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 第二部分 弘光朝廷的建立 13.弘光朝廷内部党争的激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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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打入另册,列入《明史》奸臣传是毫无道理的。至于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马士英热衷于权势,这在明末官场上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在政治态度上,他原来倾向于东林—复社,陈子龙自撰年谱云:“贵阳(指马士英),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其人傥荡不羁,久历封疆。于门户之学,非素所深研也。”杜登春《社事始末》说:“南中建国,贵阳马士英为娄东(指复社首领张溥)好友,一时拥戴窃柄,甚引重东林,起用钱(谦益)、徐()、陈(子龙)、夏(允彝)诸君子。……复社中失节者(指在北京投降大顺政权)贵阳阳加叹恨,阴为矜怜,悉欲置末减。及福藩恣用私人,搜罗珰孽,而阮大铖辈尽起而谋国是,外则附贵阳以招权纳贿,内则实为珰人翻局之计。”东林—复社人士抨击马士英最激烈的是他起用阮大铖。由于阮大铖名列崇祯初魏忠贤逆案,于是把掀翻逆案作为马士英的一条主要罪状,全线出击。然而,这条罪名能否成立很值得研究。

第一,阮大铖为人小有才,本非志节之士,这是一回事;他的列名魏忠贤逆案是否恰当又是一回事。归庄写道:“怀宁阮大铖,初本清流(即东林),……阮在垣中(六科给事中)资既深,佥都御史左浮邱(光斗)其同乡也,因欲其掌科,而高邑冢宰、无锡都宪疑其人,以为不可;嘉善魏廓园(大中)初还朝,即转吏科都给事中。阮谓资应属己,而魏夺之,遂激而入邪人之党。……激成阮入彼党,未始非失计。盖阮实有可用之才,惜诸君子无使贪使诈之作用也。”当魏忠贤声势煊赫之时,阮大铖并没有明显的劣迹,在朝时间也极短。他之所以列入“钦定逆案”原因是崇祯帝继位,魏忠贤刚刚垮台,朝廷上两派势力的争斗尚未明朗化,阮大铖急于入朝做官,草拟了两份内容不同的奏疏,一是专攻魏党,一是所谓“合并共算”,也就是既攻魏党又攻东林。他派人把疏稿送往北京请友人杨维垣相机行事。不料,杨维垣取己所需,把后一疏封进。这件两面开弓的奏疏通过邸报流传后,东林人士为之大哗。阮大铖因此以“阴行赞导”的罪名列入逆案第三等,永不叙用。

平心而论,东林—复社人士门户之见极深,他们把阮大铖打成逆案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说他谒见魏忠贤后随即行贿给魏的门子赎出名刺,就是莫须有的罪状;说他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即辞职还家是早已看出魏忠贤必定垮台,更站不住脚。阮大铖在魏忠贤垮台之后还看不清政局的走向,怎么能说他在天启年间就预知朱由校会短命、崇祯帝将即位?总之,“阴行赞导”的罪名难以成立。阮大铖触霉头是在崇祯初出于投机得罪了东林党人。王思任说他“时命偶谬,丁遇人疴,触忌招諐,渭泾倒置,遂放意归田,白眼寄傲,只于桃花扇影之下,顾曲辩挝”。阮大铖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这在当时的留都也是极平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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