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鹰与龙的搏击 第十一章 飞龙在天 第十一节鲜血浇灌的大国尊严04

六脉神剑5377 收藏 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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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人民还组织了大量的支前队伍参战。据统计,在整个战争期间,仅东北地区农民参加过抗美援朝运输队、担架队、民工队等战地勤务工作的就有六十多万人,其中随军入朝就达二十一万多人。他们英勇的从事各种战场勤务工作,为保障我军作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全国铁路系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员工都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仅在上海铁路管理局范围内,除了四千三百余名铁路员工参加了朝鲜的战地工作外,还有近三万人随时准备奔赴朝鲜。他们与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一道,在和敌人飞机轰炸、炮击、敌特骚扰破坏的激烈斗争中,机智巧妙、英勇无畏地用鲜血和智慧,造就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保障了前线的一切物资供应,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中华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和红十字会共组织了六千多名医务人员奔赴朝鲜战场服务,天津市要求到前线服务的医务人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些老医生、老专家未被批准上前线,他们就纷纷要求到抢救志愿军伤病员的医院工作,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为了方便各界人民认捐,抗美援朝总会对各种武器的折价作了具体规定:


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十五万元;

一辆坦克折合人民币二十万元;

一门大炮折合人民币九万元。


这个运动立刻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甘肃玉门油矿的职工们在八天内用增产所得捐献了“石油工人号”战斗机一架;

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们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一架;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也卖掉了自己在香港的房产,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运动;

四川简阳县的棉农们发起了“一斤棉捐献运动”,两个月内就完成了两架“棉农号”战斗机的款项;

有的人将两年中积累的工资二百万元(旧币)全部献出;

新疆乌鲁木齐的一百零三岁高龄的维吾尔族老人乌古尼沙汗,坚持用拾麦穗、纺线换来的钱作了捐献,被誉为“志愿军的老妈妈”;

重庆市六十三岁的劳动妇女彭淑贞,临终前将其一生洗衣所得的积蓄三个金戒指、五枚银元和一间房屋,全部捐献了出来;

湖南湘潭县猪鬃公司的工人陈楚生,四十六岁还没有结婚,可是他却献出了自己为准备结婚而积蓄的五十万元,还长期捐献工资的百分之四十;

李庄(时任《人民日报》记者):


“当时抗美援朝运动成为推动国内奋进,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启发的这么一种力量。你做的事情对不起志愿军,对抗美援朝没有利,好像你就不是人。”


湖南省湘潭县一位七十六岁的勤杂工谭楚云,每月只有八元的收入,从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号召之日起,他就做了一个竹筒,上面钻一个小孔,每天工余挑三、五担水,把卖水的钱装进去,捐献给抗美援朝之用。老人说:“我是毛主席的家乡人,不能给毛主席丢脸!”

辽宁彰武县一所小学的一千二百多名小学生,利用放学后和假期中的闲暇时间,打柴禾、拣粮食、打柳条子,积累了一千二百多元,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运动;

河南艺人常香玉和她的爱人陈宪章,怀着报国的满腔热情,率领她的“香玉剧社”到处奔波,从1951年8月起的半年内,在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六个省为三十多万观众巡回义演了一百七十多场豫剧,她自己却省吃俭用,用义演的全部收入和自己的积蓄捐献了“香玉剧社号”战斗机一架。

为此,常香玉卖掉了自己的一部卡车,并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作为捐献义演的资金。为了不影响到外地演出,她还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大的不足七岁,小的刚刚三岁)全都送进了托儿所。

几十年后,记者在河南郑州采访了年逾古稀的常香玉老人。老人告诉记者,当时她之所以带领她的剧社义演,全都出自于对国家和政府的一种朴素的情感。

常香玉(七十八岁,时任香玉剧社社长):


“我觉得几场戏表达不了我的心情。我说我还有力量,我要把这个力量拿出来,为我的国家做点事情。这时候,我就向我的老伴呀商量,提出来捐献一架战斗机。”

“我要保卫这个政府,我要保卫这个国家。我在这个国家存在,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员。”

“我当时就给老伴提出来,我说咱要出去演出啊,得写个戏,写个爱国主义的戏。配合咱们这个捐献义演有意义。我说像穆桂英呀,花木兰那,还有古代的那些英雄们,都是为国家牺牲,甚至于牺牲了全家的生命,她都要爱她的国家。我说中国人就有这个劲儿。”


“香玉剧社”的演出,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常香玉的名字和她的表演很快誉满全国。经过近半年的时间,常香玉和她的剧团的同志们终于实现了她们用义演收入为志愿军买一架战斗机的愿望。

全国工人阶级兄弟们纷纷提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的战斗口号,他们以提高产品数量质量、降低成本、发挥工业潜在战力、推广先进经验等办法,为国家增产节约了巨大的财富。国内工商企业都优先接收志愿军的订货,并积极研制前线所需的产品。例如当时的国内电讯器材生产单位便参照苏式、美式通信器材的式样,根据战场要求制造了大量的报话机、步谈机和电话单机,使志愿军的通讯器材在停战前就已实现了大部分国产化。经过国内各兵工厂的努力,我军前线弹药的国产率也从10%提高到了45%。

妇女们精心缝好了慰问袋,有的还把积蓄了多年的“体己钱”,甚至把最心爱的结婚戒指、首饰也捐献了出来。许多地区的妇女开展了一人一双鞋的运动,为前线将士们赶做了大量新鞋。最感动人的是贵州省苗族姑娘向志愿军献出了从不轻易送人的挑花腰带,云南彝族姑娘把准备送给新郎的绣花衣也送到前线去。各族人民还赠送了各种名贵特产、名贵药材,慰问“最可爱的人”。祖国成千上万封慰问信,像雪片一样飞往朝鲜前线……

根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统计,从1951年6月到1952年5月底,仅一年的时间,全国人民共捐献人民币五万五千六百五十多亿元(旧币),折合可以购买战斗机三千七百一十架。

在对外战争取得胜利的同时,国内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美国出兵朝鲜时,国内土匪、国民党残余势力暴动四起,他们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解放军肯定不是美军的对手,一时气焰嚣张,高峰时全国土匪曾达百万人之多,还有许多反动势力跳出来大肆破坏。但志愿军在朝鲜半岛的辉煌胜利一下子把他们嚣张气焰全部打了下去。

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投入了六个兵团、四十一个军、一百四十个师、两个旅和海军一部,分别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共计歼灭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和匪特二百六十八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同共产党进行长期对抗和伺机反攻大陆的企图,并彻底消除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使国内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在朝鲜战争期间,新中国人民团结,社会稳定,海防线上也严阵以待,这也是美国和台湾国民党政权始终不敢大举进犯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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