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经济大国后军事大国!另人侧目的日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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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古老的东京城周围环绕着宽阔的护城河和高大的城墙,现在这里居住着温和的日本皇室,但就在1941年那个阳光灿烂的12月的早晨,正是从这里发出了一道关于战争的诏书。这道诏书的措辞极为正式,它给日本帝国和世界带来了可怕的征兆:   “我们忠诚勇敢的臣民们,我们呈上天之名,万世永继的,泽及尔等的日本天皇,在此向美利坚合众国和大英帝国宣示战争。

古老的东京城周围环绕着宽阔的护城河和高大的城墙,现在这里居住着温和的日本皇室,但就在1941年那个阳光灿烂的12月的早晨,正是从这里发出了一道关于战争的诏书。这道诏书的措辞极为正式,它给日本帝国和世界带来了可怕的征兆:

“我们忠诚勇敢的臣民们,我们呈上天之名,万世永继的,泽及尔等的日本天皇,在此向美利坚合众国和大英帝国宣示战争。

在我们帝国祖先神圣精神的护佑下,依靠我们臣民的忠诚和勇气,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伟任一定能够发扬光大,我们一定能够迅速地铲除一切邪恶的根源。”

这个战争宣言于12月8日上午11点40分(东京时间)广播,也就是在日本飞机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四个小时之后。这个诏书并不是日本天皇裕仁本人所写,而是由那些躲在他背后的阴影里,通过他的神性权威制定政策的顾问们执笔。然而,按照天皇本人的愿望和判断,他根本就不愿意发动战争,而他的年号———昭和,正是昭示和平的意思。以上这些都显示出黑色幽默的意味。

早前的广播新闻(关于战争的消息)震惊了日本7300万人民(整个日本帝国共有1亿人),而诏书的颁布正式肯定了消息的真实性。当天早晨,在东京新桥车站买报纸的日本人———“在迈出三步之后,都马上停下步子以更好地阅读,然后斜着头,再猛然后退,”法国记者罗伯特·格依雷恩这样报道说,“他们抬起头,马上戴回了面具,变得难以猜测。没有对摊主说一句话,他们之间也没有任何交流。”

户崎明是一位东京的报纸编辑,对于日本与西方处于战争边缘的情况,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即使如此,战争的到来仍使他大吃一惊。“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户崎明后来说,“因为大众并没有做好准备。”五味川纯平是一个钢铁厂的研究员,对于日本和美国的生产力对比非常熟悉,他回忆说:“对我来说,那就好像天摇地动一样。”而一位东京的年轻家庭主妇松冈洋子说:“珍珠港事件对于日本人的震撼和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样的大。”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理解日本人民的这种反应。因为当时日本陷于耗资巨大的对华战争已经有四年多了,死于战争的人超过18.8万,国内动荡的经济严重干涸,大米和其他的大宗物资都被强行列入定量供应的名单。如今,再加上这样一个致命的冲突,情况的严峻就可想而知了。日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和英美力量的对抗,而这一力量,正是它长期以来所仿效、嫉妒、崇拜和仇恨的对象。

与西方的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可怕的危机。随之而来另一现实问题是,发动战争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日本本土根本一样也没有。即使日本通过征服资源丰富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能够很快地获得主要的原材料,但从长期来看,日本的战争生产能力还是根本无法和美国相比。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日本必须赶在美国将它的军备工业发动起来之前,彻底地将其击败。因此日本计划进行一个短平快的战争。日本军队将在防卫线上散开,使美国的进攻劳而无功,一直等到美国人失去了信心并退出战争,任由日本组建自己新征服的帝国。

然而即使在参与制定计划的那一小撮军队和民间领导人的内部,也有一些官员认为取得这个巨大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天皇想起了1905年和沙皇俄国发生的那场海战,于是就召见了帝国海军的军令部总长(即海军总司令)永野修身,问道:“你觉得能取得一场大胜吗?就像当年的对马之战一样。”永野修身回答说:“我很抱歉地回答您,那是不可能的。”裕仁天皇说道:“那么这将是一场令人失望的战争了。”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为了设计并着手进行他们巨大的冒险行动,日本的领导人都在依赖于一个隐藏的力量。天皇的诏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于天皇的臣民来说,对于诏书的坚信程度和他们对从太阳女神———天照大神那里直接流传下来的话的坚信程度是一样的。诏书不仅具有世俗法律的效力,还具有天授的约束力。由于来自神话深处的信仰,天皇的战争宣言所召唤起的力量,是来自一个极为深远的源头,而这力量比西方流水线上下来的任何硬件都强大得多。这个源头就是所谓的大和魂———也就是日本精神。

第一次的神风拯救了日本本土

日本的领导人极为坚定地认为他们国家的人民拥有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尽管在语言上的定义非常简明,但这个力量比任何的人力和物力的资源都要强大。虽然,最终证明他们是错误的,但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日本精神的确是一个促进和支持的力量,其作用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日本人的团结在二战中是无与伦比的。奋不顾身的海员们明知必死无疑,还要争先恐后

地要求驾驶鱼雷艇,而神风特攻队那些年轻的飞行员们则不惜撞向敌机同归于尽,这些都是日本的教育、军事和宗教传统熏陶的必然结果。为了国家和天皇的利益,一个充满激情的日本人可以二话不说地牺牲一切,上至东条英机首相这样的高官,下至街头田边的平民,无一例外。日本政治中极少有异议者,而异议不仅指行动,也指言论,更包括了怀有危险的异端思想。

日本的战争是全民的战争。日本人民忍受着漫长的饥荒煎熬,妇女们在煤矿中吃力地挥舞着镐头,孩子们在工厂里长时间地工作,老人则挖掘松树的根来做燃料,甚至连和尚们也被征去从事军事后勤服务。成百次的空袭造成了差不多100万日本平民的死亡,但同时有成千百万的人在时刻准备着与入侵的敌人决一死战,尽管他们的武器只有拗尖了的棍子。

所有的这些都是“大和魂”的体现,这种精神发源于日本的历史,已经融入了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血液之中。

实际上,日本民族究竟形成于何时,来自何方,在渺茫的传说和编造的故事中早已不可追寻。但可以确定的是,早在公元之前的某个时间,就开始了一股向日本持续且不断增长的移民流动。移民主要由蒙古人构成,他们沿着朝鲜半岛而下,渡过海峡,登上这个位于东亚尽头的火山密布的列岛。

他们在最南端的三个岛上定居下来,并和那里的原住居民渐渐融合,列岛的整个面积要比意大利稍大一点,但没有一个地方离海超过70英里,移民居住在高耸入云的群山之间,住在青翠的山谷里和林木茂盛的山坡上,这里气候宜人,水源丰美,但问题是矿产资源奇缺。

1941年和西方开战的那些日本人,正是这些原始部族的直系后代。他们的血统几乎没有任何的混杂,在日本战时的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属于别的血统。因为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观点,地理上与世隔绝,同时在政治上也常常处于孤立状态,日本人也许在全世界的主要民族中是单一性最强的一个民族。

尽管在日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长达几百年的迅速甚至激烈变动的时期,但某些情况和价值标准却是传承不变的。由于气候和地形的原因(日本只有不到20%的平地可供耕种),日本形成了一套水田稻作的农业体系,从2世纪一直传到20世纪,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日本的田地支离破碎,每块平均面积2.5英亩,在数以万计的这样的田块上,农民们共同劳动,分享公共灌溉系统带来的福祉,这个系统浇灌着那些他们赖以生存的稻米。

在这种复杂的共享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观点:一种超过了古代宗族或者是尔后的封建采邑的概念。这种观点认为:他们的根本利益必须通过合作和相互理解来维护。随着日本发展成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日本人开始聚成一个个集团,一起生活,一起娱乐,一起经营,通过协商一致来管理集团事务。异议在这里是没有作用的。

如此小的一片土地,却要永远承载如此沉重的负担。因此,日本人对于自然,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也格外醉心于它的美丽,这种尊敬逐渐发展成了一种多神崇拜,在这里,自然现象都被人格化和神化了。太阳神处于最中心的地位,然而也有无数的自然造化的神工在日本各地的庙宇中像神明一样受到崇拜。可以是一棵当风而立的大树,也可以是一朵艳美的花儿,或者是一条波光闪闪的溪流,一只翅膀纤巧的昆虫。

这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就是人们所说的“神道”———意为神的方式。它的形式纯粹而简约,神道的目的不是进行道德教化而是要表达对自然灵迹的尊崇。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它成为了日本的国教,同时也被改造成了一个工具,被随着二战临近而变得日益有效的民族主义所利用。

由于神道教的诸神都以人的面目出现,一些伟人受到像神一样的崇拜也许就不可避免了。一个部落集团的领导家族被认为具有神的血统,这个家族在6世纪掌握了西日本的统治权。根据史诗的记载,男神伊耶那岐和女神伊耶那美生下了日本列岛,然后伊耶那岐通过洗鼻子和洗眼睛这一特殊方式,造出了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和她狂野的兄弟———风暴之神须佐之男(即素盏鸣)。须佐之男十分嫉妒天照大神,并且对她进行毫不留情的折磨,她躲进了一个山洞,于是世界变得一片黑暗。

这样一来,当然大家都感到十分不便,其他的男女诸神聚集在山洞外面,造出了一棵神树,在树枝上挂上了一面镜子———后来镜子也变成了日本天皇权力象征的一部分。一个女神跳起了一种动人心魄的舞蹈,充满了热情,以致天照大神也忍不住从洞里向外偷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看见了镜子中反射出来她自己的影子,天照大神忍不住从藏身处一点一点地探出身子,结果被众神中的一位一把拉了出来。看,这下世界又恢复了光明。

须佐之男因为他的恶行而被从天上赶了下来,于是来到日本最大的岛———本州居住。但是他又向天照大神献上一把宝剑表示改过自新,同时这剑也是王权的象征。这个神话说明须佐之男和他的后裔是日本最初的定居者,也是现代日本民族的祖先。至于天照大神,她的孙子琼琼杵命、迩迩艺命被指派来统治日本,而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正是琼琼杵命、迩迩艺命的玄孙。这样1926年12月25日登基的裕仁,就成为了日本的第124位天皇,这可以沿着一条清晰的脉络一直追溯到神武天皇。

在早期的日本,通过私通关系来维持皇族的世系是毫不受到非议的,裕仁天皇的父亲就是明治天皇和一位宫廷女官的儿子。然而,最根本的是,天皇与他的祖先有着可能最接近的血缘关系,因为他就好像日本这棵参天大树的主干,而日本人民则是它的侧枝。裕仁对于他的所谓高贵血统和神圣权威远不是那么深信不移,但是他完全清楚天照大神的神话将他变成了日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象征之父,而日本人民将会为他献出生命。

在神武天皇的世系建立之后,有时天皇的朝廷会被贬谪到一个有名无实的地位。公元645年,一个由藤原不比等领导的家族夺取了日本政府的主导权,从此日本进入了一段几乎长达四百年的影子政治和贵族文化变革时期。

综观这一时期,藤原氏有力地统治着日本,他们的统治总是打着天皇的名义,总是以摄政或者内大臣的身份从背后操纵政权。这个狡猾精明的家族认识到,保留天皇这一名义上代表世袭权威的象征,对于他们是很有助益的。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如果要天皇过多地参与决策过程,那些不受人民欢迎的、不明智的和不成功的政策将会使天皇失去光彩,他的神圣的光环将会消散,人们会把他视为一个普通的人,发现他也会有明显的谬误和愚蠢。因此,在藤原政权以及他的继任者们的统治中,天皇恰当的政治地位便是“高出云表”,而那些政府中的世俗事务,则留给了任何一个碰巧掌权的集团去处理。

藤原氏发展出一个完善的制度来通过天皇维持他们的权力。一位藤原氏的少女会被嫁给年轻的天皇,而天皇则往往在有了继承人之后被劝退位(因为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君主只是例行公事,而毫无自由),藤原氏的成员总是在年幼的天皇成年之前顺利地担起了摄政的角色,然后,又一位藤原氏的新娘会走上前台,又一位继承人会出生,又一位天皇会顺从地退位,同时,又一位藤原氏的摄政将会掌权。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永无止歇的循环。

由于日本列岛和中国的海岸线之间隔着宽达450英里的大海,早期的日本人和他们那个文化高度发达的邻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但藤原氏最初的执政者们对他们所衷心钦仰的唐朝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们在中国唐朝的繁盛中看到了将落后的日本带入东方主流文明的机会。他们全盘照搬了唐朝的一切,但同时他们又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能够将借鉴来的思想和技术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日本人的口味和需要。而这一点是后来西方国家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学到的。

还有许多人前往唐朝游历,包括学者、工匠、艺术家和工艺家、官员以及武士们。作为唐朝风尚的缩影,无论是诗歌和绘画,建筑和造园,方法和技能,统统都被吸收并改造,使之更为简约,更具有日本的本土风格。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基础上,单音节的汉字被借用来创造出发音符号,从而改造成多音节的日本文字。

以头颅为代价的突然行动

为了发展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藤原氏按照唐朝的模式,将全国分为郡县,并创造出一种城镇附带乡村的行政组织机制。在以奈良为首都的藤原氏的统治下,唐朝精密的官僚体制被改造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制度。官僚们建立起了一个“天庭”,以此来显示它与天皇宗教性的功能有所联系,同时还建立起了一个帝国贵族院,这是在实际掌权者们和作为象征的天皇之间隐性的一层政府结构。

总体来说,藤原氏的政权是很温和的,在300年的时间内没有发生一起政治性的杀戮事件。但是,就是在行政体制的内部,孕育出了导致藤原氏倒台的祸根。子孙繁盛的藤原氏家族的成员们和他们的盟友们被分封到了全国的各个地方,作为对他们政绩的奖励。他们可以获得免交赋税的土地,为了监督和维护他们广大的封地,这些领主们蓄养了大批的武装力量。

在12世纪末,藤原氏家族内部的一个封地,由于政治特权的问题在敌对势力之间挑起了一系列野蛮的争斗,而在纷争终于结束的时候,藤原氏发现他们在世俗政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被他们手下的将领们所剥夺。从此,长达800年的军事力量控制日本政府的时代开始了,直到裕仁出生之前的33年才得以结束。

在这一时期刚刚开始的头20年中,武士们第一次登上了日本历史的舞台,他们竭尽全力地鼓吹勇敢、光荣、自律以及不畏死亡等这些美德。新形成的武士势力在源氏家族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个家族是一个无敌的军事世家,其首领赖朝在1192年被13岁的天皇授予“征夷大将军”的称号。此后,当源氏家族在海滨城市镰仓建立起幕府的时候,住在京都的日本天皇的地位就变得越发的不重要。尽管出于政治便利的考虑,天皇的崇高地位还得以保持,但是实际上他已经被完全地忽视掉了。甚至到了有一位出于贫困所迫,竟在京都的街头叫卖自己的书法聊以谋生的地步。

然而武士们却变成了当时社会的推动力量。他们的头戴兜鍪的形象被描绘在卷轴上,作为坚毅不屈的典型加以纪念,手里还握着象征身份的长剑。与西方的那些目不识丁的中世纪骑士们不同,武士们的家中都充满着由诗歌、绘画书法和其他高雅艺术所营造出的优美氛围。他们还醉心于佛教,这种精深的印度哲学是6世纪时从中国传播到日本来的。武士们对于禅宗尤其感兴趣,因为它的宗旨就是崇尚忠诚和漠视痛苦。

在他们的文化诉求中,对武士来说最主要的还是作为战士的身份。他们建立起一种恒久的崇尚勇气的传统———甚至是自杀的勇气。1274年,蒙古皇帝忽必烈在带领他的铁骑踏遍从俄罗斯西南部直到朝鲜的亚欧大陆之后,又发动了一场战役,试图将日本纳入他的版图。一个由450只船组成的庞大舰队首先在位于朝鲜和日本列岛最南端的九州之间的壹岐岛和对马岛这些小岛停靠,1.5万名士兵在此登陆。驻防在那里的一小队武士被全部杀光了,但是他们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消耗了侵略者宝贵的时间。在蒙古人还未及在九州的博多湾登陆和布防之前,台风季节就到来了,面对恶劣天气的危险,蒙古舰队最终撤离了。

为了防止侵略者卷土重来,武士们沿着博多湾的海岸线修起了围墙,并且做好了在其中战死的准备。1281年,大汗忽必烈再次派出了他的军队,这次共有15万名精兵,装备着像能发射火药弹的弩炮这样令人胆寒的先进武器。在长达53天的战争中,处于绝对劣势的武士们击退了蒙古人冲倒围墙的所有企图。然后,在8月1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将蒙古舰队打成了碎块,从而将日本本土从最可怕的威胁中解救了出来。日本人很自然地将这场台风看做上天的护佑,他们将之称为“神风”。

就在神风带来拯救的26年之后,又有另一场风暴改变了日本的命运:它将一批葡萄牙商人刮上了岸。众所周知,这批人是第一拨踏上日本土地的西方人。而西方航海家走到哪里,***传教士就会跟到哪里。因此,1549年,由一个巴斯克教士弗朗西斯·萨彼埃尔率领的传教团来到日本。看来耶稣会士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为萨彼埃尔不久后记述道:“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异教徒中再也找不出另一个能和日本人相比的民族了。这些人们从整体上都十分优雅、友善,毫无恶意,他们是一些令人惊异的可敬的人,而荣誉在他们的世界里也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

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在日本几乎找不到立足之地,日本人对这种新的信仰的兴趣,远不及他们对西方来客所携入的武器来得大,因为事实证明这些武器大大改变了武士们的装备。

这种武器就是毛瑟枪,日本人很快就能纯熟地制造和使用它们。火器在长达十年的内乱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场16世纪80年代的内乱中,出现了一个日本历史上的大独裁者。他的名字就是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的身材即使在日本这样普遍不高大的民族中也显得十分矮小,他的相貌更以丑陋出名,但他却拥有无与伦比的坚韧和智慧。

出于对自己出身的敏感,丰臣秀吉着手制定了标准,规定暴发户不准再进入权力阶层,他以要在京都神庙中修建大佛为借口,从农民手中收缴了所有的武器。丰臣秀吉无法容忍任何反对者。一位西方传教士写道:“他是如此谨小慎微地统治着日本的大小诸侯、藩主,显得比一位管束着一家人的父亲还要紧张。他不停地折腾他们,把他们从原来的封地上移走,送到另外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防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扎下牢固的根基。”

据传说,丰臣秀吉曾经来到镰仓源赖朝的神社,在这里他对这位源氏幕府的创立者说道:“你有着显赫的家世,不像我,是农民出身。但是,在征服了全国之后,我要征服中国,而你想到过这个吗?”

无论这个故事真实与否,丰臣秀吉曾经发动过两次战争,企图借道朝鲜侵略中国。但每次他本人都谨慎地呆在家里以确保对国家的控制。在第一次侵略中,超过20万人的日本大军沿着朝鲜半岛向北进攻,最终于1593年在鸭绿江边被击退。五年后,第二次远征的情况更加可悲,因为丰臣秀吉的死去,他们退回了日本。听到丰臣秀吉死去的消息,日本人都松了一口气,然后撤退———此后直到20世纪再也没有发动过一次对外的军事行动。

在一段短期的动荡之后,丰臣秀吉在傀儡皇权幕后掌权者的地位被他的首席军事和政治助手德川家康所继承。德川的家族王朝领导日本度过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奇异的时光之一。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日本人获得了长达260年的不间断的和平。

然而他们也为那僵化的体制付出了无法计算的代价,他们深受这一体制的束缚,直到二战末期他们从自己领导人的手中得到自由,才获得了彻底的解脱。

和丰臣秀吉一样,德川家康对于日本***的发展的忧虑日益加深。但他的怀疑扩大到了针对一切西方的影响上来。后来,又发展到了针对一切外国的事物。1612年,他发布了一系列的敕令,从根本上将日本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

菲尔莫尔总统的特使

到1638年,德川幕府的继任者几乎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赶跑了,只留下了极少数,并且镇压日本的***,另外对于一切企图离开日本和从外国归来的人都判处死刑,用这种办法有效地把日本人都牢牢地锁在本土。两年后,一个葡萄牙代表团为说服日本放弃他们的孤立主义政策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不久,虽然葡萄牙人都成功登陆,但其中的13个人被处以斩首,幸存者被允许回到澳门,带去了一个对其他西方人的官方警告:“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们的主意了,就当做我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吧。”日本通向外界的惟一窗口就是长崎,在那里荷兰和中国商人获准可以进行贸易,但是处于日本政府全天候的监视之下。

封建制度在德川幕府时期的将军那里得到了完善和加强。他们掌握着日本四分之一的耕地,以及所有的主要城市、港口和矿山。他们把剩余的部分分给了将近300个封建领主———藩主。藩主和他们的家臣武士占据着四个封建等级中的最高层,他们下面是农民,然后是工匠,处于最底层的是商人。在等级之间,存在着自下而上的忠诚和责任。一个较低阶层的成员如果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就不能不履行对高等级者的服务义务。在藩主骑马经过的时候,卑贱阶层的民众必须下跪并以额触地。对任何无礼的下属,武士都有权将其当场格杀。

藩主本身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以防止他们进行任何反对德川幕府统治的阴谋活动。按照要求,他们每隔一年都要到江户去和将军在一起呆一年。江户就是德川家族在一个渔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首都。(到18世纪为止,江户的居民已达到了100万,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当藩主离开江户的时候,他的妻儿还要留下充当幕府的人质。为了防止藩主们在封地和首都之间的路上进行颠覆活动,他们要按指定的路线行动,这些路线上布满了关卡,仅在日出和日落时开放。而当他们在关卡附近的旅店中停留过夜的时候,则要受到德川幕府的特工队的近距离监视。为了防止任何的藩主与一位可能野心勃勃的天皇结成同盟,皇族居住的京都城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这样来回往返需要花费,再加上在江户维持舒适生活的大量开支,藩主和武士们被迫向他们所鄙视的商人们借债。在江户和大阪这些不断发展的商业中心里,尽管存在着德川政权的重重限制,商人们不但生意兴旺,而且还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包括像歌舞伎剧院以及更高雅的娱乐———早期的艺妓馆。20世纪的那些工商业巨头,如三井和住友,正是从这些身份低下的高利贷者发展而来的。

仿效西方的热潮

尽管德川幕府用尽了一切的心机和手段对日本这个民族进行压制和封锁,使它保持孤立状态。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孤立,还要孤立在列强的势力范围之外。但是这种状态是难以永久维持的。就在1853年的6月5日,当四艘美国战舰出现在江户湾时,日本的闭关政策就宣告结束了。

在这四艘船中,有两艘是船身乌黑的蒸汽船,每一艘拖着另外的一艘帆船,它们正是日

本向来拒之门外的工业革命的产物。这两艘蒸汽船可能是日本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见到的,所以成千上万的住在海滨的人们永远都会记住这一天,他们把这一天称为“黑船”日。

这只小舰队是由佩里准将率领的。这个粗野的海上老手曾经在美墨战争中名声大噪。佩里得到的训令是提议“美日两国友好相处并且建立起相互的贸易关系”。为了达到这一既定的目的,美国政府训谕佩里要“谦恭、和蔼,但同时也要坚定、果决”。实际上,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技巧高超的外交家。

由于难以揣摩出什么样的东西才能符合日本这个神秘国度的胃口,佩里带了一批种类多得惊人的礼物,其中包括:美国特产的珍禽异兽、成篮的香槟酒、一大桶威士忌、一大桶马德拉白葡萄酒、一箱由塞缪尔·考尔特发明并制造的左轮手枪、一架银版照相机、一套电报设备、一列小型的蒸汽机车加车厢,以及一只装在笼子里的白鹦鹉。他还带了一封米拉德·菲尔莫尔的亲笔信,菲尔莫尔在佩里七个月前起航的时候还担任着美国总统。在这封信里,他称日本天皇为他的“伟大的好朋友”。

毫不意外,美国人的到来使日本人惊慌失措。在整整的三天时间里,日本官员甚至不敢把这个消息告知当时的德川将军,因为他的身体很虚弱。将军终于偶然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痛苦不堪地生病卧床,直到佩里离开日本还没有起床。

由于将军的微恙,如何对付美国人的问题就被抛给了他的重臣们。这个职务没有明确的身份和固定的任期。然而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员也冒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哪个重臣为德川幕府的法律提出的某项修正案没有被接纳,那么他就要切腹自杀。重臣们下令动员了2万名武士,要赶走这些“浑身是毛的野蛮人”。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中,德川幕府长期的和平状态已经使日本武士们的作战技能大大退化。但是,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还是被召集了起来,这使得整套新盔甲的价格一夜之间上涨了四倍。

由于日本的防御明显抵不过佩里犀利的火器,所以元老们就采取了他们能想出的最好策略———举棋不定,不断拖延。但是同时,普通的日本人在祈祷另一场“神风”的出现。佩里却显得一点儿也不着急,他把菲尔莫尔的信留了下来,很洒脱地出发到中国去游览,只不过留下话说他会在第二年的春天回来等候回音。

佩里于1854年2月回到日本。3月5日,在一个名叫横滨的小村子的一棵樟脑树旁,双方开始谈判,一谈就谈到了月底。在佩里看来,日本人确实是一个“精明狡狯,善于欺诈的民族”。但是,在3月31日,日本门户开放的条约还是签订了。按照其中的规定,下田和函馆的港口要向美国船只开放,以提供“木材、水、食品和煤炭以及其他其所要求的必需品”的补给。另外,美国还在下田设立了一个领事馆,并且在1858年签订了一个通商条约。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中,这些看起来微小的特权,却因其他国家的加入而被极大地扩展了。英国和俄国等国家都蜂拥而入,迫使日本给予它们同样的特权,并且获得了治外法权。

对于日本来说,这一变化是天翻地覆的,而德川幕府长期以来一直靠压制变化以维持统治,所以它便开始了崩溃。

很显然,幕府没有能够成功地履行它的职责,为日本,为它的人民和天皇提供军事上的保护和安全。另外,它还把皇室更远地隔离在世俗权力之外,不经意间就使天皇完全摆脱了任何由佩里开始的入侵所带来的指责。因此,面对当前兴起的“为了天皇,赶走野蛮人”的口号,幕府显得格外的软弱。这一口号响彻了整个西日本,一个武士集团开始了针对德川政权的叛乱。

他们的叛乱很快就被扑灭。1860年,就在佩里到达日本后的第七年,德川幕府元老们的领头人物在骑马前往江户家中的路上遭到了刺杀,一位日本作家将这件事视为12世纪建于镰仓的幕府统治的结束。他欢呼道:“300年来,德川家族的声望一直就像夜空中满天群星所拱卫的月亮,甚至比当年镰仓时代的源赖朝还要盛大。但现在,它就像早晨的月亮一样陨落了。”

德川家族仍然死死地抓住权位不放。仅仅八年之后,他们的末日就到来了。1868年,倒幕派最终夺取了江户,将其改名为东京。

复辟时代的第一位天皇于1867年在他15岁时登基,这就是明治天皇。在他在位的45年内,日本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风格在明治天皇登基的第一年中就建立起来,就在这一年,天皇在他的《五条誓文》中宣布了要改造日本,决定它的命运:“我们要从全世界吸收知识,以此来加强天皇制的基础。”

历史上,日本曾经从中国学习了很多,但现在明治时代的领袖们把眼光转向了西方强国,如饥似渴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各种经济、政治、技术和军事模式。各种利益背景和职业的人们都被送出去学习西方的方法;此外,还有大量的西方工程师、教师、经济和法律专家以及职业军人被明治政府聘请来担任指导职务。

改变的效果是惊人的。到1872年,一位英国领事馆官员评论道:“几乎在每条街上都有许多家出售外国商品的店铺。”日本的孩子们在玩一种游戏,他们一边唱着《文明拍球歌》,一边按着韵律拍球。歌词中列举了日本人最渴望的十种西方物品:蒸汽发动机、煤气灯、照相机、电报机、轻型机车、报纸、学校、邮政、蒸汽船和出租马车。日本人专门请了一位英国的建筑师来建造一座宏大的舞厅,一时日本人也能向西方人那样跳交谊舞。这座舞厅就是东京的鹿鸣馆。

伊藤先生对德国的访问

西方式的变化很早就深入了宫廷。皇宫里通上了电,尽管因为害怕引起火灾而只使用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宫廷中的女性被鼓励着要像西方妇女那样直接大胆地大声讲话,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端庄地用手捂着嘴小声嘀咕。宫廷中的男性都努力地模仿西方人的衣着。然而,他们的努力措施在一位来访的英国女士眼里,都变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她说道:“……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成衣,都显得太过肥大。裤子的裤脚都被塞进了松紧边的靴子里。皱顶的帽子要么一直盖住了主人的耳朵,要么就很俏皮地扣在后脑勺上。”

在对西方热心的学习中,明治时期的领导人感兴趣的方面几乎完全集中在外在的形式上,他们就是不能理解西方的价值观。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使日本成为一个和西方平等的国家而受到世人尊重,而日本能够成为一个先进的民族。要赢得西方的尊重,似乎就要有一个宪政的政府,于是明治的寡头们就开始着手创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宪政政府。

1881年,天皇宣布日本很快就会颁布宪法,大概就在未来的10年之内。日本向欧洲派出了一个使团去学习那里的宪政体制,使团的率领者就是明治重臣中的绝对保守派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在德国遇到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并且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很自然地把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德国。他还深深地被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格涅斯特的言论所折服,格涅斯特坚持宪法不应该迎合民主的口味,而必须牢牢地根植于国家的传统之中。

伊藤博文对他听到的东西深以为然,并且把普鲁士的宪法作为日本的榜样。他毫无犹疑地摒弃了更加民主的宪法范例,例如美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伊藤博文后来写道:“我相信我已经为我的国家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从内心里感觉将来可以含笑九泉了。”

对于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们来说,目标就是履行誓言,恢复天皇最高荣誉的地位。但是,同时要继续保持他与实权绝缘的状态。1889年颁布的日本宪法正是这一目标的体现。它再次重申了关于天皇神圣血统的古代神话,把他宣扬成“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并且宣扬天皇的继承“万世一系”(这个词在裕仁的宣战诏书中再次被引用)。但是同时,宪法也清楚地规定,如果没有帝国议会的批准,天皇颁布的任何法律都是无效的。

培养对天皇的崇拜

帝国议会即国会,由两院组成: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都由选举产生,成员都来自日本的精英阶层。然而,核心的权利圈极端不情愿把它的权力交给日本的大众,也不愿意交给选上来的代表们。选民被限制在全国6%的人口范围内,而这恰恰大约相当于旧的武士阶层所占的比例。在权力的执行中,贵族院可以对下院提出的立法案进行否决。

这种民主的表象使西方感到十分满意。就在宪法生效仅仅四年之后,英国取消了自佩里

打开日本大门不久之后一直实行的治外法权,以此表示它的认可。其他的西方国家很快也纷纷效仿。

凭着惊人的智慧,明治重臣们在他们拼命赶超西方的努力中,认识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日本人民进行的教育。早在1872年,他们就建立起一个义务教育制度计划。这一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号召建立54000所小学。这一内容的落实速度快得惊人:1860年,日本的大多数人口还是文盲,但到了19、20世纪之交,日本已经变成了亚洲受教育程度最好的国家,公民中的读写率达到了95%。

然而和其他所有的东西一样,教育在日本也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扭曲。在1890年颁布的一道诏书中,发表了一个整个国家都要遵守的基本道德法典,它取得了神圣的法令地位,将日本一直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战争结束。

另一道《教育敕语》要人民“永远忠诚虔敬地团结在一起”,号召天皇的臣民们要“增进大众的福祉,增进共同的利益”,并且要“尊重宪法,遵守法律”。然后就是强烈地劝勉,要人民担负起义务,在即使无望取胜的冲突中也要奋力作战。诏书中说道:“无论发生了任何意外情况,都要勇敢地为国家贡献出自己,以此来保护和维持我们皇权的繁荣,使之与天地同存。”

在其他大多数国家,这种诏书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宣言,而且很快就会忘在一边。然而在日本,对于全国各地的学校来说,宣读《教育敕语》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任何人如果要接触写有这些神圣词句的纸卷儿,都要按要求戴上白手套。有的校长不小心将诏书掉在地上,或者在宣读中发生了错误,就会采取自杀的方式来谢罪。这种事例确确实实地存在。发生火灾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抢救,第一个要抢救的就是诏书,这种情况就更加不用说了。

整个学校课程的设置都是以培养强烈的爱国心为目的,而爱国心又集中在天皇身上。课程中包括道德课。崇敬自然神迹的古代神道退隐下去,而由日本国家和天皇占据优先地位的好战的现代神道教则在道德课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在文部省制定的规则中,将历史教育的目标规定为“为了使儿童们理解帝国的基本特征,并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同样地,进行地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向他们灌输热爱国家的思想”。

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中小学生遵守着“远距离的崇拜”的常规,每天早晨都向着皇宫的方向鞠躬60秒。孩子们还被教导说,在集会中,如果天皇偶尔莅临,他们必须低下头来,目光向地,以表示对他的崇敬。而且,老师们每天都要问男学生们:“你们最大的抱负是什么?”

孩子们就会用稚气的嗓音异口同声地回答:“为天皇而死!”

到时候,他们中间将会有上百万的人实现这一诺言。

本文内容于 2011/9/7 15:15:26 被吉尔格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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