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略论蒋介石幕府》看蒋之用人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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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核心提示:在上述各大战场中,解放军主帅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聂荣臻、陈毅、粟裕都是一流的军事家,而蒋任用的主帅人选则相去甚远。连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少将也承认:“共军的领袖,都是极端能干的人,远胜国军将领。”

从《略论蒋介石幕府》看蒋之用人之术



本文摘自:《浙江学刊》2001年03期,作者:张学继(笔名张国钧、张启荣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原题:《略论蒋介石幕府》


一、以三缘原则遴选幕僚


熊式辉是新政学系巨头,蒋介石的高级谋士,对蒋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他认为:“蒋一切用人行政不外三缘(地缘、血缘、学缘)。”(注:《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763页。)董必武在《大后方的一般概况》一文中也指出:“蒋和他的干部有三种关系”,即“亲戚关系”、“同乡关系”、“同学或部属关系。”(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下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81年编印,第408-409页。)综合熊、董两家的说法,笔者以为概括为血缘、地缘和业缘更全面。下面分别叙述:


(一)血缘


蒋介石很注重血缘关系,他重用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妻兄,人称国舅,宋子文历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行政院院长等要职;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历任实业部长、财政部长、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宋孔两人轮流为蒋介石执掌财政、金融以及行政大权。蒋介石还任用了不少蒋家的族亲及外婆家的亲戚。据王舜祁著《蒋氏故里述闻》一书记载,他们是:侍卫长蒋孝先、王世和,内务副官蒋孝镇、蒋富寿,军法司长王震南、信托局长孙义宣、侍从室组长汪日章,要塞司令孙星环,铁路局长孙鹤皋,空军司令毛邦初,军令厅长毛景彪,督察长毛圣栋等。


宋美龄是蒋介石的第四房夫人,但却是正式的“第一夫人”。蒋宋不单纯是夫妻关系,从公的方面说,宋氏担任过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多次陪同蒋介石或代表蒋介石出国从事外交活动,是国民党对美外交主导人物;更重要的是,在蒋介石的家族政治中,宋美龄与孔祥熙、宋蔼龄夫妇结为政治同盟,在幕后干预蒋的决策。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魏伯聪(道明)又谈:渠以为年事入老境者,无不受少妻支配,只是程度轻重而已,盖以方蒋介石与王宠惠者。按蒋先生之护庇宋孔,不仅不利于国家,且不利于宋孔(不能使其早接受小的惩处以远引,反使彼等生心活动地位,彼等之亲近更藉以蠧国)。”(注:《徐永昌日记》,1947年8月1日。)蒋介石的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在日记中颇有感慨地写道:“自古姻戚无不影响政治,委座不能例外,难矣哉!”(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由此可见,国民党上层人物都认为蒋介石是受宋美龄支配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唐纵在其日记中有很详细的记载,这里不赘述。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他们之间也不单纯是父子关系。在蒋介石的部下面前,小蒋对老蒋不称“父亲”而叫“领袖”,这就明确说明他们之间是上下级关系。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是家天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但家天下的残余依然强烈。蒋介石大权独揽,实际上是个不加冕的皇帝,他处心积虑地培养蒋经国接班。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蒋介石的一切人事布局都以保障蒋经国的接班为前提。但在大陆时期,蒋介石的计划受到各既成派系的掣肘,阻力重重,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加快了培植儿子接班的步伐,并且如愿以偿。

(二)地缘


蒋介石特别重视地缘。一位在海外研究中华民国史的学者指出:“蒋对其浙江籍追随者有特别的感情,也信任邻省江苏籍的追随者。他早年同陈其美在一起的经历也许加强了这种乡情。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十年中,他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度过。他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朋友后来成为他所信任的谋士。他们当中有张人杰、陈果夫、陈立夫、戴季陶、黄郛和张群。他在其支撑派系的追随者中,同浙江人比较亲近。陈氏兄弟、戴笠、胡宗南就是引人注目的例子。”(注:田宏懋:《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第77页。)应当指出,上列诸人中,张群是四川人,而不是浙江人。江苏籍的幕僚人数不多,吴稚晖、叶楚伧、顾祝同、钱昌照、陈继承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而浙江籍的幕僚人数众多,张静江、戴季陶、黄郛、邵力子、陈果夫、陈立夫、陈诚、陈布雷、朱家骅、胡宗南、蒋鼎文、汤恩伯、陈仪、戴笠、毛人凤、徐恩曾、叶秀峰、周至柔、俞飞鹏、俞大维、俞济时、林蔚、潘公展、董显光等都是。他们之中,张静江、戴季陶、黄郛是蒋介石最倚重的三大军师,而其他人物则分别为蒋介石掌握党权、军权、特务权以及交通、财务、军需、后勤、机要、舆论宣传等重要部门,他们是蒋介石幕府中最显赫和最有实权的人物。


(三)业缘


业缘的范围很广,包括诸如同学、同事、师生、结拜兄等弟多种关系。在上述关系中,蒋介石最重视的是师生关系和结拜兄弟关系。


蒋是从黄埔军校练兵起家的,蒋之所以能够在政坛屡仆屡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支绝对听命于他一人的黄埔系军队。蒋介石一生的职务虽然屡变,但黄埔学生一直称蒋为“校长”,以示他们是“天子门生”。三民主义力行社、中华复兴社,是由一批狂热拥护蒋介石的黄埔学生组成的,他们中的骨干号称“十三太保”。著名军事家杨杰说:“委员长的成功秘诀就是‘作之君、作之师’。所以,至今他还兼任陆大、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注:《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不仅全国所有的军事学校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到了抗战时期,蒋还想兼任所有普通高校的校长。有一天,蒋邀教育部长陈立夫晚餐,对陈说:“全国军事学校,均由余兼校长;全国诸大学亦由余兼任校长如何?”陈委婉地回答说:“与其全国诸大学由钧座兼任校长,则不如由钧座兼任教育部长,立夫任次长为宜。文学校不若军事学校之单纯,不易管理也!”蒋考虑了一会儿说:“那么先以兼任中央大学校长为试,如何?”陈立夫不便再持异议。但经过几个月的试验,蒋介石因没有精力和时间常到学校视事,才打消了兼任所有高校校长的念头(注:严如平主编:《民国著名人物传》第2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历史上“桃园结义”、“梁山一百零八将”的故事深入人心,成为一种传统。蒋介石早年求学时,就与同学结拜过“十弟兄”。蒋走上政坛后,更热衷于结拜兄弟。据学者研究,蒋一生与陈其美、黄郛、张静江、许崇智、邵元冲、吴忠信、张群、戴季陶、杨虎、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等数十人结拜为异姓兄弟。蒋之所以热衷于此道,在其未发迹以前,是为了攀附权贵以便让把兄提携自己。“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蒋发迹后,仍以结拜的方式羁縻他人,为其效忠;或者是利用一时。因此,蒋介石与其结拜兄弟的结局也各不同:对许崇智,蒋是忘恩负义,夺权逼宫;对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蒋是利用一时,然后反目成仇,乃至兵戎相见;而陈其美、张静江、戴季陶、黄郛、张群、邵元冲、吴忠信等则是蒋的提携者或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对于蒋介石热衷于以结拜兄弟的封建落后方式笼络他人,陈铭枢曾当面对蒋提出过严肃的批评。陈铭枢对蒋说:“桃园结义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今天用它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总司令!你现在是国家元首(国府主席),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陆海空军总司令),只要你能开诚心、布公道,政策方针昭示得正确,自然四海归心,一切忠义才智之士,都会不待招而自至。倘若不然,单凭极少数人的恩情结合,将示人心不广,反杜塞了贤路。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人人都在看你的所作所为来决定对你的向背!”(注: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3页。)


当然,三缘之内的人物仍有亲疏之分。军统著名特务毛森说:“在党国要人中,我亲耳听到称蒋公为父兄,自称为子弟者,仅戴雨农(戴笠字雨农)、陈诚、汤恩伯三人(戴有时称蒋公为家长,对外人多称蒋先生)。”(注:毛森:《往事追忆——毛森回忆录》,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7卷第2期,第132页。)戴笠、陈诚、汤恩伯三人都是浙江大同乡,他们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蒋介石的黄埔系大将宋希濂也看出了这一点。他说:“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他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和同乡。”(注: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就以宋希濂本人来说,宋希濂与胡宗南都是黄埔一期学生,论统兵作战的能力,在国民党军界公认宋比胡强,但就因为宋是湖南人,而胡是浙江人,蒋介石更信任胡,胡所统率的军队数量远远超过宋(注: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这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45年4月,有两个黄埔同学在重庆陪都分析黄埔同学将来的发展趋势,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将来的军事实力,会落在浙江人手中;政治方面,比较有希望的将为湖南同学。”(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03页。)


通过三缘,蒋介石幕府内形成了以亲属关系、裙带关系、同乡关系、师生关系、结义关系等为结构的权力分配系统。

在三缘之外,蒋介石也先后延揽了一批重要幕僚。如何成浚、贺国光、贺耀组、吴铁城、徐永昌、吴国桢等。此外,蒋还延揽了蒋百里、吴鼎昌、张公权、翁文灏,王世杰、蒋延黻、何廉、陈公甫等一批类似“客卿”的人物为其效劳。他们看起来地位很显要,但并不是心腹人物,多数都是扮演跑龙套的角色。何廉是南开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三十年代被蒋介石揽入南京政府,担任过行政院政务处长、农本局局长等职务。何廉在回忆录中认为,他和翁文灏、张公权、吴鼎昌等人只不过是“政府里的‘装饰品’”(注:《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二、以权谋术数驭众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有一门极端发达而又成熟的学问,那就是帝王术。帝王术是一门研究如何扬君王之威,求驭下之策的学问。这门学问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时代的韩非,他创立了以法、术、势为中心的法家体系,特别强调君王必须讲求驭下之术,“使天下不得不为己亲,天下不得不为己听”。历代帝王无不以韩非子为师,蒋介石也不例外。长期追随蒋介石的吴国桢指出,蒋最爱读的两本书是《孙子兵法》和《战国策》,他从《战国策》中揣摩治国之术。蒋表面上以王明阳、曾国藩的理学相标榜,但实际上,对帝王术和纵横术的揣摩已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李宗仁说:“蒋先生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端低能,但其使权谋、用诈术则天下第一。”(注: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53页。)陈铭枢曾上书蒋介石,指出他的六项缺点:“(1)全凭主观;(2)对部下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干涉权责,破坏牵制;(3)以权谋术数驭众,所用者类属权谋术数之流,以之对内争尚可收效,以之用于现代国家对外斗争则全属外行;(4)临时应付,全无国策;(5)偏听不确实及伪造的报告;(6)无中心的集议。”(注: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吴国桢、李宗仁、陈铭枢与蒋介石都有数十年的交往,但最后都与蒋分道扬镳,因此他们的评价难免有偏激之辞,但决非无中生有。事实上,早在1926年3月26日,蒋就在日记中写下了座右铭式的格言:“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注: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51页。)蒋介石的驭下权术层出不穷,笔者可以指出以下几种:


(一)以派制派分而治之


蒋介石的嫡系分成黄埔系、CC系、政学系三大系,到了四十年代以后又有了太子系等派系。在黄埔系内部,又有陈诚的“土木系”、何应钦系等。这些派系都以拥蒋为出发点,但在拥蒋的前提下,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矛盾十分尖锐,常常势同水火,相互陷害、仇杀。蒋介石则高高站在他们之上,操纵驾驭他们。为此,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唐纵曾经在日记中感叹道:“党内派系对立,门户森严”。(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08页。)


对于蒋介石以派制派的权术,蒋介石幕府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并有深刻的体会。


陈立夫说:“蒋公不嗜杀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对立(如党与团,政校与干校等等),虽双方均对蒋公拥护,终致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注: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457页。)康泽说:“蒋好用权术,制造矛盾,掌握矛盾,使部下各树一帜,互相牵制。今天的分崩离析一半也是他自己造成的。”(注:潘嘉钊等编:《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页。)何廉说:“委员长老是准备让他随便哪个下属成群结党,只是要由他来当头头,而事实上,他是每个派系的最高领袖。每当有一个派系组建时,事先都得报告他,并经他同意。他随时注意着派系的进程,知道它们正在干些什么。他也知道派系之间的角逐,但是只要他们在他面前保持一致,他就高兴,这是他所希望的。在理解委员长的品格和心理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在心底里,委员长有一种操纵驾驭的嗜好,他要在矛盾中显示他的至高无上。他允许甚至鼓励搞派系活动,因为只要派系继续活动,唯有他才能使不同的派系捏合在一起。这并不是说他不是真正要消除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磨擦,可是他做不到。当然表面上,他能将上层三青团的头头和国民党的掌权者叫在一起训他们一通。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唯命是听,但这两个派系的下级在当地依然争斗不误。玩火者,火闹大了,是控制不了的。”(注:《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史迪威1944年9月22日给美国参谋总长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已沦为一群互相倾轧的落伍派系,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局势,既无强有力的原则,也无民众的基础。蒋用巧妙的政治手腕,操纵这些派别而统治”(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38页。)。李宗仁说:“蒋中正的为人,因其幼年混迹上海的黑社会,颇受其薰染。对同事,御部属,一以权诈为能事。在在均使贤者裹足,壮士离心,而攀龙附凤之徒则蚁附帷幕。因此,在蒋氏独断专行之下,终使一领导革命的政党,逐渐变为争权夺利的集团。此种转变,在清党后,已日益显著。”(注: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53页。)郭汝瑰总结说:“蒋介石一辈子玩弄权术,他暂时成功在这上面,最后失败也在这上面。”(注:《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页。)

(二)因人而异区别对待


蒋介石幕府中,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蒋根据不同的对象区别对待。


对于追逐名利之徒,蒋则尽可能给他们以高官厚禄。财政部、军需署、后勤部、审计署等关键部门都由蒋介石的亲信和私人控制,国库犹如蒋的私人钱包。蒋不仅用金钱、官位、美色收买分化敌对阵营的对手,也用这些手段笼络自己的亲信。蒋介石早期的亲信幕僚钱昌照说,蒋介石习惯于每到年终,给左右亲信的人都送一笔钱,以示笼络(注:《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5页。)。


对于少数品德操守良好、怀救国救民之抱负而参政的知识分子,蒋知不能用金钱笼络,则放手让他们发挥才干,不加干涉。如对钱昌照、翁文灏等人,钱昌照留学英国,怀有“工业救国”的强烈愿望。回国后,由连襟黄郛推荐给蒋介石,成为蒋的亲信。钱昌照在教育部办理移交时,蒋问钱:“听说你在教育部节省了一笔钱,有多少?”钱答:“21万元”。蒋立即说:“这笔钱你自由使用,不必移交。”钱马上回答:“不行。公家的钱,我不能自由使用,这是攸关人格的问题。”(注:《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5页。)蒋了解钱的脾性后,再也不向钱昌照送钱,钱昌照与翁文灏后来主持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经济部。有一次,钱昌照以资源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向蒋介石汇报,蒋听了很满意,对钱说:“把这事交给你啦。”自此以后,钱昌照用蒋的名义发号施令做了不少事情,有时连相当重要的事也不需汇报,为此有一次翁文灏颇有顾虑地对钱昌照说:“不好吧!”钱很有把握地说:“可以放手做,委员长不会反对。”(注:《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5页。)


对于陈布雷那样的有愚忠思想的旧式知识分子,蒋则以尊重其人格相待,使陈有知遇之恩。尽管陈布雷比蒋介石小好几岁,但蒋对陈口口声声称“布雷先生”而不名,相见之时,蒋总是颔首倾听、态度专注。蒋介石这种礼贤下士的作态,使陈布雷感激涕零。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接蒋先生复电,嘱安心静养,不必急急入京,假期即再展延十天亦可。诵电,感激无量。此次因病请假,京中猜测纷纷,有谓因不满意于政治组织而称病者;有谓因人事关系而拂袖以行者;甚至谓对某种职务未获任命而失望者。大抵皆误认余为有‘政治抱负’(即作官兴趣之谓),或政治欲望之一人,而鲜有同情于余之病苦者。独蒋先生始终谅解,宽其督责,多方安慰,语有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蒋先生之知人,每能洞见其肺腑,斯非常人所可企及也。”(注:《陈布雷日记》,1936年1月11日,载《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第19页。)陈布雷五十岁寿辰,蒋亲书“宁静致远,澹泊明志”相赠,“略表向慕之意”。显然是自视为刘备,而以诸葛亮待陈。为此,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余五十初度……是日蒋公手书‘淡泊明志,宁静至远’八字以为赠,勖勉期许之意溢于言表,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注:转引自杨跃进:《蒋介石的幕僚》,第176页。)蒋的一套手腕,使陈布雷始终怀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激心情,待到大厦将倾之时,便自杀以殉蒋。


对于戴笠之类声名狼藉的人物,蒋出于需要而予以重用,但在内心中却从不把他们当人看。以戴笠来说,戴掌握军统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权倾朝野,让人谈虎色变。但蒋对戴无丝毫尊重,平时可以随意责骂、罚跪甚至抽耳光。蒋规定,特务人员的职权范围,就是做他的耳目和工具,“除服从领袖命令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的绝对服从主官的命令,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注:转引自王晓华、张庆军主编:《多棱镜下的蒋介石》,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190、194页。)因此,戴笠也经常表白说:“在领袖没有命令叫我不做以前,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是要始终如一,贯彻到底,生死成败,在所不计,一切的一切,但求对得起领袖。”还说:“如果领袖叫我去死,我心里有一句怨言,我对不起我生身父母。”还说:“如果我父亲做贼、母亲偷人,领袖问起,我隐讳一个字,我便不是我爷娘所生的。”(注:转引自江绍贞著:《戴笠和军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放心。为了防范戴笠,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排不同的职能部门对戴笠予以牵制和监视,以防其尾大不掉。对此,戴笠本人也有所觉察,他曾对人说:“这个工作做得好,头一定给敌人杀掉,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注:转引自江绍贞著:《戴笠和军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


(三)遇事专断事必躬亲


蒋介石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他一生信奉必须“王权在我”(注: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53页。),也就是大权必须在自己手中。一旦大权旁落,宁可弃职而去,也决不恋栈。因此之故,蒋介石一生几起几落,成为民国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


吴国桢指出:“他(著者按:指蒋介石)唯一的弱点就是嗜权,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注:《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261、53、22-23页。)蒋介石最害怕大权旁落。自掌权之日起,蒋一切以我为中心,遇事专断。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政务更加繁杂,等待蒋介石处理的公文更多了,每日披阅文件、签发命令、听取报告、核改方案,时间常在十小时以上。这样工作,短期内是可以维持的,但时间长了,就难以吃得消。唐纵1943年2月21日的日记写道:“吴麟孙(蒋的侍从室医官)私语,委座于旧历年初,吐痰带血,现略平复。但委座镇定如常,处理国家大事,日理万机,曾不少酸甜,令人感激不已!惶恐不已!”(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42页。)陈布雷曾经感叹说:“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恐将脱节。”唐纵也说:“委座忧勤,事无巨细,无不关注。”(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页。)

蒋介石事事独揽大权,表现在作战指挥上,便是他爱越级干预指挥。蒋喜欢在千里之外遥控指挥,干涉前线指挥员的战斗部署。他根本不理解战略上应抓关键性的大事,“将能而君不御”的道理。不理解前线局势情况不是地图上所能说明的。而且,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他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等命令下来时,情况已经变了,军、师长们也都知道执行他的命令,是要打败仗的。但是,如果不执行他的命令,出了乱子,又怕受军法审判。所以,有时明知不对头也只好执行。反正执行命令,败了好交待,免得自作主张担风险(注:《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页。)。历史上,宋太祖遣将用兵喜欢在后方“遥制方略”,前线将领指挥作战“咸听成旨”,其结果往往贻误战机,导致“覆师丧旅”,蒋介石似乎是重蹈了宋太祖的覆辙。但蒋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在一次军事检讨会议上,蒋曾如此抱怨自己的部下:“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以为统帅部对各级将领限制太多,拘束过严,这是不合事实的。如果我们一般将领能够彻底奉行命令,誓死达成任务的话,那我何至象今天这样的辛苦?”(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86页。)看来,问题的症结还在于蒋介石未能培养出一批能够独挡一面的将才,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包揽一切,如陈仪所说的,领袖的脑壳决定一切,那么,久而久之,参与决策的幕僚自然会产生一种依赖而不负责任的心理,“一切惟总裁是赖”,长此以往,必然导致统治效率的急剧降低。韩非子《八经》谓:“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上之智。”从这个角度讲,蒋介石只能算是“下君”了。


三、蒋介石幕府人才的逆向淘汰机制


一般说来,蒋介石选择幕僚除了考虑三“缘”外,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良心。所谓良心,就是忠义之气,要求幕僚绝对服从和信任自己,一个幕僚如果仅有忠诚的品格,还没有才干,也是不利于幕主的。因此,在忠诚的前提下,蒋也强调幕僚必须具有才干。但当“忠诚”与“才能”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蒋往往选择忠诚之士,而弃有才干的人。蒋曾说:“人再能干,不为我用,又如何?”(注:华平康:《从〈吴国桢传〉看蒋介石的治术》,台北《传记文学》第67卷第6期。)因此,何康说:“他主要是一个具有中世纪思想意识的人”;“委员长要求于部下对他的忠心和驯服超过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注:《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5页。)吴国桢说:“他多半是以对他本人的忠诚与否,而不是按他们的能力来挑选指挥官,只要一个人对他忠诚,有点腐败他也不在乎。”吴国桢还说:“我想正是由于他的嗜权和欲望,以致他所建立的体制非常糟糕,只能拉拢一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来到他的周围。”(注:《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261、53、22-23页。)


一个原本亲信的幂僚,如果被认为不忠,立刻就会失去蒋介石的宠信。张静江、何应钦、酆悌、晏道刚、卫立煌、曾扩情、贺衷寒、邓文仪、杨杰、钱昌照等一大批幕僚,因种种原因先后与蒋介石疏远,或被蒋介石打入冷宫,或被蒋介石暂时罚坐冷板凳,或者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只有那些善于揣摩蒋介石旨意、唯唯诺诺、从不忤逆蒋介石的人,才能善始善终。张群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张群追随蒋介石六十年从未翻过脸,张群的朋友曾经说:“众友评岳军,只能呼为蒋之使女而不得称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并此无之,惟知唯唯诺诺,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张群自己曾经也对镜自言自语说:“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注:冯若飞:《我所知道的张群》,《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197页。)张群晚年说过一句名言:“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就做什么菜。”(注:转引自张道镕等著:《民国十大幕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页。)这实际上是张蒋关系的总结。


因此之故,与蒋介石生同年、幼同学、同赴日本留学的溪口同乡杨志春批评蒋介石:“骄傲专擅,用人不问邪正,只顾顺逆,独裁偏见……”(注:杨志春:《关于蒋介石家世及其早期政治生涯琐记》,《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31页。)这样一来,蒋介石难免蒙上只用奴才之讥。李宗仁说:“蒋只知一味制造奴才,而不敢培植人才。”(注:转引自杨跃进:《蒋介石的幕僚》,第190页。)民盟主席张澜写信给蒋介石,称蒋氏左右“无忠直之士”(注:转引自杨跃进:《蒋介石的幕僚》,第194页。)。陈布雷则借韩愈的两句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婀”来形容蒋介石的幕僚。一个至高无上的独裁者和一群唯唯诺诺的官僚宠臣构成了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史记·商君传》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蒋介石的失败,正是“墨墨以亡”的又一例证。


另外,蒋介石对其高级将领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宁可腐化,不可恶化”。所谓“恶化”就是左倾化,“腐化”就是吃喝嫖赌、三妻四妾。蒋介石对其高级将领的腐化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一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吃喝嫖赌、三妻四妾是相当普遍。长久腐化下去,对于高级将领的战斗意志和胆量都是腐蚀剂,蒋鼎文、刘峙等都是最显著的例子。淮海战役时,蒋介石曾想起用有“飞将军”之称的蒋鼎文,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刘峙。顾祝同后来解释说:“你不知道,蒋铭三(鼎文)日嫖夜赌,不理事,刘经扶(峙)虽然老实一点,还肯管事,总比蒋铭三强。”(注:《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页。)

这种人才的逆向淘汰机制是个人独裁制度下的必然产物。这一点,在军事人才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蒋介石东征西讨立下过战功的“八大金刚”、“五虎上将”等,到了四十年代,要么已经老朽腐化,不堪重用,如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朱绍良、刘峙等;要么已经与蒋分道扬镳,或离心离德,如陈铭枢、杨杰、卫立煌等。而蒋介石在三十年代刻意栽培的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又并非大将之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看出了蒋介石用人的特点,他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指出:“看来蒋委员长的个人偏向,喜欢任用故旧和他个人认为可靠的老伙伴,以担负重要的职位。至于明知他们腐化贪污有据,或缺少能力等等,他却置之不管。”“与他长期相处的经验表明,他已经不再可能进行变更与改革,或裁汰左右的庸人,任用贤能。……委员长选择人员,不是根据于军事上的才能,而是根据于个人的可靠与否,以致政府和军事指挥的局面都每况愈下。”(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38、325、378、370页。)1941年5月间,熊式辉就预言“再过二年,恐无可用之将”。陈布雷焦虑地说:“现在的干部不行,行的干部在哪里?新的干部又如何始能起来代替旧的干部呢?这是一个大难题,目前的党,是发牢骚的集团,既无权又无能。”(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01页。)蒋介石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颇感叹我文武人才不济”。在蒋介石幕府里,庸才除去不了,而有用的人才又不能脱颖而出,到最后形成无人的局面。


到1946年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时候,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我们看看国共内战中五大战区国共双方主帅人选,就不难分出高低:


东北战场:国民党军三任主帅杜聿明、陈诚、卫立煌;解放军主帅林彪、罗荣桓;


华北战场:国民党军主帅傅作义、孙连仲,1948年后是傅作义;解放军主帅聂荣臻;


华东战场:国民党军三任主帅薛岳、顾祝同、刘峙;解放军主帅陈毅、粟裕;


中原战场:国民党军二任主帅刘峙、白崇禧,解放军主帅刘伯承、邓小平;


西北战场:国民党军主帅胡宗南,解放军主帅彭德怀。


在上述各大战场中,解放军主帅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聂荣臻、陈毅、粟裕都是一流的军事家,而蒋任用的主帅人选则相去甚远。连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少将也承认:“共军的领袖,都是极端能干的人,远胜国军将领。”(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38、325、378、370页。)


刘峙、顾祝同、胡宗南等国民党军的战区最高指挥官,可以说是平庸无能的代名词。以顾祝同来说,此人在解放战争中期任陆军总司令兼徐州司令部司令,直接指挥华东、中原两大战区100多万大军与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和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作战,后又继陈诚担任参谋总长,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仅次于蒋介石、陈诚。对于这个顾祝同,郭汝瑰的评价是:“人还平稳,但表示不出大的才干。”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则对顾祝同出任参谋总长、余汉谋出任陆军总司令感到失望,他说:“遴选这种军官来担任这些很重要的军事职务,殊令我感到失望。他们的军事背景缺点甚多,他们都是固执支持蒋委员长的人。显然,他们的任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由于他们有才能。我从前会见过他们两位,深感他们缺乏个性。”(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38、325、378、370页。)而解放军就干脆称顾祝同为“顾粥桶”。在整个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军方面出过风头的倒是傅作义、白崇禧这两个杂牌军头目,但蒋对他们并不放心,既利用又防范,相互牵制,不可能成大事。


四、简短的结论


1949年2月2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李宗仁派来的“求和”使者江庸、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四老时,毛泽东曾问到:“你们看蒋介石为何失败?”江庸回答:“我以为主要是不能用人,只能用奴才,不能用人材。”(注:《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这可以说是对蒋介石幕府的总结。

本文内容于 2011/9/7 16:31:35 被铁血统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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