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重演:强汉盛唐为何都难逃盛极而衰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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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核心提示:实际上,中央集权也好,开明专制也好,说到底,都不过是为了巩固皇权,甚至只是为了极少数几个人的穷奢极欲。维系这种统治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因此,一旦王纲解钮,也就不堪一击。 汉武帝(资料图) 本文来源:中新网,作者:佚名,原题:《汉唐为何也难逃盛极而衰的厄运?》 靠着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手段,汉武帝统一了政权,统一了财政,统一了武装,还统一了思想。于是,他就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在他的治下,帝国的文治武功达到了全盛。疆域既广阔,文化亦繁荣,丝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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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实际上,中央集权也好,开明专制也好,说到底,都不过是为了巩固皇权,甚至只是为了极少数几个人的穷奢极欲。维系这种统治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因此,一旦王纲解钮,也就不堪一击。




汉武帝(资料图)


本文来源:中新网,作者:佚名,原题:《汉唐为何也难逃盛极而衰的厄运?》


靠着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手段,汉武帝统一了政权,统一了财政,统一了武装,还统一了思想。于是,他就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在他的治下,帝国的文治武功达到了全盛。疆域既广阔,文化亦繁荣,丝绸之路延绵万里直抵欧陆,中华文明远播四海天下归心,汉帝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就在汉武帝的时代,帝国的危机也已经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前面说过,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其特点则是集权。虽然集权未必专制,专制未必独裁,但汉武帝这个人,却多半是专制和独裁的。而且,正是由于他的专制和独裁,不但朝中大臣和地方郡守常常自裁以为解脱,就连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也终于自杀。结果,此公驾崩之时,继位的竟只能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即昭帝刘弗陵)。帝国的最高权力,包括废立皇帝的权力,从此落入外戚手中──先是为大将军霍光所掌握,后是为大司马王莽所把持。他们或者视废立为儿戏,或者视皇帝为玩偶。


汉王朝虽经光武帝刘秀“中兴”而起死回生,但整个帝国已难再有起色,不过勉强维持而已。后汉二百年的历史几乎乏善可陈,有所作为的也就是前面三个皇帝,即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和章帝刘炟。其他那些皇帝,不是弱冠践祚,就是在襁褓中被拉来充数,其中甚至有四个皇帝连十岁的生日都没来得及庆祝,帝国的最高权力则或为外戚把持,或为宦官窃取,或为女主搅和。等到野心勃勃的军阀董卓,率领所谓“勤王之师”进京来杀宦官的时候,他就顺手把汉帝国也一并杀掉了。据《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被劫持的汉献帝重返洛阳时,竟是“百官披荆棘”,“饥死墙壁间”。武帝时的恢宏气象而今安在哉?但只见,“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也许,这就叫“盛极而衰”?


这样一个过程在唐帝国那里又重演了一遍,只不过来得更快,也更具戏剧性。这是一段不断被人提及说起,反复被人编撰演绎,并用多种形式(著作、论文、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来回顾的历史,因此特别值得反思。


唐,是帝国历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它的辉煌被和汉一起并称为“汉唐气象”。不过,汉的伟业基本上是本族和本土的,唐的成就却是多民族和国际性的。或者说,较之开辟了“丝绸之路”的汉,唐的成就更是多民族和国际性的。请看名单。


隋唐两代,被征服的西域各国有:高昌(新疆吐鲁番)、龟兹(新疆库车)、党项(甘肃西部)、土谷浑(青海)。维持通商友好关系的有:焉耆(新疆焉耆)、疏勒(新疆喀什)、于阗(新疆和田)、天竺(印度)、罽宾(克什米尔)、康国(中亚细亚中部)、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半岛)、甘棠(里海之南)、朱俱婆(葱岭之北)、泥婆罗(尼泊尔)、石国(中亚细亚北部)、大秦(东罗马帝国)。这还只是西域各国。其他,则还有高丽(朝鲜半岛东北部)、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渤海(辽宁、吉林两省境内)、契丹(河北东北部及辽宁部分)、吐蕃(西藏)、突厥(中国北部)、回纥(中国北部)、南诏(云南)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或被征服,或来朝贡,或来通商。唐帝国国门大开,一视同仁地表示欢迎,也一视同仁地相互学习。


这就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了。于是大唐帝国的京都长安,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中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相貌古怪服装离奇的“追星族”。唐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是他们狂热崇拜和竞相模仿的对象。其中最热忱的是日本人。他们派遣的“遣唐使”,起先每次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三千人。除正副使节外,还有大量的留学生和学问僧。有的来了就不再回去,有的回去就立即照搬。京都和奈良,就是仿照长安修建的,只不过规模和范围远远不及而已。

大唐,难道不是盛世?


唐成为帝国的黄金时代,原因是多方面的。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动乱是一个原因(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再说),隋的统一中国也是一个原因。没有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注入的生命活力,没有隋的创业奠基,就不会有大唐盛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太宗的所谓“贞观之治”,不过是摘了个桃子。当然,能够摘桃子,而不是像隋炀帝那样把桃子丢了,应该说还得归功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改革开放。


李世民非常得力的举措,就是坚持、发展和完善了隋王朝创立的两个制度──科举制度和官制制度。《新唐书》的《选举志》一开始就说:“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定,就是“学者皆怀牒(谱籍)自列于州县”,也就是凭户口或出生地证明自由报名参加公开的考试,并根据考试的成绩成为国家公务员的候选人。这就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中国古代叫“选举制度”(选就是选择,举就是提拔)。这样一种制度,要远比秦汉的察举(察举征辟)和魏晋南北朝的荐举(九品中正),更合理也更有利于国家。它的意义,我们以后还要再说(详本书第三章)。这里要说的是,正因为科举制度既有利于人才选拔,又有利于中央集权,因此它也就被后世王朝所继承,并视为关系到王朝命运的头等大事,而且一直延续到公元1905年。


与此相同步,自隋始,郡县僚属(副职)不再由主官(正职)自辟(自己选配)。“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也就是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这无疑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另一项也是由隋创立的重要制度是“三省六部制”,即中央机关分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其中尚书省下又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负责办理下行的文件,门下省负责审核上行的公事,尚书省总揽六部,负责所有的行政工作。这样看来,中书省有点像立法部门,门下省有点像监察部门,尚书省则有点像行政部门。


不过“三省六部制”的意义仍不可小看。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任何统一王朝都是巨型帝国。任何一任皇帝无论贤愚,都必须也只能依靠官僚集团来管理国家。这个官僚集团历朝历代人数不一,但即便精兵简政,对于那位“孤家寡人”来说仍未免过于庞大。如果没有起码的权力制衡,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权力的运行就将无法控制。


因此,帝国制度建立之初,即有行政、军事、监察的“三权分列”;至隋唐,则又有尚书、中书、门下的“三省分权”。这是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已分掌分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这就要再分一次,即削减相权。宋代开国以后,太祖鉴于唐末五代政局紊乱,内则权奸专横,外则藩镇跋扈,乃尽收地方之权于中央,复收中央之权于君主,实行唐末以来文武分权的中书省与枢密院“二府制”,进一步用枢密院来制约中书省(宋代中书省其实包括唐之尚书、中书、门下三省)。


到了明代,朱元璋干脆取消宰相,皇帝由国家元首而兼任政府首脑,就更是集权了。当然这是后话(详下节)。总之,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三省制度制约权力,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大唐帝国就可以实行它的全面对外开放政策了。


这里面也许有种族方面的原因。隋唐帝国的创始人是都有少数民族血统的。隋文帝杨坚有鲜卑血统,唐太宗李世民则有晋北胡人血统,因此无论胡汉,均能一视同仁,无论中外,均能兼收并蓄。唐太宗曾对身边的人说:“自古皆贵华夏,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们甚至对各种宗教也能一体扶植,不加阻挠。


唐代皇帝因为姓李,原本是推崇道教的,但玄奘自印度归来,太宗竟亲自接见,并资助他翻译佛经。其他如景教(***聂斯托利派)、祆教(拜火教)、摩尼教(一种古波斯宗教),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则由政府不分畛域地授以官位品职。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都在这里和平共处,和衷共济(请参看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如此开阔的胸襟,岂能不天下归心?


然而,唐因混血皇帝而兴,又因混血将领而衰。公元755年,被称作“营州突厥杂种胡”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自渔阳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次年攻进长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创造过开元、天宝全盛局面,此刻已年逾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在马嵬坡处死了他的爱妃杨玉环和宰相杨国忠之后,逃进四川。这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其时间,距公元618年李唐代隋,是一百三十五年;距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则是一百五十二年,差不多刚好相等。


安禄山据说是被杨国忠逼反的,因为杨国忠老在皇帝面前说安禄山要造反,结果安禄山不反也得反。这一反,才发现伟大的唐帝国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一捅就破。所谓“帝国精锐部队”,不过是宫廷里中看不中用的仪仗队;被后人一再追忆的“开元全盛时”,则不过病态繁荣。“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便捷的交通和丰富的物产原来并非国家人民所用。实际上,中央集权也好,开明专制也好,说到底,都不过是为了巩固皇权,甚至只是为了极少数几个人的穷奢极欲。维系这种统治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因此,一旦王纲解钮,也就不堪一击。最后,九五之尊的皇帝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只能“回看血泪相和流”。当然,他同时丢掉的,还有皇位。


这场叛乱最后在胡人(回纥)的帮助下平息了,大唐王朝却也从此一蹶不振。尽管此后它又维持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但已无复当年的盛况和锐气。只要读读中晚唐的诗就知道,其气度与盛唐已不可同日而语。什么“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那几乎是一片挽歌。


帝国的黄金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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