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了我一生的:俄罗斯妻子

1955年5月30日晚上,我遇到了一位漂亮的姑娘,而她最终成了我的新娘。真主是如此的眷顾我,把这位姑娘送进我的生活。

那是在我刚从高校毕业做技术翻译工作不久,我母亲惦记着我,从家乡来看我,借住在女职工宿舍。傍晚,我陪母亲到女宿室,见到一位金发姑娘正与两位女翻译交谈,室内还有几位女职工很好奇地围着。她便是刚刚到此工作的安娜。人们问她多大年纪了,她说17岁(安娜生日是6月18日当时未满18岁)。我母亲惊奇地说:“十七岁长这么高!”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黄毛丫头却成了她的儿媳。

我的夫人安娜.季米特丽耶夫娜.伏列宫托娃,出生在苏联,成长在中国,是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她皮肤白皙,金发秀丽,双目泛蓝,体貌协调;性情温柔,言语和善,举止大方,笑靥常现,是一位东西方美兼具的女性。

1955年5月安娜独自一人应聘来工作,时年不满18周岁。她的亲人移居到苏联的欧姆斯克州卡拉琴斯克。

我从事俄文技术翻译工作,与安娜在同一个科室,从相识.相处到相爱两年零七个月,彼此心心相通又相印。安娜很美,美得自然,丝毫不用打扮就会吸引著男人和女人的眼睛。男人投来的是爱慕的眼光,而女人则是羡慕,似乎还有点嫉妒!但真正的美是在她的心灵上。安娜心底善良,乐于助人,更能理解人。真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

我与安娜结婚已五十年,好像现在还在继续着蜜月,就像所有的新郎和新娘一样,我们相互着迷。可是早知会给她带来那么多磨难,当初又何必相识!但就像历史不能改写一样,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似乎命中注定。

那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她嫁给了我:1957年末,我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夜之间我成了被列入“另册”的人。无人与之接近,更不用说交往,何况是恋爱,结婚!是啊,那个年代在中国曾经有多少夫妻因一方被打成“右派”而离婚,又有多少恋人因此而分手。可是,当我告诉安娜我被定为“右派”时,她说:“'右派' 怕啥的!”这句话让我感激一辈子。

安娜思想单纯幼稚,她讲的这句话由衷地表达了对我的感情,但是在别人看来,她真的是太傻了。“右派”这顶帽子有多么沉重啊!

婚姻是爱情的花蕾。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灾难,愚蠢者永远不会明白这条人生情理。

我们于1957年12月29日登记领取结婚证书,31日结婚。我们没有新房,没有婚礼,更谈不上洞房花烛。我们是在市内一家旅店度过了新婚之夜。说起来实在寒酸!

不久,我被送去劳动改造,牛郎织女式的生活开始,坚贞不渝的爱情牵系着两个年青人的心。

后来安娜被调到另一单位的厂专家工作组,以后到该厂技术情报室工作。

1960年4月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安娜向单位申请到一间房子,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那时,我作为“右派分子”是没有资格享受分房权的。

安娜在家里是一位贤妻良母,孝顺的儿媳。我们有四个子女,一个一个地侍候大;我还有一位老母亲,从六十年代初便和我们住在一起,安娜一直侍奉老人到94岁去世。

“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娜遭到无端的审查,被怀疑为“苏修特嫌” 立案称“511案件”,受到长时间的监视,直到1970年才被解脱。 又受我的牵连全家被下放到乡下,在山沟里种地砍柴,主持家务,侍奉婆母,教育儿女。她从无怨言,黙默地跟我吃苦,就好像在改造的不是我而是她。

安娜是一个好职工。早在1956年就被载入青年社会主义建设者光荣簿。以后的二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任劳任怨,只是因为我的关系而无声无息。1979年3月我错划右派获得改正,她也又得到与别人同等的对待,重享真正的平等权利。1980年便被誉为三八红旗手,以后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安娜于1992年退休。

女人是男人的港湾。我为有安娜作我的妻子而幸福,而自豪。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她,难以想象我将如何。她伴随我“改造”,分担忧愁,支掌著家。我要说,委屈你了,亲爱的!

今年是我与安娜结婚五十周年。爱情无国界,无民族之分,我与安娜患难与共,同舟共济,无怨无悔,坚贞不渝,相濡以沫,永不离弃,相爱终生!“爱情的列车没有终点,只有永远”。

纪念我与安娜结婚五十周年和安娜七十周岁生日

写于2007年6月

一位“三0后”老翁 谢谢!(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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