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1940年北京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秘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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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40年11月29日9点50分左右,东皇城胡同14号美国教会远东宣教会门前,传来清脆的马蹄声。只见两名日军军官,骑着两匹高头东洋马,耀武扬威、旁若无人地向东而来。这两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在日本陆军中赫赫有名。 紧随东洋马进入胡同的,是一名穿黑裤的骑自行车的中国人。突然,这名穿黑裤骑自行车的中国人追到了东洋马后边,“砰、砰、砰……”,连开7枪。 两名日军中佐惊叫着,应声从马上摔了下来,一个当场毙命,一个重伤。黑裤男子随即飞车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么这两个日本人到底是什么人?

1940年11月29日9点50分左右,东皇城胡同14号美国教会远东宣教会门前,传来清脆的马蹄声。只见两名日军军官,骑着两匹高头东洋马,耀武扬威、旁若无人地向东而来。这两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在日本陆军中赫赫有名。


紧随东洋马进入胡同的,是一名穿黑裤的骑自行车的中国人。突然,这名穿黑裤骑自行车的中国人追到了东洋马后边,“砰、砰、砰……”,连开7枪。


两名日军中佐惊叫着,应声从马上摔了下来,一个当场毙命,一个重伤。黑裤男子随即飞车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么这两个日本人到底是什么人?凶手到底是谁?他们又为什么被杀呢?


刺杀事件发生后,日军马上下令,立刻封城,全面搜捕杀手,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让日军如此紧张,他们的遇刺为什么会引发日军极度的震惊和恐慌呢?这两个日军中佐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很遗憾的是当时日军在撤离北平的时候销毁了很多档案资料,所以没能找到他们的照片,但是找到了他们的档案简历。


高月保,岛根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3期毕业,陆军大学第44期毕业,贵族院议员,有着男爵贵族头衔。


乘兼悦郎,佐贺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3期毕业,系贵族出身。


这么两个有着特殊身份的日本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来中国呢?


当时,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地是华北,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华北却日渐壮大。1939年夏季,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分散在长城、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大规模“扫荡”,试图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


考虑到日军有可能西进,于是八路军高层决定发动一场较大规模的破袭战,以此打击日军,坚定全国坚决抗日的决心。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石家庄至太原的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所以称之为“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持续几个月的大规模猛烈攻击给华北日军造成了沉重打击。被打痛了的日本朝野一片惊呼,他们无法理解已经占领多年的华北,竟然存在如此强大的抗日力量。

当时的华北驻屯军总司令是一个叫多田峻的人,由于百团大战,多田峻备受指责,多田峻也上奏折为自己辩解,声称八路军的进攻只是暂时性的,并且遭到了遏制,华北局面已经稳定,驻屯军无可指摘等,并请日本天皇派员到华北视察。


由于多田峻以往的战功,最终日本国内对他还是决定不加追究。既然不予追究,就更要表示对他的信任,于是日本天皇通过日本议会,派出两名特使前往华北“宣抚”,表示对多田峻的勉励,这两个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高月保和乘兼悦郎。


其实除了“宣抚”之外,这两位特使还带有其他的秘密使命,那么这特殊使命到底是什么呢?


关于这两位日本天皇特使,相关的中文资料中介绍的不多,只提到两个人都是日本议会贵族院的成员,军衔都是陆军中佐。


其实,这两位在日本陆军中,都是威名赫赫的人物,特别是高月保。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高月保被分配到欧洲担任见习武官,1934年担任日本驻拉脱维亚使馆少佐武官,主攻对苏联的战略情报工作,被称为“拉脱维亚的樱”。


1938年回到日本后,参与对华细菌战,是指导对华细菌作战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被杀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中佐副科长、华北方面军参谋。


乘兼悦郎是高月保在日本陆军大学的同学,在到中国前担任的职务是陆军士官学校战术教官兼陆军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旅团长侍从参谋这个职务听起来十分古怪,而且这个职务在日军中是独一无二的,原来陆军第一旅团的旅团长是被作为战犯起诉的朝鲜皇太子李垠。


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皇族子弟被大量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和通婚。李垠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生狂热亲日,被日本授予昌徳宫李王垠称号,担任第一旅团旅团长等职务。


虽然李垠非常亲日,但日本方面对他从不放心,监视控制的工作就落在了乘兼悦郎的身上。于是乘兼悦郎也就成为一位特殊的侍从参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巩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方面,乘兼悦郎起着相当的作用。


两位特使都有着丰富的履历表,那么这次他们的秘密使命到底是什么呢?


派遣两位特使“宣抚”华北驻屯军的身份固然重要,但他们还有另外的使命。我们在相关档案中找到了一份秘密的文件,文件是用日文写的,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高月保到华北后,预定不再返回,转任华北方面军参谋。


在驻华日军中,推崇北进攻击苏联的将领不在少数。高月保是日本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他到华北还有说服北进派将领的任务,以增进驻华日军对南进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而乘兼悦郎被派到中国,则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殖民经验,可以为多田峻提供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


对日军来说,不幸的是两位在日本陆军中堪称人才的高级军官,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在皇城根被人当成了“人肉靶子”,说来也奇怪,这日本特使来中国是为了“宣抚”,没事大白天的为什么要骑着马在北京街头招摇过市呢?


我们这里还找到了一份当时北平伪警察局的公开材料,上面是这样描述的:


两个日军军官是“方面军参谋”,在骑马上班途中遭到袭击。


实际上高月保的确是还没有上任的“方面军参谋”,这可能是日军提供给伪警部门的资料。而说两人是骑马上班就更有点牵强附会了。


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作为日本天皇特使来到北平,多田峻对两人可谓是恭敬倍加,无论吃还是住,安排都是第一流,当时两人就居住在孙中山在北平的行辕——和敬公主府,也就是今天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


说两人是骑马上班,显然是荒唐至极,因为当时的华北日军司令部,就设在今天的张自忠路3号,也就是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所在地,两地仅一墙之隔,这么近的距离,根本不需要骑马上班,说两人在上班途中遭袭更属于一种有意的误导,实际上这两个日军军官当时根本不是办公,那又是为什么呢?


1932年奥运会马术金牌的获得者西竹一男爵,是当时日本贵族俱乐部“爱马社”的主席,高月保和乘兼悦郎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除了每天骑马散步外,俱乐部的成员还要进行一些马术训练。


说到这儿,大家都明白了吧。这两位特使即便是到了北平,依然保持着每天遛马的习惯。对此,汪伪当局也是十分重视,为了安全考虑还为两位特使的遛马路线做了精心的安排。


这场刺杀事件,从刺杀方式和刺杀地点上分析,显然是经过周密计划和详细部署的。刺客选择在公共场合实施狙击,并且还选择了两个特使最有规律的每天早上的遛马时段下手,可见他们对两个特使的行动习惯是做了一番研究的。我们先来看看高月保和乘兼悦郎的散步路线图:


从段祺瑞执政府出发,沿今天的平安大街向东,到达东四十条路口,也就是今天的平安大街一带。再向南,沿东四北大街到达今天的东四牌楼。然后从此处向西,经过隆福寺和今天美术馆、皇城根、沙滩到达北海,最后穿过北海向北到达今天平安大街返回住地。同时整个遛马路线设有多个军警机构:东四十条路口,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总部所在地。东四牌楼所在路西的什锦花园,是日本在华北地区的茂川特工总部。随后经过的隆福寺和皇城根各有一个伪警察“巡警阁子”。北海的团城和沙滩红楼还各驻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宪兵。


日军还派遣了骑自行车的警卫人员随行,很难想象会有人在这段路上进行狙击。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刺杀事件就在这里发生了,而且这还不是一次简单的刺杀行动。


那么是谁策划了这一场刺杀?刺客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光天化日之下,在北平城,在日军司令部附近,在日本宪兵的保护下,竟然有人胆敢刺杀堂堂的日军中佐。汪伪当局暴跳如雷,又恨又怕。北平各城门立即戒严,城门全部关闭,城头拉起电网,不许任何人出城。


城内的汪伪军、警察、宪兵倾巢出动,四处盘查搜捕。这里有一份1940年11月30日,也就是事发第二天关于侦缉东皇城根狙击日军人犯的密谕影印件:


当经严饬检查城门等处,料此暴徒尚必隐匿市内,除已另案通饬严加踩侦究办外,所有本局各官长警等无论服勤及勤休之时,应一律严行注意,苟有线索务即侦查,如能破案获办者,本局长奖洋五万元,以励有功。此渝。


在这份文件的最后,还提出了几点线索:


一、犯人年约三十余岁,脸色青白,面平,穿黑色布袍及马褂,当时并手推无牌新脚踏车一辆。


二、又无牌新脚踏车必系新购,从此点着眼侦查亦是线索之一。


三、本密谕禁止登报。


刺杀事件发生后,日军中佐被枪杀得消息在北平城里传得沸沸扬扬。北平的老百姓欢欣鼓舞,相互转告,越传越神奇:有的说,西山八路军进城了,专打鬼子;有的说,北平城外全是抗日的队伍,小鬼子快完蛋了;有的说,重庆方面派人刺杀了小鬼子。一时间人心惶惶,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194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民报》头版刊登了这一消息,标题是“京师一大不幸事,日本军官突被狙击”。


刺杀事件发生后,这个黑衣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无论汪伪当局怎么折腾,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开枪的人是个麻子。这下,30多岁的麻脸人可遭了殃,宪兵、特务、警察到处努力地抓麻子。黑麻子、白麻子、大麻子、小麻子,都一一进行审查,严刑拷打。幸运地逃脱酷刑的麻子,则被发给一个人称“麻子证”的特别证件,上面详细地记载着本人情况和麻子的位置、状况、颜色等。麻子们只能执麻子证上街,以备随时遭受盘查。不过搜捕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


那么,为什么日本当局把目标锁定在了抓捕麻子上了呢?原来这抓麻子和一个叫麻景贺的人有关,此人是河北人,时年35岁,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


麻景贺这个人说来有点意思,原本卖命于一支由汉奸组织的保安队。全面抗战前,国民党“军统”曾几次对这支部队进行策反,虽然都没有成功,但对部队的内部思想认同和官兵的民族意识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6年,日军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1937年6月,驻守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的军事演习,7月7日夜,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5、6月间,蓄谋已久的日军为了夺取宛平城,不断在丰台至卢沟桥地区演习。7月7日夜,突然一阵刺耳的枪声,从宛平城东北方向传来打破了黑夜的寂静,演习的日军来到宛平城下,扬言一名士兵失踪,到处寻觅不见,一定是被卢沟桥驻军所害,要求进城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不久,日军就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至此,抗日战争全面打响。


1937年7月27日,日军向驻守通州附近的中国部队二十九军发动突然袭击,当时麻景贺所在的这支保安队就埋伏在通州旧城南门外,他们没有执行日军的部署,按兵不动,残忍的日军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


日军的轰炸激怒了本不甘心事敌,早有起义准备的保安队,1937年7月29日保安队在通州发动起义。他们捣毁了汪伪机关,逮捕了一批汉奸,处死了500多个日本顾问、官兵和附近的日本侨民,并放火焚毁了当地停留的日本卡车数十辆,房舍数百间。


值得一提的是,起义完全是由队员自发,这次起义不仅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也宣告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彻底垮台,随后这支部队就归顺了国民政府。


1939年8月,军统上海站前站长王天木叛变,随后北平、天津、济南各站都被日军破获,损失惨重。一时间军统在华北除了一些零星电台,几乎全部活动都被迫停止。


为了增强华北地区的力量,麻景贺等数十名下级军官,被派在北平潜伏,并担任北平区行动组组长一职,为了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麻景贺更是给自己更名为麻克敌。


其实,这个麻克敌脸上并没有长什么麻子,实在是沾不上边儿,充其量也就是姓麻而已。那么,这个麻克敌到底和抓麻子有什么关联呢?


刺杀事件发生当天,警察局特务侦缉队便报告了此事的经过。原文是这样的:


为报告事。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时余,闻得内五分局界东皇城根地方有枪击日本军官情事,当即队长、队附督同一、二小队小队长,带同班长、探警等驰往兜缉,查系东皇城根十四号远东宣教会门前迤西马路上偏南,于是日上午九点余有多田峻司令部中佐高月[悦]、森荫(伪警误译为此)等二人乘马由西往东,行至该处,突由后面有人施放数枪,二人及马匹均行受伤。


就在日本特使被刺杀后不久,潜伏在北平的麻克敌等人也谋划了一起行刺大汉奸的行动,目标是汪伪华北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麻克敌刺杀汪时璟是采取翻墙而入的方法,结果在翻越第二道院墙的时候被汪时璟的警卫人员发现,双方发生枪战。


麻克敌等人见不能得手,便迅速撤离。他的搭档因有轻功首先跳到院外,当时一时不见麻克敌,情急中喊了一声“老麻”,被汪时璟的手下听到。那么究竟是什么细节,让日军将这两个案子联系到一起?又最终将目标锁定在麻克敌身上的呢?


当时,中国比较常见的手枪有驳壳枪、日本的王八盒子和美式左轮手枪。这三种手枪有何不同呢?


王八盒子枪也就是十四式手枪,是当时日本军队配发的制式武器。枪长230毫米,口径8毫米,重800克,装弹数为8发,有效射程为60米。


但是这款手枪撞针硬度不够而且较脆,击发无力,容易折断,甚至连自杀也无法保证,穿透力也很弱,连厚一点的门板都无法穿透,还很容易走火。


这款手枪的设计结构,必须要严格保养才能发挥威力,否则会出现第2发子弹上膛不到位,射击停顿的问题。


美式左轮手枪是一种个人使用的多发装填手动枪械。它的主要特征是枪上装有一个转鼓式弹仓,内有5—7个弹巢,枪弹装在巢中,转动转轮,枪弹可逐发对准枪管,所以我们通常叫它左轮手枪。


枪长从202毫米到340毫米不等,重量也各异,一般都在1到1.5千克之间。弹容量为6发,有效射程可达到150米。


左轮手枪弹容量少。由于转轮手枪是手工装填弹药的,子弹打空之后就得退壳或重新装填,重装填时间长。驳壳枪,在中国也称为匣子枪,盒子炮。枪长288毫米,口径7.63毫米,重1.24千克,装弹数多为10发,子弹初速每秒425米,射击方式为单发和连发,射击速度每分钟900发,有效射程50—150米。


该手枪具有威力大、动作可靠、使用方便等优点。驳壳枪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色,就是它的枪套。把枪套倒装在握柄后,手枪立即就变为一支冲锋枪,成为肩射武器。


刺杀日本天皇特使事件发生后,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局特务侦缉队立刻赶往现场勘察,发现现场留有手枪弹头一枚,枪壳7个。并从弹头分析出,当时刺客所使用的枪支正是这种驳壳枪。麻克敌在刺杀汪时璟时所使用的也是驳壳枪,而且留下的弹壳与刺杀现场的完全一致,于是日军判断此案可能是同一人所为。


而根据汪时璟手下提供的线索,那一声“老麻”使汪伪当局认为作案者是个麻子。这样,就引发了满街“抓麻子”的风潮。


邱国丰的这一声“老麻”,使得本已非常混乱的搜查工作陷入更为尴尬的盲目境地,那么刺客到底是不是麻克敌呢?此案又是如何破获的呢?


高月保和乘兼悦郎遇刺后,虽然在现场有目击证人,多田峻迫于压力也全力督促破案,但汪伪当局的破案还是不得要领,由于目击情报不足,有限的报告中被他们通缉的人形象差异却很大,但对刺客的描述除了衣着一致外,相似之处不多。


在相关档案中的1940年12月8日警察局第四科密知特务科缉拿狙击日军人犯密知文件,是这样描述的:


年龄:三十岁左右。


身长:五尺五寸左右。


面貌:细长,大眼,颊骨高,颚尖,眉与眼之相隔稍宽,脸色苍白。


穿中国黑色小上衣,黑裤子,帽子为黑色毛反制,上顶系有结,中国式黑布鞋,灰袜,并戴黄色反制口罩。


犯人行凶后立即扶起自行车向西方驰去,形状颇为狼狈,自经过离现场西方约百米之石桥后,即不知去向矣。


自行车系黑漆之新车,并无车牌、置放货物之车架及布套。


体格不瘦不胖,居具中量体形,一见可知为相当有知识之分子。


刺客被形容为“相当有知识之分子”,麻克敌是武行出身,显然与知识分子形象不符。


那么如果真是麻克敌所为,只能证明一点,那就是当时目击者所提供的消息与真实刺客的差距有多么大,并且在北平,30多岁穿黑衣,骑自行车的男子随处可见,这样的搜捕显然是徒劳的。


就在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事情在城里广泛流传的时候,一个名叫马元凯的大盗在持枪抢劫时被抓了。


经审讯马元凯承认是他刺杀了日本特使。这下汪伪警察局可算是松了一口气,迫于日军方面的压力,马元凯的自首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于是当局迅速将审讯口供交给了日本当局。


但是事情没有那么早结束,日本华北特务机关不相信,认为马元凯的供词破绽很多,而刺杀特使的作案手法很像军统活动,于是派人继续调查搜捕。


不久,北平站站长刘文修在电车上被抓了,刘文修不堪酷刑的折磨,交代出交通员任国伦。任国伦随即也叛变了。这就像点燃了导火索,爆炸是迟早的事情。


层层人员的叛变使得参加这次刺杀活动的人员陆续被捕,军统在华北的力量损失了大半。


被捕人员被关在“外寄人犯看守所”,俗称炮局监狱,并且遭到日军的严刑拷打和残酷拷问。那么,先前的马元凯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马元凯在被捕之后也被关在炮局监狱,但他不甘就此处死,为逞英雄索性自称是刺杀两特使的杀手,并与汪伪警察局一拍即合,炮制了假口供,这下真相大白了。


按照常理分析,在刺杀成功后,刺客一般都会马上撤离,可为什么之后两人非但没有隐藏,反而还高调地策划另一场刺杀汪时璟行动呢?


这里不得不再提提麻克敌这个人。麻克敌,枪法好,胆量大,但就是不够冷静,急于立功。但是特工的工作,光有高涨的热情还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对形势的足够把握和冷静的分析。


高月保、乘兼悦郎两特使被刺杀后,汪伪当局理所当然要进行大搜捕,全面封锁北平城。当时的北平大街小巷所有路口,都有宪兵特务把守了,并且要检查良民证。宪兵特务们随时随地都会闯进居民家中,翻箱倒柜地搜查刺客。甚至连地板、土炕都要拆开搜索。许多无辜的居民被逮捕,还遭受酷刑。一个礼拜之后,才允许居民进出城门。但是要预先领取出入证,并按上自己的手印。各城门都有由警察局派出的指纹专家检查出入证,看手印是否与执证者相符。稍有怀疑,不由分说,立即扣押审讯。警察局还以巨额悬赏,捉拿刺客。


这时比较理智的做法是迅速离开北平。但麻克敌因功受到军统局本部的褒奖,受到鼓舞,坚持要留在北平城内,于是便住在了北海后海他哥哥的家里,希望再立新功。


于是就有了之后的“老麻”事件,为日军提供了破案抓捕的机会。那么,这次的刺杀行动是怎么准备的?为什么又会选择在东皇城根动手呢?


北平情报站站长刘文修在行动前曾与麻克敌商议,初步将狙击地点放在从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一带,由麻克敌开枪,另一名狙击手掩护。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并且这里没有日军据点,是由伪警察警戒的,相对比较松懈,同时,这里小巷密布,路线复杂,也为开枪后的撤退提供了有利条件。不过,最终狙击地点选在了皇城根锣鼓巷口,则是麻克敌一时决定的,因为警卫人员跟得太紧没有下手机会而作罢。


29日,当麻克敌、邱国丰二人再次尾随特使到皇城根时,两个日本军官大概感到春风得意,快马加鞭,与随行骑自行车的警卫拉开了距离。于是,麻克敌立刻决定采取行动,惊天大案就此爆发。


麻克敌快骑追超两特使,将自行车放倒,迅速向后开枪,“砰,砰……”当场击中位于后方的高月保,连人带马均被打中,高月保落马。在前面的乘兼悦郎停下来试图帮助他。因为周围混乱嘈杂,事发突然,还没有等乘兼悦郎反应过来,麻克敌又抓紧时机开了两枪,将乘兼悦郎也击倒。此时,锣鼓巷口巡警阁子的值班警察伪内五分局第十九段派出所岗警,值班警闻声欲来救援。麻克敌对倒地的两名日军又补发两枪,很遗憾没有打中。眼看后方骑自行车的日军警卫赶来,麻克敌飞身上车,迅速向西,进入小巷,消失得无影无踪。


日本宪兵急于救人,未来得及继续追赶,而是先用人力车,后用汽车将两特使送往医院抢救。高月保在送医后不治而死,乘兼悦郎重伤。


活下来的乘兼悦郎因枪击致残后来离开一线部队,改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庶务科科长。我们在一些相关的档案中还发现了一些令人齿冷的内容,当时日军对麻克敌等人的诉状,除了1940年11月29日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事件之外,诉状中还提到他们在通州兵变中针对日本平民的虐杀、强奸、抢劫等罪名,但其中却看不到任何有关调查的详细材料。


在南京罪行累累的日军来宣布这些罪名,不免让人感到齿冷,而这种明显给敌手脸上抹黑,意指其“罪恶累累”的做法,又很难不让人对此表示疑问。


最后麻克敌等人被判处死刑,1941年2月15日被枪杀于天桥刑场。


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惊天一击,虽然改变不了敌我的总体实力对比,但无疑让骄横的日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让北平人看到了希望,鼓舞了中国人的抗日勇气,虽然无数的抗日爱国志士相继倒下,但北平内外仍然与日军进行着顽强的抵抗,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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