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 第一部分 明朝覆亡后的全国形势 12.清军占领北京和大顺军西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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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清军占领北京和大顺军西撤


大顺军败回北京以后,李自成曾经考虑过据守北京,二十七、二十八两日采取了备战措施,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但是,经过斟酌,大顺军领导人终于决定放弃北京,主动西撤。这是因为大顺军在北京地区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踪而来的清军一旦围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物和败回兵将就可能成为瓮中之鳖;加上城内居民亲眼看到大顺军败阵而回的狼狈情况,讹言四起,潜在的敌对势力也待衅而动。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断然决定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率部西撤。离京前“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同时下令放火焚毁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大顺军撤退时,“城中扶老携幼西奔者络绎不绝”,一些明朝降官如龚鼎孳、涂必泓等人也自动随军西行。这说明大顺政权在当时仍有相当威望,城中官民对此后局势的变化尚难逆料。

清军在山海关地区作了短暂的休整,即向北京进发。四月三十日晚上,多尔衮在蓟县获悉大顺军已经撤离北京,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火速追击,目的是进一步重创大顺军,尽量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金银财物。他自己率领部分兵力于五月初二日由朝阳门进入北京。当时北京城里的官绅士民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等情况,纷纷传说吴军杀败大顺军,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因此准备了皇帝的卤簿法驾出城迎接。没想到昂然而来的是清摄政王多尔衮,许多人大吃一惊偷偷溜走,少数官僚则将错就错地把多尔衮迎入劫后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爱新觉罗皇室脚下。

五月初八日,清军在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城东追上大顺军。李自成命蕲侯谷英率兵阻击,被清军击败,谷英阵亡。接着,清军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再次获胜。大顺军在畿辅已无法立足,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追击的清军于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京师的再次易手,在明朝官绅中又一次造成重大的影响。大顺军进京时绝大部分明朝官绅都报名请用,清兵占领北京后相当一批汉族官绅出于民族隔阂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杨士聪在一封信中就说:“弟联南来缙绅不下百余人”;“昨闻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余艘。乐哉诸臣,幸得免于一留再留”,其他先后南窜的官员为数当更多。顺治元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在奏疏中写道:“大清入来,规模宏大,安民和众,恩已着矣。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见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他建议“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兴朝第一急务也”。在争取汉族缙绅势力上,清廷显然技高一筹。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随后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又以从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绅曾经投降“闯贼”而大兴“顺案”,都使相当一部分官绅大失所望,另寻出路。多尔衮进京初期比较谨慎,遇事多听从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僚的建议。为了取得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他以为明帝复仇讨贼相标榜,进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大顺政权,多尔衮不失时机地广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朝绅荡涤前秽”。“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不久又进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这就是说不管是东林一复社党人还是魏忠贤阉党,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政权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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