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之杀害汤化龙,一次张狂的政治杀戮

一、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立宪党人是其最关键的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不妨去想一想,决定晚清是否存亡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行将朽木的清王朝,也不是革命党人,而是士绅阶层,尤其是长江流域一带,更是如此。比如风卷江南的太平天国运动,终结它的却是一帮江南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群体。曾国藩是南方士绅阶层的代表,对于他们而言,清政府再有千般不是,总比洪秀全等这样给整个江南带来浩劫的人要强。反过来,农民上台以后,最热衷于的事情就是杀戮这些士绅知识分子,比如朱元璋等。

同盟会组织的起义有十余次,但每次均告失败。是清政府太强大了吗?不是,同盟会的起义几乎都是依靠会党组织,同盟会的领袖有如洪秀全般一样,起义不过是为了改朝换代。对于士绅而言,这没有他们的事情,他们何必去响应?直至黄花岗起义,同盟会最大血本的一次拼搏也只是伤亡惨遭收场。

是谁唤起了社会各界人员参与革命,这其中还真得算得上立宪党人的功劳。所谓立宪党人是支持清政府的说法,不过是同盟会的攻击之词,立宪党人几乎没有人愿意支持清政府,他们只是在不同于同盟会的战场上和清政府抬杠,并且取得巨大的成绩。这个成绩就是唤起了社会各界的民众,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基础。

立宪党人利用清廷末期的改革运动,掀起了规模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为首者多为江南士绅中最具有影响的人物,如如江苏张謇、湖南谭延闿、杨度、湖北汤化龙、四川蒲殿俊、罗纶、浙江汤寿潜、天津孙洪伊等。相比于流亡海外的革命党,这些宪政派人士似乎更懂得现代宪政制度。在1909年到1911年之间,这些人先后发动了四次国会请愿远动,参与的民众多达上百万人,更有甚者,后来就连清廷的19位总督、巡抚、将军都联名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动从根本上撼动了王朝的统治,而清廷却因为他们合法的身份无法下手去镇压他们(只有天津学界代表温世霖遭到流放新疆处罚,但其在流放途中受到各界人士包括官员的热情款待)。

国会请愿运动完毕,湖北的汤化龙、四川蒲殿俊等相约继续找茬发难。1911年5月的铁路国有化政策给了他们新的机会,以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等人为首,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后来为四川立宪党人接棒,最终导致了清廷的灭亡。

二、

立宪党人并非一个真正的政党,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究竟发挥多大作用,每个人评判的结果也许并不一样。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功劳和同盟会的功劳是此消彼长的,一方功劳大,则意味着另一方的作用就要小,这是一场扯不清的口舌之争。湖北的汤化龙也许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人,他是晚清的一名进士,但后来却又自请去了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对现代宪政有了更专业的认识。回国后,他当选为湖北咨议局的议长。他在位期间,没有替清廷说话,却不断向清廷抬杠,是国会请愿运动、保路运动的核心人物。

汤化龙没有直接参加革命党,但他暗地里资助湖北的革命组织,提供资费给刘复基(文学社主要负责人)考察武胜关的地形。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汤化龙于第二天参与了武昌革命政府的组织工作。我们历史书上往往把这称之为汤化龙来窃取革命,但这个时候窃取革命,似乎也太早了。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全国仅有武昌的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革命军人才1000余人,而武昌地处交通要津,清廷的大军随时可以开拔来镇压革命。而这个时候,孙文还只是在美国某地喝咖啡,即使知道了武昌起义的讯息,也没有打算回国,而是继续游走欧美。

汤化龙加入革命政府,除了动员武昌商团参加革命阵营外,还倾尽自己的财力为革命政府提供资金,并参与组建了革命政府,汤化龙本被提名为都督,但他表示不懂军事,只愿意担任民政长。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他建议黎元洪担任都督。

当时的情况确实十分危急,黎元洪不想搭上自己全家的身家性命。汤化龙的出山给了黎元洪很大的说服力和决心,三天后,黎元洪也下定决心,和革命党人共生死。

也许有人说了,你爱干不干,别不识抬举。说这些话的人有些不腰疼。对于黎元洪来说,革命是骤然而至的,即使是其他革命者,也多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才萌生革命之意的,而当时的情形非常危急,要他这样的前清官员在三天之内完成思想的转变,是需要很大决心的。

事实上,黎元洪、汤化龙等加入了革命,才使得这场革命有了成功的可能。汤化龙以湖北咨议局的名义向全国发布通电,要求各地响应革命,推翻满清。这份通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各地咨议局,尤其是南方各地的咨议局接到通电,纷纷要求当地官员独立,或者策应革命党人起义。在南方大多数省份,立宪党人在当地的革命中都发挥了主要的或是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与立宪党人的核心人物汤化龙的示范作用有着莫大的关系。

汤化龙和黎元洪的加入,对于稳定武昌的战局也是非常重要的。汤化龙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各国领事交涉,换取他们的同情。更重要的是,他还利用其弟弟汤芗茗在海军供职的关系,在战局最关键的时候,说服了海军的倒戈。这些都是极其艰苦的武昌保卫战不可或缺的力量。

后来,汤化龙随黄兴一起去了南京,参与组建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任命其为法制局副总裁,但他没有接受职务。他认为自己和孙不是一路人。

三、

中华民国成立了,在这个新的共和制国家中,却有着两大左右初生的宪政民主生死的两大阵营,北洋系的袁世凯,和具有浓郁帮会情结的孙文。对于这些热衷于宪政的知识分子而言,这都不是他们的选择。以海外归来的梁启超、国内的汤化龙为首,一个新的政党开始组建了,那就是民初的进步党。这个政党曾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推进宪政的政党,在反对袁世凯复辟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帮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终究不能在军阀和黑帮中的夹缝中生存,最终是以悲剧收场。

民国初始,有的人忙于权力博弈,却也有一批试图在有数千年专制史的土壤上推进宪政的人士,他们的代表是进步党的梁启超、汤化龙,还有国民党的宋教仁。汤化龙和宋教仁虽然分别属于争锋相对的两大政党,但他们却有着不错的友谊。武昌起义期间,他们携手制定了第一部约法《鄂州约法》。也许是文人惺惺相惜,当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时,虽然不同政党党魁的汤化龙尤为悲愤,写下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讫,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民初的政治中,袁世凯、国民党和进步党是错综复杂的三者关系。在议会中,进步党和国民党是争锋相对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进步党之间的仇视是显而易见的。两党虽然都不喜欢袁世凯,但却都想要依附实权在握的袁世凯。1913年5月,当第一批反对袁世凯的力量准备起义的时候,国民党选择了和袁世凯站在一起,出卖了由共进会和工党组成的起义队伍。在陈其美的告密后,严阵以待的袁世凯军队轻易地消灭了进攻制造局的起义军,残余的人并不知道是国民党人的出卖,反而逃到了国民党人李烈钧控制的江西寻求庇护。李烈钧将这十几个人全部送给了袁世凯,徐企文、柳人环等在酷刑之后全部遇害。在以文人为主的进步党和以帮会和部分实权人物组成的国民党之间,袁世凯显然知道谁是最大的危险。国民党送给袁世凯的礼物没有让他领情,很快袁世凯和国民党人决裂。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结果丧失了自己的大部势力。

没有了国民党人的议会,进步党人虽然少了议会的对手,但他们就要独力去承担对抗袁世凯专制的责任。他们显然没有这个能力,当袁世凯决定复辟帝制的时候,曾经支持袁世凯的进步党人又成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最重要力量。1915年底,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策划了云南起义,而同为进步党首领的汤化龙同月也离开北京,组织反袁。在护国军进展最为艰难的时候,汤跑到了长沙找到时任湖南将军的弟弟汤芗茗,劝说其反袁。这位曾是袁世凯最亲信的将军之一的汤芗茗最后决定反袁,其五将军通电彻底终结了袁世凯的政治生涯和生命。

护国战争之后,南北重归统一,汤化龙再任国会的议长。1917年府院之争,汤化龙支持时任总理的段祺瑞。当一部分以国民党为主的议员南下,组建护法政府的时候,汤化龙继续留在北京。汤留在北京是无可厚非的,尽管北京的段祺瑞没有恢复原议会,但毕竟没有废除议会制度,而是重新设立临时参议员,北京政府依然是各国承认的合法政府。而广州护法政府的组建,其实也是违背了临时约法,其到会议员大部是国民党员,其在广州是领着国民党派发的薪酬。两个议会之间,并没有谁有道德上的高点。汤化龙加入了段祺瑞内阁,几个月后,内阁辞职,汤化龙去了加拿大等国,一边游历考察,一边思考自己和国家宪政的道路。

四、

进步党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推进议会政治。虽然他们在民初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以他们为核心推翻了袁世凯的帝制,但这帮文人是保护不了自己的。1915年,进步党中知名记者黄远庸在旧金山一家餐馆用餐时候,背后两声枪响终结了他的性命。

黄远庸也许至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死。他作为新闻记者,曾经批评过许多权贵。直至60多年后,凶手刘北海临终前才道出实情,他是奉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命对黄远庸下手的,因为黄曾批评过他们的领袖。

有人提醒汤化龙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可是汤觉得自己一个脱离政治半年多人党人,有谁会对他刻骨之恨呢?1918年9月,汤化龙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和朋友一起去步行,刚走到中华会馆门前,一名男子冲了上来,对其腹部、口中分别各开一枪。凶手后又追杀其他人员未果,被当地警察包围,凶手开枪自杀。凶手为国民党员王昌。

汤化龙的遇害引起了国内各界人士的愤怒,纷纷谴责这一恐怖行径。民国政府宣布要查缉凶手,汤的遗体被运回北京,并举行公祭仪式。而凶杀案的另一当事者,只能将其定做铁案,宣传汤是袁世凯的余孽,是为段祺瑞的走狗等等。这种声称是说不过去的,因为袁世凯复辟前,他是合法总统,而袁要复辟帝制的时候,汤当即辞职。至于和段的合作也不能成为被杀害的理由,更何况,不久之后,杀他的凶手方很快和段结成了三角联盟。汤当时只是一个下野的政客而已,对凶手方已然毫无威胁,他的被害不过是对方的报复泄愤罢了。

尽管国民党方宣称这是凶手的个人行为,但孙文还是将凶手王昌的遗体被高调地迎接到广州,以党礼的规格安葬在黄花岗。王昌身边躺着的是牺牲在推翻清王朝的起义义士,而他被称之为“爱国华侨”,因为他在为党首除掉过去的对手、也是武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遇难。在我们所看到的大多史料中,汤被格式化地称为投机政客、军阀帮凶,谁叫他死于孙文之手呢?汤后葬于家乡湖北浠水,其墓地文革期被毁,因其无统战价值,此后并无复建。

汤化龙之死,标志着民国的议会政治基本终结,那些曾经大力推进

议会政治的几位旗手,宋教仁、汤化龙相继遇害,仅有的梁启超也从此消沉。一个由辛亥革命无数义士缔造的共和制民国,只剩下了大小军阀们在演绎和厮杀,直至这个国家遍体鳞伤。那曾经为宋教仁而写的挽联,又何尝不是他自己乃至中华宪政之梦的挽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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