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 作品相关 3.我与明史(代自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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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变动的内幕有时很难说清楚,我离开史学史组决不意味着白先生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后来他曾两次找我谈要我回史学史组,是党总支没有同意。在史学史组待了一年,即1961年9月到1962年8月,最大的收获是认真阅读了上述几种明史基本史籍,还在中国书店买了一部木刻本的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石印本昭梿的《啸亭杂录》、线装本魏源的《圣武记》以及中华书局排印的“晚明史料丛书”等著作,自行研读,基本上掌握了明代历史的线索,也培养了我对明清史的爱好。这以后工作岗位虽屡经变动,仍不能忘情于明清史。如1965年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的《对朱元璋政权性质转化问题的商榷》一文就是当时的“业余”作品。


离开史学史组以后,系里把我调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1965年暑假后,我作为历史系三年级的班主任和同学一道赴山西长治参加农村“四清”。在乡下期间,接到系里通知,学校成立了外国问题研究所,我和系里三位更年轻的教师被调到外研所美国问题研究室。到1966年6月从长治回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铺天盖地而来,校内是一片揪斗的肃杀空气,按编制说我已属外研所,在那里领工资,但我当时正担任班主任,惟恐三年级同学误以为我逃避斗争,所以回校后仍在历史系参加“文化大革命”。幸好,我同“史三”同学关系不错,没有受什么冲击。


在历史系参加的“战斗队”是个“老保”组织。几个月后造反派“师大井冈山”夺权,“老保”组织纷纷自动瓦解,我就到外研所去参加“运动”了。外研所自然也是“井冈山”一派掌权,我这个新来的归附者只是奉命写大字报、抄大字报。接着是“复课闹革命”,外研所也恢复了部分工作,上班时我们室是阅读新到的美国报纸、杂志,从中选择问题,整理成系统的资料。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为什么在“文革”那样禁锢的情况下,会允许外研所花费宝贵的外汇订阅多种外国刊物(除美国问题研究室订阅美国报刊外,外国教育、苏联文学、苏联哲学三个研究室也订了不少国外相关报刊),而且在当时也没有一个上级部门过问我们的工作。这样糊里糊涂地跟着转了几年。


混到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我可是大彻大悟了,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的副主席竟然叛国出逃,“文化大革命”的荒谬和不可预测已洞然于心。从此我除了上班时间勉强应付外,星期日和业余时间就用来研读明清史。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历史系资料室管理员马国靖先生,那时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都一概封闭不准借阅,我私下找着她,请代帮忙借些书看,她毫不推辞地答应了,让我在下午下班后系里师生都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带我进入资料室挑选书籍藏在大书包里带回宿舍阅读。读完后又以同样方式请她换借其他书籍。这种秘密活动如果被发现,马先生是要吃大亏的,幸好每借一次书总得隔相当一段时间,持续的时间虽长,却从未被人撞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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