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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太极拳,很轻松地就解决了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第一,转移视线,师出有名。

曾国藩是汉人,这是他不能回避的事实。因此,他并不理睬太平天国的满汉之辨,而是掉转笔锋,避开民族观,直取文化观。

曾国藩祭出国产的孔子,用来对抗洪秀全进口的上帝。孔子也是汉人,咱打太平军是为了保护汉人的文化,这与满人不满人的,扯不上关系吧?

谁是汉奸?你洪秀全打着洋鬼子弄出来的上帝旗号,打倒咱汉人的大圣人孔子,你才是真正的扼杀汉族文化的大汉奸!

第二,提升品位,笼络力量。

谁是保护孔家店的主力军和排头兵?

当然是读书人!

你洪秀全抬出上帝,我曾国藩就抬出孔子,我就不信,土生土长上千年的儒家店,打不过你进口才十来年的西洋货!

在曾国藩看来,读书人可以暂时置功名于不顾,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也算是尽了读书人的职责,不枉读了孔老夫子这么多年的教材。

曾国藩巧妙地将民族之战,上升为文化之战,将保卫政权演绎成保卫文化,将普天之下的读书人,统统拉入自己的阵营。

一种传承上千年的民族文化,作为民族心理积淀孕育而成的“内丹”,始终是一个民族难以消除的永恒印记,除非这个民族消亡的那一天,这种印记才会渐渐褪去。

文化牌虽然并不代表终极的永恒价值,但对于文化人的号召,这种力量却是非常可怕的。

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大量的读书人加盟,不能不说与曾国藩的文化牌有着巨大的关系。

知识是生产力,也是战斗力。太平天国在战略上的屡屡失策,不能说与缺乏知识精英的加盟没有关系。相反,由于大量知识分子精英的入伙,湘军的战斗力出人意料地强大。曾国藩对手下这些将领,无论是行伍出身的塔齐布和杨载福,还是书生出身的罗泽南和彭玉麟,他都非常满意。

曾国藩笼络的力量,除了没有功名的书生,其实还有一个巨大的群体,也被他的文化牌吸引成为他的政治联盟,或者是他的政治拉拉队。

这个群体,实际上是当时清朝政府潜在的一股力量——庞大的汉人官僚集团和地方豪绅势力。清朝推行科举制的过程中,最大的赢家实际上是汉族士人,他们既有读书做官的传统和经验,又有学而优则仕的强烈愿望。满人入关前后,打仗还算勇猛,读书却远远不是汉人的对手,入关以后满族整体上已经渐趋腐败,到太平天国兴起的前后,满人的战斗力已经严重下滑,但是读书的水平依然没有提高。而汉族当中一批优秀的读书人,开始逐渐在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在湖南就涌现过陶澍等杰出代表,成为大清政坛里耀眼的明星。曾国藩的文化牌,对于这样一批以卫道尊儒为己任的文人官僚而言,当然有着足够的号召力。比如胡林翼后来积极加盟湘军,并一力维护曾国藩,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这些看似柔弱的书生,比起武将来毫不逊色,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从湘潭打到九江,把长毛从湖南打回江西,实在太过剽悍,真是让人惬意!

曾国藩的文化牌打得相当漂亮,文采也非同一般,足以流传到今天,乃至更久的未来。但正是曾国藩这篇引以为豪的传世名作,却存在着一个天大的隐患,也给他今后的仕途升迁,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麻烦,以至于他将在副部长的位置上,进行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也许曾国藩当时只想着创作一篇流传千古的传世檄文,并没有意识到这篇檄文日后会给他的仕途带来麻烦。

打出文化牌后,湘军连胜四场,曾国藩的心情自然阳光明媚。

古话说得好,乐极而生悲。就在曾国藩陶醉于湘军巨大战功的时候,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悄然向他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