各行业工人开会演讲。


湖南长沙染工700多人加入工党后, 向店主要求增加工资、规定工作时间。店主宁愿停业也不同意。工党即筹备组织染工工厂,登报招股,每股五元,因斗争失业的工人即可进工厂工作。


1913年“二次革命”前夜,徐企文发动了进攻江南制造局的反袁起义。这种起义向来评价不高,而二次革命的大本营也并未将徐企文行动纳入序列。起义失败后徐企文被押至北京,以“捣乱分子”罪名处死。


1911年8月5日上海六丝厂女工大罢工这天,距武昌首义日还有66天。


次年5月,江南制造局工人组织“制造工人同盟会”,遭勒令解散。工人搬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集会结社为吾人之自由权”,“嗣后如有不平等之事,一体罢工,自谋生计,勿依赖于一班富豪及腐败之官员也”。


不到十年,工党就成为模糊历史。1922年发动开滦3万余人大罢工的中共唐山地委书记邓培回忆,唐山工人受英国工党影响曾组织工党。


这个时期,在上海,杨之华等知识分子脱下洋装旗袍,一身工装进入英美烟草公司、祥生船厂,在许多春风沉醉的晚上与工人作倾心谈。此后,“五卅”运动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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