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崛起是以情报立国 日本4年=英国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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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日本对中国的认知程度,却远远超过了中国对日本的了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双方在情报工作方面的差距。


《情报日本》一书的作者在充分消化有关史实的基础上,从日本以情报立国的国策这一角度入手,用颇为大气的笔调,对该国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情报观念、渊源、组织及其情报人员的培养与活动等情况,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描述,并对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全书资料丰富、观点新颖,对读者进一步了解日本和日本民族应有裨益。


1.“除了空气与海浪,我们什么都没有”


2006年7月,正当一些精英人物大谈特谈“大国崛起”的时候,在东瀛——这个上世纪70年代初就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岛国,一部名为《日本沉没》的电影,仅在上映的头三天就取得了90亿日元的票房收入。一时间,“沉没” 成了日本社会使用频率最高、最具冲击力的字眼,以至于刚刚“升格”不久的防卫省也打破惯例,要求自卫队的每个官兵都要观看……事实上,在无数次的地震海啸、还有两次原子弹的爆炸下,日本过去不见沉没;将来若有沉没,大概也如小行星撞击地球一样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日本沉没”,本质上仍是“日本忧患”的象征,是一种若无近忧必有远虑的借喻。


的确,在这个资源匮乏的国度,无需政府的渲染、媒体的灌输,忧患这一主题几乎本能地融进了日本国民的文化血脉。如果说“灾难”已经成了世代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并在它面前表现出一种雍容大度的力量;那么,“忧患”则成为他们的主流思维方式,特别是在面对现实境遇、思虑命运前途时,一种仿佛被世界抛弃在海天一角的深深孤独,总在大和民族的深层心理上布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巨大的忧患还来自自身。虽然列岛已是全球青春偶像输出最多的地方,却宛如老翁玩起蹦迪,老妪穿上短裙,它早已成为一个银发飘飘的国家了。据估算,到2055年,日本人口将减少至8993万人,其中老龄人口占40%,约为目前的两倍。看到这样的数字,谁不会有走进蝉尽荷残的晚秋之感?


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除了空气与海浪,我们什么都没有”。


忧患,有的时候如云水怒卷,有的时候似静水深流,架构着日本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当这种忧患意识表现为过度的阴郁,又被原始森林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所毒化,便随着一道道出鞘的剑光,成为日本屡屡走上战争道路的诱因。即便是当它在战后的焦土上再度复兴,岛上亦少见波涌浪逐的宣传阵仗、锦拂霞飞的自我颂扬,多的反而是愈加冷静而谨慎的自省—— 君不见,当国际业界都看好日本经济终于走出十年不景气、冀望其在亚洲一展身手时,前丰田董事长奥田硕先生当即泼了一盆冷水过来:


“日本要当亚洲盟主?没品格也没力量啊!照现在这样,日本一定会沉没!”


这种与世代日本人相生伴行的“岛国焦灼”,好说又不好说。


不好说的是,从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到中国人周作人的《日本管窥》,从加拿大人诺曼的《日本维新史》,到韩国人李御宁的《日本人缩小意识》……近一个世纪里,各种肤色的日本文化研究者也未必穷尽了它的内涵。越是矛盾,越是丰富;越是复杂,越是深邃。


好说的是,这份内涵可能又异常简约。简约到只需两句话——


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


别人有的我们必须有


——以及由这逻辑决定的,一个民族高亢的求知欲和贲张的索取欲。


2.“日本四年,英国八百年”


1851年,一艘中国商船驶入长崎港,海关官员从船上翻出了三部《海国图志》。这是作者魏源应好友林则徐之邀编纂的一本关于西洋的启蒙读本,涵盖了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堪称百科全书式的杰作。一翻之下,日本人顿时欣喜若狂。此后几年间,日本的学者、官员削尖脑袋将《海国图志》运回国内,读者如潮,短短几年内就翻印了15版;其中“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更成为明治维新在意识形态上的基础。


半个多世纪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谈到这本书时总感到费解:《海国图志》无论如何都是开眼看世界的一架望远镜,可日本人如获至宝,中国人却视如洪水猛兽,清朝的知识阶层很少有人愿意翻一翻该书。相反,守旧的士大夫们的谩骂声不绝于耳,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辞,甚至还有人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结果,这本书在本国的印刷数量,最终仅有一千册左右。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为显示开放的决心,明治天皇带头剪掉了发髻,身着欧式军装拍下了一张流传至今的标准照。三年后,一支包括6名女留学生在内的政府使团出发前往欧美各国。在随后二十多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12 个国家,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录。政府投入之大,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历史上,称得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壮举。


所有赴西洋考察的官员,返国后均位居要职。特命大使岩仓具视,奉命致力于以德国为蓝本的宪法制订;副使伊藤博文,担任了内阁总理大臣;理事官山田显义,担任司法大臣;书记官渡边洪基,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总长;主导日本工业化进程的,则是使团的又一副使、自称为“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


按照大久保利通的“殖产兴业计划”,明治政府拿出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投入到兴办企业当中。政府直接从西方搬来了法国的缫丝场、德国的矿山冶炼厂、英国的军工厂。同时还高薪聘请了大量外国专家;像外务省聘请的美国人丹尼森,就活跃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外交舞台上,以至于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嘲讽他道:“你到底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 ”…


当新世纪的曙光降临这个宛如狐狸一样趴在太平洋风浪里的岛国时,日本已是惟一成功跨越工业革命的非欧美国家。 1895年4月,伦敦《泰晤士报》引用一位英国公爵的话说:


日本在过去四年所遭遇到的各种行政变化,等于英国在八百年间与罗马在六百年间所经历过的,我只得承认,对日本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也预示着古老中国将要遭受一场文化上的空前乱伦,即“逢蒙学射于羿,又终杀羿”——学生赤裸裸地反叛了老师。同时,也为这个文明大国,日后因饱经一个毗邻小国的种种侵略、蹂躏、掠夺而巨创深痛、长歌号哭,埋下了清晰的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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