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名臣为何逼嘉靖皇帝称父亲为叔父?

通过三年的不懈斗争,特别是通过迫使杨廷和退休、通过用暴力惩治在左顺门请愿的官员,18岁的嘉靖皇帝终于给父亲争到了一个他认为应该得到的尊号,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


按理说,接下来他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的事情上。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埋头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清理他个人的恩恩怨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


在中国的文化词典中,对于任何问题的解释,几乎都是相互矛盾的。当然,也可以说都是带有辩证性的。比如,既说“量小非君子”,又说“无毒不丈夫”,既说君子“以德报怨”,又说大丈夫“恩怨分明”。那么,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个人的恩怨?是豁达大度、还是小肚鸡肠,是“宰相肚里能撑船”、还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这就是一对矛盾。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理念上的矛盾,导致了一切决定都是因时因地而异,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处理问题。


现在,嘉靖皇帝站在自己立场上,开始以恩报恩、以怨报怨了。


先说他的报恩。


在杨廷和的高压之下,张璁是第一个挺身而出为皇帝说话的,可以说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对于这样一个两肋插刀、鼎力相助的朋友和臣子,嘉靖皇帝当然是第一个需要报答的。嘉靖三年四月,也就是杨廷和退休之后不久、左顺门事件发生前夕,虽然张璁还只是一个三年前才中进士的南京刑部主事,正六品官,嘉靖皇帝却破格任命他为翰林院学士。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翰林院学士。在明朝,翰林院学士虽然只是正五品的中级官员,却是一个十分“清要”的位置,他可以陪皇帝读书、可以给皇帝讲学、可以有许多的机会接触皇帝,这层关系一建立,只要不使皇帝讨厌,下一步就可以出任礼部左侍郎,并具备入阁为大学士的资格了。


事情就是这样不可理解。六年前,当张璁在第七次会试失败后,精通相术的友人预言他三年后中进士、又三年“骤贵”。张璁由赋闲的南京刑部主事,一步即为“清要”的翰林院学士,完全可以说得上是“骤贵”。那么,到底是友人的预言或鼓励成为一种暗示,使得张璁敢于义无反顾地和强大的杨廷和等大臣作斗争,还是因为张璁和嘉靖皇帝一样的误打误撞,让友人的预言或鼓励成为现实呢?这永远是个史无定论的“哥德巴赫猜想”。

对于当时的官员们来说,翰林院学士的分量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嘉靖皇帝一任命张璁为翰林院学士,立即便引起了轰动。有一批翰林院的官员认为,与张璁同事,是毕生的耻辱。他们向皇帝打报告,要求皇帝收回这个任命,否则,他们就辞职,或者请求调离翰林院。理由是:翰林院这样的高贵衙门,只能由高贵的人在这里任职,他张璁是什么人?考八次才弄一个进士,有什么学问?特别是,历任翰林院学士都是饱学持重之士,哪里容得了张璁这种“势利小人”?听到张璁进京的消息,一些激进的翰林院官员甚至四处拦截,准备把他活活打死。张璁连续几天躲在友人家中,不敢露面,更不敢去翰林院“上班”,其狼狈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这些反对都是徒劳的。在嘉靖皇帝强硬的态度面前,反对者或者乖乖地收起辞职报告、老老实实回去上班,或者是卷起铺盖自己走人。嘉靖皇帝的态度很明确:你们谁敢示威,我先炒了谁的鱿鱼。要知道,等着这个位置的人正在排着长队呢!所以,大凡在官场上混的,都不要轻言辞职。你以为你是老几呀?何况,你辞职不是炒上司的鱿鱼吗?这个权力你是不能用的,得留给上司。


不仅如此,张璁的好运并没有到此完结。左顺门事件之后不久,嘉靖皇帝继续对他进行提拔。但并没有按常规提升为礼部侍郎,而是提升为兵部侍郎。到嘉靖六年冬,又从兵部侍郎提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


这个时候,距离张璁中进士才六年半的时间。在这六年半的时间里,张璁在官场上走过了无数人一辈子都走不完的路。如果按照正常升迁,像张璁这种年近半百的老进士,此时充其量也就在一个贫瘠的地方做知县、知州,或者正在收拾行囊,去某个王府做长史,就像当年兴王府的长史袁宗皋那样。


我们可以断定,对于张璁的这样不合常规的提拔,完全是嘉靖皇帝个人的主意。因为按照这个时候明朝的制度和惯例,一个南京的刑部主事是完全不可能到北京直接做翰林院学士的,而翰林院学士也同样是没有可能直接做兵部侍郎的,当然,兵部侍郎也没有直接转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道理。


但是,嘉靖皇帝虽然不懂得这些规矩、不懂得这些“组织程序”,却完全有权力左右官员的命运。特别是在左顺门事件之后,任凭他怎么瞎弄、怎么折腾,也没人反对。有人是不敢反对,有人是不屑反对,懒得和他理论。更何况,你反对也没用。人们都看到了,这个皇帝连杨廷和的话都不听,你算什么?你玩得过他吗?


不仅仅是一个张璁得到火箭式提拔,凡是响应张璁的号召,在张璁之后站出来支持嘉靖皇帝议礼的官员,也都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其中有两个还步张璁的后尘,做了大学士。


当然,这一系列的提拔和重用,看上去是嘉靖皇帝在报恩,在报德,实际上却是最高决策层的一次重新洗牌。是新皇帝以报德报恩的方式培植自己的亲信,构建起嘉靖朝的决策和行政班子。


当然,张璁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了嘉靖皇帝的信任。在杨廷和退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真正能够帮助嘉靖皇帝解决一些重大国家事务的,还恰恰是这个义无反顾地帮助他渡过“大礼议”难关的张璁。这个被反对派称为势利小人、视为恶魔般的张璁,在明朝著名学者王世贞的笔下却是另外一番风采:张璁从小就与众不同,有主意,有气魄,而且容貌秀伟、读书刻苦,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的礼仪有精深研究,所以后来能够在“大礼议”中一展才学。《明史》则说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物。明朝中期的一些积重难返的事情,如权贵们侵占民田,宦官们到各地镇守等,都在张璁主持朝政时被革除。张璁和杨廷和在“大礼议”中是对手,却进行了一场革除正德时期“积弊”的接力。


而且,张璁还“持身特廉”、痛恨贪赃枉法,是个大清官。在他主政的时候,竟然“苞苴路绝”。


报德报恩的同时,嘉靖皇帝更念念不忘的是报怨,是报复。如果说报恩的过程是培植势力的过程,那么,报怨的过程则是铲除异己的过程。


重点报复的自然是杨廷和、杨廷和的家人,以及杨廷和父子的支持者。


因为杨廷和的决策,朱厚熜做了皇帝。所以嘉靖皇帝即位后一直对杨廷和客客气气。事实上,除了有关皇帝的家事即“大礼议”之外,两人对于国事并无太多政见上的矛盾。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杨廷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段,才使得嘉靖皇帝即位的最初几年政通人和,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使嘉靖时代成为一个走向繁荣的时代,嘉靖皇帝自己在若干年后也还念叨他的好处。

但是,能够让嘉靖皇帝感到委屈、乃至感到屈辱的,也正是这个杨廷和。因为杨廷和固执地要求他称伯父为父亲、称父亲为叔父,嘉靖皇帝认为这是一生之中的奇耻大辱。杨廷和退休之后,他儿子杨慎竟然领头抵制张璁进翰林院,后来更领头大闹左顺门,俨然成了反对派的新领袖。所以,嘉靖皇帝决定先拿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开刀。


这位杨慎是正德六年的状元,中状元时才24岁,后来更成为著名的学者。《明史》说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为明代第一人。左顺门请愿事件之后,杨慎先是被押赴午门外,和一百多个官员一道接受廷杖,那一次死了16人。接着由于有人告密,说是他领头闹事,于是又和另外6人再一次被押赴午门,再一次受到廷杖,又有1人当场被杖毙。


我们多次说到的这个廷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创举,后来成了常刑。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只要皇帝一道谕旨,便由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校尉行刑。有人记载了施廷杖时的场面:受刑者被绳索绑住双腕,身穿囚服,押至午门外,趴在石板上。司礼监监刑太监手捧诏旨端坐,喝声“用刑”,侍立在两旁的锦衣卫校尉便轮流上前,用大棍猛击受刑者的臀部,左右站立的校尉喝声雷动。场面令人毛骨悚然,午门外也因此常常血迹斑斑。


杨慎连续两次遭受廷杖而死里逃生,应该说是一种幸运。廷杖之后,他被发配到云南的永昌卫。这个永昌卫的位置在现在云南省西南部靠近缅甸的保山市。不要说当年,就是现在,交通也极不方便。亏了给皇帝出主意的吏部官员,因为在当时明朝国家权力能够控制的地域之内,恐怕再难找到如此偏僻的地方了。


重创之余的杨慎能否活着抵达云南贬所,完全要看他个人的造化。不仅如此,我们曾经说过,杨廷和执政时,曾经革除了十多万在锦衣卫等衙门冒领钱粮的工匠,以及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得官职的宦官的义子、干儿。杨廷和父子倒霉了,有人便在杨慎被贬出京时进行跟踪,寻找机会行刺。杨慎虽然是大学者,却和父亲一样,精明强干,一路提防,终于在山东临清摆脱了刺客,安全抵达云南。


说嘉靖皇帝小心眼,那是毫不为过。他不但要求杨慎毕生不得迁回原籍四川,而且,凡有从云南到京师面见皇帝的官员,他都要问杨慎的状况。当听说杨慎在云南过得不好,水土不服、饮食不足,又体弱多病,他就开心了。


其实,嘉靖皇帝也是白操了心。杨慎虽然说是以罪臣的身份发配云南永昌卫,但当地官员和民众都善待他、保护他。因为他们都知道杨慎是因为向皇帝请愿示威、向皇帝提意见而获罪的。而在那个年头,谁敢向皇帝提意见,谁就是英雄,人们就佩服谁。何况杨慎还是大学者,既然他向皇帝提意见、请愿示威,那肯定是皇帝有过错。而且,他父亲是杨廷和,杨廷和是什么人?是对国家有大贡献的人。皇帝可以革了杨廷和的功名,却消除不了杨廷和的威望和影响,他的儿子当然要受到众人的爱戴和保护。所以,杨慎虽然在云南发配了35年,却是往返于川、滇之间,大多数时间则在省城昆明讲学、著述。


事情就是这样滑稽,嘉靖皇帝要惩罚杨慎,却让杨慎成为当时尚属“蛮荒之地”的云贵高原的“文化传播者”,在当地产生了极大影响,也成就了他成为明代著述最为丰富的学者。通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传唱,有一首明朝的《寄调临江仙》已是家喻户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三国演义》的这个开篇词,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作者罗贯中或施耐庵的作品,而是杨慎的作品。


我们常常说中华民族的精神,其实杨慎身上就体现着这种精神。尽管在“大礼议”的过程中有偏执,但不畏权势、不怕艰辛,在任何时候都不气馁、不怨天尤人、不丢失高尚。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也绝非个别。当年柳宗元贬谪永州、柳州,不仅写下了“永州八记”,而且到处移风易俗、兴利除弊。苏东坡一路贬谪一路歌,贬谪到黄州,有前后《赤壁赋》,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文赤壁”;贬谪到惠州,弄出了一个惠州西湖;贬谪到琼州,京中权贵以为这个地方“非人所居”,苏轼却和当地居民成为朋友,以著书为乐。他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都为伟大的中华文化提供了强劲的元素。相对于他们,贬谪他们的唐顺宗、宋神宗,以及我们现在正在述说的这位明朝的嘉靖皇帝,却是渺小的。


当然,和杨慎一道遭受廷杖并发配到各地的人们,却没有杨慎那样幸运,他们大多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身体的原因,很快就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杨慎受到打击既是因为他是杨廷和的儿子,也是因为他领头在左顺门闹事。但即使不闹事的,只要是杨廷和亲属,也在嘉靖皇帝的报复之列。

嘉靖六年,也就是左顺门事件发生、杨慎被发配到云南后的第三年,有一个名叫王邦奇的锦衣卫带俸署百户向杨廷和发难。这个王邦奇和他的这个官名都有些复杂,我们得先作点解释。锦衣卫和东厂并称厂卫,是大家都知道的明代两大特务机构。东厂由司礼监太监提督,但东厂的特务则是由锦衣卫的校尉充当,所以,锦衣卫的编制就无法用规定的名额来控制了。由于权力大,缺乏监管,锦衣卫成了明朝最黑暗、最腐败的衙门之一,有许多并不在这里当差却挂名拿军饷的官员。文官们只要一说到清除腐败,首先就要说到锦衣卫,以及宦官各衙门。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在锦衣卫及宦官衙门挂名拿饷的就高达十多万人,大多被杨廷和革除,没有革除的也遭到降级处理。


这个王邦奇就是许许多多挂名在锦衣卫拿军饷的一个,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不正当手段从百户升为千户,可见来头不小。杨廷和清理积弊时,把王邦奇谋得的千户革除,但并没有一撸到底,而是降到他原来的职名,叫“锦衣卫带俸署百户”。这个“署”表明并没有实际任职,而“带俸”,则明确了他挂名拿军饷的实际身份。对于这个处分,王邦奇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杨廷和一退休,他就伙同其他人,一起不断鸣冤叫屈,要求恢复职位。


虽然王邦奇等人的要求没有得逞,但被这样的小人盯上,而嘉靖皇帝又一直在寻找机会实施报复,这就给杨廷和带来了诸多的麻烦。嘉靖六年二月,王邦奇上疏,指责杨廷和为“奸党”,指责杨廷和的次子、杨慎的弟弟,兵部主事杨惇,以及杨廷和的女婿余承勋(修撰)、义子叶桂章(侍读)均在奸党之列。


嘉靖皇帝等的就是对杨廷和的指责,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先将正在任职的杨惇等人下狱,叶桂章正在家乡守制,也火速派锦衣卫校尉解押进京。


嘉靖皇帝这样无端地对杨廷和的家人进行的报复行为立即招致了朝臣的反对。杨廷和一再坚持让嘉靖皇帝称伯父为皇父、称父亲为皇叔,固然有失偏执,但毕竟还是为着你朱家的皇统着想。如今人家已经退休多年了、垂垂老矣,长子也被发配到极边的云南,你还要怎么样?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又何必对其家人斩尽杀绝呢?


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一位名叫杨言的礼科给事中。这位给事中公然为杨廷和辩护:“(杨)廷和当权奸辱横之日,保全神器,归于陛下,持危定难,有正始之功焉。即所拟诏条,或矫枉过直,然事专为国,心本无他。今去国未几,祸延子婿。臣恐自今全躯保身之臣,皆以廷和为口实,谁复为国家任事者哉。”大意是杨廷和有大功于国家,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也是为社稷考虑。现在刚刚退休,便祸及子婿。如果这样弄下去,还有谁敢为国家出力呢?这番言论可以说是义正词严,但这位给事中立即被拘捕,与杨惇一并拷讯。当然,王邦奇对杨廷和诬告也很快被澄清,全属“虚妄”,目的是假借建言进行钻营。但主持调查的官员却被嘉靖皇帝指责为“徇情”。最后,杨廷和儿子杨惇被削职为民,义子叶桂章在解押进京的途中,因不堪受辱而自杀。而告黑状的王邦奇仅降了一级。


然而,嘉靖皇帝对杨廷和的报复仍然没有了结。


嘉靖七年六月,张璁等人奉命编撰的一部名为《明伦大典》的文献完成。所谓的“明伦”,指的是澄清为人父、为人子的这个根本性的伦理。这个《明伦大典》主要收集左顺门事件发生之前,张璁等人所上的支持嘉靖皇帝的奏疏。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嘉靖皇帝,特别是在张璁等人看来,左顺门事件应该是“大礼议”的一个分界线。在这之前,杨廷和等人的气焰极盛,而皇帝则处于弱势。这个时候敢于和张璁一样,与杨廷和们进行抗争的,应该属于“英雄”,是真正的“忠臣”。等到左顺门事件发生后,嘉靖皇帝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这个时候你站出来,说要保卫皇帝,这皇帝还用得着你保卫吗?这显然就是拍马屁,是进行政治投机,虽然这样的人也需要,但绝对不能和张璁等人相提并论。


这个《明伦大典》收集的,就是这批反杨英雄们的议礼奏疏,经过嘉靖皇帝的作序,这些文献上升为本朝讨论“礼”的经典文献。但嘉靖皇帝指示编撰这个《大典》的目的,并不完全为了表彰功臣,更重要的是借这个机会再一次进行清算和报复。


在《明伦大典》编撰完成而向全国颁布的诏令中,嘉靖皇帝公开对杨廷和的“罪行”定了性。这个罪行就是:“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这个杨廷和倚老卖老,自认为有恩于皇帝,处处给皇帝难堪。嘉靖皇帝表示,像杨廷和的这种罪行,本来是应该处以极刑的,但皇恩浩荡,留他一条性命,予以“削籍”,也就是革除一切功名。至于追随杨廷和和自己作对的其他几名大学士,以及去安陆州迎请他到北京来登基的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也一概削籍为民。无论是已经退休的,还是已经死去的,统统剥夺一切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若此时作出的不同选择,往往会对一个时代的时代特色和时代精神造成差异。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做了皇帝,以开阔的胸怀收罗了一批曾经反对过自己的有真才实学的人,开创了伟大的贞观时代。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取了皇位,而管理国家事务的几乎都是建文旧臣,进入内阁的七人,更是清一色的建文旧臣,正是因为这样,才开启了永乐时期的文治和武功:编撰了《永乐大典》,成就了郑和下西洋及开拓北部边疆的伟大事业。


而通过“大礼议”,特别是左顺门事件开始建立起绝对权威的嘉靖皇帝,却显然没有这种气魄,他是以一种睚眦必报的狭隘心态,以恩报恩、以怨报怨,从而造成嘉靖朝官场上无休无止的折腾,这是一种相对于正德时期的另一类的折腾。这就使得本来有可能成为又一个伟大时代的嘉靖时代,在政治上却没有大的作为。


最该报的恩报了,最该报的怨也报了;最该提拔的提拔了,最该铲除的铲除了,嘉靖皇帝踌躇满志了。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嘉靖皇帝对所有的人实施顺昌逆亡的时候,有几个宫女竟然联手对皇帝进行谋杀。这个以凶残的手段对待政敌的嘉靖皇帝,却险些死于这些真正手无缚鸡之力的宫女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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