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日卖国”的段祺瑞另一面:大不了与日偕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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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历史教科书中,段琪瑞这位北洋军阀代表人物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是孙中山“护法运动”的讨伐对象。几十年来,这个性格鲜明、三造共和的北洋要人,只余下一副千夫所指“残民媚敌”的脸谱。 1936年11月2日晚间,民国耆旧、北洋要人段祺瑞在上海宏恩医院辞世。在他的亲笔遗嘱中,这位72岁的老政治家“为将死之鸣”,为民国开出了“八勿”药方: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

在历史教科书中,段琪瑞这位北洋军阀代表人物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是孙中山“护法运动”的讨伐对象。几十年来,这个性格鲜明、三造共和的北洋要人,只余下一副千夫所指“残民媚敌”的脸谱。


1936年11月2日晚间,民国耆旧、北洋要人段祺瑞在上海宏恩医院辞世。在他的亲笔遗嘱中,这位72岁的老政治家“为将死之鸣”,为民国开出了“八勿”药方: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八勿”药方可谓这位北洋大佬十数年参与民国政治的肺腑之言。在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时代,当政者“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客和军人们暮四朝三。社会上流行种种主义思潮,


传统道德沦落不堪。段祺瑞主政十几年,波折不断。他身为“北洋三杰”之一的背景使他几度大权在握,也使他既被尊重也被利用。而发生在1926年3月18日的一起屠杀惨案,则使他在卖国的罪名之外又添了残暴之实,不但践踏现代政治文明请愿集会等自由权力,也为传统政治道德里所不齿。因为鲁迅的一篇雄文《记念刘和珍君》,“三·一八”这“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永远把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葬令里,这位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则是另外一种公众形象:“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慨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场,迅遏逆氛,率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


事实上,段祺瑞的一生经历,对他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大概正是纷繁多变有民国特色的一段难以言说的往事。

开枪


如果不是在1924年无法拒绝权势的诱惑,段祺瑞原本可以保全他的晚年“名节”。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反水的冯玉祥拉段祺瑞出山,入京维持大局。这是段祺瑞一生最为显赫的职位。他曾力图有所作为,计划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实现国内和平;然后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召开,通过宪法。但他手无兵权,所凭藉的无非是北洋前辈身份,与各地军阀皆有一定的因缘关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J·内森认为:“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


段祺瑞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世清名就毁在了这一任上。


1926年3月18日。据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回忆,这天是阴天,天气有些阴冷,天空还飘着小雪花。下午时分,在执政府前,卫队对前来请愿的数千群众开枪。“霎时间,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死者、伤者互相堆压在一起,东辕门人叠人,有五六层,垛起了近两尺多高的人墙。与此同时,有的卫队还用刺刀、铁棍砍杀、殴击群众。这场有预谋的大屠杀,持续了半个小时,当场伤两百多人,死亡二十六人,后在城官医院、协和医院等处,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先后死亡二十一人,共死亡四十七人。”


次日北京媒体的报道可谓血迹斑斑。《晨报》第二版“北京群众运动空前惨剧国务院卫队枪击群众”,《京报》的报道则是“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国民新报》则直指最高首领“段祺瑞屠杀爱国民众”。


正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的梁启超,麻醉过后在十九日下午苏醒过来,神志还在半迷糊状态,隐约听着院中人说起这大血案的惨象。而在他的隔壁病房,就住进了一个胸膈间中弹的青年。


关于这天的回忆十分之多,卫队军人、请愿游行组织者国民党和共产党当事人、参加的学生和群众,皆留下了出于各自立场和视角的回忆。


这天,文学家朱自清也在现场。他体会到了死亡的沉默和鲜红的热血:“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命运,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振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


北师大女学生刘和珍的未婚夫方其道,目睹爱人的尸体,出声大哭却被警察喝止。


面对这淋漓的鲜血,总执政段祺瑞的态度如何呢?


一种说法是,段祺瑞得知卫队士兵屠杀学生,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随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他发誓吃全素以终身忏悔,他的晚年因疾病身体衰弱,医生建议他吃荤以增强体质,他仍不肯破誓,在遗言里亦嘱咐不要用荤腥祭祀。国会也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贾德耀内阁向临时执政段祺瑞引咎辞职(未准)。对各学校举行的种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地报道,执政府也未敢加以阻拦。


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则给出了另外的说法。1959年,他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文《“三一八”惨案亲历记》,回忆说事件发生后,他去吉兆胡同段宅汇报,段祺瑞竟然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奖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


如今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可以明确段祺瑞的真实态度,但无论如何,那些青年的血是流在了他的政府门前。鲁迅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疑问


像刘和珍这样的大学生,“生前处世和平,又在求学时代,绝无政治上的功过,官僚政客,不知为什么要预谋杀她”


(方其道:《未婚妻刘女烈士和珍事略》,《世界日报》1926年3月25、26日),方其道一连想了三天都想不出她该死的理由,最后只好归结为大约是命该如此吧。


青年鲜活的肉体怎能抵挡横飞的子弹?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编发的材料里,杨善南所写的《北京惨案真象》,认为政府是“诱杀”,“盖段政府已深知十八日爱国民众必有结对赴政府请愿之举,且多为勇敢肯牺牲之志士,一举而歼灭之,实不可多得之机会也。”鲁迅亦以为屠杀是为了要人民心悦诚服地当奴才。他3月25日写《死地》一文,发表在3月3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上。文中说:“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


住院的梁启超听清华同学们及来探病人的报告,断定“这次惨案显然是卫队得在上的指使惨杀无辜的青年”,他呼吁:“这当然是我们全体国民对人道对良心负有责任,应分赶速督成严密的法律的制裁,上自居最高位的头儿,下至杀人的屠夫,一概不予幸免,才可以一来稍慰冤死的青年,二来防范此后的兽行。”


京师地方检查厅奉命调查此事,在对受害人、巡长、目击者的周密调查之后,证明卫队屠杀的事实。在4月3日致陆军部的公函里,京师地方检察厅指出本次集会“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已经有触犯刑律的重大嫌疑。即便如今看来,当时司法机关也享受一定的司法独立,而且法官们勇气可嘉:“惟事关军人犯罪,依据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陆军刑事条例第一条应归军事审判机关审理,除国务总理贾德耀等,被诉命令杀人部分,仍由本厅另案办理外,相应抄录本案全卷三宗,连同尸身照相死伤人名清单暨卫队旅原送各物证,一并移送贵部,请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


可惜地方检察厅遗漏了一个细节。《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的《大事记》部分提到,当群众和卫兵对峙之时,有人从执政府门楼窗户里向外连发三枪。这三枪应是屠杀信号。放枪者何人?这是整个事件中最为诡异的部分。


3月30日,当徐志摩去探访梁启超时,梁对他说了一番话:“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听当天参加请愿的同学们讲,那天主席报告,卫队已经解除武装那件事,也确是惨祸的一个关键。这不是几方逼成一个境地,叫一班无辜的青年们自投坑阱!领袖们!领袖到底,同死同生,也还是一个说法,何况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到青年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


惨案当事人、当时是东方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董寿平,在时隔七十余年后接受学者任复兴访问,他的一些说法,提供了一种可能:即这次事件不止是请愿那么简单。他说:“李大钊说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咱们是首都革命。”我们当记得,上一次的首都革命,冯玉祥的反水,改变了北京的政治格局。时为国民军军事顾问、苏联人普里马科夫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他在其回忆录《冯玉祥与国民军》中说:“3月18日,发生了镇压学生的行动。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把政权转交给国民党,队伍到达总统府时,总统的卫队向学生开了枪。”可见,在激进的领导者眼里,学生运动或者说惨案,是藉以通向成功的。“我们并且相信,将来必将有更大更惨更普遍的惨剧,继续不断的发生,一直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学生总会在对三月十八惨案宣传大纲里如是说。


这一切,得从引发这次请愿的“大沽口事件”说起。


1925年底,在奉系张宗昌的拉拢下,吴佩孚决定与死对头张作霖和解,集中力量对付叛将冯玉祥。国民军两面受敌,冯玉祥1926年1月1日下野,希图缓和局势。1926年1月,奉军入关。国民军在天津布炮备防。3月9日,国民军在大沽口敷设了水雷封锁了水道,并发出通告,一切商船不得进入。次日,英、美、法、意、日等十二国由荷兰公使欧登科为领袖,照会北京执政府,抗议国民军铺设水雷、封锁天津海口,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保留外国船只的出入自由。一艘日本军舰按与守军约定的时间进入水道时,发生了冲突。国民军前敌司令鹿钟麟的报告里说,是日本人掩护奉军驶入,炮击国民军阵地。日本公使则坚称日本驱逐舰受中国方面的枪击,不得已应射。各国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期限3月18日正午,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如若不得满足,八国“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


于是,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八十余团体,发起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定于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集会。

事实上,接到通牒的当晚,内阁成员们即刻开会,并复文由外交部秘书送至荷兰使馆,亲交荷兰公使欧登科,并请他转达各关系国公使。这就是“执政府外交部致首席荷使函”,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也就是说,段祺瑞的外交部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这发生于3月17日早间。当日午夜,学生代表到要求面见内阁总理贾德耀,在贾宅索阅了外交部的原稿,认为过于软弱,要求北京政府尊重民意,根据第二天国民大会决议案向八国公使严重提出抗议。


惨案发生后,内阁已经动议辞职。但据《时报》报道,“总理贾德耀亦以西北要人之态度如何,尚未得知,在考量中”。这位“西北要人”显然是1月初下野的实力派冯玉祥。


19日,天空飘起了大雪,掩盖了执政府门前的斑斑血迹。北京城里却是气氛紧张,各方都在开紧急会议。普里马科夫和他的同伴去见了国民军京畿首脑李鸣钟,他们提议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当李吞吞吐吐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并不愿介入此事时,苏联的军事顾问们觉得是撤换警卫司令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又去了李大钊家,见了前一天大会主席团的李大钊、徐谦、李石曾等人。苏联顾问做出决定,在国民军撤出北京之前,“赶走段祺瑞,粉碎‘安福俱乐部’。为此,必须劝导冯玉祥,要他召回李鸣钟,任命天津前线总指挥鹿钟麟为警备司令”。苏联顾问的计划被在场的人接受了。


4月9日,回京的鹿钟麟派兵包围了执政府和吉兆胡同段宅。第二天发布布告,说段祺瑞“祸国殃民,无所不至”,驱逐了段祺瑞,恢复了曹锟自由,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局。


苏联的军事顾问们究竟在3月18日的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苏联国防部的档案显示,苏联早有谋划:“苏联政府若是同意援助国民军,这对北方的政治局势可产生良好的影响,并且有助于中国反帝力量的联合。鉴于此,苏联政府于1925年3月21日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和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


寓公


4月20日,段祺瑞宣布下野,带着家眷和一批部属再赴天津。


此时的天津是下野政客们的乐园。上流社会的生活可谓迷人而有趣。人们津津乐道于日本总领事的招待会,前总统黎元洪的堂会或是逊帝溥仪的茶话会。毫无疑问,国内外政局总是这些聚会上的主要话题。若是逢着两位前总统徐世昌和曹锟的寿辰,两人的同僚旧部、亲友眷属纷纷前来祝贺,召开盛大的宴会。


相较之下,段祺瑞显得颇为寒酸──他没有自己的宅邸,住在自己的妻弟家中。更令客人们叫苦的是,他宴请客人亦是素席。他仍然自制力极强──喜欢玩麻将,以八圈为限,牌搭子们也得在晚上十点前散去。他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和下肢风湿症,为此不得不把两条腿浸在冷水里,以减轻痛苦。


当有人问他中国内乱不止的原因时,他的回答,不出佛教的因缘。他总是说,国家蒙受苦难,来自恶魔降世,除非将诸魔孽斩杀,否则不能终结苦难。也许,这位虔诚的佛教徒认为自己可以充当降魔杵。如今有一些证据表明,1928年底,他曾经试图恢复他的势力,为此还联络张宗昌向日本求助。(杨天石:《张宗昌穷途作乱,段祺瑞暗中支持》,《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


然而,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段祺瑞不得不面对生活上的压力。他的积蓄不多,为了量入为出,如今每月的日常开支,如柴米油盐以及烟圈茶叶之类,都要一天一天记在账本上,每月送他过目。家里的佣人是早就裁减了的,以致于有一段时间老部下昼聚夜散前来效力。(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


“三·一八”的鲜血似乎已经渐渐淡去,没有资料可以探究段祺瑞后来对此事的想法。不管是谁下令开了枪,不管是不是激进的党人们利用了青年的热情,不管是不是苏联人在背后使力,有一关是迈不过去的,那便是惨案发生后,《清华周刊》刊发的周传儒的质问:“纵令不为学生,而为暴徒,不为外交,而为内政,不为请愿,而为袭击,不为协作,而为破坏;以政府之威力,卫队之众多,阻之,驱之,捕之,何所不可?奈何对此数千赤手空拳之男女学生,竟下毒辣手段,索其性命,残其肢体,使之血肉横飞,亲朋惨痛。”


他每天早晨默诵《金刚经》半小时,可有为那些惨死的学生超度过?


“九·一八”后,日本人又有扶植段祺瑞之意。风传日本人要劫持他,于是蒋介石派人送亲笔信劝他南下颐养。1933年1月22日,火车抵达南京时,蒋介石通令少将以上军人,着军服至车站迎接前民国首脑。蒋介石本人则在下关码头迎接,执弟子礼(蒋曾是保定陆军学堂的学生)。南京的军政要员们都出席了蒋介石的招待宴会。段祺瑞深知蒋正是要以此打击日本人的气焰,他在向记者发表的对时局书面意见里说:“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两天后,他到了上海,在霞飞路的一幢公馆里度过了最后四年。


上海《申报》不失时机地报道,当日本以种种权力诱惑段祺瑞时,这位前临时执政表示,唯有日方先取消傀儡组织,恢复“九·一八”以前状态,才可以与之商谈。《申报》因此感慨万分:“而一般无耻汉奸甘为亡国奴,受某国指使而奔走者,亦大有人在。”谁又能想得到,这个以“亲日卖国”出名的北洋大佬,当年袁世凯召集内阁研究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唯独他主张动员军队,大不了与日偕亡。


段祺瑞去世两年后,吴廷夑撰写了《合肥段执政年谱初稿》,文末说“合肥之行藏,非一人之得失,乃关一国之兴替”。他还提出了一种可能:若还是段祺瑞一直当政,或许“九·一八”也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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