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菲律宾华人“借力打力”的反抗斗争——讲述“摩洛人独立运动”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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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关注菲律宾“新人民军”叛乱——驾驭中菲关系的天赐利器 》中我们提到,原菲律宾人民解放军,或称第一代“人民军”,于上世纪50年代中前期被菲政府军击溃,其各级领导层成员多战死或投诚,而普通“人民军”成员,则在菲政府的“集群安置政策”下,被大规模迁移至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菲政府之所以实施这一“集群安置政策”,是与菲律宾久已有之的“南北分治”、“南部割裂地带”的政治现实相关联。 菲律宾南部,从菲中央政府拟定的行政区划上划分,包括民答那峨岛、巴拉望省、婆罗洲部分地区,自公元十四世纪以来,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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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菲律宾“新人民军”叛乱——驾驭中菲关系的天赐利器 》中我们提到,原菲律宾人民解放军,或称第一代“人民军”,于上世纪50年代中前期被菲政府军击溃,其各级领导层成员多战死或投诚,而普通“人民军”成员,则在菲政府的“集群安置政策”下,被大规模迁移至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菲政府之所以实施这一“集群安置政策”,是与菲律宾久已有之的“南北分治”、“南部割裂地带”的政治现实相关联。

菲律宾南部,从菲中央政府拟定的行政区划上划分,包括民答那峨岛、巴拉望省、婆罗洲部分地区,自公元十四世纪以来,一直是穆斯林民众聚居区。该地区民族繁多,仅拥有自己语言和文字的民族,就有萨马尔人、马京达瑙人、雅坎人、桑吉尔人、陶苏格人、巴乔人、巴拉望人等。这些民族有些属于纯阿拉伯血统,有些是阿拉伯与马来人的混血后裔,还有少部分带有或多或少的华人血统。在菲律宾的政治语言中,出于对南部地区及其原住民的蔑视,有意继承了原殖民宗主国西班牙人的叫法,统称其为“摩洛人”。这一称谓,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摩洛人”信仰***教。关于这一信仰的起源,国际公认是公元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阿拉伯传教士广泛播种的结果。国人所熟知的苏禄国王,就是这一时期该地区政权的统治者。史载,苏禄国王觐见明成祖朱棣,归途染疾,病故于德州。其长子归国继位,延续了该地区的土著政权。此后百余年,该地区政权与中国保持了亲密的朝贡关系。

公元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入侵马来半岛,以武力为后盾,强迫诸岛原住民放弃***教信仰,改信天主教。在这场以宗教名义展开的种族清洗中,数百万信仰***教的土著居民被屠杀,包括清真寺、圣墙在内的辉煌一时的***物质文明被涤荡一空。

伴随着西班牙殖民者的血腥清洗,“摩洛人”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武装反抗。仅在巴拉望一地,二十年间就爆发了万人以上的武装起义60余次,规模稍小的反抗运动不计其数。整个西班牙人统治时期,***民众的反抗运动此起彼伏,从未中断。同时,在激烈的宗教性质反抗运动中,“摩洛人”产生了最初的民族主义情感,为日后与美国殖民者、与菲律宾中央政府的对抗播下种子。

十九世纪末,在“美西战争”中取胜的美国人,取代西班牙人成为菲律宾的新宗主国。与此同时,反抗不断、烽烟遍地的“摩洛人”聚居区,也迎来了新的较力方。在最初,立足未稳的美国人采取绥靖手段,与南部穆斯林各政权分别签署了“自治协议”。但笔墨未干,美国政府就以土地法案的形式,实质上剥夺了穆斯林土著居民对南部土地的大部分所有权。世代在自己土地上生存繁衍的原住民们,被要求出让大片领土给北方天主教徒,而仅被允许保留一小部分土地供生存所需。至此,美国新主人和南部穆斯林原住民的短暂“友好”时光宣告结束,冲突与硝烟重新成为主旋律。

二战后,美国放弃殖民政策,允许菲律宾独立。这一政策值得肯定,但同时,美国将一直以来并未处于其实质控制下的南部诸岛,也“打包”交于新成立的菲律宾政府。美国人的慷慨,自然令以天主教徒为主体的菲律宾中央政府感激万分,但也让同样期待“独立建国”的南部穆斯林民众失望以致愤怒。从菲律宾建国之日起,北方天主教中央政权,或称“大马尼拉集团”,与南方诸岛的穆斯林原住民之间,就开始了绵延不绝的拉锯与对抗。上世纪50年代初,菲律宾中央政府以“平衡地区间经济差异”为借口,鼓动北方天主教民众移民南方,并趁势从南方各穆斯林地方政权手中夺取土地控制权。这也被看作是菲律宾中央政府与南方穆斯林地区持续对抗的起点。

第一代“人民军”的众多成员,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被当作北方天主教移民的“先遣军”,在强制和驱赶下,涌入菲律宾南方诸岛,主要是棉兰老岛。可以想见,在那片一触即发的政治空气中,“人民军”这个不速之客会受到原住民的何种对待。

作为“北方来客”,“人民军”虽非情愿,却不得不第一时间直面当地穆斯林民众。他们华人特有的外貌特征,他们异域的华音,他们乱而不散的组织阵容,都被当地民众当作现实的威胁。这毫不奇怪,当地人已经同“北方佬”抗争了四百余年,从来都是以临时聚集的武装对抗北方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北方来人从西班牙人换成美国人,从美国人换成“大马尼拉贵族”,无论相貌有何不同,敌意始终未变。这些“人民军”虽大都衣衫褴褛,手中没有武器,但谁能保证他们不是又一伙入侵者?

雪上加霜的是,“人民军”被菲政府军缴械后,并未获得任何物资供给,而原有的军需储备,也按规定上缴充公。在被驱赶到棉兰老岛上时,这些曾经的共产主义战士普遍两手空空,没有维持生存的最基本给养。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就地取材”,在陌生的地域划分领地,获取资源。当然,这些行为在当地原住民看来,无异于公然抢掠。于是,冲突在两个同样被菲律宾中央政府打击迫害的群体间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据联合国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至60年代末为止,菲律宾南部诸岛共发生穆斯林原住民与“人民军”之间的武装冲突3000余起,致伤5万余人,致死超过2千人。可以说,无论是对南部穆斯林原住民,还是对“人民军”而言,这十余年的血腥时光,是他们共同的痛史。而对于菲律宾政府而言,这一招“驱狼吞虎”的计策,可谓圆满成功:借穆斯林之手,不费一兵一卒,成功将曾经的心腹大患“人民军”余部削减过半;再凭“人民军”之力,沉重打击了南方的穆斯林地方政权(“人民军”虽向政府缴械,但以“人民战争”为理论构建的军事体制和组织程度,都不是处于政教合一、军民一体的南方原住民所能比拟的。故“人民军”虽人数较少,但在十余年的连续冲突中,除初期被动应战外,基本处于攻势状态,摧毁了当地数百个土著政权,并占据相当多的土地资源);更妙的是,政府军以“平息南方种族冲突”为借口,堂而皇之地开进南方诸岛,“解放”了许多处于自治和半独立状态的村落。简言之,穆斯林民众和“人民军”同时充当了菲政府的“双管猎枪”(基辛格语)。

这样沉痛而尴尬的境遇,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随着“新人民军”的兴起和以其为代表的菲律宾华人势力的崛起,而告一段落。“新人民军”自建立之初,就在理论上和组织上接受中共的指导,并紧随中共的“世界革命”步伐。从而不可避免成为一个亲华团体。同时,“新人民军”非常注重向菲南部地区渗透,并在当地发展势力。一方面,第一代“人民军”的余部经过常年和当地原住民的武装对峙,业已具备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正是“新人民军”需要的;另一方面,“新人民军”以民族主义为辅助理论,需要联合广大穆斯林民众,共同反对“大马尼拉权贵”政权。如此一来,第一代“人民军”与穆斯林原住民的持续武装对峙,在“新人民军”看来,就不合时宜了。

于是,在“新人民军”“华裔教习团”团长丰凯的全权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和解运动在菲律宾南部诸岛展开。这场运动,主旨是清算历年来“人民军”与当地原住民政权武装冲突的责任问题,并设法弥合双方分歧,消除冲突。经过擅长“群众工作”的“华裔教习团”的努力,特别是菲律宾政府军在此期间连续镇压婆罗洲原住民抗议活动而起到的反作用,绝大多数南方穆斯林地方政权和第一代“人民军”骨干分子,认同了“大马尼拉权贵集团”是武装冲突的始作俑者,而冲突双方则同为受害者。为了摆脱受压迫的处境,只有联合起来,面对共同的敌人,才能取得胜利。在这一清算过程中,为了拉进与当地原住民的身份,“华裔教习团”着重强调了“新人民军”的“中国”属性,向原住民灌输这样的观念:你们是阿拉伯子孙,我们是中国子孙;你们信仰***教,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教”;你们和我们是朋友,马尼拉是敌人。这一策略,受到“新人民军”领导层的默许与支持。

此后十余年,菲律宾南部“人民军”与原住民之间的冲突基本平息。大部分原住民认同了第一代“人民军”和“新人民军”在当地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视为抗衡菲行政当局的武装力量。当然,部分原住民依旧对外来势力的介入心存疑虑,但相比而言,菲政府军是穆斯林面对的最大敌人,也是当地激进分子的抵抗焦点。

这一时期,一个标志性事件,是马科斯政府实行《军事管制法》。这项法律的出台,为政府军大规模增兵南部地区奠定了法律基础。以此为开端,菲政府军全力介入南方诸岛,激起当地民众情绪的强烈反弹。不久,“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以及更为激进的“摩洛***解放阵线”、“阿布萨耶夫”等武装组织相继成立,与政府军展开血腥冲突。

在南部地区,政府军和各***武装组织的冲突成为焦点,给了“新人民军”难得的缓冲时机。要知道,在马科斯的军管体制下,除南部诸岛外的菲律宾其它地区,正开展对“新人民军”的大规模清剿行动。“新人民军”在极端劣势的情况下节节抵抗,很多地区的残部秘密撤至南部地区,期间得到穆斯林民众,甚至一些极端穆斯林武装组织的协助。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一时期,南方诸岛成为了“新人民军”的后方根据地,担负起物资补充和耗损修复的职能。

由于此前“华裔教习团”在当地已取得许多穆斯林民众的信任,为团结民众考虑,“新人民军”领导层授予“华裔教习团”对当地“新人民军”的实际领导权,并增派以华裔菲律宾人为主的“菲共少年团”、“长征联队”作为补充力量,一并常驻南部地区。当时,“新人民军”的领导层不曾想到,这些被派驻南方诸岛的组织,将在未来成为复兴“新人民军”的主导力量。

时间跨跃七十年代,在菲南部穆斯林武装抵抗运动愈演愈烈之际,“新人民军”因失去中共支持转而采取反华和强硬民族主义立场。由于派驻南方诸岛的“新人民军”组织多为华裔团体,故基本被排除在这一决策之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人民军”在菲北部各省频繁领导游行集会,并为参加议会大做文章;而驻守南方诸岛的各组织,则如同与世隔绝,继续在与当地穆斯林民众的交往中休养生息。

转折在本世纪初到来。“新人民军”在经历了政府军和美军的双重绞杀后,为求生存,进行所谓“零五改制”。以常年驻扎南方诸岛的“菲共少年团”书记阿斯巴尔德为首的华裔新生代登上“新人民军”决策层,开始了领导“新人民军”二次亲华、三度创业的艰辛历程。

由于“新人民军”的华裔领导层,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与南方诸岛原住民共同抗击菲政府军进犯,在当地交织起一张庞大的利益关系网。因此,“新人民军”与穆斯林自治运动事实上形成相互依托、相互扶植的战略态势。特别是,因“摩洛***解放阵线”、“阿布萨耶夫”等激进组织的不明智袭击行动,造成国际社会对整个穆斯林自治事业的抵制,从而严重影响了南方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而“新人民军”通过其华裔领导层,构建起联通全球华商的贸易网络,对南方诸岛无异于“财神下凡”。

当然,利益是相互的。在国际社会的重压下,菲律宾政府在坚持打击“恐怖组织”的同时,不得不放松对南方穆斯林地区的打压,并在行政体系内,给予当地一定的自治权。而这样的空间,正是“新人民军”及其所代表的华裔商业利益所需要的。借助南方诸岛的自治空间,“新人民军”首次得到政治性庇护,并以此为基础,拓展自身的影响力。

这场政治空间与经济利益的结合,不仅成为“新人民军”发展的基石,同时,越来越成为华裔菲律宾人,特别是广大被排除在“大马尼拉权贵”圈子以外的菲律宾华人对抗歧视性经济政策的武器。近年来,每当所谓“摩洛人独立运动”高涨时,菲政府必定出台一些有利于华人的社会经济政策,以此换取华裔菲律宾人对政府的支持。

至少就当下而言,这部台上台下心知肚明的“借力打力”好戏,还要被百万菲律宾华人继续唱下去。至于唱得好坏,作为海外华人坚实后盾的祖国,自然不可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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