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中,武侠片是最有情怀也最类型化的影片。不同于西方的动作片重视觉、求刺激的外放风格,中国武侠电影更讲究性情的修养,所以不管把武侠片划分成多少风格,始终不变的还是对“侠”之精神的推崇。尤其在香港的武侠片中,这种精神表现更加明显,没有说教的成分,也没有刚直不阿的姿态,让精神境界得以寄托的反倒是情感层面的表现。


但是在《武侠》中,侠士的味道并不强烈,取而代之的是对泛人性的探讨。甄子丹与金城武的对弈应该是整部影片的重点,一个是想隐藏身份安居乐业的江湖恶人刘金喜,一个是倔强于法理的正义捕快徐百九。他们都拥有一个正面的形象,也同样不缺乏人性的污点和弱点。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很不像在江湖上混迹的人;从形式上看,很有老美双雄对决的做派。不过,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却把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给打破,以一段前无铺垫后缺交代的江湖恩仇,重笔描述了退隐江湖的悲剧,惨烈地毁掉了电影的大格局。


电影剧情面临着同样的问题,115分钟的影片里有差不多70分钟的案情解构,徐捕快在破案的过程中还不忘把自己的家底给介绍一下。与之相呼应的是谜一样的刘金喜,在徐百九调查屠夫家灭门血案之前,刘金喜究竟何人一直是导演调观众胃口的悬念,也是剧情推进的线索。其实,抛开“武侠”本身,这样的剧情结构很有意思,非常有好莱坞工厂的质感。但是,武侠到底是很纯粹的中国情节,把它强行放入很西方的模式里,反而使它产生水土不服的反应。影片后45分钟,略显脱节的剧情就是这一弊病最好的证明。


一直以来,国产电影都在传统与创新之间纠结。太传统的被看做落后,有突破的又存在四不像的问题。症结究竟出在哪里,以普通大陆观众的角度猜测,大部分原因可能归结于生在文化大环境中,却迷失在各种再不熟悉又眼花缭乱的传统里,因此对许多尝试难认同,对许多承袭也无法接受。


在《武侠》上映之前,与其共同参加戛纳电影节影展的王颖导演作品《雪花秘扇》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为了让观众理解,导演在处理剧情中选择了现代语言直白的对许多含蓄的内容进行表达,破坏了影片中应该具有的文化特征和地域特点。再者,要说清楚直观的,又要表现含蓄的,致使两部影片在风格上都有脱节的现象。如《雪花秘扇》中当代与古代之间的穿越,显得不相匹配;又如《武侠》中前后部分表达的思想,明显感觉格格不入。

武侠片在中国发展的这许多年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也衍生出许多旁支,这些细枝末节的出现都反应出了不同时期“武侠”文化中所包含的传统思想。只是这些思想在与现代观念碰撞的时候,有些因为融合得较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有些则因为不能引起观众反响而消失在观众的视线里。


陈可辛可以说这是他一次大胆的实践,观众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把它当做派别细化的象征不无不可。但是,实践常常意味着冒险,当然需要更审慎的目光去看待它。导演在本片中所花的心思是可以看得到的,像豪斯医生一样在死者身上找疑点,像大侦探福尔摩斯一样通过微不足道的线索还原命案现场,这些观众喜闻乐见的商业元素被运用得很好,剧本也安排得很恰当。如果就这样让徐百九和刘金喜对决到最后,中间不加入任何干扰,相信这部影片的票房表现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可是,如果只是这样拍《武侠》,那么影片就必须改名了,性质也就改变了,恐怕陈可辛的实践也会变成抄袭流水线的平庸作品,在电影市场上昙花一现之后再无水响。


如此两难的局面,并不能怪制作方把票房放在第一位,也不能怪编剧不用心,更不能怪陈可辛不够认真。其实,现在大陆上映的很多影片,但凡跟传统挂钩就有变味的可能,这也算是中国电影市场独特的乱象。层出不穷的混搭古装电影争先恐后的在院线一边挨鸡蛋砸一边赚得盆满钵满。因为,它们能给电影市场带来活力,越来越多元化的大陆电影市场在尝试许多新的可能,尽管几乎每一个可能都无可避免的带有瑕疵,但是它们却能在当前这阶段推动产业不断向前。


《武侠》固然有它的问题,但它也算是一个缅怀过去的创新。如果非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它是一次实践,不如提醒电影人它是一个实验,一次避免让其他电影人犯同样错误的试验。传承与创新之间的维系困难,但不无可能,中国电影人的创造空间还有很大,只是能打开这个空间的人不多。要等待中国电影像好莱坞一样盛行天下,还需等待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