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战争的失败与最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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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如果日本赢得了莱特岛的胜利,就取得了大战的胜利。”日本首相小矶国昭在1944年11月8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这样向全国宣布。美国的大军已经攻入了莱特岛,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司令们也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要调动全部的资源在这一次战役中保住这个中部菲律宾岛屿。小矶国昭把这次争夺莱特岛的战役称为“天王山”,指的是发生于1582年那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天王山战役。在那一战中,一个封建领主动用了他全部的战争资源为了争取全国的控制权而孤注一掷。这个词使日本的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一场最后的生死决战即将到来  

“如果日本赢得了莱特岛的胜利,就取得了大战的胜利。”日本首相小矶国昭在1944年11月8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这样向全国宣布。美国的大军已经攻入了莱特岛,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司令们也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要调动全部的资源在这一次战役中保住这个中部菲律宾岛屿。小矶国昭把这次争夺莱特岛的战役称为“天王山”,指的是发生于1582年那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天王山战役。在那一战中,一个封建领主动用了他全部的战争资源为了争取全国的控制权而孤注一掷。这个词使日本的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一场最后的生死决战即将到来

然而,早在10月25日,也就是第一批美军踏上莱特岛仅仅五天之后,日本联合舰队三分之一的力量就在莱特湾的战斗中被消灭掉了,这次惨败使得莱特岛的丢失变成了战略上的必然结果。但是没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小矶国昭,直到11月20日他仍然在大谈特谈莱特岛的胜利。但是在一次前去觐见天皇的路上,陆军大臣杉山元在他耳边悄声说道:“首相阁下,我要告诉您,最高指挥部已经决定放弃在莱特岛进行决战的战略,改为在吕宋岛进行。”

还没等小矶国昭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已经来到了天皇面前。天皇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已经知道了最高指挥部放弃莱特岛改守吕宋岛的决定。

小矶国昭回答道:“我是刚刚来觐见陛下您的时候才知道的。”

天皇身子前倾,压住怒火说:“首相阁下,你说过的莱特岛之战是一次‘天王山’似的战役,那么你想过要用什么办法来纠正这样的话吗?”

小矶国昭鞠躬退了出去,他的脸因为难堪和愤怒而涨得通红。他感到绝望,连战争中最主要的情况都不让他知道,那他怎么能希望控制得好政府呢?最高指挥部是不是还对他隐瞒了别的什么坏消息呢?

最后的战斗

更坏的情况还在后面。在吕宋岛大败之后,日本在1945年3月的琉磺岛和6月的冲绳的两次所谓“天王山”式的决战中相继失败。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最终的“天王山”决战就是日本本土的保卫战。

到了这个时候,小矶国昭和其他务实派的领导人意识到日本在大战中已经失败了,于是他们开始伸出和平的触角,进行试探。

可悲的是,日本人的骄傲和日本的传统,使他们不可能用西方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寻求和平。于是他们还要继续为保卫日本进行准备。

在制定最后决战计划的时候,陆军的首脑们很坚定地相信:美国人已经像鼓足了气的气球,只要有一次毁灭性的失败,就可以迫使他们放弃大战。但是由于一味坚持这个观点,他们忽视了两个事实:第一是美国的潜艇已经击沉了大部分日本商船,使燃料、食品和原材料这些关键物资的进口几乎断绝;第二是美国的飞机正在把日本的工业城市炸成一片片废墟。

2月6日,在位于东京市谷的日本陆军总部,陆军的作战指挥部正式批准了一项保卫日本的新政策。宫泽秀一中将向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做了一个现实的简单报告,内容就是关于即将失守的菲律宾的情况,但是他宣称道:“我们现在正在组织16个师的力量,准备投入本土的保卫战,我们将在这一战中扭转大战的形势。在敌人登陆后的两周之内,我们会注入20个师的兵力,我们将彻底消灭敌人,确保日本的胜利。”

第二天,宫泽秀一会见了日本六大军区的指挥官,将新征召来的16个师和任何能从满洲调回来的部队在它们中间进行了分配。他说,在任何美军可能登陆的地区,日军将以三比一的对比迎击他们。

指挥官们预测,美军最可能的进军路线一个是从中国大陆越过日本海,一个是从冲绳北上。他们把南方的九州岛作为最主要的防御阵地,所有的战备工作将在夏天之前完成。他们一致决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如果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整个日本的命运就是“玉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陆军在2月底时公布了本土的防御计划。宫泽秀一将军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说:“战争的进程最后将迫使敌人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和我们交战。自从瓜岛撤退以来,陆军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和敌人在陆地上作战,但是当我们在日本本土交锋的时候,我们的陆军将显示出不可战胜的优势。”

在2月底举行了一次为期三天的陆军高级军官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更加周密的作战计划。军官们保证将会有40个师迎战前来入侵的敌人,并且估计如果放宽征兵的年龄限制,还可以增加150万人的兵力。防御战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对预期中敌人登陆的海滩进行一系列的反击。日本士兵将会以排山倒海之势把敌人赶回大海,这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役之一。

打起精神,迎战盟军

3月初,陆军首脑们说服首相小矶国昭关闭了所有的初级中学,学生们被迅速地动员起来,种植粮食,生产军火,帮助进行防空工作,并在陆军老兵的训练下学习如何击退入侵者。下面的步骤是组织人民义勇军,就是将除了病人和孕妇之外所有13到60岁的男女都组织起来,使他们在敌人侵入的时候全都能拿起武器抵抗。由于总司令部不到最后关头不愿意向人民发放枪枝和弹药,所以他们的训练只能用木制的步枪、模型子弹和竹枪。

陆军按照规定的程序继续组建新的师,由新征召的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老兵们组成。天皇全身戎装地出席了每一个新团的组建仪式,穿着和他们一样颜色的衣服。在5月23日的一次大会上,他颁发了40面新的团旗。东京广播电台宣布有24万学生已经被动员起来,担负起“积极的战斗责任”。农民们也被组织起来建成了民团。

几十万部队被从中国满洲和朝鲜调回来加强本土的防御。士兵们成群结队地在农村地区挖战壕、修碉堡,在这些活动中他们毁掉了菜园、稻田甚至私人的房屋。他们把火车挤得满当当的,公共场所也充斥着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军官们有时在日本的老百姓面前表现得十分傲慢,就像他们对待朝鲜人和中国人一样。低级军官们被派到工厂去“灌输纪律”。

他们的说教和军队作派,只能让那些筋疲力尽的工人对他们敬而远之;他们还企图将军事性的高效率强制性地套用到工厂制度中,但这样做的结果与其说促进了生产,不如说产生了破坏作用。

6月6日,陆军和海军的司令们交给军部一份关于最后决战的正式计划,标题为“关于未来战争行动的基本政策”。计划中主张,日本具有两个重要的优势:支离破碎的岛屿地形和忠诚团结的人民。陆军副总司令河边虎四郎中将说当敌人企图侵入日本时:“他们在登陆的那个瞬间就会遭到日本军队的反击,而且会一直持续到他们被打败,掉头逃走为止。”计划中打算在海上就消灭美国四分之一的登陆兵力,然后在他们登陆过程中再消灭另外的四分之一。

尽管陆军首脑们希望给美军带来的巨大杀伤,会促成一个在海岸线上谈判媾和的结局。但实际上,他们更期望的是进行一场直到最后的长期战争,包括运用焦土战术,以及在本土各岛的山谷间进行游击战。他们指出日军的供应线和联络线都会很短,而美军的则长而脆弱。这样日本就可以把入侵者拖死耗尽。

据陆军将领们说,现在共有250万兵力可以投入前沿阵地,而后方还有400万经过军事训练的公务人员可以支援。如果发出一个全国动员令,还可以发动起2800万男女群众,他们装备有步枪、手榴弹,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还有弓箭。最后,将领们肯定日本仍然拥有一定的空中力量,可以打击入侵者。陆军称它有7000架飞机,海军有将近6000架。(实际上只有四分之一的飞机是真正的作战飞机,其余的都是作废的老机型或者是训练用机,这些飞机只能用来执行自杀性的同归于尽任务,而其中确实有5225架最终被派去执行这种任务。)

两天后,军部正式同意了这一计划,在这次最后的仪式性的会议上,首相小矶国昭在他的总结中直言不讳地说:“日本目前的情况确实危急,她已经到了从死神的嘴里夺取生命的关头,这不是靠智慧或者技巧就能够办到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

陆军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能取胜,面临的就只有死亡或者屈辱。陆军的宣传机器散布恐怖的故事,大肆渲染盟军在进入欧洲的轴心国家时犯下了多少多少暴行。最高指挥部派出秘密警探搜寻那些胆怯者,有超过400个的著名人士被捕,因为他们有谈论甚至仅仅是想到过媾和的嫌疑,其中包括外交官和法官。那些没有(甚至没有能力)为全国的战备做出贡献的人,受到了言辞隐含的威胁。大阪的一个警察局长甚至公然地说:“由于存在全国性的食品短缺,本土还面临大规模入侵的危险,所以有必要杀死所有的虚弱者,包括老年人、婴儿和病人。我们不能允许日本因为他们而毁灭。”

以杂草和虫子为食

他们的话使日本人民觉得在劫难逃,不久的将来,他们会以各种方式死去:被燃烧弹轰炸烧死,被饿死、病死,或者在军事首脑们的敦促下自杀而死。随着陆军最后决战准备的推进,人民日常生活变得更加艰苦。肺结核四处蔓延,许多人死于肺炎,不仅是老人和婴幼儿,连那些曾经身体健壮的成人也因为房屋被炸毁后的风餐露宿而染病身亡。

在信件、日记、回忆录以及战后的采访中,人们都表达了他们的痛苦。到了6月,食物已

经变得极为缺乏,人民极度贫困,甚至连黑市都开始倒闭了。到处都是饥饿,它变成了生活的主宰。疏散到农村的小学生们采集野草和蕨类煮着吃,尽管野草割破了他们的嘴巴,而且味道极坏,但他们却要靠这些恶劣的食物维持生命。如果哪顿饭里有肉,肯定是狗肉或者猫肉,但人们总是假装吃的是松鼠肉或者野兔肉。一个小女孩顺从地吃下了她父亲定期从一位住在海边的亲戚那里带回的鲨鱼肉,靠这个,她没有患上许多孩子都患有的维生素缺乏症,但是她一边吃一边在脑子里想:“当船只被鱼雷或者炸弹炸沉的时候,一定会有许多人被鲨鱼吃掉了。那我现在和吃人肉有什么两样?而且鲨鱼肉闻起来这么恶心!”

蚕蛹也被煮来吃掉了。人们从田野里抓来昆虫,烤了来吃。这些虫子和榨油剩下的干豆饼是大多数人仅有的蛋白质来源。即使再加上政府口粮中大米的代替品(其中大部分的质量都有问题,许多都难以消化),还是没有什么人每天的能量摄入能达到1200卡的维持身体机能的最低标准。

日本外交官的家庭能吃到比大多数人都好的伙食,但有一位官员的妻子还是一直担心他们将面临的可怕结果:“我们三口人都虚弱多了,我没有体力也没有精神,健忘得厉害。当一个人在慢慢饿死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症状。”许多父母把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分给了他们的孩子,有一些父母就这样逐渐衰弱而死。

“我甚至可以牺牲我的孩子”

大多数人的体力都极度衰弱,他们觉得很难活到第二年春天,甚至觉得在下一次的空袭中就会死掉。他们在精神上也同样衰弱,日本的道德体系正在崩溃,抢劫、扒窃和盗窃成了普遍现象。大人们去偷小学生的午餐,并且洗劫邻居被炸坏的房屋。人们最后的一点财产也常常在防空洞和逃难途中被偷走。从1937年入侵中国之后,标语、操练、强制性的游行和集会已经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它们只对年轻人和心地单纯的人才会产生影响作用,大多数的人只是祈祷着他们的苦难能够结束。

然而大多数的日本人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打算在入侵者出现的时候和他们进行搏斗。无论妇女、孩子还是农民,只要是有坚定的爱国心,并且还有一点点体力的人,都打算用他们的生命来共同保卫他们的土地。妇女中有一些人的决心格外地坚定,还有一些人是冷静的理想主义者。石川幸子是冲绳一个志愿医护队中仅有的几个幸存者之一,后来她在解释她和同学们为什么做好了必死的准备时说:“我们早先所受的教育就是要牺牲一切可以牺牲的东西。当我们离开学校时,一个老师告诉我们说不必非要去军队里,我们可以回家,这样会比较安全。我们回答说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准备为国而死。只要日本能赢得战争,做什么都行。”

一个年轻的家庭主妇,一点也没有因为轰炸和饥饿而感到沮丧,她坚定地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退缩。我甚至可以牺牲我的孩子,一直战斗到死。”一个女学生承认她感到沮丧,但是又补充说:“如果政府说‘战斗’,而且其他的女孩子们都参加战斗,那么我也会参加的。”

陆军向志愿者组织、学校、工厂、政府机关和农村地区派出了教官,以训练这些平民们到时候进行英勇的最后抵抗。每天早上天还没亮,这些人就已经排好队准备进行这一天的训练了。在大多数地区,这些平民卫国者们首先到当地的神社进行一次团体性的参拜,再次表示献身的决心,他们将把自己献给天皇和国家,也献给几十万死于战争的日本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些人已经变成了神灵护佑着日本的命运。

进行过精神上的训练之后,紧接着就是艰苦的操练了。训练者们排成一排,面前摆着用稻草扎成的真人大小的靶子,靶子都被牢固地绑成直立的姿态。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长竹竿,竹竿的一头被削尖,而且经过火烧加固。在教官的口令下,男女老少练习着刺、戳和躲闪等技巧,为时大约一个小时,一边练习还一边咒骂假想中的敌人。

为了胜利的自杀

在日本海沿岸的岛根县住着一个名叫葛西雪子的高中女生。她的老师给了她一把木匠用的锥子,并且告诉她当美国人到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发扬日本精神,杀死他们,以此来解决战争。即使你只杀死一个美国兵也是有用的。你必须用这把锥子来自卫,必须瞄准敌人的腹部捅。懂了吗?就是腹部。如果你不杀死至少一个敌军,那你死得就不值。”

一群被疏散到农村的东京女孩变成了使用“刀”的行家,这种刀是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有着钩形的锋刃。在练习中,女孩们娴熟地摆动着手中轻巧的长杆,和手持笨重剑道武器的当地农村男孩对打。她们能不断击中男孩们的腿,在他们还未能进行一次回击之前就把他们摔倒在地。如果装上锋刃,这种大镰刀一样的武器应该可以在和敌兵的搏斗中奏效,因为可以用它砍断敌人的腿。

陆军的新兵们挖掘散兵坑,任何时候他们的背上都背着沉重的东西。负重训练并不是强制性的任务,只有那些主动参加的人才进行。当美国的进攻开始时,他们将背负35磅重的炸弹埋伏起来。当一辆敌军的坦克出现时,一个士兵就会从藏身处冲出来,带着炸弹一起钻入坦克下面。这将是一种十分英勇的死法。

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新入伍的学生和年纪较大的人,被派去沿着海岸线修筑碉堡,架起铁丝网,到时他们将和来犯的敌人进行游击战。但是他们的条件实在是糟糕极了。13岁的长柄进报告说,他们那个20人的班被派到山里去挖弹药坑,从那里可以俯瞰濑户内海。但是他们只有一支步枪,武器每天在大家手中轮换,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拿一下,他们中间以前几乎没有人摸过枪。

训练和装备中存在的诸多缺陷,显然没有给陆军的首脑们造成任何困扰。6月份,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将军宣布“胜利的坚实基础”已经打好了。差不多在同时,后方的广播向人民保证,已经准备好了秘密武器,可以将敌人从海岸线驱逐出去。

所谓的秘密武器就是发动自杀性攻击的飞机和人体鱼雷,它们在对美国海军的攻击中已经体现出恐怖的效果。如果众神没有用一场神风来帮助日本消灭敌人的话,陆军和海军就会培植起一股用人体组成的神风。他们将用几百架装满炸弹的战斗机,和人体火箭弹、人体鱼雷一起摧毁敌人的舰只和登陆艇。教练机和老式的双翼飞机被拖进了任何可能的入侵路线旁边的山中。这些飞机的燃料是酒精,酒精是从松树干里提炼出来的。飞机里面将满满地装上炸弹,由毫无经验的志愿者操纵。他们将顺着长而陡峭的山坡滑下来,撞向美国的船只和登陆艇。学生和征募来的志愿者经过训练,将在京都城外的比睿山执行这一任务。

“神风”这个词用来指所有发动自杀性攻击的志愿者,不管他们是开着飞机,背着炸弹还是充当人体鱼雷。但是最能激发日本人想像力和牺牲精神的,还要数那些神风飞行员。这些自杀性的飞行员脖子里缠着白色的围巾,驾驶各种各样的飞机,通常在每架飞机里都装载着一个重达550磅的大炸弹。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大学生,只有20出头,这些学生在还没有毕业前就被征召入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人文学科的学生,理科的学生们被允许继续留在学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是很有思想的年轻人,已经冷静地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决定。

当一个鱼雷艇基地的训练主管向他的手下提供一个机会,找人充当志愿者去执行自杀性任务时,他总会细心地解释说:“你们必须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作出选择。我保证,如果那些人的良心使他们不能赞同这种新的攻击方式,他们绝不会面临任何影响或者压力。请你们一个一个地到我的办公室来告诉我你们的决定,我向你们承诺我绝不向你们提出任何问题,或者要求做任何形式的解释。”班里有一半的人志愿参加,大约有150人。其余的人拒绝了,但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或责难。

寻找战争的出路

但是,随着局势的恶化,高级军官们越来越直接地提出对志愿者的需求。九州一个飞机场的指挥军官召见了40个飞行员,告诉他们已经受命组成一个神风飞行队。他说:“我不得不请求你们自愿地参与这次任务,但你们还可以自由选择。”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在军队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被请求去做什么事情,以前做事的时候全都是服从命令。由于被这请求感动了,所有的人都志愿参加了行动。

在这些飞行员留下的诗歌、书信和日记中,可以看见神风精神的疯狂沸腾。在他们所有被记录下来的思想中,突出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责任。至于对美国人的仇恨,或者对一场看起来必输无疑的战争的绝望等等,都远不那么重要了。正是责任支持着神风队员们度过他们最后的那一小时,一位海军军官主动地去执行死亡任务,尽管他预见到日本必败无疑。他说:“一个男人必须尽忠报国。”

许多神风飞行员都把他们的牺牲看做一种对文化欠债的偿还。山口辉乃在就要出发的时候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日本式的生活实在是美丽极了。这种生活方式是祖先留传给我们的所有至美事物的结晶,能够用我的生命来保卫这些美丽高贵的东西,真是一个荣幸。”贝实进写道:“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我慈爱的双亲的感激,是他们把我养育照管成人。那么我就以一点绵薄之力来报答天皇陛下给予的恩情吧。”

在这样的思想鼓舞下,飞行员们以斯巴达式的单纯方式度过了他们最后的几天。他们没有沉迷于酗酒吸毒,而他们看到的惟一的女性就是那些女生代表,她们带着花束或者樱花来为他们进行正式的送别。从他们最后写给亲人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中的大部分在他们最后飞行的前夜都睡得很晚,他们精神勃勃,急着出发。

神风精神被当作了每一个平民的榜样,要求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歼灭战中遵循。在濑户内海边的山里挖掘弹药坑的少年长柄进,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而且越快越好。他在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反复地想的就是“怎样去抓住一个敌兵然后死掉呢”?另外还想到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和父母住在一起吗?我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会怎么样呢?他们怎样才能找到我和父母死后要去的西方乐土?”

有千百万的日本人不约而同地都产生了一样的念头,他们准备好拿起武器战斗,并且努力要在死去之前杀死至少一个敌人。一些人认识到了,在他们的长矛和天上盘旋的银光闪闪的B-29之间存在的天壤之别,但是这一认知并没有对他们高涨的训练热情产生任何影响。他们将在海岸线,在街道上,在山岗上坚持战斗,直到敌人精疲力竭,流尽鲜血,停止战斗,离开日本,并且保持他们的领土和生活方式不受任何影响。

“在最后的五分钟取得胜利。”成了那些仍心怀希望者的口号。对于那些不抱任何希望的人,“玉碎”只是一个勉强的安慰———他们的世界将和他们一起粉碎。

尽管有千百万的日本人准备为天皇去死,但实际上,在那些想要停止战争的人中,天皇本人是主要的一个。他在发动大战的时候就同意得极为勉强;早在1942年2月的时候,他就产生了和谈的念头,这个念头是在他最亲近的顾问、掌玺大臣木户幸一侯爵的启发下产生的。从那以后,裕仁曾经在许多场合建议他的大臣们结束战争。

但是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存在一个看起来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盟国在1943年11月的《开罗宣言》中公布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过去的几年中,在公开或者秘密倡导和谈的人中,没有一个能向盟国提出一个针对保留日本“国家实质”问题的妥善解决方法。所谓的“国家实质”,其主要的意思就是古老而神圣的天皇制度,国家实质包括的内容有“日本的生活方式”,日本本土的不可侵犯,对于军国主义者来说,陆军的荣誉也是国家实质的一部分,他们把它当作天皇的完整性的一种延伸。

从1942年往后,一些由政客、官僚,甚至是军队的成员组成的小集团一直在考虑,如何使日本的战争目标和它不断缩减的力量相一致,同时他们还为了开辟一条谈判媾和的道路而和当时的机制不断周旋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和木户幸一保持联系,再通过他联系到天皇。

就在木户幸一和天皇就这一主题进行第一次对话后不久,外务省官员吉田茂向木户幸一提出了一个建议,吉田是一位沉静内敛的和平拥护者,他的建议就是派在西方非常著名的前首相近卫亲王到瑞士去寻找和平谈判的机会。木户幸一侯爵和两位曾经力图使日本免于战争的前首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和冈田启介都支持近卫。在他们的支持下,近卫考虑了各种寻求和平的办法。但是他们总是遭到陆军的阻碍,此外,由于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留天皇的地位,也使他们的努力难以成功。

海军准将高木础吉是海军军令部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战计划制定者。1943年晚些时候,应米内光政的要求,他秘密地对日本的目标、成就和前景进行了一个长期的评估。在得以接触海军以及几个战争生产部门秘密档案的基础上,高木考查了空军、海军以及商船的损失情况,国家储备以及原材料资源的减少情况,并且对敌国的力量进行了估计。这项研究在1944年初完成,得到的结论非常简单:日本正走向不可挽回的失败,只有媾和能够使它免于毁灭。

但是高木础吉不敢把他的报告呈给他的上司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岛田对东条英机十分屈从,以致他的海军同僚们在背后讽刺地把他称为“东条英机的副官”。相反,高木在私下里简要地把研究情况告诉了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和几个朋友,其中就包括在陆军中和他担任相似职务的松谷盛大佐。

作为陆军最高机密长期规划部的负责人,松谷盛命令他最亲信的助手们进行了一项独立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一份被他坦白地命名为“终止大东亚战争的措施”的文件。在这份文件里,指出了日本从1944年往后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并且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其中最受青睐的计划集中讨论了德国崩溃的时间,并且强烈敦促日本努力在德国崩溃时结束战争;过了这个阶段之后盟国只会变得更加强大,而且他们对于日本的态度也会更强硬。最后计划书中提出了一种最后地步的情况,到那时日本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被消灭,要么投降。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松谷盛的现实主义分析认为,日本必须放弃所有的目标和成果,以争取保留皇室以及它赖以维持的传统。

松谷把他的秘密报告在陆军和海军的最高层军官传阅,他对于自己的研究结果的信心极为坚定,因此他轻率地把它拿给了首相东条英机,并且热切地向他阐述日本必须在被迫接受残酷的投降令之前寻求和平。

东条英机的反应迅速而且冷酷,他把松谷的研究指称为敌对的宣传,并且下令把这位显贵的司令部军官调到了中国去当前线指挥员。在那里他将有无数的机会,以死为他的懦弱、叛逆的思想赎罪。

松谷盛的朋友们最终成功地把他从前线救了回来。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那一小群了解日本的资源和力量不断下滑这一秘密的司令部军官和中级的部里官员们变得清醒起来。他们的上司们把这些资料作为迫使东条英机辞去首相职务的工具,并且用来为木户幸一侯爵编纂秘密报告。但是大战仍然继续进行,行动的基础仍然是海军和陆军的总司令部做出的正式的估计,这些司令部的人员和他们的报告都深受了东条英机至死不休态度的影响。

东条英机和岛田繁太郎下台了,同时明显对战争持悲观态度的米内光政海军大将担任了海军大臣和副首相。高木础吉在1944年9月,为他的新上司和保护人准备了一个松谷盛的评估和建议的最新版。在米内光政的要求下,这份报告还包括了其他内容:高木自己关于如何取得陆军的合作,结束战争的想法;关于公众对投降反应的预测;以及一项关于如何联络到天皇,并借助他个人的努力获得和平的战略———这是所有项目之中最具危险性的。但是,和许多类似的想法一样,高木础吉的和平战略草案也撞上了石头。这块石头就是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看起来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天皇的终结,然而即使是最热心的和平倡导者也无法接受这一条件。

天皇的无声请求

1945年1月的时候,天皇本人也开始插手了。他一直想召开一个由前首相们和他的元老会成员参加的会议,但是由于宪法限制和军方的反对而无法做到。于是他就在2月份分别召见了那些人,和他们讨论战争的进程以及和平的可能性。前首相东条英机现在已升格为元老,他向天皇发表了一通关于国家团结和坚定的必要性的演讲,并且认为美国人难以保持进攻的强度。东条英机敦促天皇下令要人民全身心地投入战争,要宣称“我们有必胜的信心”。

而近卫亲王则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议。他说道:“日本已经输掉了战争。”现在近卫心中最害怕的是,由于日本的损失引发的对美国的仇恨,再加上后方的困难,可能在日本人民甚至是陆军中导致一场共产主义式的革命。“从维持日本帝制的立场来说,我们最需要害怕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可能伴随失败而来的发生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近卫总结道,“我坚信我们应该尽可能迅速地结束战争。”

在东条英机的“我们会赢”和近卫的“我们已经输了”这两种论调之间,不可能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其他的元老们在他们的单独觐见中没能说出他们心中的疑惧。努力再次受挫之后,天皇耐心地进行了又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的内容是在抵御美国进攻中,海军的士气状态和物质情况,由长谷川清海军大将负责。长谷川的秘密报告与高木和松谷的主旨相同:日本难以取得胜利,甚至连本土都防守不住。

尽管长谷川清、木户幸一和其他的天皇心腹一直在寻求使日本逃脱毁灭的办法,但是战争的领导者们和军事官僚机器却无情地将日本不断推向毁灭的深渊。

在陆军把持领导权的情况下,小矶国昭首相成了一个毫无作为的旁观者,他的外交大臣在国外所做的一点点外交努力,也全都没有任何成果。在琉磺岛陷落和美军登陆冲绳之后,小矶国昭被迫辞职。就在美军占领冲绳四天之后的4月5日,莫斯科宣布它将在一年之内停止执行与日本的中立协定。这很清楚地预示着一场新的不幸来到了日本头上———跟苏联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就在同一天的傍晚早些时候,元老们召开正式会议推选新首相。他们发现东条英机仍然掌握着主导权,说话咄咄逼人,独断专行,就和他当首相时一样。东条英机再一次说,选择就是在无条件投降和死战到底之间进行。东条英机代表着大多数将军的意见,主张继续战争;而木户幸一侯爵、一些高级海军将领和大部分前首相则希望和平。然而在下面七嘴八舌的辩论中,惟一能达成的共识就是下一届的首相和内阁必须得到人民的信任。

由于东条英机隐含性地威胁说,陆军要“走它自己的路”,这些政客们再次避开了进行战和抉择的责任,选择了一个妥协性的首相候选人,这就是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他既不是主战派,也不是主和派。铃木既不属于任何派别,而且还是一位日俄战争中的退休英雄,他受到了其他领导人的广泛尊重。但是他已经近80高龄,而且没有当首相的欲望。即使在木户幸一苦苦哀求他“为了拯救国家”而去担起这个责任的时候,他仍然十分不情愿。

充当战争外衣的和平内阁

这天晚些时候,裕仁天皇在他的图书室里等着当选首相的出现。天皇筋疲力尽,近乎绝望。在夜里,他被失眠所困扰;在白天,他一直在阅读各种文件,包括大臣们的报告、各大使馆发来电报的汇总、美国广播的译件。后来他还看到了对于战争结果的坦率估计,木户幸一在以前一直出于天皇不应干政的原则而没有给他看。所有这些中最糟糕的就是他的人民所受到的苦难,这些在对被炸后东京的巡视中,他都已亲眼见到了。裕仁瘦掉了15磅,他的头发和胡子也显出了淡淡的灰白。

将近10点的时候,天皇听见前厅里传来了许多人的窃窃私语声,这说明新首相已经准备登场了。于是他定了定神,使自己沉静下来。门打开了,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并深深地鞠下躬来。

天皇脸上带着少见的微笑,手也微微地挥了一下,他示意铃木缩短一下他那些繁琐的问候语句。铃木贯太郎身着正式的晨礼服,恭敬地屈着肥胖的身体,他有着浓密的眉毛和滤茶器一样的胡子。对于天皇来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比父亲还要亲近的人。因为他曾经当过10年的内庭侍从,现在还是御前会议的首席。天皇除了在一些最正式的场合之外,都称他为“亲爱的叔叔”。没有一个首相能比铃木贯太郎对天皇更忠实尽力,也没有谁比他更受到人民的尊重。所有的这些品质都是国家需要的,因为日本天皇已经下定决心,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付出什么代价,也要赶在国家遭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之前迅速地结束战争。

铃木贯太郎这次鞠的躬比以前还要深,他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陈述了自己不足以承担御前会议和元老们强加给他的重任。他的理由一个是他太老了,一个是他从来都对政治感到不舒服,还有一个是他更喜欢沉醉于中国先贤老子的哲学冥想中,而不愿意去做那些营营汲汲的行政和外交事务。最后他说:“况且我耳背得厉害,以致有时连陛下您的话也听不清楚。”

天皇的回答十分温和,但也十分坚定:“你对政治的不熟悉成不了什么问题,耳背也没关系。因此,请接受这个任命吧。”

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和平或战争的字眼。出于传统的拘束,天皇不可能简单地说,“叔叔,找个办法顶住那些将军,求得和平吧”,但是天皇后来也承认他曾经有过这个念头,他确信铃木贯太郎能够理解他心里没有说出的意旨,并且付诸实施。然后觐见就结束了。

如果说这位新首相真的揣测出了裕仁的和平愿望的话,那么他就把这个思想埋得太深藏不露了,以至于他选出的外交大臣东乡重德一点也没有发现。东乡重德当时63岁,他曾经在珍珠港事件时当过外交大臣,但是由于反对东条英机的政策,不久后他就离开了内阁。从此之后他一直就是秘密的主和派中的主要顾问。现在,退休在家的他被重新起用之后,期望着能得到内阁全力的支持以打开谋求和平的道路。

在一次深夜的会面中,东乡重德小心翼翼地问铃木贯太郎,他对战争进程有什么看法。铃木很平和地回答:“我想我们还可以再坚持打上两到三年。”东乡感到震惊和难以相信,他举出日本物质匮乏的实际情况反驳铃木对于日本精神力量的顽固迷信。铃木对他的说法不屑一顾,一点也听不进去。最后东乡感到极度无奈,他对铃木说两人在战争前景上的观点分歧太大,没办法进行合作。于是他谢绝了外交大臣的任命。

铃木贯太郎不同意他的推辞,两个人又苦苦纠缠了半个小时。铃木先觉得累了,于是他们就分手了,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接着讨论。

第二天,也就是4月6日,东乡重德接到了一大堆的恳求,全都来自那些元老和天皇的御前会议成员。他们请求他接受外交大臣的职位,向他保证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铃木贯太郎就无法开窍,并且认为只有靠他才能改变铃木的观点。木户幸一的私人秘书给东乡打了个电话,大着胆子透露了一点天皇的决心,他悄悄地说:“在我看来天皇正在考虑要结束战争。”

来自莫斯科的终结者

最后,铃木贯太郎重新和东乡重德一起坐下来,他简略地说:“在战争前景的问题上,我对你的看法很满意。”

这个含糊的保证说服了东乡,使他觉得自己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外交活动。于是他接受了任命,并且马上着手进行谈判,以防苏联和日本开战,同时也为了确定苏联是否会在日本和西方盟国之间进行和平调停。但是东乡还是对于首相是否会致力于和平表示怀疑。

毫无疑问,铃木贯太郎首相关于战争的公开讲话,给日本人和全世界留下的印象是:他和任何其他的军国主义者一样好战。在他的第一次公开广播讲话中,他宣布:“我的国民们,时间已经到了。无论男女老幼,每个人都应该振作精神,准备迎接即将发生的事情。按照我个人的愿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投身于战场,奋勇前进,哪怕是踩过自己人的尸体。我将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天皇的利益。”后来他又在帝国议会中说:“日本的人民都是皇室忠诚服从的仆人,如果天皇制度被废除的话,他们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存在意义。因此,无条件投降就意味着一亿人的死亡,它使我们除了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人之外,别无选择。”

铃木贯太郎摆明了姿态,陆军司令部也在为最后决战制定着越来越多的疯狂计划,而同时外务省的外交人员们也在不辞辛劳地努力奔忙,争取海市蜃楼般地与苏联调停。他们的要求一再遭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断然拒绝。由于前首相广田弘毅也曾经担任过驻苏联大使,他被派去和新的苏联驻日大使、年轻的雅各布·A.马立克进行接触,再次努力争取延长《苏日中立条约》,并寻求和谈的可能。

6月3日,广田弘毅在箱根的一个温泉疗养地会见了马立克。酒足饭饱之后,两位外交官闲聊起了如何使两国的关系向着一个更友好的层次迈进,谈话亲切和谐,但是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广田向他的上司提交了一份十分乐观的会谈报告,但是当他试图在苏联大使馆和马立克再次见面时(在莫洛托夫命令许可的情况下),却突然生了一场重病,无法进行会谈了。

天皇亲自下令要广田弘毅坚持下去,但马立克直到6月24日才答应会见。这一次广田弘毅接到授权,向苏联许诺说,可以用日本费力夺来的东南亚的矿产资源作为交换,以订立一个新的盟约。

但马立克仍然无动于衷。6月29日,广田弘毅再次来找他,这次他带着名副其实的全权委任,并且提出了一项正式的提议,要求签订新的互不侵犯协定。马立克告诉广田弘毅,他将派通常所用的穿越西伯利亚的信差将这份提议送到莫斯科。但是在莫斯科,当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两次试图提起广田-马立克谈话这个主题时,莫洛托夫都装作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尽管不敢告诉天皇正在发生的情况,但东乡重德做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苏联正在使用拖延战术。通过莫斯科谋求和平的道路被堵死了。

实际上不仅莫洛托夫知道日本的提议,连华盛顿的高官们也都知道了,因为马立克事后立即用电报向莫斯科进行了汇报。美国人在很早以前就断绝了日本的外交渠道,现在他们既读到了向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馆发出的各种焦急狂乱的指示,又读到了佐藤大使率直的答复,敦促政府不计代价地投降。天皇再次亲自插手,派近卫亲王向莫斯科带去了他的亲笔信。

但是在7月17日的波茨坦会议上,盟国确定了彻底击败日本的最后作战计划,敦促日本投降。在为期两周的会议期间,日本发出了各种信号,请求结束杀戮和毁灭。这些信号虽然有些藏头露尾,但是还是比较明显的,然而美国和苏联对此视而不见,那些调停者的时间很快就要用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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